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德国十九世纪哲学家尼采说过：“记忆能把一个民族杀死。”然而，在九十年代即将走完最後两年的此刻，一个更贴切的说法可能是：“被精英所攥写的记忆，能杀死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力。”毫无疑问，中国自从一九八九年以来至今，无论是在经济社会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而一九八九年事件是如何影响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九十年代的发展进程，自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取决于如何分析解说一九八九年事件。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对这些问题，在海内外都没有能够展开深入和有见地的探讨。在海外，有关所谓“六四”的评论、研究不可谓不多，然而，绝大多数这些评论、研究，其意识形态取向，都仿佛是被定格在“柏林墙倒塌”、“历史的终结”那一时刻，其认识框架、语言词汇也被凝固在一种简单粗陋的思维定式乃至肤浅庸俗的反共说教之中。这些评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将西方大资本控制的主流传媒中所布道的“全球民主化浪潮”、“资本主义的凯旋”的福音在局部微观层次加以解说而已。这个福音最基本的信息就是：全世界都在朝着一个目标运动，这就是以美国为榜样的“自由市场”和“多党民主”这一对美妙无比的制度搭配，特别是“共产极权”制度下的人民，从中国、苏联、东欧到尼加拉瓜，都在苦苦地追求着这个人间天堂。当然，在对这个福音的顶礼摩拜的绝对一致之下，有关“六四”的解说也存在着一些争论，比如：有关

“错误在于没有见好就收”，“学生领袖对流血负多大责任？”等等问题。这些争论，并不对有关“民主化浪潮”福音提出任何疑问，相反，全部舆论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些争论这件事本身，更使得该福音成为不容质疑的绝对真理。真正有意义的争论，真正能够挑战和质疑西方主流传媒所主导的舆论的尝试，被挤出了争论场地。

在中国国内，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事关社会安定，展开讨论非常困难。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必要不受外国和海外势力的干涉和压力。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国内有关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分析结论和舆论导向，没有能够充分抵制和反击国外敌对势力的宣传、干涉和以此施加压力的企图。而所以如此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至今未能够取得一个深入细致和全局性的分析和总结，从而得出深刻的经验教训，相反，现有的分析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镜像地映照了西方统治层和主流舆论的对此事件的论断：社会骚动情绪的最主要激励根源，被追溯到西方的制度和思想的影响，即“资产

阶级自由化风潮”，这也是西方主流舆论中“民主化浪潮”、“自由的福音”的同义语。这从表面上看也许有几分奇怪：观点对立中的双方，竟在一些最基本的范畴上保持一致：即将群众、民主、自由这些富有活力的概念与西方制度和思想联系在一起，而与此相对立的那些保守和死气沉沉的概念，如秩序、稳定、镇压，则与中国政府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在分析和结论上的被动、保守特点，在思想深层对西方统治层的说教的默许和实际上的屈服，才导致了西方敌对势力能够抓住这个问题穷追猛打，并不断强化和扩散其神话，而中国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则始终处于道义和舆论上的劣势。

无论哪一种官方说法，尽管表面上针锋相对，却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思考方式，那就是根本无视群众，完全缺乏对群众的分析。这种思考方式，首先就反映在对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各种称呼上。“六四”很快就成为这次事件的代称，并被普遍接受，它集中地反映出“只见精英、不见群众”的偏见：它完全忽视在此前一个多月间、在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的各种民众请愿、抗议，忽视这些请愿、抗议中各种倾向、各种性质的混杂，而单单注目于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戏剧性场景，因为这一幕场景最不含糊地象征着一个简单易懂的解说：以西方自由福音武装起来的一些年轻的殉教徒，面对共产极

权的铁腕。①这也是西方统治层要让世人记住的有关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唯一一种解说。这一解说，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用语中更露骨地表现出来：从一开始，学生的抗议活动就被称为“亲民主运动”（pro-democracy movement），这的确是一个奇妙的词汇，它强烈地暗示：这次运动是“亲善”某一政治制度和思想的运动，这被“亲善”的对象，当然是“民主”的西方。这是本文拒绝使用“六四”或“民主运动”之类词汇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针对各种官方解说的缺陷，试图提出一个超越西方“民主化浪潮”神话、关注群众的角色和作用的解说，以此来作为一种真正地站在民主、人权、批判帝国主义的人民立场上来分析探讨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尝试。这个尝试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新自由主义”改革与社会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及其处理；文化帝国主义与后现代境况；以及一九八九年事件对中国九十年代发展进程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改革与社会矛盾

中国改革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思想观念，并将其作为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期间，几位美国学者著作，包括托夫勒的《未来的震荡》、《第三次浪潮》、纳斯比特的《大趋势》、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被翻译出版，并广为传播。容易看出，在“未来学”的花哨招牌下，这些著作的内容，实际上是已经相当陈旧的“现代化理论”，它们强调新技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转变作用，并认为新技术和新产业革命将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后工业社会”。尽管这和后来中国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还有很大距离，但无疑这是为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成熟作准备的启蒙运动。②这次启蒙运动的文化结晶就是电视片《河殇》，它把“现代化”意识形态推向了荒谬的极端。也就在《河殇》出现的同时，“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萌芽也开始出现，这就是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理论，和经

济领域中以“价格闯关”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出台。

“新权威主义”既是“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逻辑结果（这在托夫勒、贝尔的旧版“现代化”理论中还较为模糊，在杭庭顿的新版“现代化”理论中就明确无误了），也是为改革出谋划策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精英的敏锐自觉。一方面当时的改革已经给社会“带来惊人的社会祸患，包括社会腐败、物价飞涨和一片混乱”，③另一方面改革精英们发现，在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政变产生的、长期执政的个人独裁者，能有效地同不发达状态作斗争，并且获得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新权威主义可以说是在创造‘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看得见的手’”。④这就点出了从“现代化”意识形态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关键联接：“以强有力的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⑤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一个从参照东欧模式到明确效仿“四小龙”模式，再到全面拥抱里根－撒切尔的“自由市场神学”的渐进发展趋势。而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和政策被正式引进的时刻。这些政策在中国的实施，也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效应，引发了社会关系的显著变化，这就是阶级的两极分化，社会冲突的激化。

一九八四年起国营企业实行承包制的改革，带来暂时的、局部的效益提高，却深刻地改变了国企内部的阶级关系，导致工人和经理层之间的矛盾激化。多数职工感到主人翁地位下降，感到自己变为承包者的雇佣对象。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八八年对17个城市400多个企业的21万职工所作的劳动积极性调查显示，“国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万职工中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只占12%。”⑥

一九八五年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实施，引发了所谓第一次“经商热”。据学者研究，在这次“经商热”中，产生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三代富翁”，也是暴发程度最嚣张的一代致富者。“这些人中不少是和权力圈人物沾亲带故者，有的人本人原就是政府官员。他们‘下海’的时间虽晚于前两代富翁，但由于他们能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仅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⑦党政机关经商、“权力转化为商品”的现象，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几年里愈演愈烈，各类“公司”以每年10万以上的速度递增。一九八五年，全国有各类公司大约三十二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八六年还有十七万家。到了八八年六月，又陡增至四十万家。而且这一次“大量是官办公司。仅国务院各部委开办的公司就有700多家。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经商热’的源头。”⑧一时间“官商、官倒”的腐败成为民众不满的焦点。

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最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价格非管制化”（price deregulation），亦即中国特色的“价格放开”出台了。当时政府表示，物价关非闯不可，不能前怕狼后怕虎。这一措施也为社会的一般性无序混乱，与后来市民的有序的、有诉求的集体行动搭好了舞台。首先，创价格关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从一九八四年的2.7%，上升到一九八七年的7.3%，再上升到一九八八年31％的飞涨高度。物价上涨导致城市居民拥挤到银行去提款，并掀起大规模的抢购风潮。一九八八年五月，四种副食品（肉、蛋、菜、白糖）的价格放开后，在短期内猛增了60％。这些对普

通人的心理和生活水平的严重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受物价影响，八七年全国有21％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下降。一位西方记者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毛泽东时代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感。它们回忆在毛泽东治国的二十七年中，从未提高物价。”⑨

应该指出，粮油等生活必须品的涨价通常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标准保留节目，它在世界各地实施后所引发的所谓“食品骚乱”也同样是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形影不离的保留节目。它之所以有如此稳定的因果效应，正是因为“价格非管制化”所波及到的人口是如此之广，对人们每日生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它又使“价格开放”－－本来是阶级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所造成的社会不满的矛头全部指向推行该政策的政府，使矛盾集中和激化。

这里，应对一九八九年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学生略作分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大专院校学生受上述冲击的影响比较来说是相对小的。然而，学生在中国近代历史传统中是社会政治事务的热切关心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们富于“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同时热情冲动，敢想敢干。在对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分化与社会矛盾的认识方面，学生具有二重性和不彻底性：一方面，它们深受精英知识分子的影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在他们当中普遍流行，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传统中特有的价值和语言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同情关心受压迫者，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那些属于毛泽东的遗产，如受压迫者造反有理，青年是国家的希望，行使大民主手段等，在学生的有意识与无意识中，在自觉与不自觉的语言和行为习惯中都广泛潜在。

在一九八九年前夕，“自由主义”改革所造成的冲击也间接地影响着学生的切身利益：由于社会治安的混乱，北京外经贸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因学生被害而引发学潮。当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来到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进退维谷、民众情绪普遍骚动的情况下，学生成为首先发难者。即使如此，学生的集体行动在最初的一个月，并未表现出在“新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等大的问题上的一致的或明确态度，其热情冲动有余，理性纲领不足，学潮的政治态度，还完全有赖于和其他政治势力的互动，以及受其他政治势力的引导。

相比之下，对学生表示同情、随后参加到抗议行动中来的广大的“群众”，即市民、机关工作人员、一部分工人等，他们受“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要大一些，对改革的怨言也多一些。这部分群众除了痛恨腐败，也反对改革带来的通货膨胀，反对“不三不四的人发财”，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有所不满，在情绪上对改革前时代有所怀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分群众中，新中国的传统价值更强烈一些：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关系，社会公正，基本生活保障，等等。他们借以喧泄不满的符号手段，也没有象学生那样热衷于民主、自由等概念，而是运用他们更为熟悉的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人民”、“公仆”等传统社会主义范畴。这部分群众上街游行的时间表也和学生、知识分子“精英”、西方记者或煽动者的活动时间表完全不同：在北京，他们的活动集中在五月十六日到五月十九日那几天，也恰恰在那几天，国家主要传媒对群众的活动是加以正面报道的。而在此后“动乱精英”最活跃地向西方表演献媚的那个阶段，早已经没有这部分群众参加了。⑩当然，最重要的是，这部分群众的不满呼声是根本合理的，将这部分群众和学生或其他社会团体相混淆，将这部分群众的诉求和那些公开攻击社会主义、要求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诉求相提并论，就是丧失最起码的阶级分析，丧失最起码的阶级立场，也就丧失了正确分析和总结一九八九年事件的视角。

最後，对于被称为“动乱精英”的团体，这里只需指出：这部分“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与“新自由主义”改革精英不仅在思想面貌、价值观念和社会联系上完全相同，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群人。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派系，他们对“新权威主义”有貌似不同的观点，对“全盘西化”的速度和步骤有不同想法，但他们是完全团结在向“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的旗帜下的。一些热衷于“新权威主义”的精英们，如赵紫阳、陈一咨之流，在于他们有利的情形下，会拾起“民主”的词令，加入到普通人群中去，当然，当这些精英一朝得势，就会毫不留情地开始实践他们的“新权威主义”理论，俄国的“新沙皇”叶利钦就是一位最好的榜样。

象赵紫阳、陈一咨和叶利钦这样的权威主义精英对民主和群众的机会主义态度，最明确无误地暴露了“政治民主”和“自由市场”这一对制度搭配的内在不可兼容性。他们上台，才真正需要以铁腕乃至血腥手段推行他们的“自由市场”改革。在一九八九年的情况下，他们之所以能够利用群众，大多因为群众尚没有形成自我组织能力，没有形成有觉悟、有远见的领导，去真正明确自己的利益、分清自己阵营内部的诉求上的分歧，从而划分出新的阵营；从另一方面讲，也是由于和资产阶级精英作斗争的进步力量严重地和群众脱节所造成。这就是下一节所要讨论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及其处理

自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中认真吸取教训，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及其处理问题上，突破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经验，进行了独立的、艰辛的也富有成效的大胆创新，这也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独一无二的。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道：“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们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毛主席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发生人民闹事的原因有这么一些：有些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犯了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不要都讲是反革命。’稍后，又指出：‘这些闹事不能够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少奇同志也说：‘人民群众起来闹事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然而，当时许多党员和干部却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人民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即采取压制和压服的办法，动辄批判斗争、开除，甚至动用武力。”[11]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这一全新的、复杂的问题，主要是针对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完全错误的、十分有害的简单化认识和处理。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在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阶级斗争也因此在苏联土地上基本消失。当然，在国内还存在敌对阶级的残余分子，在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威胁，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尚存在的矛盾，也都是由于这两种因素，对付的办法就是采用国家机器的镇压。[12]

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发生在社会主义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事件非常关注，在一九五六年末的二十天内召开了十四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有关问题。[13]中共领导人也并没有仅仅把对问题的认识停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层次，而是上升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理论高度。毛泽东一再指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匈牙利党的错误引起的：该党在执政后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去进行阶级斗争，反对地主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事件发生后，匈牙利党既没有力量，又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当时党的第一书记格罗大骂群众是“法西斯”，把群众当成敌人，再加上国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煽动和利用，使一部分人民群众受了欺骗，于是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就演变成对付政府的骚乱。[14]

甚至连波兰共产党领导人自己在总结波兹南事件时，也做出了类似的检讨，一九六五年七月波共召开七中全会时指出：“寻找事件的原因时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动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上去，那是错误的”，“极大部分的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波兹南事件“证明在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的错误”。[15]

这就是毛泽东的重大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准备过程和国际国内背景。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提出两条重大突破。其一，就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其二，毛泽东指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存在着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

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此外，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采取粗暴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16]

归纳地说，毛泽东对苏联经验的突破创新在于：既对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严重性给予了充分的估计，另一方面，又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易于混淆、有可能发生转化等问题给予重视。相反，在斯大林和东欧领导人那里，既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着自身所特有的种种矛盾，不去重视和处理，而矛盾一旦暴发，则将全部问题归罪于外部势力的干涉破坏，采取粗暴的镇压手段，将混杂在一起的两类矛盾作同等处理，甚至将一部分人民群众也推向敌对势力。而矛盾冲突的表象一旦过去，又回到过去拒不承认矛盾存在的心态，使得问题和矛盾继续发展和恶化。

基于这种创新认识，中国人民在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创新方面，作了艰辛曲折的尝试。这包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四大”群众大民主手段，直到“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7]众所周知，这些前所未有的尝试有令人痛心的失误，但问题在于：是站在不断创新的立场，还是因循守旧的立场看待问题。一九七四年在四届人大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与工人罢工的权利被正式写进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以种种失误的代价所换取的历史性进步。它的意义，绝对不在美国的权利法案的历史意义之下。

值得深思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在这方面的思考方式和制度运作发生了向苏联和东欧的回归：思想方面的矛盾斗争不再被看作是不同阶级利益之间的长期斗争较量，而是政府官僚从上至下管理社会的一个“紧”与“松”的尺度，社会矛盾的斡旋和解决，不再被视为应由群众自始至终直接参与的领域，而是在两种极端状态下往复：或是在“稳定压倒一切”之下任矛盾发展恶化，或是在矛盾发展暴露到不得不去处理的时候，急迫之下重新祭起传统的“阶级斗争”的语言符号（然而也仅仅是停留在它的语言符号的层面，而不是严肃当真地运用它的思想内核），依靠这种语言符号的法统权力，以简单的行政强迫解决矛盾；在此之后，又要以新一轮的“宽松”来弥补上次镇压所造成的伤害，如此“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恶性循环，反复不已。

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及其处理”这样一个认识框架来考察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处理的得失，应是有所帮助的。上节已经分析了采取集体抗议行动的人群中的各种不同的、乃至完全相反的诉求和政治态度，本节将从时间发展顺序上，以及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互动的角度进一步展开分析。

为了分析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互动，也有必要将政府一方的内部不同倾向稍加说明。在已有的很多材料中，都关注于所谓“常委中的两种声音”，即“支持动乱”的赵紫阳与反对动乱的其他领导同志之间的区别。然而，这里将主要指出另一种更基本的分歧：江泽民在庆祝国庆四十周年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对改革开放问题上，存在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独立来换取别人的施舍”、“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这种主张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显然，这种分歧也反映在一定时期内的政府领导人之中。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后期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地区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主要是受早已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四小龙”模式的启发。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开放”、

培养“亲西方的力量”为目的的索罗斯基金会在一九八九年前夕主动和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四所一会”联系合作，曾得到赵紫阳的同意。[18]

自然，这种过分依赖西方、依赖西方模式的改革战略，为党内的一些领导，特别是那些有很深厚的革命经历的老同志所反对，他们对改革以来所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党内腐败、西方思潮泛滥等问题忧心忡忡，对通货膨胀、以权谋私等问题引发社会动乱的前景深感忧虑。

还应注意到，在政治精英层还存在有第三种主张，持有这种主张的大致是同一代人，具有相近的思考方式、年龄特点和成长经历，他们的思想面貌与政治立场在署名“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的《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一文有较完整的表露。在思想哲学上，他们推崇基于“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和“民粹情绪”；在对改革的态度上，他们反对赵紫阳、陈一咨等人的激进战略，主张渐进地“走向现代经济的新集中”，而这又被设想为一种“党管财产经济”，即“培育已有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人格化代表”。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并以“突出民族主义”来增强凝聚力。这派主张的最突出特点是对群众反腐败声音的反感：“在建设时期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不善于运用法制的手段；比如盲目地发动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用群众中的‘民粹主义’情绪来束缚党的手脚；比如对现代化建设主要力量之一的知识分子的猜忌与轻视；比如几十年来形成的‘骄民政策’，对群众只敢讲廉政和励政，不敢讲严政，无形中纵容了懒汉和投机分子。……在平服社会不满情绪方面，我们当然要做大量的工作，克服自身缺点，以赢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公众许诺不现实的高标准。腐败要反，但应向人民说明，必要的公务特权仅是完成国家职能的需要，必须保持，不可过份强调清教徒式的干部作风，更不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贪污腐败问题。”这一派言论与上一节所提及的“和权力圈人物沾亲带故”的“第三代富翁”有多大联系，尚需继续研究；这派言论在一九八九年的政府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很清楚；但将这种思维方式引入到本文的分析对象中来，是有所启发的。

毛泽东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他矛盾普遍存在论断的一个具体实例。这里姑且把上面所描述的政治精英层的三种主张或言论派别分别简称为：“西化改革派”、“老革命家派”和“青年派”。

可以看出，在经济改革问题上，“西化改革派”和自由化知识分子精英与“青年派”的分歧主要是步骤上和策略上的，而主要不在于最终的方向和目标。实际上在一八九年事件前夕，他们已经能够在“新权威主义”的共识下团结一致。然而，他们在动乱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

另一方面，抗议群众中“反腐败”的呼声与市民中不满改革所带来的那些负面效果的情绪，和“老革命家”们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他们都感到改革搞得太快太猛、“有些政策过头了”，等等。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缺少最起码的信任和勾通，特别是在对学生请愿和群众游行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是对立的。

这里试图说明，这些内部的区别和不同团体之间的观点近似性，为政治阵营的重组以及事件的转化提供了很大的余地和潜力。假如一开始就采取宿命论的观点，把群众行动一开始就判断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或“反对共产极权”，或是简单机械地认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只存在于政府和群众之间，而不存在于群众内部和政府内部，那么，对抗和镇压的结果才成为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就指出：“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19]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两个多月期间，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存在着这种矛盾转化、阵营重组的可能。假如有毛泽东那样有远见、有魄力、敢走群众路线的领袖，事情完全可以向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共产党领导、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方向发展。不幸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在它诞生的故乡被人们遗忘了，甚至很多曾经参加过和领导过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的人，在最需要联系群众时刻，却低估了群众的因素。

群众的集体行动的政治倾向和诉求纲领在一开始并不明确，而是在和其他政治力量的互动中发展出来的。仅以《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学潮的影响为例。这篇社论的社会主义立场是明确的，但问题在于它只是通过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语言符号，从而利用其法统来获取命令权威，而没有论及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本质：那就是消灭剥削压迫、追求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以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这些正是可以和学生的诉求发生勾通的。其次，社论的真正本质内容（相对于其语言符号），则是强调稳定，反对动乱。问题在于：稳定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动乱也不是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本质；仅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由反对动乱，是根据不足的。动乱的出现，不过是社会矛盾冲突的表面化，而社论对这种矛盾及其根源则基本没有分析。相反，它所依赖的关键词是一些斯大林传统的、毛泽东《正处》理论体系之前的一些符码：如：“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有计划的阴谋”、“蓄意造谣诬陷者”等等。这些反社会主义因素是怎么产生的？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特别是改革以来的各种矛盾是什么关系？和党内的腐败现象又是什么关系？社论没有回答。抛弃了《正处》理论体系这个武器，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客观地说，“四·二六”社论对学潮发生了一些正面的影响，这也是事物的讽刺。“四·二六”社论发表之后，学生注意避免了那些激烈或有明显错误倾向的口号，提出了“拥护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等口号。这一变化，使得市民群众对学生的同情大大提高，使得进一步的简单镇压变得更困难了。这一效应恰恰说明了：学生的政治倾向极易接受引导，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正确的说理和分析，完全有可能将学生的政治热情引导到有利的方面去。

然而，“四·二六”社论缺乏正确的说理和分析，特别是有关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正确分析，从而使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抗情绪扎下了根，学生对颇为空洞的说教愈发产生逆反心理，另一方面，有关“破坏稳定”的说法在群众中也很难有说服力：恰恰是一年前的抢购风潮、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等社会动荡才引发了学潮，而不是学潮破坏了稳定。

此后，矛盾上升到了一个更大规模的表面化状态，然而即便此时，仍然有很大的引导与转变的余地。特别是在五月中旬，政府和学生之间的对抗程度已经有所降低，而广大市民群众的政治热情空前的高涨，任何能够因势利导、促进事态转化的作法，都能够将全民关心政治的势头转变为极大的政治资本。相反，再采取毛泽东所批评过的那种苏联、匈牙利共产党所采取的对付群众的简单粗暴办法，全民政治热情的势头就会转变敌视的力量，事件也就会演成极大的灾难。

历史上这样的正反面经验太多了。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巴黎民众攻陷巴士底狱之后，巴黎城洋溢在极度的政治热情之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顺应民意，召回了原内阁大臣内克，并宣布从凡尔赛去巴黎，一度形成了国王与民众的联盟。当路易十六到达巴黎后戴上三色帽徽（革命的标志）出现在市政厅的窗口时，人群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有人喊道：“他是第三等级的人！”历史学家评论道，路易十六重新赢得了臣民的尊敬和信赖。[20]

另一个例子是法国一九六八年“五月运动”。在五月中旬，群众运动把法国资本主义推向了深刻的危机。全国有一千万工人罢工，占领和接管工厂。然而，法国共产党和戴高乐政府的对策令人回味。深受苏共影响的法共，从一开始就低估群众的力量，厌恶群众的热情，和法国政府默契配合反对群众运动。法共政治局委员马歇在《人道报》上发表文章，指责这场运动是“假革命者”在大学生中进行“骚乱”。[21]只是在后来群众运动不可遏止地高涨后，法共才机会主义地支持运动，然而，此时法共已经在群众中丧失威信，也根本无法驾驭运动了。相反，资产阶级政治家戴高乐反而显露出比法共更娴熟的政治技巧。一方面戴高乐取得军方支持，但始终未动用大规模暴力，另一方面在总罢工进行了一个多星期后，出现无政府状态、群众开始感到疲惫时，抓住法国民众的心理，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解散国会，进行立法选举，极大地渲染所谓“极权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同时号召支持他的人到街上显示力量。演说发表的当晚，有一百万人集会游行支持戴高乐。此后，群众运动被瓦解，在立法选举中，法共更丢失了一半以上的席位，在群众和议会两方面双双失利。

在任何群众运动中，无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都存在着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只有那些联系群众、信任群众、想办法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政治家，才能够促进阵营的分化重组，取得政治上的主动。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接受。”这反映了当时很无能为力的一

种心态。然而，中国共产党应付类似局面也不是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了，而是从建党以来就一直在做比这要复杂得多的群众工作、应付比这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局面，靠着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不断总结经验，才能从小到大，从失败到胜利。毛泽东说：“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22]其中特别提到匈牙利和苏联，值得深思。匈牙利和苏联怕群众闹事，大概怕就怕在“坏人好人混杂在一起”。然而毛泽东又指出，共产党就是“闹事”起家的，现在怕“闹事”才怪！对于“坏人好人混杂在一起”的问题，可以设想，假如我们从“坏人”的角度看问题，同样也是“坏人好人混杂在一起”，但为什么“坏人”不怕，还要起劲地浑水摸鱼呢？假如仍把自己看成是和人民群众有着鱼水关系、并是血肉相连的，而不是放到当官作老爷、时刻提防被群众“闹事”的地位，还会怕吗？假如说“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那是因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不难想象，联系群众的作风被破坏的时间已久，积累下来的前所未有的群众不满一旦爆发，就很难马上找到正确的处理办法。

由于上述原因，在一九八九年，没有发生应有的阵营分化与重组：抗议人群内部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与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派别没有发生分裂，另一方面，政治精英层内“老革命家”派别与“青年派”在坚决镇压动乱这一点上，达到了共识，尽管他们对改革的态度相差千里。最令人讽刺的是，赵紫阳，这位造成一九八八年全国抢购风潮的政策肇始者，从而也应是这次民众风潮中反“新自由主义”改革抗议声音的矛头所指，反而摇身一变，成为学生和群众的同情者。

几方面的互动，把学生和群众的政治取向迅速推向与政府对抗的方向。此外，学生群体也在和另一个正在觊觎中和角逐中的政治势力发生互动，受着它的影响，这就是期待从事件中浑水摸鱼的西方敌对势力。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中国共产党人绝大多数都熟悉帝国主义的本性。然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执政、中国革命的影响仍然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这一类帝国主义渗透干预的影响一般总是第二位的，它能够发挥作用，乃至重要的作用，总是因为中国内部能够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彻底失去了政治上的远见，完全放弃自己手中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