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俄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之日起，就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头等目标。追求“政治自由”还是追求所谓“人民专制”，曾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脱离民粹派阵营而自立门户的两大标志之一，后来又是区别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两大试金石之一（另一个是承认资本主义为必经阶段还是追求从传统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基之作、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的“老三篇”中，除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讲的是哲学外，其他两篇即《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我们的意见分歧》都以批判“人民专制”、强调政治自由为主题。普列汉诺夫当时曾一语成谶地警告：“人民专制”下的“革命”可能会造成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华帝国或秘鲁帝国，即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

为了防止这个不祥的后果，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一再强调政治自由的重要。针对民粹派关于政治是否自由无所谓、经济上均贫富才重要的说法，普列汉诺夫回应：争取政治自由是我们“完全确定的政治纲领”。针对民粹派关于“人民专制”下只有“人民”以及代表他们的革命党有发言权的说法，普列汉诺夫明确主张再革命的“党”也不能封别人的嘴：“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既在原则上承认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并把这样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他们就不能只让那一自命为在当前革命运动时期有领导权的‘党’派来享受这一权利”。在司徒卢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宣言》中，也把争取宪政民主、争取“新闻与出版自由”提到显著的位置，该《宣言》认为，争取“政治自由”是实现无产阶级伟大使命的第一步，并表示要“坚持不懈地使自己的全部行动都符合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在其他方面的内容都根据形势的变化做过不少更改，唯独这两条始终保留在“十月革命”前的历届党纲中。　　

“争取政治自由是我们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

列宁那时在这方面也不甘人后，他指出，人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就是要坚决抛弃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列宁也非常注重出版的自由和舆论信息的公开化，他常说，只要能够发出声音，让群众知道真相，革命就成功了一半，用压制和剥夺非生产性集团的权力（如选举权、结社和出版自由等等）来限制民主是反动政府的一贯主张。　　

列宁把“经常出版秘密出版物”列为革命运动核心任务之一。到“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出版了40余种报纸。列宁在革命年代有大量的文章都在抨击沙皇第三厅的政治特务和书报检查制度。列宁发誓革命胜利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新闻自由。他认为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所以毫不奇怪，当民粹派说均贫富比言论自由更重要时，他们受到了列宁的如下痛斥：“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

“十月革命”后“临时性的”新闻管制

但几乎在夺权后的第一天，列宁就转了调子。“十月革命”前列宁还声称不会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使用恐怖手段来维护政权，但是拿到权力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就颁布《关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临时的书报检查制度，在该法令中明文禁止反对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反映不同声音的报纸都说成是“毒害大众心灵并使群众意识发生混乱⋯⋯危害性甚至超过炸弹和机枪”的“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不久出版业很快被国有化，约有1000家造纸厂和印刷厂全部归为国有，1920年国营出版社的比例已达到92.4%。当时所有的商店都接到上级的通知，只有党所认可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有使用印刷设备和纸张的权利。根据1918年11月颁布的《图书馆和所有藏书征用办法》，私人的藏书和原沙皇机构的藏书全部充公。

列宁解释说，出版和集会自由这类“纯粹的民主”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向来不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这种说法就连以极“左”出名并得到列宁高度赞扬的革命家卢森堡也不能接受，她曾对此尖锐批评道：“只有仅仅给与政府的支持者和一党成员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自由应当总是对于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言的”；“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会等自由，公共生活就会逐渐死灭，就只能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而列宁反唇相讥道，暴力夺取政权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任何阶级都没有“彻底的民主”和“无限制的公开性”，“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我们不愿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但列宁也心知肚明，这样做与革命党时期的宣传、与无产阶级追求的理想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虽然他一方面说，我们的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但同时他认为这样做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得已的策略。列宁希望这种做法能为自己赢得喘息时间，通过喘息时间可以重新赢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然后再调整自己的政策恢复民主，列宁认为只有这种策略才能挽救革命。面对第二国际指责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行动唯一的积极结果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军国主义”时，列宁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而是强调情况的特殊。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多次说：“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在有人破坏秩序时”有应对的措施。这是列宁真实的想法是，把民主和专制都拿在手里，在自己没把握的时候用“专政”，在自己有把握的时候用“民主”，但是这种“有把握的”自信一直没有到来。

这种想法是当时俄共（布）党内很多人的共同认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他们都承认，“政治垄断权”只是一种“紧急措施”，一旦紧急状态结束就要撤销它，“十月革命”后取消出版自由的措施是暂时的、不得已的。所以在1918年的“出版法令”中申明，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就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 即便如此，当时党内的卢那察尔斯基、党外的高尔基都曾对俄共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粗暴做法表示过愤慨，他们大力呼吁尽快出台正式 的出版法加以规范和限制权力对新闻出版业的干预，高尔基曾以放弃俄国国籍抗议布尔什维克践踏新闻自由、取消其他党派的报纸，高尔基质问道：布尔什维克半年取缔的报纸比整个沙皇时代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要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真正的‘自由生活’不应该建立在反对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更不能建立在罪恶的基础上，否则，我们就可能用自己的双手来扼杀自由”。

从“临时性”管制到“长期净化俄罗斯”

但是随着内战的爆发，取消“暂时状态”的“管制”的诺言成为泡影，新闻与书报检查的行政管制不是逐渐宽松，而是越来越紧。那个时候，即便是不计前嫌的孟什维克放弃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而与他们联手反对“白卫势力”的时候，他们的出版物也被严令禁止，苏维埃政府不允许他们“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列宁强调说，“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对“出版业”要“拉紧缰绳”，警惕那些“用写作为白卫组织打掩护”的“当代农奴主的刊物”。1922年夏天在列宁的指示下，各大城市都逮捕一批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准备把他们驱逐出境。列宁批示道：《经济学家》杂志“是当代农奴主的刊物”，应予以查封，“《文学者之家》和《思想》杂志所有的作者，要么是最狡猾、最阴险，要么就是布尔什维克最凶恶的敌人把几百个这种先生毫不吝惜地驱赶出境，我们就将长期净化俄罗斯”。他还在1922年5月19日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说，给《经济学家》杂志撰稿的人“是最应该被驱逐出境的”。三个月以后，一百多名俄国顶尖级的人文学者被驱逐出境（他们对俄罗斯文化的贡献直到剧变以后才得到承认）。尘埃落定后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兑现“等打完仗以后”就“还原无产阶级民主”的许诺。而从此以后，第二国际和1919年成立的第三国际就有了“民主社会主义”和“专制社会主义”、“强制社会主义”（鲍威尔语）之分。

因为革命后“一国社会主义”的“孤岛”生存意识，清除外患以后专政的利剑又落在了本国民众头上了，步上正常的宪政轨道已经变得遥不可及。正如时人所说，这种“强制社会主义”的落脚点是在“强制”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上：在统治者根基不稳的情况下，保住权力立刻就上升为第一政治要素，“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体西方马克思主义明显的区分开来”，“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俄共（布）把人权、多元文化与党国体制的生存对立起来，认为“多声部”的社会生活会对管理者造成麻烦。就像托洛茨基所说的，如果“每一个劳动者都认为自己是士兵”，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扎米亚京在他的预言性小说《我们》中概括的更形象：这个体制的实质不是从“人”着眼，个人必然会成为“多余的”，因此个体必将被毫无个性的“我们”所击败。

苏俄内战结束后建立“全能的管理体制”就是以俄共的存在为最高准则的，所有的人都被当做“潜在敌人”和竞争对手，是需要防范的。于是管理、压制成为一种常态，对人实行“管、关、杀”，和对言论和出版物实行“查、封、堵”是最常见的政策。对待新闻出版行业自然也不例外。1922年苏俄成立出版总局，它的明确职能主要是规范和管理私人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预审各种出版著作和期刊并作政治上的把关等等。老百姓都知道，名曰“出版总局”实际上是“查禁总局”，它所管辖的事情甚至比尼古拉一世的“第三厅”还要宽泛、还要严厉，因为谁都知道伴随着尼古拉一世严厉的新闻审查的是繁荣的俄罗斯文学创作期，而在俄共的舆论控制下文化出版业是一片凋敝。比如苏俄1920年出版的图书只是沙俄1913年的1/10，而且主要还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当时判断作家的标准，就是看他对红色政权的态度，20年代只有别德内、绥拉莫维奇、马雅可夫斯基、布留索夫、勃洛克等少有的几人的创作被认为是具有进步意义，是可以出版的。其他作家的创作以及沙俄时代的文学作品都在“被禁”之列，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也在“禁书”的名单上，如果在市面上出现这类“黑货”是要被处罚没收的。

经济放开，政治收紧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1924~1925年，出版总局的预审和政治把关曾经相对宽松了一两年，带有批评倾向的一些杂志如《经济学家》、《新生活》又悄然出版。然而到1926年新闻与出版行业的管制与查禁的势头再次卷土重来。1926年一年就查禁了4000期外国期刊、5276部书籍，撤消了975部作品，从1927年以后每年没收的出版物达到20~30%，哲学和宗教类的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的达到23%。20年代末私人出版社全被查封停业，多元化的新闻出版活动完全停止，查禁书目、报刊、勒令停演的剧目比例大大上升。而出版总局用来“书报检查”的机构越来越庞大，远远高于尼古拉一世时期，到斯大林时代的1938年出版总局下设15个处，仅出版前“把关”和出版后的“政治审查”人员就有525人之多。到1940年进俄罗斯联邦中央一级的“书报审读员”就多达5000人，另外还建立了总局特派员和“政治编辑”制度，专门负责报刊书籍的“政治思想审查”和“敏感问题”报批制度。在那些曾经从俄国“黄金时代”汲取营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中，“怀念”旧俄国竟成了一种“私底下的享受”，他们发出感慨，“那个时候的日子是多么美好”。

当然，这个体系并不是原来就预设好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步步走向这个结局的。在1920年代前期，俄共（布）一直在“无产阶级民主”和集权国家之间摇摆不定。这种两难困境的紧张对立使执政党内无法保持平衡，一边是要维护布尔什维克党天下的“生存”紧张感，一边是要兑现原来理想主义的奋斗目标的紧迫感，最后政治实用主义制度发展超越了理想的追求，宁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也不能丢掉政权的思想占了上风。在列宁去世前后俄共（布）尚处在摸索阶段，在“这样试试，那样试试”、一切还没有“定形”的1920年代上半期，执政党的控制手段忽紧忽松，并没有形成一定之规，列宁也表现得前后不一致，他时而高调批评执政党的“狂妄自大”管得太多，并没有文化的繁荣和新闻的自由就不能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转而又赞成对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新闻原则”采取严厉的措施。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列宁是主张经济放开，政治收紧。列宁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善于运用“群众”和“精英”这两手：当他的意见和党内领导层相左时，他就在媒体上呼吁，强调要落实革命党理想，期望从群众的激进主义思潮中调动资源与他的观点遥相呼应；而当他控制了党内的力量违背了群众意志的时候，他就会说，“十来个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或政治领袖）“胜过”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有人就此指出，列宁张口闭口的“多数”并不是“数量大多数”，而是“政治大多数”，而这个“多数”其实就是他自己。

瓦尔金与米亚斯尼科夫仗义执言

当时社会上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呼声不断高涨，党内也有强大的“解禁”的推动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21年的“瓦尔金事件”、“米亚斯尼科夫事件”和“工人反对派”的呼声。1921年4月份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特派员瓦尔金给中央上书，要求允许“苏维埃中有反对派”，建议给他们“法律允许内的活动自由”和“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接着5月份一位有15年党龄的老党员米亚斯尼科夫给列宁写信，谈到对革命后的制度建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看法时指出，“要多给工人、农民一些自主性，给予工会、农会、和工农检察院相应的权力、给予一切政治派别的言论自由和和出版自由”。他说，“连土耳其这样的国家里都可以建立农民协会”，我们为什么要惧怕农民自治组织呢？他特别强调必须要给予民众“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提醒列宁说，这曾经是我们党成立时期就为之奋斗的“主要任务”，在革命时期您也多次强调，言论自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基础之一，而在目前兑现这一点“能够激发工人农民经济生活中的积极因素”。米亚斯尼科夫向列宁建言说“我们需要制订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发昏的热心人不至越轨，必须把全国最大的日报之一办成各派社会思想进行论战的报纸，苏维埃政权要像罗马帝国一样，用自己的钱供养器诽谤他的人，这也将是我们俄国条件下的出版自由，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出版自由为遵守法律的人所用，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所用，这种自由在世界上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无论谁都未曾见到。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措施来加强我们在城市和广大农村群众中以及在全世界的影响。”

米亚斯尼科夫针对党的任命制导致的“官僚化”的现象进一步指出，现在党组织已经成为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法老和奴隶主，上层领导正在腐败，酗酒成风，再加上官官相护、徇私舞弊、机关门禁森严、杂乱无章、办事拖沓等都有所发展，任命工作人员的原则是任人唯亲，靠机枪保护的“历史”成了笑柄——这是醉生梦死的历史。领导阶层与群众已经形成一种对立，凡是胆敢提出批评的人，只要你不赞同一贯正确的教皇，只要是有悖于领导的意见，都将划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之列，就是居心不良的反革命，或者被开除出党，或者说你是精神病人，难道你们要把党员变成百依百顺的留声机，变成厨娘手里的土豆，工人们要问：我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当真是阶级专政的基石吗？或者只不过是驯服的羊群，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垫脚架呢？他请教列宁说，“列宁同志，你是否认为拯救革命的办法就是机器般的服从呢？”

米亚斯尼科夫在给列宁的信中反复论证“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指出，“有人说，假使我们实行言论自由，那么非党群众和苏维埃的敌人一下子就会知道一切迄今对他们保密的东西了⋯⋯以为非党群众不了解这些混乱的现象的想法并不对，这些现象他们不是从我们报纸上，而是从活生生的人们那里得知的。非但如此，非党群众知道的情况要比省里领导人知道得还要多。省肃反委员会经常因散布‘谣言’逮捕一些人，而这些人无非比他们多知道一些情况而已，这种‘保密’带来一个结果，人们不再相信我们的报纸，秘密外交屡遭失败，而我们的敌人知道的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谁害怕工人阶级和农民思考，害怕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谁就总是提心吊胆，认为到处都是反革命。工人阶级用一道铜墙铁壁把自己和共产党隔开，共产党员什么都不知道，正如当年的密探一样，工人们把共产党员不是称作党支部，而是称作‘党探子’。这是为什么？原因在哪里？你是否会说工人阶级从前和现在都有言论自由？我要说这是谎言。工人阶级之所以要惩治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在1921年把1918~1920年间对付资产者的办法（肃反委员会）用到了工人阶级身上，这一些应该收场了。1921年当无产阶级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建成了全国政权后，当时你们担心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不是党的口号，而是资产阶级的口号，难道无产阶级不需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吗？”革命以后人们不禁要问：“这就是自由王国吗？这就是伟大的飞跃要我们带向的那个地方吗？”

来自“左边”的政治自由呼声：“工人反对派”

对缺乏政治自由不满的人这时已经不止来自“右边”，来自知识分子和倾向自由民主的人；而且也来自“左边”，来自工人群众、老工会活动家和坚持革命时代理想主义的“不识时务者”。他们在新经济政策初期与主张经济放松、政治收紧的列宁截然相反，在经济上敌视市场和私有制，政治上则呼吁自由、自治而反对专横和集权控制。他们形成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工人反对派”。套用今天网上的一个新词，这个派别的特点是“政右经左”。“工人反对派”是1919~1922年俄共（布）党内代表工人利益的派别，也是在列宁死后俄共最高层发生内斗之前、列宁生前最重要的党内反对派之一。他们认为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执政以后上层发生蜕变，脱离群众，成为新的官僚主义者；指责1921年搞的新经济政策是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求重建党内民主、承认党内反对派并实行派别组织合法化、扩大工会的自治权利等。其代表人物是革命前布尔什维克最高层长期流亡国外期间一直坚持在国内搞工人运动的施略普尼柯夫，以及柯伦泰、卢托维诺夫、梅德韦杰夫等人。

这些人与米亚斯尼科夫等人有共同的看法，他们在散发的《工人反对派》小册子中就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呼吁言论新闻自由有更加系统的理论。他们说，目前苏维埃国家机构的数量已经比沙皇时代庞大几十倍，一个新的统治阶层正在形成。我们战胜了敌人，却不能战胜自己，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已经走样了，我们偏离了最初的道路。⋯⋯不能允许党的组织把苏维埃在此处键入公式。的职权篡为己有。国家的最高政权集中在堪称“寡头政治”的政治局手中，“官僚主义这一祸害自然是集中在中央”。因此“工人反对派”向党中央提出了两点基本原则：

首先，当必须回到选举原则上来。所有官员必须对群众负责。“任命制”、“委派制”不是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建设的理想模式。“工人反对派”本身就是在反对1919年3月俄共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的基础上形成的，正是这个决议制定了干部任命制的原则，这种以中央组织部任命干部的程序在党内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空气，成为官僚主义和寡头政治的温床。仅1920年半年间俄共（布）中央就任命了37547名“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政委”，1920年8月召开的“九大”决议中提出提拔党员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全党的组织任务就是把党的队伍中的全部60万党员分配到各个党的工作岗位上去。” 这些委派下去的“政治委员不受约束、胡作非为”，使民间已经发出了“取消委员制、打倒政治委员专制”的呼声。革命胜利后工人“无权选举自己的委员会、自己的机关，这样搞下去，革命就会失败”。连《真理报》都承认那些削尖脑袋钻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是“把党看成了带馅的大包子”。1921年政府雇员人数比1917年增长了4倍多，1922年政府所属的各种委员会多达120多个，国家机构的数量十倍于沙皇时代，1918年莫斯科的中央和地方职员有23万人，1920年克里姆林宫的开销比当年莫斯科全市的社会福利开支总额要高得多。曾经到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为我们所知的老革命家越飞后来成为托派，他当时也批评说：党内“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个人的物质状况主要取决于他在党内的地位”。的确如此，早在20年代，党的官员的工资就比同级的政府雇员高出50%。工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米洛诺夫痛斥列宁是“最大的官僚”，是沙皇管理制度政治上的继承者，他“把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当做盲目的工具，当做被送往屠宰场的‘愚昧无知的牲畜’”。

其次，“工人反对派”坚决反对党的领袖那种“教皇式的一贯正确”和“政治局具有批评豁免权”的特权，他们说，党不应当继续生活在内战时期纪律的高压下，这种状况应该让位于更活跃、更宽泛的现代政党责任制，俄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上来，要看到社会主义斗争历史上反对派存在的必要性。欧洲社会主义政党所普遍接受的规则，我们为什么要抛弃？！他们提出要废除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要让党内各个派别和集团合法化。他们认为党内的民主和多元是唯一能保证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先决条件。就连沙皇在1905年的《十月十七日宣言》中都承认思想反对派的存在，莫不成布尔什维克比沙皇还要更加政治垄断吗？没有意见的交锋，没有各个派别的斗争，没有反对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即使在资产阶级装模作样的“民主”中，这一原则也被明确地规定为一切真正的民主的形式上的先决条件。对党内的争论要广泛的公开，党的纲领中要明文规定有发表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党的代表大会讨论期间给予全体党员自由批评的权利，而且对于不同派系提出的文件，要给予动用出版基金的权利。“社会主义自由”是时代的最强音，如果连这些已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遵守的原则都做不到的话，无产阶级奋斗目标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国家就是我们”：列宁与党国体制的建立

列宁认为“工人反对派”的这种“救党”主张只是那些目光短浅的庸人之见。其实早在1920年10月11日，列宁给布哈林的一张便条上便以直白的语气写道：“只要以整个中央的名义声明（并论证）以下几点就够了：⋯⋯无产阶级=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权”，苏俄的“党国一体”的模式就是列宁建构的。在1922年俄共11大政治报告中，列宁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那些“不明就里”的“工人反对派”一直认为，这个“工人阶级”还包括他们这些产业工人，殊不知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其实就是出于金字塔顶端的“小集团”。当然到列宁生命的晚期当他发现自己这个名义上的领袖已经被实际权力无限的总书记架空的时候，他又深感“对不起俄国工人阶级”，这已经是后话了。

从此以后苏维埃丧失了其民主性和代表性，从“通过劳动者进行管理的机构”变成了“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的机构”。托洛茨基更是强调说，在这样的堡垒中绝不允许任何反对派存在，那怕只是一个弱小的反对派。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也会成为“反对派”，会向共产国际控告俄共中央委员会践踏党员的权利。布哈林当时有一句名言：“我们也许有两党制，但两党中的一个当权，另一个入狱”。不知道后来他被斯大林囚禁在狱中的时候，自己对这句话作何感想。列宁早就想把工人反对派驱逐出党，但是他在1921年初的中央委员会上仅以一票之差没能获得2/3多数，于是他授意斯大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宣布严禁党内组织的派别活动，并赋予他强硬的组织决断权，从此开辟了“总书记的决定权没有边界”的先例。

“按照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回答，我们早就该关门了”

1921年政府用强力解散了不驯服的工会代表大会和工会委员会，并镇压工人的反抗。党内的“工人反对派”也被十大的“党禁令”宣布为“非法组织”。政治局否定了瓦尔金的建议，1922年2月20日在列宁的建议下，俄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将米亚斯尼科夫“革除教门”。这是俄共（布）创建以来第一次因言论而开除党员，从此以后全党就在没有人胆敢提“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了。后来自党内斗争中一次次地把敢讲真话的人剔除出去，那些用党内民主反对专制的人都遭到了灭顶之灾。以后党内就不再有争论，不再有人们的思想的碰撞，有的就是死水一潭的顺从和一些马屁精、趋炎附势向“权力中心”的靠拢。马克思曾经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已经被连根拔掉，理想主义者的抗争以失败告终。列宁的党既然把沉默加到了俄共（布）党内，对党外的管制就更不在话下了。1923年《真理报》发表社论指出党的“代表大会不允许任何人拿‘党专政’的问题开玩笑⋯⋯那些喊叫要在这方面加以‘修正’的人没有一点市场。”人们这才明白，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已经成为事实，“苏维埃政策完全背离了早期共产主义纲领所表现的符合阶级实质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播和俄国革命的初衷已经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倒是斯大林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按照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回答，我们早就该关门了，既然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关门了事，而相反的想继续生存，那么国家政权就应当存在和应当加强，无条件地应当得到加强”。“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实际利益才是一切”。他尤其强调，“恩格斯并非完全正确，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什么地方触犯了恩格斯，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所剩下的仅仅是一些空洞的、貌似相似的“意识形态化”的词句，“成为一种公认的、不可抗拒的、但又极其乏味的官方说教”。马克思主义从此变成了一门“官学”，就像普列汉诺夫当年斥责“合法马克思主义”依依附于权势时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方式是“颁布命令式的”，结果变成了这样，谁有权颁布命令，下达判决，谁就代表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原来只有靠逻辑的力量才能说服人的理论，在掏空其理性内容后，装上了自己的私货，然后运用权力去推行。难怪葛兰西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叫做“反对卡尔﹒马克思的革命”。成功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实现的“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就这样被执政后的俄国共产党抛弃了。后来流亡出国的托洛茨基才明白过来：“赝品”不论外表上多么相似，和“原本”之间都是有很大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