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事件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影响

本文前面部分从“新自由主义”改革与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文化帝国主义等方面分析了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事件。本文的最後一部分将讨论一九八九年事件对中国九十年代发展进程的影响。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发生在短时期内的政治动荡，特别是那种广泛涉及社会各阶层、暴露出政治精英层内部的矛盾分裂、并且最後导致流血收场的剧变事件，都会给后来的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进程留下深刻的印记。中国的一九八九年事件，也被证明是中国八、九十年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分水岭。

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最主要矛盾冲突围绕于两个方面，即经济的和政治的：在经济方面，市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特别是价格闯关造成的物价飞涨严重不满，“自由派”知识分子精英则迫不及待地推动全面的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纲领，在政治精英层内存在着在急进改革与渐进改革、计划为主与市场为主的争论。在政治方面，市民群众和学生凭着集体记忆运用起大民主的手段，并试图对官员腐败现象加以批评和监督，“自由派”知识分子精英和改革派精英则操纵利用民众街头抗议的形势，趁机推销“多党制”、“保护私有产权”的“西方民主”纲领，政府则为了继续推行既定的改革计划，强制恢复“压倒一切”的“稳定”。

显然，无论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诉求和发展方向。而暴力收场的结果，只是“稳定压倒了一切”，造成动乱的深层矛盾并没有解决，代表不同政治诉求和改革纲领的阶级或政治势力之间并没有发生正面决战，相反，这场决战被动乱的流血收场所延迟和打断。在新的政局巩固之后，哪一种政治经济政策占上风，是否所谓“保守派”、“反改革派”就一定随着戒严部队的进驻而卷土重来，事情并不会完全按照西方冷战教条的庸俗逻辑去发展。

中外历史上不乏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和多种多样的结局。由精英与群众参与的抗议或反叛运动被镇压之后，生存下来的政权是得到加强呢，还是被迫依照抗议运动所提出的诉求和纲领推行改良呢，还是饶恕、接纳反叛的精英、同时继续镇压反叛的下层？美国对革命后的古巴实行猪湾入侵并企图挑起国内反革命暴乱，古巴革命政权进行了成功的抵抗，并由于这个事件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美国的南北内战，其实质是北方成功地平定了南方的叛乱，但在击败南方之后，北方统治层在一定程度上宽恕、接纳了南方的奴隶主阶级，在改造南方奴隶种植经济的同时，对种族歧视制度和对黑人的社会压迫基本未

加触动。另一类实例是佛朗哥、苏哈托、皮诺切特等右翼政权在血腥镇压人民反抗之后，推行白色恐怖，实现了长期稳定的反动保守统治。当然，执政者在镇压异己之后又积极推行反叛精英所提出的改良纲领，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最突出的也许要算在镇压“白日维新”之后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以及俄国在一九○七年之后斯托雷平推行资本主义发展同时镇压民众反抗的反动统治。①c一九八九年的矛盾冲突中几种政治力量及其纲领和诉求混杂交错在一起，因而它的后续发展既相似于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一些格局，也显示出它本身所特有的阶级和时代的组合。

动乱的直接后果是使政治上层不得不对改革政策进行一定的反思与调整，这首先来自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中将最主要的问题归结为：“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在外部环境方面，邓小平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最终发展成为一个附庸国②。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领导人第一次承认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重新殖民化的危险。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明确谈到了改革开放中存在着一些人要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的“主张”：“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育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们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只能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

对前十年改革的反思的深刻程度，以及付诸政策时的言行一致的程度，是影响中国后来发展方向的关键。吸取劳动人民的血汗的中外剥削阶级在中国的重新兴起、劳动人民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的发展趋势，这才是认识到了改革方向失误的本质，它是造成社会动乱、民众抗议的根本原因。在这个认识基础之上，所召唤的政策方针与政治实践应该是昭然若揭的，同时也是直率无情的：那就是发动群众，唤起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依靠广大劳动阶级的政治参与热情与强大力量去遏制正在复活和兴起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依靠下层群众的力量监督和揭露“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制止腐败势力和资本主义化“主张”在党内取得当权地位。事情的发展证明，最高层的认识，和政治精英层内不同力量的悬殊对比，不允许中国的政治实践向这个方向发展。

没有群众政治实践的支撑，对改革的反思就变得苍白无力，甚至给人一种官方御用的印象，即不敢联系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又缺乏针砭时弊的批评精神，特别是：没有形成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观点展开大辩论、大批判的形势，这首先是因为自己本身就在理论问题上心虚，自信不足，其次是为了“稳定压倒一切”，害怕“争论”。因此不仅不能争取到广大的一般群众的信服，反而是让“自由化”的知识精英们所鼓噪的庸俗浅薄的冷战反共教义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群众意识。在最新的国际事件发生后，就无法避免被西方“共产主义死亡”的声浪所震蒙，就只剩下“不打头”、“韬光养晦”一条下策了。

这里所说的国际事件自然是指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的苏联东欧事变。本文不打算展开分析苏东事变，这里仅指出几个要点：一、自从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以来，苏联就不再是世界进步力量的领袖和中心，也不再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真诚盟友，其兴衰也不再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键因素；万隆会议、印度支那人民反帝斗争、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经济主权的斗争、一九七四年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这才是贯穿战后时代、从根本上挑战世界体系的一条斗争主线，人类社会主义前途的可能性也维系于此：在这里面具有关键地位的，就是作为不

发达国家的中国走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新路的可能性。二、事实证明苏联工业化道路是成功的，因此才成为许多受西方列强压迫下的第三世界国家羡慕和学习的模式，而问题在于苏联没有发展出可持续的、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至八十年代，这突出反映在劳动者的积极性极度低落造成生产停滞，因而导致政治、经济的全面衰败和最终危机的到来。东欧国家从七十年代起，就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引导的依靠外债的发展，这恰恰是导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三、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的瓦解从来就

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失利－－这个失利早就发生了，它只是一个长期溃败过程的最终完成。然而，这个事变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突然打开了一大片待殖民地区，给西方统治层的自信心打了一针强烈的兴奋剂。

苏联东欧事变，其实恰恰有力印证了三十多年前中国开始超越苏联经验、独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以伦比的先见之明。这本该是在历史的裁决面前庆祝胜诉的大好机会，然而茫茫中国，竟见不到有人自信十足地去认领这份历史的裁决书。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过去十年内中国妄自菲薄地一笔勾销了自己的独立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又退缩回苏联的官僚主义的窠臼，但更重要的是，精英层的心态和一般大众的政治意识被笼罩在官方理论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反共教义所共同设下的那套粗俗的范畴和思维定式之内。对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苏东事变还意味着一九八九年在中国流产的“民主

革命”，却幸运地以“天鹅绒革命”的方式在苏联东欧完成了。官方理论在一些基本假定上，实际上是和自由派精英们默契一致的，比如：苏联垮台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生产力的捕鼠本领不如资本主义灵光。因此，苏东事变警告着中国：“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大概是从“八九风波”到“南巡讲话”的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

“南巡讲话”立即发生作用，并极大地刺激了三个方面的发展，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也是“八九风波”后政治高层有所反思过的三个方面：一、纳入国际垄断资本、全球资本主义的轨道；二、私有化和养肥新的资产阶级；三、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演变。

下面分别讨论这几方面。

在一九八九年事件刚刚收场时，西方主流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评论道：随着共产极权铁腕的镇压，强硬保守派的重新得势，十年前由邓开创的自由企业精神的繁荣、向西方的门户开放、倾向西方民主价值的中产阶级的成长的时代，终于悲剧性地结束了。然而，这不过是按冷战自由主义教条公式拼凑出来的童话世界。在东亚冷战前线地区，那里的投资者对“自由企业精神”有更透彻的理解：从一九九○年起，日本、香港、东南亚、台湾、韩国等地区的资本掀起了一个大规模进入中国投资的浪潮（见表一）。

表一　每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数和投资金额

投资企业数　　　　协议投资金额（亿美元）

日本/香港/台湾/南韩/ 日本/香港/台湾/南韩/

1989 294 4072 540 4.39 31.59 5.5

1990 341 4751 1103 4.57 38.33 8.9

1991 599 8502 8.1 72.15

1992 1805 30781 6430 650 21.7 400.4 55.4 4.2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1990-1994年，改革出版社。

其中，激增的港台投资多为“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高度污染的出口加工型企业。这些东亚“奇迹经济”转移到中国大陆之后，也把东亚资本主义的高度压迫性的管理手段强加在大陆工人头上，恍如三十年代半殖民地上的血汗工厂重新降临中国。据调查，来自港台地区的外资工厂大量雇用一些曾在台湾当过宪兵军警的人员作监工，这些人由于台湾的解严，失去了用武之地，现在来到大陆的沿海经济特区施展他们过去在白色恐怖机器里练就的拳脚。③c其实，在反共、围堵的白色恐怖年代为“四小龙腾飞”做出重要贡献的出口加工血汗工厂的厂商们心里最清楚：戒严和“社会稳定”是他们投资的最好的环境。整个东亚“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和反共、反人民的军事镇压与白色恐怖结下不解之缘。东亚的资本家们都还记得，没有蒋介石在台湾的“二·二八”及其以後的长期白色恐怖，就没有后来台湾的“经济奇迹”，没有苏哈托在一九六五年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就不可能有印尼的“经济起飞”，没有光州大屠杀，南朝鲜也不会步入“富国俱乐部”行列，没有马科斯宣布军管、镇压异见，日本和东亚“小龙”也不可能进入菲律宾放心投资、大胆剥削。九十年代初，同样是这些东亚厂商，看准了中国“社会稳定”的条件，做出了现在看来是十分英明的决定。当然，中国仍然是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和东亚的反共政权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厂商们想必是将“管它黑猫白猫”的逻辑延伸其意而用之了。

随着东亚资本的大量涌入之后，欧美资本也看准了大势所趋，随后跟进，而且这一次，“国际垄断资本”的化身－－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将“纳入轨道”的过程大大推进了一步。比赵紫阳执政时期规模更大、开放程度更高的经济特区－－浦东特区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在九十年代初建立起来。除了外国直接投资外，从一九九○年起中国的对外借款也年年激增，从一九九○年的102.89亿美元增加到一九九五年的481.33亿美元。

从一九八九年底对“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的警告，到几年后不惜任何代价地急切要求“和国际接轨”，这个变化是惊人迅速的。在国内政治经济政策方面，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在一九八九年，在刚刚经历了两年多的物价失控和社会动荡之后，高层领悟到“如果一味削弱乃至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企图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将导致经济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④c然而，到了一九九二年的十四大，反而是计划经济在中国行不通了，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新的政策导向，包括名词用语，都更接近世界银行所钦定的新自由主义教义，也大都是赵紫阳的改革智囊曾经制订但却未来得及推行的纲领。再到

了五年之后的十五大，对那些仍心存疑问的人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趋势也已是“不可逆转”了，这次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随着企业改革深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和职工下

岗是难以避免的。”⑤c一九八九年后改革政策的几次重大“突破”，不仅是以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去创造市场的所谓“无形的手”的过程，也是以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培育最新一批财产占有阶级（或称第三代富翁、新生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随不同的学者的用法而不同，但都基本上指同一件事情）的过程。据研究，在价格改革中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的“第三代富翁”在一九九一年后的“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和“房地产热”中又捞取了更大的一笔巨额财富。一九八九年后，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的过程加速了：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仅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就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非法转移的形式逃到国外的。其中，一九九二年又可以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私有化“大跃进”之年，私营企业家牟其中认为一九九二年是“辉煌的一年”。学者认为，中国当代的“原始积累”过程已于九十年代初完成，这可从所有制结构变动的数据中清楚地看出：从1993年12月到1995年12月，全国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0.5％增至20％。全国非公有制经济社会零售总额则由1993年11月份的38.1％增至1995年11月份的51.8％。⑥c从新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形成看，“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我国已有雇佣工八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一九九二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100万人。其中还有少量千万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千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一九五五年以前，何况我国现在划分私营企业主的标准在雇工人数上要比建国初期高得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⑦c阶级分化反映在日益严重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上，据研究，至九十年代中期，占中国人口总数１０％的贫困人口只占有私人存款总额的３％，且有下降趋势；而１０％的最高收入者却占有存款总额的４０％，且有上升趋势，这个差距正在按每年１０％的速度扩大。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从１９８６年的０．１９左右，上升至１９９０年

的０．２３左右，再上升到１９９４年的０．３７～０．４３４，甚至有可能高达０．５９。⑧c 在新的资产阶级被养肥、劳动人民的几十年血汗积累的财富被瓜分的同时，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取得政治权力、工农劳动阶级的民主权利被侵犯和逐渐丧失的过程。私营企业主“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现在，私营企业主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8558人，县以上团委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委委员1430人。对此，有些私营企业主仍感到不满足。……福建省晋江市一个私营企业主提出：‘我国政治体制的革新，将随着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队伍的发展而展开，今後进入各级政权领导班子的将是一大批私营企业主，不能再把私营企业主搞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花瓶了。’”另一方面，工农劳动者的越来越被排斥在权力体制之外，“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全国发生罢工225起，参加者有3.79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七十一起，三资企业八十二起，集体上访的四千起。一九九三年二月，湖南金竹山矿工游行时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活’。”⑨c九十年代以来，职工群体罢工、集体怠工、集体上访、抗议性游行、集会、静坐等突发性事件急剧增加。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在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方面的变化也是引人注目的。一九九○年，港台歌星及其商业化的推销体制大举进军大陆，让大部分中国人略加领教东亚资本主义的“往俗里走和无灵魂”的文化气氛，但这不过是向东亚反共体制所特有的保守主义社会意识全面转型的揭幕式。这个转变，既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等政策与意识形态所要求，又和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精英在九十年代所形成的堪称极端保守反动的“自由主义”新宗教密切相关。在八十年代参加“文化热”的知识分子们，在九十年代从西方理论中找到了“自由主义”这一唯一的真理与福音，这套价值体系除了照搬战后西方“冷战自由主义”中最极端、最荒唐、连西方的保守派都羞于启齿的论调之外，还以实用主义的方法天才地解读从马克思主义到英法革命史到苏联东欧演变历史，竟然全部得出为私有化、自由市场和等级秩序作辩护的结论。主流知识分子的心态越来越趋于封闭，越来越独尊一套狭隘僵化的反共自由主义教条，“并以此出发而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对几乎所有问题都有某种现成答案的新的意识形态。”⑩c 主流知识分子精英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大都是采取了反对政府的态度或亲自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也至今仍采取批评政府的立场，然而在九十年代起劲地叫喊反对激进主义、告别革命的，和同样起劲地赞扬蒋经国、苏哈托、皮诺切特的铁腕手段和经济奇迹的，恰恰仍是这批主流知识分子精英。这与其说反映出一种矛盾，不如说更反映出其中更深刻的内部一致性：主流知识分子精英心目中的改革，从来就是一种从上至下、压制下层民众的改良运动，对这个改良运动的最大威胁，就是下层民众的平等意识和集体行动；现在官方的改革已经不仅接纳而且超过了民间知识精英的经济改革纲领，精英们也就很自然地脱去了仅存的一点反体制的外衣，恢复了他们捍卫等级秩序的本色。至此，一九八九年抗议人群中的两种势力彻底分裂了：下层劳动者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地抗议抵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同时，知识精英们则在策划和奢谈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渐进“转型”。

一方面有知识分子精英这些精神僧侣为“发展的硬道理”的官方宗教作诠释，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遭受市场的蹂躏和瓦解，中国社会在九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和大众思想意识越来越朝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黑暗的方向发展。妇女儿童被拐卖，贫困的人口出卖肉体、出卖身体器官，出租典卖妻子，下岗失业、贫病潦倒的老工人，流动民工、穷人、妇女在社会底层的悲惨挣扎，血汗工厂里对工人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污辱，所有这些都成为这个社会的日常景色，甚至被视为“发展的必要代价”；要维持这种社会下层遭受深重压迫的“社会稳定”，就必须使大众意识变得麻木、浑沌、混乱。无论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在中国，特别是那些经济改革的“成功”地区，大众意识中对乞丐、穷人、妇女、弱者的态度，都到了令人吃惊的极度反动和愚昧落后的程度。

在主流的反动和大众的困惑之外，也同时存在着一些有正面意义的新发展。那就是略去粉饰，开始根据事物的真实性质直呼其名，根据最新的社会现实去分析和反思。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再是只是一个“姓社”“姓资”的纯粹名份之争，或“黑猫”“白猫”纯粹颜色之别，而是有越来越明确的参照系的、存在着实质对立的二元。在知识理论界，人们越来越直率地、诚实地把改革和“转型”的目标和一般化的、特别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样板的“市场经济”相等同（尽管它的对立物现在在理论界那里被冠以“旧体制”这一既不准确、又不诚实的代称）；在社会中下层，干部群众坦率地讲现在走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道路”，搞的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11c]这种说法假如是他们从身边的现实来作纯粹描述判断的话，其实是实话实说。阶级和阶级矛盾，这些概念长期被人们认为只不过是空洞的政治词令和整人的工具，现在人们突然发现它们是能够准确精辟地分析社会现实的工具；“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阶级关系的变化”、“当代资产者阶层”、“当代买办者阶层”等用语，出现在最新一代的社会调查分析中，这也就蕴涵了新一代的批判社会和改造社会运动的萌芽。[12c]

结语

本文在开始时曾提到对于一九八九年事件存在着一种和西方主流神话相一致的解说，这就是所谓“民运分子”和大部分知识分子精英所持有的观点，即它是一场“群众性的反对共产党专制的民主运动”。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不久，中国的事态发展就使得这种解说变得越来越无法自圆其说而分崩离析了。首先，那些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们，观察到政府的经济政策全盘接纳了在一九八九年被镇压的改革精英所主张的改革纲领，随即抛弃了在一九八九年的反体制的激进姿态，恢复并发展了其“新权威主义”的原貌，并在“反左”和所谓“思想解放”的闹剧中扮演了御用打手的角色；[13c]其次那些逃到海外的“民运分子”，在中国改革的现实面前，也陷入了极大的窘境：他们鼓吹的私有化主张，已被中国所实际发生的大规模“自发的私有化”所超越，因而他们只好继续仰承西方和台湾反华势力，守着陈旧的反共八股，这批人和仍在国内的少数所谓“不同政见者”因而陷入极度的孤立。另一方面，一九八九年事件对于中国政府也变成了总被揭短和攻击的口实，到处被动，所借以辩护的理由，几乎超不出“亚洲价值”这样浅薄低劣的措辞。更值得深思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后发起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中国应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声音，在九十年代后期，也陷入了极端尴尬和困难的境地：一九八九年“平息动乱”的成功，没有能够防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进一步瓦解、贪污腐化和大规模私有化的发展，也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矛盾的缓和；相反，在九十年代，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攻势都比一九八九年更有组织、更有策略，并以更猛烈的方式大举扑来。对于那些对资产阶级改革不抱幻想、仍然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一九八九年事件值得去进行更深刻、更全面的分析和反思，特别是有关改革、民主、群众和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等重大问题。

一九八九年事件及其中国在九十年代的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西方冷战神话中的有关民主与私有制加自由市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和谐共存的虚假性。不仅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给下层劳动人民以平等的民主权利，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更不可能对日益沦为私有资本的广大雇佣劳动者给予任何民主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化改革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改良”，亦即是由上层精英所策划、主导，从上至下地强制推行的利益再分配，它的一个常在的特征就是：在有控制的渐进过程中确立起一个新的等级秩序和特权利益阶层，而这个新的特权阶层的利益就是任何改良运动的驱动力。

假如说，改良总是和上层、精英操纵、反民主和等级秩序相联系，那么，和它们对立的的事物，也就是：下层、群众、民主、铲平等级和革命之间则有着不解之缘。历史上的许多非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都是通过“改良”完成的。而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和人类的未来时代，建立起真正平等的、民主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努力，只能依靠有下层群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要坚持长期的继续不断的革命。[14c]

这最後一点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中国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是依靠改良还是依靠革命的问题。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改良运动只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反面，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必须要坚持长期的继续不断的革命。另外，这也是在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中那些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给自己定位、重新塑造自己形象的一个出发点。

长期以来，中国的左派被主流媒体和舆论称为“保守派”，这的确是对“左”“右”这一对来自近代革命史的词汇的讽刺。左派需要做的，不是对“保守派”帽子的默许或被动防御，相反，而是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明：他们是一个先进的政治力量，是真正的革命者和社会变革者；而改革精英们或者改良派才是名符其实的保守派。

这不仅仅是恢复名词的原有用法的问题，而是有关革命与改良（或“改革”）之间的本质区别－－最典型的改良主义心态，就反映在今天被高频率使用的“转型”一词：它意味着改革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固定的“旧体制”转换到一个固定的新体制，一旦“转型”完毕，或“转轨”完毕进入“新的轨道”，就大功告成，完事大吉了，人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享受“新体制”运作带来的巨大好处了。改革的全部学问，就是今天以各种花样出现的“转型期的××研究”。“转型”完成，改良任务也就结束了，在“新体制”下，我们的改革家们就变成了最僵化的保守派。

相反，继续革命的倡导者在任何时刻都不会满足于现状，总能发现现有体制中的不足和黑暗面，他们变革社会的意愿要远远超过任何改良的倡导者。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不是仅仅局限于改掉某个具体的“旧体制”，而是对一切带有旧的剥削制度痕迹的体制、思想、文化、风俗、习惯都抱着强烈的批判态度，以发动群众的方式和这些旧制度的影响和挑战作斗争，以下层的主动性作为社会变革的驱动力；而这还不是结束：剥削思想、等级秩序、官僚主义仍会不断地出现，形成新的“旧体制”，也就需要新的不断的革命。可以看出，改革与继续革命的区别，就在于：改革最多只是对“市场经济”的一次性“制度创新”（不排除照搬和复旧），而继续革命则是对未来的人类制度安排不断地进行无数次创新（尽管未来需要具体什么样的制度创新现在还无法预料）。毛泽东晚年曾经无情地批判当时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它还存在八级工资制等，在很多方面和旧社会差不多。这表现出一位真正的革命家的豁达、洒脱的心境。这和那些一方面诅咒“旧体制”、另一方面崇拜“现代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改革家相比，孰为保守，孰为开放，是一目了然的。

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希望，在于重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所留下的宝贵财富。

注释：

①以六月四日作为整个事件的高潮也是说不通的，最大量的流血冲突发生在六月三日晚，也不主要涉及学生。显然，最明确地皈依和运用西方价值语言、也最受西方媒体注目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被定义为整个事件的主角。

②战后“现代化”理论和西方凯恩斯主义密切相关，然而，战后西方在第三世界推销的“新自由主义”又和“现代化”意识形态有着一致性和连贯性。见Leys, Colin. The rise & fall of development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 6.

③吴稼祥，《新权威主义述评》，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世界经济导报》。

④吴稼祥，《再谈新权威》，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世界经济导报》；萧功秦、朱伟，《痛苦的两难选择－－关于“新权威主义”理论答问录》，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七日《文汇报》。

⑤同④。

⑥《文摘报》1989年1月12日1版《全总调查表明：工人劳动热情处于谷底》。

⑦何清涟，《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与世界》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

⑧《四川日报》1988年9月7日4版《现代〈官场现形记〉》。

⑨《迈阿密先驱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十六版。

⑩除了在西安、长沙在四月份发生骚乱之外，全国大多数的抗议活动在一开始是和平的，而当事态演变成骚乱或暴乱后，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人物和声音才占据主角，反腐败、抗议“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群众和声音也就不再是事件的主要角色了。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7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12]苏联在一九三九年宣布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也已经被消灭。斯大林直到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才吞吞吐吐地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矛盾。

[13]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14]同[11]，第578页。

[15]同[11]，第577页。

[16]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17]毛泽东，《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3月。

[18]见周文琪，《美国“索罗斯基金会”在中国的亮相》，本期《中国与世界》。

[19]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20]米歇尔·维诺克，《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１７８９年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后来路易十六被人民推翻是另外的问题，那是因为他不甘于旧等级秩序灭亡的阶级本能；而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就不应存在这个问题。

[21]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年。

[22]同[19]。

①b Ｚ．布热津斯基《竞争方略》(Game Play)第一章）中说到：“我使用帝国这个术语作为一个道义上的中性词，用以描述政治关系中的一种等级制度。这个制度可从集中权力的中心向外辐射其影响。”“虽然美国承担其帝国角色时有些勉强，而且并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但国会关於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却始终集中於怎样更有效地保护和治理美国的帝国领地－－而且鹰、鸽两派的政纲都运用了纯属帝国派的观点。美国支配的帝国体系通过各种条约的安排而正式化，一些安排实际把西欧、日本和南朝鲜置於被保护国的地位。目前这一世界帝国很大程度上还仅是一个由共同利益及由非正式的民族和商业联系组成的混合体。”

②b Ammand Mattelart, 1978, "The nature of communications practice in dependent society,"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 1, Winter, p.12.

③b G. Chu and Alfian, 1980, "Programming for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pp.50-74.

④b Jameson, Fredrick.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London 1978.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rasil Blackwell, 1989. Bob Jessop, "Regulation Theorie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Economy and Society, 19:153-216. 1990. Alain Lipietz,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 Verso, 1987. Edward Herman, Noam Chomsky, The Triumph of the Marke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5.

⑤b 见《当代思潮》九三年第五期，牛羊《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

①c很明显，这里所列举的案例中，“反叛”和“镇压反叛”的阶级角色和所谓“历史进步作用”各自截然不同；正是由于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动乱”和“平息动乱”具有罕见的含混和争议的性质，才故意列举了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以求全面的比较思考。

②c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

③c Anita Chan, "BOOT CAMP AT A SHOE FACTORY: REGIMENTED WORKERS IN CHINA'S FREE LABOUR MARKET," Washingtong Post, Outlook Section, November 3, 1996.

④c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⑤c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２日）。

⑥c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蔡仲德《“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真理的追求》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⑦c《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打印稿）。

⑧c何清涟《财富与贫困——现阶段贫富分层评析》，《书摘》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⑨c《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打印稿）。

⑩c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二月号，第三十九期。

[11c]几位老共产党员《向中央领导进言》，《中国与世界》一九九七年第九期。

[12c]《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打印稿）；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13c]实际上一些有先见之明的新生资产阶级在一九八九年事件期间就已察觉到未来的发展趋势，表示支持“社会稳定”、支持“平息动乱”。见《牢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访南德经济集团总经理牟其中》，《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三日。

[14c]当然，我们今天会听到从改革家口里说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妙语，但很显然这或是不着边际的空洞词令，或是不知深浅的叶公好龙。

①b Ｚ．布热津斯基《竞争方略》(Game Play)第一章）中说到：“我使用帝国这个术语作为一个道义上的中性词，用以描述政治关系中的一种等级制度。这个制度可从集中权力的中心向外辐射其影响。”“虽然美国承担其帝国角色时有些勉强，而且并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但国会关於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却始终集中於怎样更有效地保护和治理美国的帝国领地－－而且鹰、鸽两派的政纲都运用了纯属帝国派的观点。美国支配的帝国体系通过各种条约的安排而正式化，一些安排实际把西欧、日本和南朝鲜置於被保护国的地位。目前这一世界帝国很大程度上还仅是一个由共同利益及由非正式的民族和商业联系组成的混合体。”

②b Ammand Mattelart, 1978, "The nature of communications practice in dependent society,"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 1, Winter, p.12.

③b G. Chu and Alfian, 1980, "Programming for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pp.50-74.

④b Jameson, Fredrick.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London 1978.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of Cultural Change. Brasil Blackwell, 1989. Bob Jessop, "Regulation Theorie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Economy and Society, 19:153-216. 1990. Alain Lipietz,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 Verso, 1987. Edward Herman, Noam Chomsky, The Triumph of the Marke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5.

⑤b 见《当代思潮》九三年第五期，牛羊《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