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和“后现代境况”
美国总统布什在一九八九年二月份访问中国时，邀请方励之参加官方宴会的行动,是美国在一九八九年一系列公开插手的开始。美国和西方集团对中国的所谓“不同政见者”的格外关注，与它们对中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关心，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与美国和西方集团对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战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二战后的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的发展，经历了种种惊心动魄与出乎意料的转折、迂回，在回味了历史事件的山重水复、不胜逆料之后，再来看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就能发现更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稳定性和一致性。这个战略指导思想，从艾其逊提出“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身上”、“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的战略构思开始，到肯南对“围堵东亚共产主义”战略的具体操作的设计，再到麦克阿瑟和杜勒斯将西太平洋大新月形包围圈与“和平演变”的战争、和平两手对华战略具体部署到位，这一整套战略哲学和操作程序，不但没有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有所改变，相反，
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方向，证明了它的先见之明。
美国的对华战略不是一项孤立的外交决策，而是它全球战略之一部分。这个全球战略，简单讲，就是按照美国自己的面貌、理想和利益来彻底改造世界，实现以美国为核心、听命于美国统治层、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世界市场型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并永久维持一个以美国为金字塔顶的、以美国的文化价值实现彻底征服的四海臣服、万方朝拜的全球帝国。①b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对华战略的，是考察一下战后美国针对第三世界战略的演变，特别是战后以来美国在第三世界从支持反共独裁政权到有控制地放松政治高压、并推行按美国所开的“民主化”“处方”的转变。发生这个转变的原因比
较复杂，超出本文的范围，其中较为主要的包括：作为最首要的冷战自由主义反共橱窗的日本，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显露出稳定发展的趋势，紧随其后的是七十年代的南朝鲜、台湾，七十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各种革命运动和反体制挑战的渐趋低落等等。这个转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美国实现全球统治霸权的方式转换，即从暴力与强迫基础上的控制，转换为对信息、知识和文化的操纵基础上的控制。
首先，这种新的操纵和控制是建立在以西方国家中心、以西方化的第三世界大都市为次级中心和中转站、以贫困不发达的广大地区为外围边陲的信息交流和通讯的基础结构之上。全世界９０％的国际新闻和信息被西方国家的四个商业新闻集团所控制；通过对新闻报道的筛选、解说和操纵，西方中心力图实现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对非西方边陲的完全彻底的凌驾、渗透和主宰。因此，有了这种更高层次上和更有效的控制，也就不必将宝压在个别的第三世界独裁者身上，而有可能以更隐蔽、更微妙的手段从根本上扼杀反抗和批评意识。这个思想，在一份题为《赢得冷战：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势》的
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中被精辟地表达：
在外交事务中，有些目标通过直接和外国的人民接触能够比和它们的政府接触更好地达到，在今天，通过通讯技术和工具的中介，有可能接触到其他国家人口中重要而富有影响力的那部分人，从而给他们传达消息，左右他们的态度，甚至能成功地促使他们采取某些果断的行动。然后，这些团体就有能力对他们的政府施加相当大的影响。②b从这个视角来考察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不同政见者”的态度，能看出美国支持“官方的自由主义和市场取向的改革”并同时支持中国“民间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两手策略是一贯的和根本的，同时也不把希望全部压在官方或民间的任何力量之上，而是利用其中矛盾，分而治之，并不断寻找最忠实的代理人。而实施这个两手策略的先决条件，则是将精心设计的一套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大规模地输进中国并取得主导地位，从而使任何批评与不满意识都无法摆脱西方主流媒体所布下的无形的思想禁锢。
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新型的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是完全依靠其文化产品的直接的、正面的入侵，而是常常依靠间接的、示范性的和发散型的影响。以所谓“中国缺乏媒体自由”来否认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的观点是肤浅的。例如：中国的大众传媒虽然是在政府的管理之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文化影响的阻断，相反，恰恰可能是：在中国自己制作的节目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传播着西方意识形态宣传，因为这种宣传早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思维定式、语言词汇和信息传达的约定俗成之中。研究第三世界的媒体的学者指出：在这些国家里，即使它们的电视台不播放西方或美国的电视节目，西方和美国的消费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依然能够发挥影响。③b这一点从一九八九年事件前夕中国的文化思想状况中就可以得到印证。在思想领域，已经被第三世界八十年代的灾难证明为笑柄的“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竟被包装成“未来学”的时髦货色，由政府官员极力赞助并大量印行，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中成为盛极一时的意识形态时尚。这种时尚被凝聚成象《河殇》那样粗俗、浅陋的宣传品。由党的总书记带头，改革决策者对作为美国战后反共战略之一部分的东亚“四小龙”模式极力推崇，更近一步在政治思想上凝聚成所谓“新权威主义”。一些在全国颇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如方励之、严家其、王若望、温元凯者流，在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的动人名义下，实际上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热忱的兜售者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这里，并非是在诅咒所谓“政策宽松”、开放言论的罪恶，相反，而恰恰是指出：在畅所欲言、无所禁忌的“思想解放”的外表之下，实际上是由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精英以生吞活剥后的西方冷战教义实行思想上的舆论一律和沉闷专制，在为民请愿的旗号下，将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主义战略内化成一套改革纲领，实际上积极地为跨国资本主义给中国套上奴役和暴政的枷锁效犬马之劳。而这一切是在热热闹闹、乱乱哄哄的“思想解放”的喧嚣外表之下进行，才是它讽刺和可悲之处。
在社会和大众生活层面，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在大规模入侵，那就是西方消费主义商品和符号排山倒海而来。自从最早“领导新潮流”的精工表、雷达表、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等进入中国以来，大量的西方消费品和广告迅速占据中国的市场和大众媒体，并成为时尚追求与社会地位攀比的显著标志，整个社会的文化与意识迅速地可口可乐化。以大城市和社会精英为风气之先，中小城市和广大市民跟进，喝可口可乐、吃汉堡包、穿耐克鞋成为“跟上潮流”、“观念更新”的符号暗示，甚至连中国自己给小学生生产的产品，书包上印着美国国旗和林肯像，文具盒上画着米老鼠、唐老鸭。这里，也并不是说这些浅薄的可口可乐文化本身有多么利害的魔力，相反，它们只是文化帝国主义渗透的结果和症候，是这些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势力在谋算和推动着贪得无厌的攫取和控制。
以上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外部势力在中国一九八九年事件中所起的角色和作用。值得强调的是：真正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事态朝着符合美国对华战略方向发展的，是长期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观念的渗透，特别是通过中国本土的买办性的知识分子－政客精英为代理人来间接发挥影响。
本文前面曾指出：一九八九年学生和群众的诉求中存在各种不同的、互相矛盾着的政治倾向，如何叙述和解说这个事件就成为一件有争议的事情，而叙述和解说本身又成为一种政治行动参加到事件中去，并影响着事件的进程。这里将考察西方新闻媒体及其特有的高技术传播方式对事件的影响及对事件的解释权的主导。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西方媒体大规模地聚集在北京报道中苏首脑的历史性会晤，因而一九八九年事件经过了一个西方商业媒体以其最新的全球卫星技术和影象操纵手段进行再创造的过程。
通过声音影象多媒体处理技术和卫星传播技术，将形象、信息、商品与意识形态完满地凝聚在一起，将新闻报道和政治灌输融为一体，以实现思想文化上更严密的控制和操纵，这是当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许多学者将这种文化现象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演变相联系，并以“晚期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概括，将其与二战前以民族国家和民族市场为主要角色的资本主义相区别。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和内在矛盾在七十年代以後日益突出，这些包括跨国公司在全世界的迅速繁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出现、世界经济的金融化（包括金融投机的兴起和第三世界的巨额债务的出现）、“灵活生产”取代“福特模式”，以及在文化上，以再现美国生活方式和制度神话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消费主义在全球各地区的渗透和主宰。关注资本积累的矛盾的发展深化及其相应的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的调控方式的变化的学者，反驳了所谓“后工业社会”论有关资本主义已经从本质上发生转变的观点，认为战后的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的统治延伸到在此之前尚未商品化的领域，意味着资本统治的更纯粹形式；在绿色革命将第三世界的传统农业社会加以毁灭的同时，新的殖民主义，以广告媒体工业和全球信息网络的形式，进一步对自然和无意识进行更深刻的殖民渗透。④b一九八九年西方媒体蜂拥麇集北京，使正在发展的矛盾冲突叠加上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后现代”的自我表现和媒体影象操纵。和“后现代状况”的“遗忘历史”的特点相联系，假如一九八九年的事件还能够称得上是某种“运动”的话，那么，它确实“遗忘”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贯穿始终的群众运动和社会运动，特别是具有先进传统的学生运动，因为这些运动从来都是和反对帝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前途和道路的纲领目标相联系，也总是和工农劳苦大众相结合、长期地进行耐心细致的组织工作等等。而一九八九年的所谓“运动”只延续了春夏之交的一两个月，它的根底之轻，只及于西
方记者的镜头所光顾之处和之时，虽然是以“反腐败”的为民情愿的社会关怀肇始，但很快就和任何社会矛盾的严肃分析相脱节，流于纯粹的面对媒体（主要是西方媒体）的形象演出。除了时间跨度上的来去匆匆，在组织上也极度地头重脚轻，出现了几个知识分子精英“领袖”和一群学生“领袖明星”，而他们的权威仅仅来自簇拥着他们的西方记者的摄像机、话筒和闪光灯。新中国第一代在观看电视广告中长大的大学生们，他们本能地了解西方记者寻求戏剧性画面的媒体盛宴的制片需求，于是先后即兴上演跪在地上递交请愿、唱《国际歌》、树立“民主女神像”等特别上镜头的场面，从封建主义、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符号库里得心应手地任取所需。
然而，五彩纷杂的“后现代”演出从来也不是有关“多元”、“反体制”，受西方媒体诱导和操纵的学生“运动”也不是真的那么天真无邪地“无中心”、“多主题”、“无宏大叙事”。西方媒体的决定性“中心”和“主题”就是大商业财团的利润和市场，这又与跨国公司利益和西方集团的全球政治军事战略构成一个严密的结构。西方大商业媒体在精心筛选过滤信息、坚持不懈地宣传冷战和反共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方面，是绝对不容有半点即兴和随机的因素的。八十年初，西方媒体对波兰政府镇压团结工会的新闻加以大肆报道，而恰在同时，美国支持下的土耳其政府镇压工会的新闻，则完全不加以报道。中国一九八九年事件期间前后，在南朝鲜、菲律宾、南非和萨尔瓦多，爆发了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抗议美国所支持的独裁政府等活动，由于这些斗争是挑战资本主义体系和美国霸权的，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和对中国事件的报道相比，可以说几乎是被忽略的程度。只有如此，《时代》周刊和“有线新闻网”的新闻节目，才能真正和插在新闻之间那些商业广告－－花旗银行、福特汽车、可口可乐－－保持完全一致的“宏大叙事”：资本主义和美国制度是人类进步的顶点。
以上谈的是西方势力通过新闻媒体和文化符号间接地影响操纵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情况。当然，以美国政府为主的西方势力也毫不犹豫地在事件中进行了直接的插手。这一点，被一九八九年以後中外媒体所透露出的许多报道所证实。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几个月内，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运作系统基本合二为一，在北京积极活动。美国大使李洁明在燕京饭店、北京饭店、京伦饭店和友谊饭店分别派驻了“监视小组”搜集情报。美国之音的对华广播从每天两个小时增加到八个小时，再增加到十一个小时。在五月的最後一周，美国大使馆为两百多名中国人特别签发了签证，并
以“特别基金”为他们提供旅费。之后，中央情报局参与了秘密营救“民运”领袖的“黄雀行动”，并为逃亡行动提供了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快艇等装备。⑤b由“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官员腐败所造成的不满所引发的一次群众抗议运动，反而
又得到美国这个“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总设计者的利用和支持，这看上去似乎矛盾，但这恰恰展示了美国多管齐下、两手并行、分阶段推进的既定而又灵活战略。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精英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教父，华盛顿对他们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它对群众反对腐败、反对物价上涨的呼声，为何也表现出同情支持呢？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调整必然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富两极分化、物价上涨、社会动荡这一点，美国自己心里知道得最清楚，何况在第三世界各地的结构调整所导致的食品骚乱经常是伴随着焚烧美国国旗的民众愤怒的。有一点很清楚：美国对别国国内政治派别的支持，从来
不是出于道义原则，对意识形态教条也不总是那么严肃认真：美国在战后也假惺惺地支持过一些第三世界的反殖独立运动，还支持过波兰的团结工会，然而它的真实目的是尽人皆知的：不择手段地推动和维护美利坚帝国的利益，唯此一条，其他假仁假义，投机取巧，背信弃义，都在所不辞。美国对事件直接插手的契机，就在于政府与学生和群众之间的互动，没有导致寻求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即检讨物价飞涨、腐败横行的真正原因，调整改革的失误，相反，互动出现了对抗性的恶性循环，并发展成为一场政治危机，为美国从中渔利提供了机会。美国总统布什认定：“这些学生是我们的人。”其原因不在于美国统治层对任何学生运动有何迷恋（实际恰恰相反），而是由于在当时当地削弱中国政府的权威符合美国的意图。总之，使得外部势力得到干涉介入的机会，是自身内部矛盾的斡旋和解决的失败所造成的：反腐败的群众缺少揭露批判“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明确理论思想，反而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英所欺骗利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力量无法正确认识社会矛盾的真正性质，更无力发动群众，才使得西方势力乘虚而入，轻易地主导了学生运动的政治取向。深刻认识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各种矛盾因素的共存，包括已经分析过的通货膨胀导致群众抗议、政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简单
粗暴，以及外部势力伺机而动、介入干涉，多重因素的合力造成了最後的结果，是正确评价这个事件的性质的最基本前提。
请点下一页阅读更更精彩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