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提起他，人们更多想到的是一位革命家，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甚少有人注意到其早年的法政专业背景。其实，李大钊不仅曾专门研习法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被称作为具有相当造诣的法学家。

生于1889年的李大钊，就学时刚好赶上清末如火如荼的“变法”运动，由此法政一科，似乎也成了一时的热门。在这样的背景下，少年时的李大钊中学毕业，便考入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期间不仅接受了现代西方的法学教育，还担任了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编辑了《言治》杂志。1913年，由法政学校毕业后，李大钊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继续学习西方政治学及法学。回国后，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部主任，后又为政治学系教授。在民国初的《每周评论》《新生活》《甲寅》《晨报》等报刊上，李大钊撰写了大量的政治及法学论文、评论、译文，内容涉及宪法、国际法、议会、民主等诸多方面，凸显了他追求自由、平等、进步的法律观。这些文字，汇成了今天的《李大钊法学文集》。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主宪政步履维艰，一些人仍留恋 “皇权政治”，一些人鼓吹“开明专制”，李大钊对此极为愤慨，撰写大量评论文章，批判这些错误观点。李大钊认为，民主政治成为现在世界政治的“重大趋势”，民主政治的原则是一种“自由政治”，它要求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但又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容纳包容少数，“今世施行民治之国，所以采行多数制者，其意盖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乃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一公同之认可。”在他看来，民主政治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想状态，需要将现代的民治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民治主义”，则“不外使政治体中之各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其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之中，在国家法令之下，自由以守其规范，并进以尽其职分，而赴共同之志的。”可见，李大钊所理解的民主政治，已经远非简单的“众人之治”或多数人暴政，他更关注民主政治中的个人自由与权利保护，特别是对少数群体的权利保护，舍此则难称之为“民主”。

若要推进民主政治，必须要制定宪法，实行“立宪”。李大钊认为，政府的权威最终来源于人民的普遍认同，政府行使权力必须要依照宪法和法律，“盖近世之良政府，不恃治者之武力，而恃被治者之悦服(free consent)，是即政府以宪法与法律为之范，而宪法与法律又以社会之习惯为之源也”。当然，约束政府的宪法必须首先是良法，“有善良之宪法，始有强固之国家”。“宪法为物，其良也，固足以福民;其恶也，亦足以祸国。”因此，必须通过良善、有效之宪法，限制政府权力，防止其侵害人民权利，这就需要通过赋予民众选举权，对国家权力进行分权制衡等方式实现。

因极为反对专制，李大钊的法政思想尤其倾向于自由，自由构成了他一系列言说的内在精神。他反复申述自由的宝贵价值，在论述宪法时，他引用“不自由毋宁死”的西谚，极力倡导自由的精神。在《宪法与思想自由》一文中，他写到：“今兹议坛诸贤瘏口哓音，穷思殚虑，努力以制定庄严神圣之宪典者，亦日为求自由之确实保障而已矣。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需之要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亲历封建势力对思想自由的压制与束缚，李大钊强调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指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正因为极力主张言论及思想自由，他反对非法的出版审查制度，“吾以为关于出版，绝不可施行检阅制度，除犯诽毁罪及泄漏秘密罪，律有明条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国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宪法明文中为宜也。盖是非以辩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对自由的思考更为深入、全面，开始从经济、阶级的角度分析自由，指出社会主义是人类实现真正平等自由的途径。在《社会主义释疑》中，他写道：“又有一般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他不晓得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那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占据，我们如牛马的劳苦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更进一步，李大钊阐述了自由与秩序的辩证关系：“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也就说，自由绝不是极端的放任自由，而是与秩序辩证统一的自由，而只有在趋向平民的社会主义里，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由于其兴趣很快转向马克思主义，作为法学家的李大钊，延续的时间并不算长。然而，通过其人其文，我们不难看到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法学家形象，他像苏格拉底一样，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百年之后，我们重读其所思所感，仍不免充满敬意，满怀赞叹，这也足以看出今天重刊其“法学文集”的重要意义。聊以告慰的是，他所追求的理想，正在这个古老的国家一点点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