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陕北黄土高原的骥村（化名）是当下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西北村庄，它所在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它所在的镇共有19个村，当年的乡级扶贫对象有四个村，骥村是其中一个。
这个普通的村庄历史上却曾有过令人瞩目的辉煌，让它名声在外的有两件事：一是出了以“光裕堂”为首的有72户之多的马氏地主集团，使之成为名门望族聚居之地；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当年转战陕北时，曾在此驻扎数月，从而有了“老革命根据地”之称。
如今，当年的声名远播和重要地位都已烟消云散，这个归于平静和平凡的村落如同千百个普通村庄一样，默默地在厚重而绵延的黄土梁峁中过着自己的日月。
都是受苦人
在骥村，农民称自己为“受苦人”。回忆起过往的生活，似乎每一个被访问者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苦痛。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困窘和不适体现为贫穷之苦、劳作之苦、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之苦、性别区分甚至身体残疾之苦。饥饿是贫苦最突出的表征，在骥村人的讲述中，这类痛苦的记忆，从能够记忆的年代起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
人们的“苦”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或来自生存环境的恶劣，或因为家境不好，“先人没挣下”，后人只能在地里“受苦”；或者由于身体残疾，连个“婆姨”（媳妇）也娶不上，成了“凄惶人”；妇女们所讲述的“苦”似乎更无从归因，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是妻子、是母亲，她们就注定要受生育之苦、劳作之苦和地位低下带来的种种苦难。因而，她们的苦似乎是与生俱来、命中注定的。
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的几年时间中，骥村是一个相对平静、似乎无事可陈的社区。这种平静大约持续到下一个运动——“农业合作化”到来之前。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从“变工组”“变工队”开始的，“三户一个组，两户一个组，个人找对象”。入社的方式是农民将各家的牛、驴、羊等牲畜，犁、耩子等大农具和籽种进行“股份定价”，作为投资交给集体，此外就是劳动力投入了。其实，“变工”作为乡村互助的形式早已存在，其实质是劳动力、畜力、生产工具的交换与共同使用。然而据一位土改时入党、最早响应号召带头开始搞合作化的老干部回忆，即便如此，“那阵思想都接受不了”，需要干部和积极分子“慢慢劝导”。
如果说初期的合作化以说服教育农民为主，而且还有传统的“变工”互助作为基础，因而是一个相对自然和顺利的过程，那么，后来的“小社”（初级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就带有更多的强制性了。按照一位老党员、“变工队积极分子”的话说，“思想上一气给他控箍着了，一气给他传达呢，不能叫他退股……初起入的时候自由着了，入后就不自由了，不能退了嘛。”到了1956年，“那就你非入不行，箍定（限定）了，不入不行，上边就是这么个政策。”最后的结果是“入了社，家里甚也没了。没入社单干时还有点余粮，以后一年不如一年，分的赶不上吃了，到1958年那阵，就底垫完了”。
农业社，从根本上改变了骥村人延续数十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把属于家户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牲畜、农具和种籽集中起来，作为共同财产；由一家一户的劳动和临时性变工互助变为集体劳动；由自给自足地获取土地收成变为通过记工分实现集体的按劳分配。对许多农户来说，干了多少年、盼了多少代才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捂热就归公了。而这一切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正如村民回忆的：“国家一个号召下来，你能咋了？你一个人能抗硬（强硬）了？我说是我不愿意，那能了？……上边来工作组，上边指示，主席指示下来的，你能说你不愿意了？……集体化的时候捣（敲）起锣嘛，早上该几点下地，这个锣一捣，就传开了，噢，地里受苦人就起身了，就赶紧走，到时间了，怕迟了，人家去得早的，头你到地里人家都动弹（劳动）上了，你还这儿走呢，就给你扣分了。那国家的办法可多了。”
女人家苦太重了
在中国革命中，妇女问题总是与阶级问题相提并论的，妇女解放一直被认为是终结阶级压迫、进而是解放全人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因而，农村的集体化过程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就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容和意义。另一方面，性别分工、社会地位等造成的记忆和讲述的方式、特点存在着性别差异，虽然他们都身经苦难，都以“受苦人”自称，但是，男人女人对苦难的感受和表达却有所不同。骥村妇女被问及关于政治动员、土地转移和家庭财产计价等重大问题时，常常很难像男性村民那样给予明确的讲述，她们的回答大多是“不晓得”“不记了”“那你得问老汉去”；就重大历史变迁和公共事务向女性亲历者发问时，我们仿佛面对着历史迷雾后面无法看穿的暗夜。
然而，骥村女性对于农村集体化的经历、感受和记忆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的：“婆姨（已婚女性）、女子（未婚女性）都下地”——集体化对女性而言，最大的转变是她们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家庭私人领域进入村社集体的过程。实际上，女性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表述，只有当这些经历与她们有切身的关联时才会浮现出来。具体而言，这段历史是通过她们的身体、情感，即对病痛的记忆、对养育孩子的记忆和对食物（亦即饥饿）的记忆而得以再现的。
从以户内活动为主的家庭劳动转变为户外集体劳动，对女性而言，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的转换，事实上也是劳动量的增加。集体化以后，妇女除与男子一样必须按时出工劳动外，传统性别分工的角色并未改变或由他人分担：做饭、洗衣、照顾孩子、纺线织布、缝制衣服和鞋子等工作依然全部由女性承担。在农业生产劳动中，虽然从初级社开始直到人民公社解散，作为分配依据的工分始终是女性低于男性（入社之初，妇女最高是5分，人民公社时期最高为8分；男子最高一直是10分），可妇女在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上并没有受到照顾。一位女性村民回忆：“女人家出去修梯田啊，打坝啊，顶男的，不顶男的也可以着了……那也受罪了，可熬（累）了……（我）二十几上就有了病了，（问：什么病？）那就说不来。心脏病，心脏不舒服，一满（完全）不能沾响动，一沾响动，我就解不下了，就难活（受）了，心就跳得呀，就难活了。” 虽然不同的被访者关于身体的疲劳和病痛有不尽相同的记忆，但谈及病痛原因时，她们比较一致地归结为“苦太重了”。
婆姨们每日参加集体劳动所遭遇的另一种苦难，是作为母亲无法正常地喂养和照料年幼的孩子。一位母亲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泪水涟涟：“我们那大女子那阵还和老人一搭里，老人还给照了。头二女子就不给你照了，你早起走了，放到这炕上，头黑地回来还在这炕上放着呢，你回来，那娃娃就一满哭成个屎卟崂（指孩子大小便滚一身），急得我哭鼻打水介。”母亲对于孩子的牵挂心痛不亚于身体病痛带来的痛苦。
骥村女性关于食物的记忆实际上是饥饿与食物匮乏的记忆，挨饿的经历当然不限于女性，所有经历了食物短缺时期的村民都会清楚而生动地表达饥饿的感受。而妇女由于其传统性别分工所规定的为全家准备食物的角色，对于食物的感受更为深切：“头后排（后来）啊，就一满（全部）集体化，家里别安锅，别安粉盆（面盆），大灶上人家做了、咱们打了嘛。拿这么个罐罐，一个人一马勺，拿罐罐提去，有瓜，穇穇，黑豆拉成穇穇，高粱、山芋拉成穇穇，那还吃惯了，觉得好吃，饿着了嘛。”
紧了，饿了
饥饿的感受和对此感受的回忆也通常并不限于女性自身，而是以家庭为叙述单位的。饥饿是构成“受苦人”经历的主要部分，因而也是苦难讲述的最重要内容。骥村人关于饥饿的记忆几乎贯穿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整个历史。老人们能够清楚记得的饥荒之年是1947年到1948年春天，因为当年“跌下年成”（指灾年），加上胡宗南的部队进攻陕北，兵荒马乱，村民无心好好耕种，导致冬春季节的饥荒。土改之后的几年属平常年景，人们较少谈及。而从1956年合作化运动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饥饿的记忆几乎伴随始终。“成立大合营了（合作化），这婆姨们都去（地里）着。小变工组的时候，婆姨女子不去，去得少，那阵不强箍嘛。成立大合营了你非去，不去了不给你吃，不给你喝，不给你分粮，甚也没你的，打下的东西，受苦来的东西，就没你的。那阵可受了，一满饿得昏起（头晕）。”
从村民的讲述中还可以发现，虽然饥饿是持续存在的状态，人们在很长时间中都吃不饱，但饥饿的程度还是有阶段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政治和政策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旧前死规定三分自留地，任何人不能多留，咋刘邓路线那个时间，下放土地就能多留点……那阵连掏荒地带留地那就可以了，就打（粮）得不饿了。可后排又饿了，后排又紧了，后排就这社教啊，下放土地，贪污浪费，咋整顿了。社教来的这工作人员各生产队都住着了，咋把这（地）又收回去了。来些工作组，收回去了。到‘文革’时又饿来了。”
从这些亲历集体化过程的女性的讲述中，我们今天依然能够体味到苦难的沉重。中国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并非名实相符，它与传统的合作互助方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集体化、集中化而非真正的合作化。因为合作互惠的前提或基本条件是自愿和自主，而“农村合作化运动”所达成的农村合作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却是强制的结果，是被剥夺了退出权的原子化农民所组成的集体。不准退出当然不是真正的合作化，甚至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化，而只是“控箍”造成的集中化。这种集中化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顶峰，而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达至最大。
农业集体化过程奠定了日后进一步集中化的农村组织——人民公社的基础，换言之，人民公社这一经济、政治、文化的极权组织是在“合作化”道路上的延续。虽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骥村人与中国农民一样又经历了多次运动，但“农业社”的名称却一直保留下来，而且一直沿用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村民们把这一改革过程称为“烂农业社”，如一位村民感慨的：“唉呀，一下解放（改革开放）了，一下单干了，把人可都畅快美了。”然而，时至今日，村民们依然称自己为“社员”。
《中国改革》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