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耶尔霍尔德的《宽宏大量的戴绿帽子的人》和《塔列尔金之死》的遭遇并不是最坏的，它们还没有被禁演。事实上，剧目审查总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查禁不合时宜的剧作。它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在1923年3月25日至7月1日的短短3个月零几天的时间里，它就审查了83部话剧，禁演了10部，禁演的比例为12%。
较早被禁演的是剧作家伦茨的《法律之外》。这部话剧是由彼得格勒国家模范剧院的艺术领导尤里耶夫建议列入1923-1924年的演出季的剧目名单的，但是卢那察尔斯基和剧目审查总委员会主席特赖宁都认为不能演出。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7月16日写给导演的信中是这样的意见：“我看，《法律之外》是部坏剧。首先，从政治角度看，我可以确定无疑地对您说，并且应当把这点告知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院，我们共产党人，还有同情我们的人士都会把它看成是反革命的。”这位教育人民委员确定《法律之外》是部反革命剧的理由是：“人民群众被塑造成是没有头脑的、残酷无情的畜牲，他们的领袖阿隆佐在我们看来也是没有任何心理过程的，只是刚一接触到王位，就变成了一个暴君，一个背叛了自己理想的卑鄙的罪犯。难道所有这一切不正是对革命的最丑恶的，愚蠢到家的批评？取得胜利后的革命者正在蜕变为背叛自己诺言的人，力图坐稳君主的宝座，为了和公主结婚而杀害自己的妻子等等，难道这是必然的？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所以，我对您的善意建议是：此剧不能上演。它会引起政治上的骚乱……”（Борис Фрезинский ：《Судьбы Серапионов》）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相当一批布尔什维克党人沉迷于轻歌曼舞、纸醉金迷之中，把开放后对某些西方文化的解禁和蔓延看成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于是，政府机构中，贪污、腐败、渎职的现象开始像清晨阳光下草丛中冒出的簇簇蘑菇般出现并有进一步蓬勃生长的趋势，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小资产阶级势力在滋长、把人民权力变为一己私有特权、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官员在蜕变。这样一种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不是偶然的，准备上演《法律之外》的戏剧工作者是不是想以此来讽刺现实或是想以此对当局进行“剧谏”，没有看到档案，不得而知。但是，剧中主人公的背叛自己的革命诺言，蜕变成为专制暴君的事实无疑是现实中的蜕变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剧目审查总委员会也确认《法律之外》是对俄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抨击，作出了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禁演该剧的决议。1923年12月10日，特赖宁向卢那察尔斯基通报了此事。当然，教育人民委员和总委员会主席在实施剧目审查行动中并不总是这样意见一致的，对莫斯科大剧院准备重新上演古诺的歌剧《浮士德》的争议就是一例。
歌剧《浮士德》是法国作曲家古诺的作品，自它问世以来就在世界各大国的舞台上经常上演。歌剧《浮士德》与歌德的原作《浮士德》的一个显著区别是，淡化了浮士德的哲学说教，以优美的音乐替代了长篇累牍的自白，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体现爱情与自由的玛格丽特的形象，同时也就减弱了原作的德国式的严谨与沉重，强化了法国式的浪漫与激情。这部歌剧也早已在俄国舞台上上演过，从不演出别人歌剧的柴可夫斯基也曾指挥过《浮士德》的演出。柴可夫斯基赞扬过古诺：“不能否认，《浮士德》的创作即使不是天才的，也是具有非凡的技巧的并且是独具一格的。”卢那察尔斯基本人十分喜欢这部歌剧，还曾经自己动手改编过。
在“战时共产主义”车辚辚马啸啸的气氛之后，法国式的浪漫与激情是随“耐普”的开放大气候应运而生的。大剧院决定重新上演这部轻松的歌剧也许正是出于对这种自由和宽松的赞同和期待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剧目审查总委员会却亮起了红灯，它要求大剧院停演此剧，1923年11月9日，总委员会主席特赖宁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共（布）中央鼓动部呈送了下面这封信件：
剧目审查总委员会致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暂停大剧院歌剧《浮士德》上演的信
1923年11月9日
秘密
致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同志
副教育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娃同志
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布勃诺夫同志
从报纸上我们得知大剧院拟重新上演《浮士德》。
古诺的这部靡靡之音的歌剧把歌德的几乎一切都阉割掉了，以致于只剩下了庸俗的爱情故事，它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受到特别的欢迎。尽管我们并不准备禁止在某个剧院上演这部歌剧，可现在还是要提出反对在大剧院上演——理由如下：
a.《浮士德》正在首都和外省（这也就是在莫斯科和冬都以及各地区）唱了又唱，而大剧院的重新上演只是表明，该剧院在原地踏步。其实所有的人都承认，大剧院的剧目该更新了。
b.《浮士德》的音乐和意识形态价值是有限的。
c.我们得悉，在拟订新的剧目时，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与我们的时代更适应的歌剧）和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金公鸡》（讽刺沙皇的作品，尽管现有的全部剧目把沙皇描绘成一个高尚的人）已经入围。众所周知，这两部歌剧的音乐水平也无可比拟地高于古诺的音乐。
最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关于国家模范剧院剧目的报告中就已经表示了对在大剧院的舞台上恢复上演《浮士德》的否定态度。然而，大剧院对此表示，不认为有必要这么做。
如果要将国家经费花在新的演出上，那最好要花在音乐和意识形态方面更能接受的歌剧上。尤其是，现在就有整整一系列从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可以接受的、艺术方面没有争议的、老的、并不差于学院派的歌剧，并且加工这些歌剧将会使该剧院的艺术力量从长期停滞中激活，而艺术事业的停滞就意味着永远后退的运动。
签字：
委员会主席 特赖宁
喜剧音乐部长 布鲁姆
委员会秘书 阿列先柯
（ГАФР. Ф.Р.-2306.Оп.1.Д.2246.Л.33.）
在这封信件中，剧目审查总委员会停演《浮士德》的理由名义上是两个：音乐水平和意识形态，但实际上核心问题是意识形态。在总委员会的领导人看来，这部歌剧是“靡靡之音”、“庸俗的爱情故事”是与时代不相适应的。在特赖宁等人看来，需要上演“与我们的时代更适应的歌剧”，为此他们举出了可以作为范本的两部歌剧：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和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金公鸡》。检查大员们强调了反对沙皇的斗争，认为这才是符合时代的铿锵之音。在这份不长的信件中，特赖宁等三次提到了“意识形态”这个标准：“意识形态价值是有限的”，“意识形态方面更能接受的”，“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可以接受的”。这些检查大员并没有详细解释“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但靡靡之音和庸俗的爱情故事是不符合时代精神的，是不能通过大剧院这样的国家模范剧院来传播的。他们把剧目审查的标准归结为是：“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可以接受的、艺术方面没有争议的”。
这封信还提及了他们要求禁演《浮士德》的另一个理由：国家经费拮据。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如果要将国家经费花在新的演出上，那最好要花在音乐和意识形态方面更能接受的歌剧上”。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尽管“耐普”进行得热火朝天，但是国库仍然短缺，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撑包括戏剧在内的艺术事业。所以，如同工业企业领域中的“租让”和“出租”的措施，盈利、利润就成为剧院生存的主要手段。这一年，俄共（布）中央曾作出过关闭大剧院的决议，但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没有执行这个决议，大剧院没有被关闭，理由是这样做“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
但这一次，卢那察尔斯基并不同意特赖宁等人的意见，他个人对古诺的《浮士德》是有所偏爱的，而且他也不认为法国式的浪漫与激情就是靡靡之音和庸俗不堪。总之，卢那察尔斯基并不认为《浮士德》有意识形态问题，力争要让它在大剧院的舞台上重新上演。但卢那察尔斯基采取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来为《浮士德》辩护，那就是他一再对特赖宁等人强调，大剧院排练这部歌剧已经花了不少钱，如果停演将造成更大的损失。一时间，剧目审查总委员会无言以对，不得不作出妥协，在其11月13日的会议上决定让《浮士德`》上演。
但是到了1924年2月1日，总委员会在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宣传鼓动部的信中，再次提出停演《浮士德》，理由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沙利亚宾的不参加演出将不可能有商业上的巨大吸引力。必须立即停止在大剧院上演《浮士德》的已经开始了的工作。”（ГА РФ Ф.2306.Оп.1.Д.2246.Л.31-31об.）沙利亚宾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歌唱家，他的美妙嗓音、动人的容貌与身材令许多观众倾倒。一部剧，一场演出，如有沙利亚宾，那就是满柜的收入、满堂的彩声。特赖宁最终还是达到了停演《浮士德》的目的，他强调了沙利亚宾这个演员的因素，但实际上同样反映了收入和利润是那时剧院剧目上演或者停演的关键性因素。而在这个因素下，所反映的却是在耐普虚假繁荣背后的日趋深化的新的经济危机。
对国家剧院剧目的审查只是剧目审查总委员起始的一部份工作，在《浮士德》停演之后，检查大员们又把检查的矛头由大剧场的剧目指向了小剧场和露天剧场上演的小型文艺节目。总委员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封杀了各种小型文艺演出和流动的露天演出，这种现象在莫斯科尤为严重。这引起了小型文艺节目演员的不满，各地方的艺术工作者协会也不断申诉和抗议，随之出现了“小型文艺节目问题”。1923年12月10日，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不得不作出召开有关小型文艺节目座谈会的决议，12月17日，剧目审查总委员会召开此会。
下面这份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清晰地展现了对小型文艺节目审查的动因和全过程：
剧目审查总委员会关于组织对小型文艺节目演出进行监控的会议记要
1923年12月17日
出席者：
剧目审查总委员会特赖宁同志
艺术工作者协会梅利克-哈斯帕科夫同志
艺术工作者协会季哈诺维奇同志
莫斯科小剧场演出人员委员会季诺维耶夫同志
莫斯科出版局奥霍托夫同志
主席——特赖宁同志
秘书——梅里尼科夫同志
议题：小型文艺节目演出
特赖宁同志宣布会议开始后，简短地讲述了小型文艺节目问题的由来。随后，交换意见。
省艺术工作者协会代表季哈诺维奇同志强调，对话类节目还是有益的，当然，必须要有合适的内容。在季哈诺维奇同志看来，问题的全部尖锐性就在于缺少合适的节目。协会不同意对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所采取的压制措施，尤其不能同意莫斯科人民教育局所作的有着广泛说明的莫斯科苏维埃的决议，这份决议甚至涉及到游走歌手和民间艺人等。
为了解决小型文艺节目的问题，协会认为：
1.必须组建地方剧目委员会。
2.组建能够培养小型文艺节目演员的特别游艺娱乐企业。
3.加强省出版局与协会的联系。
4.再次提请莫斯科苏维埃重新研究小型文艺节目问题。
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别斯金说，如果小型文艺演出是必需的，那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可能有二议，像现在这样与它作斗争是绝不可以的并且是有害的。
别斯金同志强调，现有的剧目审查机构足可以解决小型文艺节目问题。问题的全部要害实际上就在于节目这样的问题上。剧目审查总委员会在索科里斯克区、阿福宁等地的实践是，要有一条小型文艺节目演员能迅速理解和实现的路线。所以，需要相应的机构采取一切措施来提高小型文艺节目演员的意识形态水平。在别斯金同志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弄出苏维埃国家所需要的新剧目。
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央委员会代表梅利克-哈斯帕科夫说，只能通过在剧目这根线上施加影响，不能用其它的方法。因此，必须在特别委员会中重新审视压制小型文艺节目演员的政策。还必须组建一个负责制定小型文艺节目的特别创作机构。
莫斯科委员会代表季诺维耶夫同志描述了小型文艺节目演员的极为艰难的处境并说要在莫斯科教育局的艺术处中对小型节目演员施加个人影响。
莫斯科出版局代表奥霍托夫同志指出，由于莫斯科教育局艺术处对自己的任务理解不正确，检查正变得困难起来。他建议，在市小型文艺节目演员委员会下成立剧目处来理顺剧目事务，市出版局的代表可参加该委员会，还要组织一个重新考核小型文艺节目演员及其节目的委员会。
在交换意见后，特赖宁同志提出建议并一致同意通过如下决议：
1.确认，现在，小型文艺节目即使不以高标准，那无论如何也要在意识形态机构对其更为关注的情况下加以改进，尤其是小型文艺节目演员要自己表示愿意接受来自这些机构的物资以及指示。
2.承认，对话类节目，以及所有的小型文艺艺术完全有权生存并且在正确安排下可以用于宣传鼓动。
3.认为对妇女在酒馆内的表演所加的各种限制是不适当的，因为这类措施不能灌输德行，而只能扩大卖淫现象，使相当数量的小型文艺演员没法挣钱。
4.强调对整个小型文艺节目，特别是对对话类节目的严格的，但不是官僚主义的审查的必要性。
5.通过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提出取消根据莫斯科教育局的建议所制定的对小型文艺节目演员的限制。
6.为了提升小型文艺节目，承认有必要提请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协会各机构注意，他们应在制订新的小型文艺节目中表现出主动性。
主席 特赖宁
秘书 梅里尼科夫
附注：送雅科夫列娃同志
（ГАРФ. Ф.2306.Оп.1.Д.2269.Л-2-2.об.）
这份会议纪要反映出了当时情况下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剧目审查总委员会密切关注“小型文艺演出问题”。小型文艺演出指的是那些游走四方的小型表演剧组或团体，剧组或团体的演职人员大多不属于任何事业单位，也不接受任何组织的指示和监督，他们或在露天搭班演出，或在城市酒吧、乡村小酒馆、工厂、学校的俱乐部中演出。他们的节目随意性很大，对现实的反映极快，社会深层中的问题不断地在他们的演出节目中被有声有色地描绘出来。在这种远离城市、只在小城镇和乡村的巡回演出中，小型文艺演员也就不断地向自己的观众传达着自己对生活、对社会，甚至对政治的看法，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在俄罗斯这种传统的“流浪艺人”的演出中，对话类（或者谈话类）的节目是最主要的，也是群众最欢迎的。这类节目通常是一人说或二人对侃，喜笑怒骂皆成文章、颂扬鞭挞全凭艺人的一张嘴。在俄国历史上，愈是国况复杂的时代，这种一人说或二人对侃的节目就愈受欢迎、愈益微妙。
1923年，当新经济政策发展到开放程度令执政者担心的时候，“流浪艺人”小型文艺演出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的不满、愤恨，甚至对执政者的嘲讽、抨击就成了掌管意识形态者最为担心、最不满意的演出现象了。剧目审查委员会甚至没有疏忽掉酒吧、咖啡馆和餐馆中艺人们的演出，要求将他们演出节目的文字内容事先上报审查。
从座谈者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剧目审查委员会以及相关的机构对小型节目演出采取了“压制”的措施，也就是对演员和演出采取强制停演的措施，以至断绝了这些艺人的生活来源。发言者都反对这种“压制”措施，认为“压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们呼吁，“小型文艺节目演出”是必需的，是完全有权利生存的；只是需“要有一条小型文艺节目演员能迅速理解和实现的路线。所以，需要相应的机构采取一切措施来提高小型文艺节目演员的意识形态水平”。于是，在剧目审查总委员会主席特赖宁笔下的决议中，意识形态就被突出出来，结论是小型文艺节目要在意识形态上加以改进并且要服从相应机构的指示。为此，特赖宁还提出，小型文艺节目“在正确安排下可用于宣传鼓动”。
这份决议还特别关注了一人说或者二人对侃的小型文艺演出，强调了“特别是对对话类节目的严格的，但不是官僚主义的审查的必要性”。这一措施表明，在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检查和控制中，审查机构最担心有人讲述国家的现实情况，最害怕那些深层次的问题揭露出来会给光明的新经济政策抹黑，会给大权在握的政府领导人带来人心不稳和社会动荡的麻烦。只能歌颂、唱说“光明面”，而绝不能揭露问题、弹指社会“阴暗面”的意识形态决策和措施已在耐普时期显现出强劲的锋芒和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