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祸不单行的是，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在强震和海啸的双重打击下，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这次复合型的灾难，不仅重创了日本经济，也对菅直人政府的执政能力形成严峻考验。在救灾过程中，日本政府有应对不力的表现，引起了公众的批评。这次事件对国际关系也有影响，抵御自然灾害，维护非传统安全，成为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所在。
近年来，全球自然灾难频发，这应当引发我们足够的重视。就我国而言，灾难的形态差异还比较明显。这种形态的差异，固然因为有着广袤的领土，更重要的则在于中国复杂的地理形态——地势高低不平落差大，地形复杂多样不均匀。
数千年以来，复杂地理生态滋生的自然灾难都是在单中心的治理模式下得以应对。在单一制的国家架构下，无论哪里发生重大的灾难，原则上都需要层层上报，在救灾部署完成后才能展开有效的援助。
就突然性灾难而言，不管是预警，防范还是救援，需要的是应急反应，需要的是临时决断。只有本地力量，才能快速做出反应，并有效的介入灾难救援。令人深有痛感的是，当前西部地区的普遍生态基本呈现出弱政府和弱社会的双弱局面。面对突然性自然灾难，往往是心力不济，无论是政府架构，还是本地人士往往有心无力。基本只能寄望于中央—省—市政府这一根大管子输送援助。
而当前社会对于救灾的想象也仅仅止步于捐款捐物。事实上，除了捐助，我们对于社会性援助还需要拓展想象力。它不仅只是配合政府完成行政任务，抑或良心上的自我安慰，更重要的在于夯实本地社会，以对潜在的灾难有所准备，有所预警，有所防范。
就此而言，台湾九二一地震后的应对方式值得大陆社会深思和借鉴。其基本精神，是将地震危机转化为社会改造进步的转机。透过社区再造的理念，配合地方政府，同时让本地人参与进来，共同完成灾后重建与社会改造。除了政府的反应机制外，最需要关注和扶持的是社会建设，根据本地化原则，用健康的现代理念和资源去培育本地的救灾重建团队，使得无论什么灾难来临，社会能健康有效地配合政府，不至于瞬间失序、失效或失控。而这一切有赖于政府对于社会援助的开放态度，也需要当前社会援助自身拓展更多的想象力。
如果我们没有灾难自救机制，不能迅速地对灾难做出有效反应，那么每一个灾难点就是一个让我们悲哀的标记，一个根本上拒绝我们接近的地点！究其核心，则在于提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系统协调能力。在灾害来临的时候，社会本身能够合理有序地调配各种力量和资源，实现自生、自救、自强，才是社会制度优越与否的核心考量。
而从根本上讲，如何克服过度汲取型发展路径的弊端，消除重大隐患，是巨灾尤其是本次日本核事故带给人类的沉痛教训。面对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人类仍然离不开核能，但无人能够保证核事故不会重演。摆脱工业文明的困境，采取生态文明的新生活方式，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或许是世界未来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