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似乎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从而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的真正崛起的时候，国际学术界围绕着如何解读当前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争论。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等著作，描述的是一个探索出独特现代性道路的中国形象，这与所谓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国内外的左翼论述形成了强烈的共振，而仍旧有相当的学者对于中国的崛起表示审慎的怀疑或强烈的批评，甚至认为这种靠低人权优势发展的崛起，投射的仍然是一个古老中华帝国的专制迷梦，是违背普世价值的新威权主义。在这样的时刻，来阅读刚刚面世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博士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的中文版，对于中国的知识界乃至普通公众尤为必要。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英文版出版问世于1995年，修订于2004年，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讨论了中华帝国的遗产与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等四个核心议题。作者的论述重心放置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的重建、治理与危机。根据译后记的介绍，早在1965年，李侃如就开始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师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鲍大可。1976年夏，他首次访问中国，唐山大地震之际正好在北京，赶上观察毛泽东时代的谢幕时刻，之后在推动中美关系进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李侃如教授一直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和商学院执教，讲授中国政治课程。从这些简略的介绍可见，李侃如继承了美国第一代中国学学者如费正清等的学术遗产，以深度介入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甚至影响其进程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手的经验与感受，而其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背景，使他的研究具有浓郁的社会科学特征，而与史华慈、列文森等注重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的转型的路径大相径庭。简言之，李氏的核心关切是：面对一个国民党政权遗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共产党是如何领导中国的“国家构建”以形成制度能力来引领它走向现代道路的？
国家构建理论是从组织、系统、体制、执行力、意识形态等方面，研究一个国家是如何治理社会与人民的。依照福山的阐述，国家构建就是在强化现有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福山指出，“国家构建与限制和弱化国家职能构成一对矛盾，把这对矛盾提上第一要务的位置，可能会使某些人惊呼为荒诞。在过去几年中，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击‘大政府’，力图把国家部门的事务交给自由市场或公民社会。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祸根。”[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国内自由主义的主流论述是放手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弱化政府的全能主义特征，强化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但从当前中国所谓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与住房）的压迫性现状来看，政府的公共职能不是太强了，而是太弱了。李侃如教授的著作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它超越了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也扬弃了对毛泽东时代虚假的平均主义的历史想象，而注重从治理的有效性的角度（这种视角并没有放弃普世价值的准则）来对中国历史与现状进行评估。他认为毛泽东时代依靠阶级斗争、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反官僚制度等来进行社会统合的方式，基本上是在造就一个无序、无法、无理的社会，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毛泽东不受限制的绝对主义权威。
李氏认为，毛创建了庞大的制度性结构——党、政、军——来治理中国，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这些结构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在他看来，只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才最终完全从革命动荡走上了真正的治理。这就触及到了理解李侃如教授这本著作最核心的一对概念，革命与治理。李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有着明确的界定：“治理与革命改造是相互对立的。政府的管理只有在一种允许制定长期计划、并拥有愿意为共同目标奋斗的优秀人才的环境中才能最有效地运行。……相反，革命改造在本质上是动态的。革命者必须保持高度的热情，这很难与平稳的行政管理兼容。革命者倾向于把复杂的管理看作实现其目标的障碍，而公务员则常常要对革命者决策冲动中的热情和缺乏技术专长泼凉水。”[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治理》，中国社会科出版社，第67-68页。]
革命注定带有乌托邦主义色彩，因而富有浪漫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召唤力，它似乎是对日趋平庸和乏味的日常生活的高调拒绝，而治理则带有史华慈所说的“社会工程”取向，[ 参见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收录在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注重的是如何保持一个社会的稳定、高效和发展，是效果主义或者说功利主义的取向。这里呈现的一个悖论就是，革命与治理，其终极的诉求都似乎是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前者依靠的是史华慈所说的“德性的统治”，后者却是“利益的驱动”。史华慈对毛泽东时代反官僚科层制和技术专家治国的总体取向的文化根源有着独到的研究。他指出：“当人们检视文化革命的‘怪事’（idiom）时，当人们感觉那个平静的毛泽东形象怎么会作为一切道德的源泉，并高高耸立于所有法律和所有制度之上时，或许就得更多地归因于中国文化的观念，而不是任何西方思想的精神了。”[ 史华慈：《德性的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收录在在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以韦伯的观念来看，革命者诉诸的往往是高亢的不顾及后果的心志伦理，而驱动治理者的常常是低调的考虑社会后果的责任伦理。[ 参见韦伯：《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中的相关论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侃如教授很精准地把握到了中国社会的脉动。他指出，在一个革命退潮的时代，仍然把社会整合的希望寄托在一次次的意识形态运动上注定是徒劳的。个人似乎注定是无法从自己的经验之外来打量和应对这个世界的。毛的悲剧在李看来就是：“毛没有把意识形态当作为其实际行动进行理论装饰的工具；相反，他把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宣传视为他领导的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一个缺乏权力制衡的政治社会，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激情，自然更多的是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李侃如从两个时代领导层的受教育水准有力地揭示了导致不同的治理中国方式的深层根源，改革前多数领导干部（除中央委员外）是做政治工作出身的。改革运动后，天平朝着工程师背景的人倾斜——即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作者认为“中国革命已经结束，一代更注重技术的接班人已经在体制的各级全面掌权。”[ 第168页。]他甚至从台湾六七十年代政治领导人群体的普遍留学英美背景，隐含地寄托着中国制度转型的希望。
邓小平的聪明在该书作者看来就是，邓断定在毛泽东晚年出现的幻灭之后，意识形态的激励已没有效果，中国人寻求的是提高生活水平。70年代的种种事件严重侵蚀了中共的合法性，因此必须要为党的领导权找到新的信任源泉。邓确信这个源泉就是为民众谋取更多更好的利益，并说党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一贯地“履行诺言”的功利主义原则。作者对中国社会有着长期的跟踪调查，与党内诸多官员有着密切的互动，因此，他对于这改革三十年的把脉相当精到。在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瓦解以后，如何治理中国以及如何增强政党统治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政治议题和社会问题。邓时代探索出来的道路，在李侃如教授看来就是，以物质刺激的方式推动个人追求生活品质的改善，开放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度，同时对政治领域仍然采取适度的控制形式，并尽量将这种政治控制转移到繁荣的经济生活的背后。政绩取代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正因为此，李指出在中国：“政治领导层承担了义务，把GDP的持续高速增长作为保持民众满意和总体社会稳定的主要工具。”[ 第299页。]
李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运作和社会结构的诸多观察，都闪耀着一个政治学者的睿智和洞察力。比如，他对于组织与制度的区分就很能切中中国政治生活的要害。在他看来，“‘组织’是紧凑的、内在相互依存的行政或职能机构。与之相较，‘制度’则是已形成了充分的规律性并在有效地塑造其成员行为上显示出了重要性的那些惯例、联系和组织。”而中国政治中的各类组织——委员会、办公室——的存在，在李侃如教授看来，对高层集团是没有制约的，在这个政治体制的各个层级上，中国都是陷入了一个复杂的组织矩阵中的高度个人化的体制。在权力继承和转移的问题上，这种组织与制度之间的差异发挥着微妙的作用。李敏锐地注意到“中共党内的权力存在于非正式的关系、声望和运用能力中，而不是存在于正式的职务中。”[ 第156页。]换言之，人情、关系、面子、亲信、地缘、学缘等各种因素都在政治游戏中寻求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即使中国真的如李侃如教授所比喻的那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也肯定不是一个产权清晰、边界明确、有限权力的现代公司，尽管它在目前经营得还算不错。
李侃如教授在这部著作中触及到了诸多的议题，展现了其纵横捭阖控奴全局的能力，但这些多样化的主题，又始终都环绕着治理中国及其成效、代价的维度展开。因为有着对20世纪中国历史经验的整体观照，所以他的论述总是能展现出一种基于历史事实的复杂性与批判性。相对于毛泽东反对甚至瓦解官僚体制的极端，邓小平时代更加注重一种务实的精神与态度，依靠技术官僚和发展主义来进行社会治理。虽然有着巨大的历史转型，国家权力相对于毛泽东时代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下放，但是国家控制社会的模式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这就导致如李侃如教授在讨论环保问题时所言，“改革并未将体制改变到来自下层的压力可以把环保议题提上国家议程的程度。”[ 第300页。]从这角度而言，邓时代的治理中国并未能建立一个通过民众的公共参与，从而强化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的有效机制，这就导致表面上看起来强大的政府统治的合法性相对比较脆弱。
从很多方面来看，邓时代相对于毛时代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这种“进步”在李侃如教授看来隐含了某种“延续性”甚至“退化”。在论述当代中国面临的国内挑战时，作者指出虽然依靠中共，作为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才保持了强大的行政能力，可是，“中共已不再享有早年间作为特征的党员的纪律和信奉的观念。如今，许多中国人把党员身份主要看作职业晋升和通往更高生活标准的一张门票。”[ 第246页。]令人担忧的是，“党本身是一个缺乏精神的组织。没有一种催人奋进的意识形态来激发其成员胜任于公共服务并忍受个人牺牲。腐败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党的组织。”[ 第340-341页。]虽然中共这些年通过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的运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运动、乃至八荣八耻运动来重新提振中共党肌体的道德权威与精神生活，可成效甚微，早期共产党人的那种理想主义气质和公共精神，如今难觅踪影。党员的这种物质主义气质，投射的是在一个文化失范和价值迷茫的时代，中国绝大多数人唯一的观念共识，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广泛接受的唯一观念似乎就是，赚钱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都是重要的。”[ 第330页。]
此外，从政治平等角度而言，毛时代将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操弄成了一个“贱民群体”，通过等级社会、社会地位、出身论的形式，生产和再生产着一个政治上严重不平等的社会，这种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的根源，在改革时代，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不平等显然打破了，但又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形式。李尖锐地指出：“改革消除了在制度上歧视‘邪恶’阶级出身者的由政治驱动的毛时代的不平等形式，但正在用大量腐败和财富不均这种更典型的具有各国共同特征的不平等性形式来代替它。”[ 第320页。]不平等的问题国际化了，从而就遮蔽了其独特的国内根源，以及执政党尽快解决这一问题的道德性压力。李进一步指出：“中共自身就提供了一种传统的政治不平等。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违法时能设法逃避大多数刑罚，尽管它不停地声称，党员身份不应保护官员使之避免承担违法的后果。”[ 第320页。]从社会平等的角度而言，作者认为“政府对缩小这种不平等（指城乡收入、福利、报保障等方面巨大的差距，引者注）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解除对农民流动的户口限制，创立允许农民利用它造成的机会进入城市经济的必要基础。”[ 第323-324页。]
从性别与乡村的公共医疗来看，作者认为邓小平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犯罪等，以及中国妇女的自杀率世界上最高，而年轻的农村妇女最可能采取自杀手段等，都说明在“改革中妇女的社会地位总的说来似乎恶化了”[ 第326页。]。当然，这需要更多的社会统计学、口述采访、心理学调查等来支撑（或否定）这一观点。而毛时代的可以相对容易获得的免费医疗体制，在改革大潮中被粉碎了，贫困的农民得面对昂贵的医疗费用和不方面的现代医疗体制。非典的危机突出地呈现出了这个结构性的社会缺陷。
从法制化的进程来看，邓小平时代更多的依靠法律、规则、制度等公开、透明的一套公共准则来进行常规化的日常治理，这相对于毛时代依赖意识形态、政治运动等形式进行社会治理显然是历史的进步，作者认为，意识形态作为鼓励社会一致的工具的作用已基本消失，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政治被行政化了，政治的根本问题，比如宪政、自由、合法性危机等问题被括号括起来了。作者认为：“从80年代起，北京明显地承认了用法律来改进管理质量的重要性。至少在没有重大的政治利益危险时，所有最高层领导人都同意问题应该由法律来决定。这种观点被称作‘依法治国’（rule by law），与西方广泛使用的‘法治’（rule of law）是不同的。‘法治’使法律高于官员的个人意愿，而‘依法治国’则让官员来主宰，法律为其治理的一个工具。”[ 第318页。]
从政治参与而言，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与广场政治，无疑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民众的政治意识，扩展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但这种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由于并非源自个人的道德自主性与社区政治经验的积累，同时也匮乏一种多元化的政治理念的统摄，最终往往成就的是“一堆无用的政治热情”，是一种表象或虚假的参与。邓小平时代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极力削弱了公共生活的政治色彩，打造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氛围，让赚钱、消费、过好生活成为每个中国人的人生梦想。但GDP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增长，地区、阶层之间的发展也极度不平衡，国际人权话语的压力时刻存在，这种种问题都要求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必须拓展，这就需要增大民众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的公共参与。但在这方面，政府并没有适度放宽。这种经济上的放任自流与政治上的隐形控制，就导致社会生活和公民行为的一种畸形。李侃如教授特别注意到了本应成为民主政治的核心动力的中产阶级的精神状况。在他看来，“至今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在与国家的紧密互动中而不是偏好反对它的形式中发展。许多访谈显示，中产阶级人士普遍把国家看作新机会的一个源泉，并且寻求以更有效的方式来发展他们与国家的关系。”[ 第329页。]政治冷漠成为消极性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政治冷漠其实也窒碍了治理者对政治合法性的汲取。因此可以说，从毛时代到邓时代，中国人的政治意识是从一个极端摆荡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综观全书的论述重心，除了治理、意识形态、合法性、政治结构等关键词之外，“权力主义”也是作者分析六十年中国的断裂与延续的一个核心词汇。比如在论述政权的组织及其结果时，作者指出“中国的体制远未完全摆脱其起源于革命的以及权力主义的参与特征。”[ 第218页。]李侃如在论述非典裸露出的中国公共卫生防治体系的脆弱性时，也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它向国外凸显了扩大与一个权力主义国家交往的潜在风险：这个国家太容易掩盖其内部疾病状况了。”[ 第351页。]在论述中央的治理结构时，作者也说及：“总的来看，在一党权力主义体制的范围内，中央的运作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规律性和透明性。”[ 第337页。]可以说，“权力主义”是李侃如诊断当前中国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的关键概念。但是在作者整个的论述脉络中，权力主义这个概念自身的内涵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权力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遗产，究竟是来自传统帝国还是毛时代的政治实践？在毛邓两个不同的时代，权力主义的运作模式、合法性来源、社会效果、权力边界等方面也缺乏深入的讨论。
对于中文读者而言，权力主义是一个有点奇怪的名词，它所对应的英文词汇是authoritarianism，《布莱尔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词条解释是：一种统治形式，或者拥护这种统治形式的哲学。在这样的统治形式之下，统治者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社会，全然不顾其成员的意愿。一个国家同一个家庭一样也可以以独裁的方式来管理.......今天，人们有时赋予这个术语更加特定的含义以将独裁同极权区分开来。前者的统治缺乏公众的参与和宪法制约，要求人们服从统治者颁布的命令，但他们只在有效的领域内行使自己的权力；而后者则企图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策动全体国民积极地支持其政策。[ 《布莱尔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45页，邓正来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应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我们会发现用这样一个概念来描述，也许并不是足够的严谨。很难说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是被强加的，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一种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价值观形成了深度共振的状态，已经不分彼此难解难分了，治理者其实是相当顾及被治理者发财致富的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意愿的。
因此可以说，中文译者使用的这种译法，虽然有弱化其政治色彩的意味，但却带来了不必要的含混和暧昧。权威主义是有价值内涵和偏向的，而权力主义却看上去似乎是价值中立的。
此外，就意识形态的作用而言，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意识形态确实基本上消散了。这种意识形态“往往认定：只要一种观念就足够从前提推演的过程发展中解释万事万物。由于这种首尾一贯的逻辑演绎过程就可以了解万事万物，所以，实际的经验根本无法教导人们，而变得毫无意义。”[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蔡英文译，1982年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274页。]毛泽东思想在前三十年就扮演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角色。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消逝，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治理中国，就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事实上，追求幸福生活就是今天的意识形态，它虽然不像毛时代被悬置在公共空间展现，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发挥着巨大的价值导向作用，而与之相应的就是盛世意识形态或者说大国崛起意识形态，其本质就是一百多年来执政者屡试不爽的民族主义符号。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合流，不得不承认，构成了支撑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外，就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政治性的意识形态，这些观念自身的价值内涵自然值得肯定，但问题与主流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存在龃龉。地方官员似乎都在面临两套冲突的政绩考核标准的撕扯。使问题更复杂的是，政治话语与政治官员的私下语言的严重脱节，公共空间的言行与私底下的言行的极度背离，也在严重地侵蚀了中共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内部一致性与道德上的权威性。因此，当代中国的治理，在意识形态话语的操作方面，存在种种结构性的困境，也需要高度的技巧来安置。很遗憾，李侃如教授对于邓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体验”与剖析。
李侃如教授对于毛时代乃至延安时期，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其后果有着诸多精辟的分析，而对于改革时代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阶层在社会价值观的重塑、社会治理的转型、社会角色的分化等方面，并没有给予一定的关注。其实，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知识阶层与工人、农民一样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治理者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如何磨蚀了李侃如教授所担忧的“社会价值观”的主要来源，更是一个值得深入的议题。至于帝制中国的政治遗产是如何在共产中国的治理中显性或隐性地发挥作用，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如何以“冷战”或“外交”的形式，深刻地型塑了中共治理中国的手法、模式、想象力与面相，则更是读者期待而作者语焉不详的地方。希望以后出的修订版在这些方面能够适当补足论述。
在毛、邓两个时代之间，与其说李侃如教授有明显的价值偏向，不如说他几乎保持了一种审慎的价值中立，他秉持的是一个中国政治研究者的适当的距离感与冷静，因此，他不会像国内大多数学者那样为了反对一个时代，而刻意美化另一个时代，或者为了肯定一个时代或者说合法化一个时代，而故意将另一个刚刚消逝的时代妖魔化。这自然得益于他是一个“介入的旁观者”这样一种独特的角色。李侃如教授在该书末尾预测了未来中国可能的几种前景，分别为精英权力主义的民族主义体制、软弱而腐败的权力主义体制、虚弱的民主体制、持久的根本性不稳定四种类型，他对于民主化以后中国将出现的治理危机的论述，很可能不被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认可。而其他三种类型的治理模式，无论是政治正当性还是政治统治的有效性方面，都缺乏足够让人信服和接受的理由。未来究竟会怎样，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至少李侃如教授的整个论述为我们厘清了一个整体性的脉络和思路，这已经是一个政治学者能够尽到的最大职责了。
（本文刊载于上海社科院《中国学季刊》2010年试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