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处于一个新的节点上。全球金融海啸似已渐行渐远，在危机中收获了很多果实的中国，开始面对政府过度介入的后遗症。通货膨胀越来越高，4万亿的效应犹在；而政府调控的局限性，在房价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全球金融海啸让市场万能的信奉者重新反思，而政府这只手在经济中的作用，并未因此获得正名。
长期关注中国政经发展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更加强调政府政策决断过程不要被既得利益者干扰。在此次金融海啸中，他看到政府的优势，但认为用力过猛则容易产生反作用。他期待民间社会的崛起，认为中间力量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石。
日前，记者就相关话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结构恶化是一种倒退
记者：你觉得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郑永年：因为要应付金融危机，大量的资金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1990年代朱镕基的改革就是为了求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相对平衡，国家与市场的平衡，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平衡，出口与内需的平衡。现在这些方面的不平衡都在加剧，金融危机以后失衡更加严重。
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说目标是调结构，这就要从宏观上改革经济结构问题。但实际上，有关方面老是关注一些很细小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不去解决，经济结构会越来越坏。金融危机以后，4万亿大部分走向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越做越大，中小型企业却很难做好。
结构恶化是最大的倒退。我们不谈政治改革，谈经济改革，房地产的改革在恶化；就社会改革而言，医疗卫生领域做出了一些改革，但也有许多不同意见。教育改革有没有成功呢？教育改革没进步，不进则退，因为其他方面发生了变化。改革的议程本身没设计好，如果被既得利益者挟持了政策议程，那就更差劲了。
记者：是不是三大产业也需调整？
郑永年：第一、第二产业这些东西也不能完全看西方，现在中国的工业化还处于比较早期阶段，所以制造业是很重要的。实际上2010年已经开始将国家垄断性行业对外开放，但根本实施不下去，民营企业进不去。
过度使用政府作用会物极必反
记者：2011年经济政策基本取向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对此该怎样理解？在你看来，刺激经济的政策要不要全面退出？
郑永年：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政府也比较有效地减少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为什么不讲退出，还是要继续刺激政策？因为国家拯救金融危机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者。很多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会放弃这块大的利益。
发展是硬道理，但也可能越发展社会越不稳定。因为结构越来越糟，通过破坏经济结构取得高速增长。全世界都一样，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是通过破坏经济结构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对既得利益集团有好处。
滥发货币会导致通胀。美国滥发货币，是可以把风险转嫁到其他国家的。中国滥发货币，风险就转嫁给老百姓，转嫁给社会。现在，滥发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而流动性过剩是通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道理大家都知道，可为什么还要大量发行货币呢？是为了国企。这是个奇怪的政策思路，客观上有利于既得利益者。中国的优势是政府的强势作用，但过度使用政府作用就会物极必反，过度使用国有企业、过度使用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都是一样。
记者：2010年中央多次发文件控制房价，“国十条”、“新五条”……2011年调控会不会加码？怎么看房价走势？
郑永年：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成效，如果不能真的下决心使房地产转型的话，加码不加码没用。要真正实现房地产的转型就要动真格去改，不然时间久了，谁也不相信了。就像警察来了，大家老实一点，警察走了，大家又不老实了。
房价不只是调控没效果，而是根本没有想去解决。流动性过剩，那么多货币，去炒什么啊？不去炒房子，就去炒其他东西；去投资，房子不能投了，去投什么呢？绿豆啊，大蒜啊，这些都炒。
要从基本面去思考这个问题，要真正从结构上去调。如果房地产结构上的东西调不好，只说让房价不要涨，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地方的结构性调整，口号叫得响，实际上就是微调，不是结构性改革，所以问题越来越严重。
地方政府不能老是站在资方一边
记者：你比较强调社会中间力量。
郑永年：中产阶级要壮大起来。中间力量很重要，社会不稳定就是因为中间力量太小。
城市、农村大部分人没有成为中产阶级，看病要钱，上学要钱，交通要钱，所有的都要钱，还剩多少能消费呢？除了那些很富有的，一家两个大学生也成不了中产阶级，买个房子都买不起，叫什么中产阶级？中国社会从收入来讲，中间阶层还是很小。很富裕的人有一些，但更多的是穷人。至于思想上的中产阶级，中国还没出现，只有暴富阶层。这样的社会是很不稳定的，就是大家谈的“拉美化”。
社会经济发展，保障机制做好，中产阶级必然出现。否则，今年赚了一点钱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了，但没有社会保障机制，明天生一场病，小孩要上学，房地产变动，又成穷人了。
记者：哪些措施可以使贫富差距缩小？
郑永年：还是要通过结构性调整解决。此外，一次分配是最重要的，劳动者收入都是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就是政府税收的分配。过去20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很快，但社会收入差距增加也很快。所以靠二次分配难以解决问题，一定要通过一次分配。把劳动者收入提高就是一次分配的工作。
中国现在说未富先老，社会没有富裕，但先老去了，那就很糟糕。日本这方面为什么能做好？和收入倍增计划有关，而提高收入要做到：第一，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发展中小型企业；第二，保障劳工权利，要让工会发展，让农民工组织起来。有些地方政府常常站在资方这一边，劳方的利益没有保障，部分工会也是替资本家说话的，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工会。政府对工会的观念要改变，对农会的观念要改变，对各种社会群体的观念要改变。老是站在资方一边，损害的还是执政党的利益。社会不稳了，对执政党是有害的。
现在社会上民怨多，收入不公平。要回到根源去，把社会改革好了，老百姓肯定就好了；民怨少了，稳定就有了基础。中国的稳定需要支撑点，支撑点完全靠外在的维稳方式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