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毛泽东与造反派，“继续革命论”与反血统论
“两个文革”论的最主要根据，是认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文革期间群众中自发产生出来的造官僚的反的思想理念，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在很多人的思维定式中，毛泽东作为集“极左”思想之大成的人，是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思想的。另一方面，一时间成为群众手中强大武器的大民主、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也不可能和“极左”的“社会主义新阶段”有什么必然联系。根据这两条假定，推论出毛泽东利用了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目的只是为了打倒上层集团中的政敌。然而，这种推论和文革历程中和后文革时期的一系列发展事实不符。
首先，在文革运动过程中并没有预先设定好的政敌。毛泽东六二年以后的新思想，党内大部分人都很不理解，然而，这并无法成为政敌的标准（刘少奇被打成叛徒一案，只能说是在文革期间旧秩序被打乱的特殊情况下横生出的一个枝节，后来喧宾夺主，最后被认为是文革的主要成果）［15］。文革开展后的情况是：假如将反对造反运动的人算作所谓的“政敌”的话，那么“政敌”不是越打倒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反感文革的官僚势力对文革的抵抗到后期越来越强烈。六八年文革结束时，不是在打倒了大部分文革“政敌”的情况下，而是在反对文革运动的势力愈演愈烈、打着“文革”的旗号搞形“左”实右镇压群众的手法普遍出现、有可能在全国再次发生类似武汉政变或更严重的事件等等这样的情况下，匆匆地鸣锣收兵的。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结束时以“今后还要搞许多次”来作为暗示，即这一次文革并没有完成任务。
这里不能不简单提及文革匆匆结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革后期（六七年八月以后）左派联盟发生了严重的破裂，不仅在中央的激进派内部发生离析，中央文革和地方造反派的关系也呈现紧张。这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群众造反派内部发生宗派主义纠纷；二是一小部分左派在理论上超前发展，而有些省份的造反运动则严重滞后，全国的运动发展不平衡，各省的形势不能互相支持；而更重要的一点，也是造成前两个现象的原因，那就是还存有强大实力和资源的官僚保守派对左派阵营进行了有效的瓦解、分化和挑拨工作，这个十分重要的史实，在几乎所有文革史著中都没有提及。［16］
“两个文革”的论点所无法解释的另一个史实是：后文革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收回他借以发动文革、并在文革中支持造反派的那些思想理论。毛泽东在文革后反而更加信誓旦旦地强调要反对修正主义，认为当时中国的很多方面还“和解放前差不多”，强调反官僚、反特权。毛泽东在后文革时期提倡的“反潮流”精神，很显然是“造反有理”的再版。假如按“权力斗争”的说法，仅仅从“维护文革成果”和防止被打倒的“政敌”翻案的角度出发，是没有必要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尚存在的“阴暗面”、“变修变色的危险”、还要“反潮流”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无论在文革中还是文革后毛泽东都是在“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高度理论层次上思考问题，而不是在打倒政敌、维护名誉的低层次上。
最后应指出，“两个文革”观点中将毛泽东与文革群众运动割裂开来的企图是很难办到的。毛泽东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抽象、宏观层次上为群众造反运动声张；在造反派群众中滋长出的反血统论思想，是在具体、微观层次上，给反修防修提供了活生生的社会学内容。毛泽东六十年代以来在反修防修和继续革命问题上所发展的各种特异思想和言论，通过群众组织的非官方出版物流传到民间和社会，这对当时富有理想主义和追求造反精神的投身运动的青年们来说，具有极大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同时，在造反派群众中滋长出的反血统论思想，在具体、微观层次上，给“反修防修”的宏观抽象理论提供了活生生的社会学内容。可以说，在文革运动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左倾思想和斗争话语，它结合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和反血统论、“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等内容；文革中从上层到下层的一系列斗争，包括对热衷引进资本主义的党内官僚派的斗争，对这些官僚阶层的子弟家属所形成的特权集团的斗争，对当时社会中旧有的和新生的各种不平等关系的斗争，都被集合到这个统一的斗争话语上来。假如我们也采用“思想体系”的说法，那么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依照他思路来展开的理论（如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等），更包括以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民间左派理论（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评价这些理论），形成了一个有坚强内核的毛泽东晚年思想体系，也就是“继续革命”的思想体系。而六六年到六八年之间的群众运动，就成为这个思想体系一次具体实践。很难否认，《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的思想和《五一六通知》、《五七指示》的思想属于一个体系，而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或哈维尔、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体系则有天壤之别。
自从六十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反体制的左倾浪潮衰落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反体制运动和“自由化”联系起来。苏联东欧体制内的民主运动，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到苏联的萨哈洛夫和索尔仁尼琴，在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同时，一个比一个地更加走向社会主义理念的对立面。在对苏联体制的批判上，和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彻底改善的认识上，毛泽东和他们的看法有些是接近的。然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所存在的弊病的根源，毛泽东却开出了和他们完全相反的诊断和处方：“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17］一句话，毛泽东另辟蹊径，试图从左的方向去改革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革和六十年代大约同时期的西方新左派运动不谋而合：即看清了以苏联为中心的“旧左派”已经失去了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的意志，反而转变成资本主义的热衷效仿者和忠实合作者。和中国文革遥相呼应、在时间上也重合的六八年“巴黎五月”运动，就是欧洲新左派的一次“文化革命”。在“五月运动”中，广大左派学生和群众突破了“旧左派”，即法国共产党对革命运动的垄断和压制，以自发的革命热情对抗资本主义制度。而亲苏的法共出于对资本主义秩序的维护，一直在阻挠和破坏自发的群众群动。无视这个“新左”和“旧左”的重大区别，才会得出“毛泽东坚持僵化的社会主义”的结论。另一方面，看不到群众有对革命思想的掌握能力和对社会主义的自发追求，也就无法理解“巴黎五月”和中国文革中人民群众越过已经趋向保守僵化的共产党、“自己解放自己”的真正政治倾向。有了这两方面的偏见，才会得出毛泽东在追求“僵化的社会主义”，而群众在追求“自由化”的“两个文革”的结论。
三 文革的主流和曲折
“两个文革”论点中所蕴涵的对一场大革命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描绘，无疑有其真实的一面。然而，从官方主流观点到一些非官方知识分子观点中，总要把这个所有革命中都无法避免的现象，作为文革运动不是一个上下一致的运动、因而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的论据。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许没意识到这是对文革的成心苛求；不妨将革命史上两个重要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文革作比较。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头绪纷繁、枝节横生，直到今天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法国大革命。再来比较中国自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那时期军阀混战、社会黑暗，然而谁也不会否
认它是一场名符其实的剧烈革命。
依照“两个文革”的思路，文革事件还可以分解成不止两个，而是多个文革：它包括有空想家的文革，野心家的文革，有“极左”理想主义的文革，有“青春骚动”的文革，有老好人、随大流的文革，有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文革，有政治迫害的文革，还有打砸抢的文革。然而，无中心、多主题的观点是无助于认识文革的。
文化大革命有三个重大主题，即文化、阶级和政权。这三大主题也分三个阶段依次展开。文革以文化批判和破四旧、立四新开始，迅速地转向阶级问题，即血统论与反血统论之间的争论，接着再转入夺权的斗争。三个主题看上去似乎无太大关联，实际上，它们是文革运动中紧密衔接的三个组成部分，从文化转向阶级，再转向政权，是依照文革内在的逻辑，而不能理解为从一个运动转到另一个运动。有关这三个主题，笔者将另文讨论。本节以讨论文革中的三个现象，即早期工作组，老红卫兵，和“经济主义”风潮问题为例，来说明文革运动中充满着复杂倒错的因果关系和曲直是非，但整个过程构
成了一个完整连贯的有一致主题的历史事件。
假如说文革有别于其它革命，那就是对立的两大阵营在发动召唤各自的力量时所使用的文化符号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同时又有很微妙、很尖锐的斗争。“打着红旗反红旗”、贼喊捉贼的现象，成为文革的一大特色。然而，在这个特色掩盖下，实际上进行着一个所有革命所共同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早期的派别在完成了发动任务后，自己反而被革命的浪潮所吞噬。［18］在法国大革命中，这个现象屡见不鲜：造国王反的火种是由贵族们点燃，却很快烧到贵族自己身上；反对贵族和专制制度的斐扬派和吉伦特派，到后来转向保守，成为平民激进派的打击对象。在文革中，起到这个点火发动作用、而
后又被后来者打倒的，就是文革早期的工作组和老红卫兵。
（1）工作组现象
工作组在文革初期起的是镇压运动的作用。它把革命的调子唱得很高，用旧的一套大搞形“左”实右。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弹，也因此使受工作组迫害的学生产生对“资反线”的强烈仇恨。然而，工作组在执行“资反线”的同时，也把《五一六通知》中的激进信息广泛传播到群众中。政治嗅觉极度灵敏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开始察觉出文革运动的真正目的，不是工作组在搞的那套“运动群众”，而是让群众接过来激进的斗争武器，去完成自己解放自己的任务。工作组即是革命的镇压者，又是革命理念的传播者。没有工作组的形“左”实右，就不会有后来造反派的“实左”、“极左”。然而，现今主流文革史学所鞭挞的一个最主要的文革罪状就是：文革中的“极左”。这就忽视了两种对立的“极左”：造反派的“极左”正是对工作组的“极左”的一个抵制、反击和报复，造反派的“极左”解放了一大批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没有造反派的“极左”，大批学生、群众还会被压制在工作组所执行的形“左”实右的白色恐怖当中。然而，主流文革史学把工作组的劣迹算在文革和文革造反派的头上，是完全不公平的（如严家其，1987、王年一，1988等）。
（2）老红卫兵现象
老红卫兵的现象，比工作组更要倒错矛盾。老红卫兵是初期（六六年八月到十一月）破四旧的主力。他们简单机械地理解和执行毛泽东的破旧立新的思想，还搞了“红海洋”、“革命化”等形式主义，更有以血统论为基础的暴力恐怖。以革干子弟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的这些“革命行动”，实质上是出于对自身特权的骄傲和捍卫，是带着革命形式、披着革命外衣来维护“红色官僚主义者阶级”，因此是一种典型的形“左”实右。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一批老红卫兵最后演变成公开的保守派和极右派。另一方面，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由多种出身成份组成的造反派红卫兵，他们所造成的暴力和过火行动，目的是为了和老红卫兵的暴力和过火行动对着干：没有老红卫兵的反动暴力，就不会招来造反派红卫兵的革命暴力；没有造反派红卫兵的对着干，老红卫兵的嚣张气焰就不可能被压下去，更不知要横行祸害到哪一天。然而，文革一开始，老红卫兵冲向社会，给暴力、武斗等形式造成了一定合法性，也就破坏了共产党官僚社会的稳定秩序和公检法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保守、极右的老红卫兵也是运动的点火者和传播者。文革运动的主旨，就是反对“资反线”、反对形“左”实右，而纵观文革运动，凡初期的形“左”实右，无论是工作组还是老红卫兵，都成为发动群众、把群众推向左倾的反常而又必要的步骤。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评论法国大革命时说：“贵族发难法国大革命，而平民完成了它。”（George Lefebvre,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经济主义问题
第三个用来说明文革的主流和曲折的例子就是文革中的“经济主义”。“经济主义”现象，根据当时的舆论宣传，主要是指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官僚当权派以停工停产、破坏交通等消极破坏文革，另一方面以经济实惠收买群众。然而，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刘国凯在《文化革命简析》中，认为：“在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民主空气高涨的情况下，积郁在广大群众胸前多年不敢讲的话，不敢提的合理要求，此时都如开了闸门的洪水汹涌而出。工资长期冻结问题，合同工长期不转正问题、劳保问题、福利补助问题、知青就业问题、宿舍分配问题、托欠加班费问题等等。多年的积愤如堆积已久的干柴，一点火星即成熊熊之势。一个单位有群众率先揭竿，消息传开，其它单位的群众立即效仿呼应。”（1981，129页）这个解释无疑是有很大真实性的。建立经济民主，实行工人参与工厂管理，这本身就是文革纲领之一－－《五七指示》的思想。文革中的大民主气氛，为中国实现工人自治、经济民主提供了大好机会。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中写到：
“［一月革命后］……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跨了，煤照常出，铁道部跨了，运输照常运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情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经济主义中有群众争取自治、要求经济民主的成分，然而这并不等于否认经济主义风潮中也有官僚当权派破坏文革、拉拢保守派、瓦解造反派的成份，恰是各种现象和斗争的混杂交错，形成了文革的丰富历程。作为后一种成份的主要例子，就是在夺权斗争关键时刻，铁道部吕正操鼓动罢工、火车停开，以及石油部、大庆油田当局先压制运动，压制不了时又鼓动工人停产串连，作为向文革派的示威。（《大事记》，158页）
文革中经济主义风潮中的确有多种不同现象，有些与文革的目标相同，有些则相反。它至少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类现象：一、当权派操纵的停工停产、交通瘫痪；二、当权派以滥发补助、滥长工资来收买保守群众、瓦解造反派；三、群众组织为小团体利益索取物资；四、工人的经济民主诉求。另一方面，对于经济主义风潮的反应，各地也是不一样的。对当权派的收买政策，有些群众组织加以接受，而这个过程又和群众组织对参与管理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正当要求相混合，形成了是非曲直很难判断的现象。在中央极力反对经济主义的同时，基层群众也并非是一概拥护经济主义。在上海十一个造反派单位《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的同时，也有其它地区的造反派组织自发地呼吁反对经济主义的物质引诱。（赵聪，1974，438页）
总之，经济主义风潮和文革中其它复杂的斗争一样，充满了曲折和枝节。然而，这些曲折和枝节，并不能否定文革的主流和它的整体性、一致性：那就是：从中央上层到地方基层，从两个司令部到群众中的两大派，官僚与群众之间、形“左”实右和真正左倾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总是围绕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两条对立的路线进行的，丧失了这张二元对立的文革指导图，就会被文革运动中的庞杂细节所困惑，忘记了主流，迷失于曲折，才会把文革肢解成两个或多个互不相干的事件。
四 结语
读到这里，读者也许已经明白为什么在这同一篇文章中要先后提出“十年文革还是两年文革”与“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这两个问题，也许会悟出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相关性就在于：将文革的定义拉长为十年，就已经用无言的方式把六六年到六八年两年间文革运动的真正意义一笔勾销了－－文革不再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大民主运动，而变成了精英上层争权夺利、中央政治派别和集团盛衰兴亡、彼此消长、相互取代，下层群众被欺骗、被利用、被玩弄的黑暗的十年。将文革定义为十年，起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它既将两年群众运动的任何正面经验全部用后八年的“专制黑暗”加以抵消和否定，又将十年内的一切罪恶的责任都推给开始两年中的群众运动和大民主实验，彻底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群众民主和政治制度更新的“空想”。八十年代初以来在“十年浩劫、十年动乱”的主流观点和主导语言的影响下，将文革运动中群众大民主的珍贵历史和后文革时期镇压造反派等“封建法西斯”一同彻底否定，婴孩和脏水一同倒进阴沟，将各种各样的由于不同原因、甚至相反原因受迫害的罪责一概笼统地归结为“毛泽东晚年错误”和“野心家的篡党夺权”，一度确实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作用。然而，一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实在无法接受在这种话语环境下所产生的那些明显的倒错和谬误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刘国凯提出“十年并非全是浩劫”、杨小凯提出“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的原因。假如我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真正史无前例的那两年，和那两年内的文革群众运动，“十年是否全是浩劫”、“文革是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等问题，就成为多余的了。主流观点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和“革命”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里，我们对“十年浩劫”中的“十年”和“浩劫
”也都提出疑问。
本文是针对海内外大部分有关文革的史著和文学作品都沉浸其中而无所知觉的主导语言作为批评对象而展开讨论的。因此，对偏离开主流观点、立意新颖、貌似深刻的“两个文革”论进行分析解剖才有特殊的意义。自然，本文所提出的各种既不同于主流史学、又有别于“两个文革”论的观点，尚有待于更多的翔实的历史资料来支持。希望通过本文，对建立一个新的有生命力的分析框架有所促进，以便为今后的文革研究在理论上和资料收集上，能够有别于现存的已经耗尽语言和分析潜力的主流文革史学，真正总结和吸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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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所谓“官方文革史学”，可参见严家其《中国“文革”十年史》，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等。“一小部分不同声音”，可见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杨曦光《评〈中国“文革”十年史〉》，杨小凯《六四省悟：为文革造反派翻案》； Chan, Anita "Children of Mao," and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Unger, Jonathan "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u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 17 No.1, 1991. Gao, C.F. Mobo. "Maoist Discourse and a Critique of the Present Assessmen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这里还应提到文革中民间左派纲领性文件《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杨曦光（杨小凯）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和党内文革派发动和支持了群众造反派的反官僚、反迫害的运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政治联盟关系；所谓“互相利用”的说法是无意义的，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建立联盟、互相“利用”。在这一点上，杨曦光是在所有参加过文革造反运动的人士中，自始至终坚持自己原来观点的人，而没有象许多敏捷善变、富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那样，受到官方操纵性的语言的影响。然而唯一遗憾的一点是，作为文革中最著名的民间左派理论家，在文革过去二十多年后，杨小凯认为造反派运动受其社会来源的构成的影响，其真正思想倾向是右倾的。见杨曦光《评〈中国“文革”十年史〉》。
［3］由于在全国各省运动的进程发展不齐，比如在北京发动较早，六六年七月底就已进入了典型的文革运作方式，在一些边远省市则迟至六六年底，将《十六条》的发表作为文革运作方式开始尚有代表性。
［4］本文在否定“十年文革”说的同时，毫不否认十月事件的重大意义。与其说它为一九六六年起的阶段打下句号，不如说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新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5］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民间刊物《人民之声》1980年12月特２期。
［6］《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大约1967年8月，见于多种群众出版物。
［7］见杨曦光《牛鬼蛇神录》24章；王绍光《理性与疯狂》20章。
［8］“文革”一词的歧义性：文革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作为新阶段的文革是思想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长期的斗争，有别于在操作上的“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具体动员过程。一九八一年中国官方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正式否定，在一定意义上取消了这个“新阶段”。
［9］《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3月。
［10］这里后“文革时期”含义为文革之后的时期，而不是象有些将文革分为“前文革”和“后文革”的观点中所指的“后文革”时期。
［11］值得一提的是还存在着另一种“两个文革”理论，即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有其正面的意义和善良的愿望，但在执行中被下层的群众所搞乱。见王山《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12］以上分别见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
［1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46页。1967年，北京。
［14］见杨曦光《牛鬼蛇神录》9章。
［15］ 见 Gao, C.F. Mobo. "Maoist Discourse and a Critique of the Present Assessmen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20.
［16］ 见 Unger, Jonathan "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u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 17 No.1, 1991. p21.
［1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即“十六条”）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18］Huntington 在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提出了“西方革命”和东方革命两种类型：在“西方革命”中，旧体制先行崩溃，然后一批比一批激进的革命派别递次上台，将革命的纲领和思想推向越来越激进。在“东方革命”中，在旧体制崩溃前，出现“双重政权”，即现政府和一个挑战它的准政权组织，互相争夺领土及民意。文革作为以城市为中心的运动，呈现很多“西方革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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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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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受《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文革专辑之约而写，但未被收录，后来连载于《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