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药家鑫案一审的展开，这位年轻的钢琴专业大学生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不仅是他，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和药的不知名同学，都因发表和药有关的言论，而遭致网友猛烈批判。在这一波的舆论当中，药家鑫几乎到了人人皆曰该杀的地步。
笔者无意讨论药案本身，而只是试图探讨：在如此强大的舆论导向下，司法机关该如何应对，进一步说，司法到底是否应该回应民意？特别是在药家鑫案这样显然属于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件当中。
一般地讲，现代法律是一套专业性极强的知识与话语系统，又或者说，它是由一套专业术语包装起来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的规则体系，它反映了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正因为此，有人就认为司法裁判这种专业性极强的活动，必须要由司法机关独立完成，而不应受到民众舆论的干预。
然而，回到中国的现实社会，不难发现这样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就中国传统的法律观而言，法律亦不外乎“情理”二字，传统的中国只有兼理司法的行政官员，而不存在单纯的司法官。行政官员专注的是一方安宁，因此司法的导向就是息事宁人，这样的裁判考量，必然会顾及到地方民情，顾及到普通民众的感受，如果不顾民情，恣意裁判，就可能引发普遍的不满。
就中国当代的政治社会现实而言，司法也必然需要回应民意。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不搞“三权分立”式司法独立，换言之，中国特色的司法权并不能完全独立，而是受到现有政治体制下的人大、行政机关的监督与制约，而人大与行政机关又有民意生成的渠道，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民意必然也会反映到司法中来。从另一方面说，法本乎人情事理，司法的合理性也需要有民意作基础，这也是司法获得正当性和权威性不可或缺的，否则，司法裁判结果过度地背离民意，会引起极大的争议，最终伤害司法的形象。因此，司法必须回应民意。
回到药家鑫案件，司法机关在认真听取回应民意的同时，当然也需要考虑如何正确回应。对民意的回应绝不是简单的依从，而需要有更高的说理技巧、司法智慧，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依据制度和程序来有效回应，这才真正符合现代法治的根本要求，亦是司法对药案的应取之道。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