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已死，张妙入土。从事发至今已有10个月，在法律程序上早已走完的一个简单案件。曾经张家和药家都试图以自己想象中最好的方式和对方沟通，失败了。对于被害者和施害人两方家属，一切的时间、机会、方式、环境、心情完全相反。张家是传统的长安农民，恪守村庄的礼法与人际交往之道；药家是普通市民，以为法律没有要求的事情就是行为的界限。彼此的误读，此后随着公众舆论的加入，变成各种心态交织抗衡的乱仗。双方家人乃至公众，现在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伤害。
受害者：所得非所愿
今年大年初九，张显来到王辉的家。宫子村的土路满是泥泞，张显把宫子村媳妇张妙之死的前因后果听了一遍，又看见王辉要往起诉书上按手印。“我立刻制止了。王辉都不知道那张纸写的是什么。”张显的母亲是过继给宫子村康家的女儿，康家是村里的大姓，张显弟兄不仅都考上了大学，而且在西安当教授、公务员，在村里算是非常光显的门楣。所有宫子村的长辈，都算作张显的“舅家”，因此尽管没有血缘关系，张显也觉得“义不容辞”。
张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妇女，她被害的地方，处在正被大学城和地产项目逐年逼近的村庄。26岁的张妙死亡之前的一个月，都去帮娘家亲戚照顾在附近大学城摆麻辣烫的摊位，这是孩子出生后解决家庭经济窘境的新方法，虽然顶着保守的婆家不愿让她出门的压力，她还是每天很晚回家。在婆家“和婆婆处得有些矛盾，老人爱叨叨几句”，张平选说。出事前一个多月，她才由自家叔伯兄弟做主，搬到宫子村另一处小房子和公婆分开住了一个来月。张妙和王辉的儿子毛蛋只有两岁半，现在由奶奶带着，是家里唯一的宠儿。毛蛋在床上睡得正香，电视机里母亲的葬礼乐声凄哀，这孩子丝毫没有受到干扰。
王辉全家都把张显视为恩人，对于极其务实的王辉一家，这件事随着这张光碟上的葬礼已经结束了。隆重的仪式在村外举行，因为“凶死”，不能进村，火化完了直接去河道边上的公坟埋葬。“听说药庆卫要告张老师？”婆婆非常气愤，“我们又没要他一分钱，他现在还占理了？”王辉作为毛蛋的法定监护人，得到了指定给孩子的网友捐款。而从8月开始，王辉父母开始给打算准备结婚的王辉弟弟盖新房子，对于王家，张显的鼓与呼，带来的是切实走出悲剧的力量。
宫子村大部分人是文盲，农民们只有极少数还在地里做活，大部分人做一些周边服务业的工作倒也容易挣钱。王辉在郭杜村家具城里卖苦力抬家具，从二三层店里到车上，再跟车装卸，一天好的时候一趟有100元收入，没活的情况也有，一个月千把元的收入。张妙有了孩子后总想干点什么填补家用，她上学到初一才停止，王辉却大字不识。“没有文化”是她订婚前对丈夫的担心，但按照王家的习惯，有文化的媳妇并没有优待，婆婆说：“我们从来不让她出去做活，媳妇就应该待在家，穷有穷过法。”
这话让给张妙安排了麻辣烫活计的娘家人陷入了被动。张平选从开始到现在，要的是药家父母来“给个交代”，但这交代随着事件演变，成了张平选心里无法填补的黑洞。“我一开始恨，要把那娃杀了，把他爸他妈也杀了。但是后来我觉得，那个娃，唉，你妈你爸来给我个交代，你赔礼道歉，我给群众给亲戚交代，我也就饶你一命。”张妙的父亲张平选算是北雷村里的先进人物，北雷靠近公路和大学，经济也强。张家的房子几乎几年就翻新一次，瓷砖花样都不俗气。“养不教，父之过，娃的事不是父母的事，但赔理是必须的，饶不饶在我。”
张平选十几岁就出去贩山货、搞小包工，除了80年代孩子们出生那几年，他做过一段时间大队长，其他时间都完全“待不住”。他的勤劳和聪明让三个儿女都念到初中，但近10年郭杜的发展也很快，说是市区，其实长安县改区也只有很短的时间。县里的主要建筑已经和市内相差无几，主要的支柱就是堂皇漂亮的大学城，每个学校的长安校区都极尽设计之能事。大量西安市内的高校在长安圈地，尤以郭杜附近为代表，近两三年修建的小片高层住宅小区，直接矗立在大片麦子和玉米的田地里。
张平选即使把女儿们嫁出去，也还是怀着疼爱，他让娘家兄弟去帮张妙处理婆媳问题，帮小女儿张朗带孩子，这和王辉家把媳妇完全纳入自家系统的想法有些矛盾。王家的房屋简陋，连里带外不过三间小房子，王辉和弟弟都因为太穷，媳妇说得算是村里最晚的了。有大约半年时间，张妙总是回娘家居住，但是经过娘家人调解分房居住之后，她又开始回到丈夫身边。“她也不太会处理矛盾，王辉来哄回去了，过一段又和婆婆闹了。”张平选说，“房子分开住她才算安生了。”
娘家和婆家从思维到诉求上都各有一套想法。“别说是嫁进来的媳妇，就是出去多少年的外甥，回来管每个人都得叫舅。”公公婆婆都很威严，他们把张显看做是“自己人”。“舅家的事，自己人来管是理所应当的。”张平选一开始通过长安县公安局联系了《华商报》，找到的公益律师许涛并不为王辉一家信任。很多人都以为张显是王辉的代理律师，其实张显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只是王辉的民事代理人。张显的慷慨陈词和对药家的各种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控诉，通过这个有效的表达渠道，王辉和孩子得到了强大的“民意”。
张平选对于张显的加入倒不大在意，他还是坚守父母之道。“我不在乎赔偿多少，但是一切事情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法院一审判定经济赔偿4.5万元，3万元给孩子，1.5万元给父母做丧葬费。他说：“孩子抚养咋弄？老人咋弄？法院说我没到60岁。”张平选决定放弃：“不告了，一切都听国家的。你判到我心里，我不说啥，你判不到我心里，我豁出这条老命。”但他一直留着一块宽容之心：“还是在等，我还有两个孩子，有个依靠，药家老人也50多岁了，就这一个，重生也来不及了，留一条命，有个依靠。从一开始到最后，他们却一直没道歉。”
财富猜想的答案
药庆卫领我们从一楼的空调下面侧身快速走过，低着头丝毫不看二十街坊院子里步道上的人。那些人目不转睛直勾勾地投来目光，一直到我们上楼道还在仰望，好奇心没有丝毫掩饰。如果不是委托北京律师起诉张显，他的日子就一直这样过着。“如果不是网友鼓励我，我也没有勇气打官司。”开了微博之后，药庆卫觉得“骂我的尽管来骂，如果有人愿意听我说，我想絮叨絮叨”。药家来过一个外地网友，夫妻俩做了面条招待。“好多人对我说，他们想错了。我经常碰到有人专门来找我，关心我，我觉得好像我们也并不是要这样一辈子做活死人的。”
“他死了，为什么我们还在服刑？”药庆卫说自己再忍下去，“一家人也就完了”，药家鑫的母亲已经出现抑郁的病症。家里是三室两厅的屋子，客厅和餐厅较大，三个卧室都小。药家鑫的房间仅容钢琴、床和电脑桌之外一个人转身，墙壁还有浮雕的勾花，吊灯也是过去的花样，看得出来房子刚分下来时的精心装潢。“我家就算这楼里最不好的了。”家里所有的家具、电器都看得出是曾经的好东西，只是用了很多年。冰箱里是一罐罐腌菜熟食，厨房灶台和油烟机后的瓷砖缝隙都是白色的，光亮无尘。
华山机械厂曾经是西安东郊最大的几个国有大企业，所谓“街坊”就是几栋楼围成一个家属院，有自己的院墙和门卫。这个厂子有约30个街坊，几万人的生老病死就在里面，“逃都逃不掉”。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效益还不错，再加上是军工单位，很是兴盛了一些年。药庆卫1996年回到西安就来到了华山厂工作，此前他一直在外地部队工作，基本上药家鑫都是妻子一个人带着。药庆卫虽然对各种钢琴曲烂熟于心，但真心喜欢的是贺绿汀。“部队里培养起来的喜好，巴赫太难练了，弹好之前是很难听的。”无论年节，家里老人只要来了就让儿子去弹琴，母亲总是在一边忙碌。“他学琴一直是我爱人从小跟着上课，我爱人现在听琴对谱子、节拍、指法算是很内行了，只是不会演奏。”家庭表演没有掌声、表扬，对于一家人，培养一个弹钢琴的儿子，更多的是小环境里的良好感受。“他弹琴让我们觉得幸福。”
电视坏掉已经有一年多了，药庆卫却没有修。“我们家没人看电视。”药家鑫的房间里有一个电脑桌，一个一两米宽的床，一架钢琴和一个衣橱，摆得满满的。药庆卫说自己转业后就在外面给人打一些零工，是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技术活。厂里在2000年以后精简得很厉害，大部分职工只能自谋职业，然而军队转业后的工资收入却有几次上调，在普遍职工2000元不到的收入行列里，药庆卫的退役金是已经公开的2813元，后面每年审核地增加，有些年份增加只有40元，多的几百元，大的调整不多，他2003年退役至今一个月的退役金可以领5000元左右。另外一笔就是自己的安置费20万元，确实比所在环境的人收入好。夫妻的卧室里也有电脑，他们自己没有驾照，给儿子买了辆14万元的车。
儿子之所以能够学钢琴和上音乐学院，跟药庆卫的收入较有保障有很大关系。药家鑫自小在华山厂的子弟学校上学，学费低廉，生活方便，学琴从小30块到150块钱的费用。“我们并没有送他去西安音乐学院的附小和附中。”在和药家鑫差不多同时弹琴的孩子里，追求中央音乐学院这样层级的学校，从初中开始，最晚高中的最后一年，都必须由家长陪同到北京租房子，找大学里的专业教师辅导和疏通关系。“没有想考中央音乐学院，我一直跟他说，要实际一点。”艺术类考生专业课分数完全是主考官的判断，但是药庆卫却没有选择这条路。“艺术类考生除非有特别雄厚的家庭背景，要不然普通人家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快速进入音乐教育的范围，当个老师把之前的成本挣回来，要不就是一家人砸锅卖铁，朗朗的爸爸就是典型，朗朗不弹琴他爸要跳楼。因为对于老百姓家，自费出国比赛，那就是拿命去赌了。”
虽然在二十街坊，药家还算不错，但是和真正专业学钢琴的孩子比起来，这个家庭的付出也就是普通标准。药家鑫初中毕业时，有一个到香港参加亚太级赛事的邀请函至今保留，那是在他拿到了陕西省优秀奖之后得到的唯一的机会。“来回机票和住宿要9000元，我没舍得让他去，家里的条件没有那么好。”
无法参加大型比赛，注定了钢琴生涯的艺术追求的边界，对于药家，这就是钱造成的问题。药庆卫后来有一些想补偿儿子的做法。钢琴证书药家鑫从6级开始考，到8、9级就已经想放弃了。初中阶段他已经开始上针对考级的小课，一个星期一堂课学费150元。“一个小节过不去，这星期就算白花了，下礼拜还是同样的小节，又要150元。”无论金钱还是精力上的付出，使这一时段药庆卫对儿子都达到了极高的要求。“弹钢琴谁没哭过，都是从最难的阶段过来的，过去了就能走专业的路，过不去就一辈子是个业余。”在厂区大院相对优越的家境和儿子的艺术天赋，使这一家人在外人看来“很幸福”，“走出去谁都是要羡慕的”。但父母的满足仅此而已，艺考之路已经使亲情关系渐渐疏离了。
对峙期：错位
药庆卫来自于山西阳泉农村，17岁上大学参军离家后，他回村就是母亲在世时。“每年过年回一趟，就算完了。”母亲过世后他也回去得少了。家庭生活的真正开始是在1996年从部队回到华山厂以后的事，之前完全是军队生活。而妻子一家虽然是西安人，也都是普通人，岳父是退休工人，妻妹开个服装店，药家鑫的衣服都是没牌子但质量不错的休闲服，基本是他姨妈给买。丈夫融入家庭和城市的时间比较晚，妻子是仓库保管员，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家务事上，一出事，夫妻俩却都没了主意。
表面上，受害者与施害者的矛盾来自于阶级背景，尤其是张妙抄车牌号，和药家鑫“农村人难缠”之类的言论，使得药家后来被一再夸大财富背景。在双方家属和律师的认知当中，都说案发后自己非常想见到对方，但是表述的立场却完全不同。张平选第一次见到药家鑫，是在郭杜派出所，当时张平选看见警察带着一个“高高白白斯文”的“学生娃”进来，又很快出去了。去年10月25日，自己在派出所从上午待到下午，问不出消息，到下午很晚，警察才告诉他，“逮着了”。“当时是让他去指认现场的。”张平选不知道眼前的年轻人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
就在同一天早上，药庆卫送儿子去自首，他虽然签署了家属通知书，但实际上是糊涂的。“他告诉我他撞死人了。”父母就一直迷惑，“没有警察、法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也不相信他那样杀人，没理由啊！”药家鑫杀害张妙的动机一直是民愤构成的基础元素：富人对穷人的轻视。而并不了解儿子内心的药庆卫夫妻，却难以用这个理由自我说服。对于张平选和王辉已经是家破人亡、满怀冤屈的境地，另一边，药庆卫却坚持“等待法律”。“法律没有规定，子女犯法，父母必须去道歉的呀！”虽然药庆卫这么说，其实他是担心，自己任何贸然的举动都会让已经身负罪名的儿子失去生命。作为父亲，他总觉得“他的命是他的，他的罪也是他的，我不能去影响他”。
这样的对峙离舆论尚远，然而两家已然各有侧重。“没有钱就无法建立沟通”的信条深植于药家脑海，这也让张平选的善意受到了轻视。首先体现在了双方律师的交涉中：两家的律师都基本从头到尾跟下来，张平选的代理律师是《华商报》记者给找的公益维权律师许涛，而药家找的是药家鑫外公家对面律师事务所的路钢。许涛的说法是自己一直试图让药家父母来道歉，而药家一直说在筹钱，“张平选从来没有说过要钱”。路钢的说法是药家一直在筹钱，生怕无法满足受害者的期望。“药庆卫一直都拿不出多少钱来，另外我也不希望去村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许涛一开始列出了大概的赔偿金数额，在53万到54万元，许涛说“这个数字是按照农村户口的标准，有20多万元的经济赔偿，还有3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张平选和王辉都对数字表示了同意。过年前整整一个月时间，虽然有律师和赔偿金数额的打算，张平选却更期望和药家父母直接沟通。“我一个农民，祖辈在这呢，西安那么大，我到哪去找你，再说我女儿被害了，我为啥要主动去找你？”
基于这样的认知错位，前期的沟通不仅缓慢还激化了矛盾。过年前阴历腊月二十，张平选给药庆卫打过唯一的一次电话，他想让药家父母去看看孩子。“至于你拿啥，你看一眼孩子，就是宫子村要你娃命，你来过还是不一样。”“喂，你是谁？我是张妙他爸。啪，他把电话挂了，再打不接了。”这简短的两位父亲的直接对话，让张平选不得不想：“他家到底有啥通天的本事，农民就真的这么不值钱？”而药庆卫的解释是，自己当时接到很多恐吓骚扰电话，所以习惯性地对陌生来电一概挂断。药庆卫当时的真实想法只有一个：“他们到底要多少钱？”他已经把这套唯一的公房抵押，又到处借钱，到一审前他拿着30万元现金去了两次法院，都被法院拒之门外告知“无法调解”。
第一次去见张平选的时候他拿了3万元的现金，张平选说：“我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一定要见你是个啥模样？”2月底，药家夫妻终于找了一个韦曲的饭馆，张平选和村长一起到来。前后不过10分钟见面，在药家看来“见面沟通了”，但是张平选却更加生气。“一见就给我跪下，我说你快起我受不起，旁边还有记者照相。他说给这3万元把娃葬埋，至于国家咋判是国家的事。”张平选发了大火：“我看不上你的钱！你给钱给国家！”但另一方面张平选也看了出来，“药家看着就是一般人”。张平选走到路上吃了点饭，问中间人“人到屋没有？到了就放心了，怕我害他们”。这次见面把两家人推向了彻底的对立面。
药家当时已经离开华山厂房子出去租房住，不上网、不看报、不看电视、不接电话。“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很怕去道歉再出点啥事。”面对轰然倒塌的幸福，药家不知道该做何应对，他们一开始甚至想瞒着老人。药庆卫一直试图不走“人情”路线解决问题，比如他委托路钢在陕西电视台念了一封公开的道歉信，把钱拿到法院而不是受害者家里，不对儿子犯罪的事实做任何调查，也不对任何媒体做出回应。而张平选说：“你先来把这礼赔了，我们再说。”他心里一直存着一个希望，就是自家院门大开，药家父母进来，该赔礼道歉，让乡亲们围着，把这个场面见证了，“堂堂正正的”。电视台公开的道歉信之类，根本就不是张平选的方式。“我们家连电视也不看的，就是娃一天看看动画片。”他们连最新一次“央视”的采访还没有看过。
药庆卫终于等来了传票。他对于药家鑫犯罪事实的疑问，在程序上有了明确的答案，然而他已经失去了取得张妙家人谅解的最好时机。“娃本来已经要不摆摊的，麻辣烫已经把学校的学生吃坏肚子了，不让摆了。出来她又和人分开走，撞了不管她一夜过去总也有人发现她，为什么要捅死她呢？”张平选经过这次见面，也开始了迷惑“你们有钱还是有势？我受害者要找你们去，还这么冷淡”。此时张平选坚持感情路线的方式，已经慢慢失去了耐性。“外孙两岁半还吃奶呢，妈没了谁照顾呢，你都不来看一眼，我咋能饶你？”
药庆卫的应对逻辑
药庆卫在电视上和观众一起看着儿子诉说自己管教太严。“原来他是这么想的。”他没有和儿子对话或写信，两个人本来交流也不多。他翻检药家鑫的书籍、相簿，却做不出什么说明。自从药家鑫迅速减肥之后，就不大照相了。上大学后双眼皮，“做好了回来我才知道，那他学的这个专业，要经常上台，外表也很重要”。药庆卫的解释不带个人感情，但是家里没有一张他大学时代的照片。
从小学高年级至初中，药家鑫的照片都是肥胖的少年，他的胖和发育有关，父母也从来没有督促他少吃或运动。作为上了大学还在家里居住的独子，一家人一起出游或玩耍的照片却不多，只有两三次，还都是以母子俩的合影居多。药庆卫的理由是自己很忙，也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运动。药家鑫在照片和录影里很少笑，动作表情都是腼腆和逃避的，但是少年的意识一旦建立，自残似乎就是一夕之间的决定。减肥方法并不是不吃，而是吃了之后马上就去厕所催吐，辅助大量的减肥药，使他减肥后半年天天必须喝调养胃口的中药。药庆卫对这一切束手无策：“那是他自己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他说他哪怕咽下去让喉咙过过瘾也好，我们就不忍心说什么了。”
药庆卫只对影响儿子前途事业的事情才会下心思管理，成绩和进步作为奖状和证书都被好好保留着，此外就是严格的管教。药庆卫2003年转业，正好是药家鑫的初中阶段，他没有工作。“我就天天盯着他练琴。”后来媒体报道的“小黑屋”也就是这个阶段。“有一段时间他染上了网瘾，连着3天不回家，老师打电话给我，我们到网吧去把他找到，他说控制不了自己了，一看见网吧就想去打游戏。”他们现在居住的楼下有半地下的房子放杂物，当时药家在里面支了床。“我都是陪他练完琴，再下去写作业，一直待到很晚我再上楼来睡觉，把他自己锁在那屋子里。那房间是有窗户的，不过是很小的半扇，我都陪着他，只有他睡觉我才上来。”
药庆卫觉得如果儿子在家睡，肯定半夜就跑了，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出去工作。他从部队回来之后，专门给还在上初中的儿子做饭和辅导文化课，“刚下来也得适应一下”。父亲对于儿子的陪伴就是一起做作业，不说话，一夜不见面。药家鑫并不向父亲吐露心声，即使反抗也都在心里，父子不太交心。“说穿了就是我不信任他。”“我有个朋友也是孩子有网瘾，他托我拿着钥匙从外面每天晚上反锁他们一家人在里面，早上再去开。”他自己却说不好意思让人来反锁全家。
在父亲的想法里，“就业”是一切学习的最终目的，药家鑫高考成绩近500分，差20分可以达到“一本”线，和西安音乐学院260分的文化课录取线比是“吃亏”的。上大学以后，他唯一向父亲表示过自己对于钢琴的梦想，就是结识了一位日本外教后，想去日本进修的想法，然而在父亲看来，“你自己的决定你就去自己赚钱实现吧”。对于精研琴艺，药庆卫觉得：“在酒店弹琴和在学校琴房都是一样的，都要练习的。”至于给幼小的孩子带课，“那也是为将来实践他的教育方法，以后他还是得当老师”。
儿子开始给专门的艺术学校代课是“成熟”的表现，药庆卫从儿子开始把琴艺转化成收入开始，才认可了儿子。“我真的很佩服他。以前我从来没表扬过他。”一开始在酒店表演，一晚上300元，后来就是自己去各辅导学校应聘求职。“我因为他这个做法，觉得他这条路真的走对了。”药家鑫的大学生活迅速进入了职业化的阶段，他明明是钢琴表演专业，而不是教育专业，却走上了短平快的培训教师之路。在西安大量围绕艺术高校生存的艺考人群中，一个月挣3000多元对他这个“大二”学生来说轻而易举。
一审之前，媒体每天守在药家居住的小区里，谁都没有能得到这家的声音。自从送药家鑫自首后，父母再见儿子就是在行刑的那一日诉说遗愿时。药庆卫夫妻在一审、二审都没有出现在法庭，只有药家鑫一人面对指控审判涕泪交流的场面。“想有啥用？我去有啥用？特写镜头比我看得清楚多了。”
公众：对不公平的恐惧
一审之前所有的舆论都在追问药家背景，而药庆卫从未露面还可以解释为怕影响对药家鑫的判决，张显的出现，让这时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的“不信任”彻底爆发。两家律师之间的沟通本就脆弱，而此时，张平选“要交代、要道歉”的做法，这种实际给药家留有生机的做法，也被渐渐地放弃了。王辉本来就不大信任许涛，许涛的所有意见都要张显决议。从大年初九张显来到王辉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许涛写好的起诉书要回来，自己看过再让许涛递交。许涛很肯定地说：“我递诉状的时候，路钢才打电话给我。在递交诉状之前有谈的余地，从递交诉状那一刻起，就没有协商的余地了。”
一审时的大学生旁听本来是西安中院的决定，药庆卫说自己完全不知道学生的事。到底这400人的组成如何，张显说除了200名音乐学院学生，其他都是凑数的二类院校学生，而药庆卫说只有40人是音乐学院的，其他大部分来自西北政法大学。路钢在一审辩护用到的“激情杀人”字眼，和央视邀请的专家李玫瑾对于“钢琴式手法”的解读，播出的药家鑫在看守所弹琴的画面，都使得舆论更倾向于张显的怀疑——“买通司法”一直是张显最大的担忧。
“我们害怕法律不公正。”张显说，“我猜测，我质疑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让人能不怀疑吗？难道我作为原告代理人连质疑的权利都没有吗？我质疑的效果是什么？我张显的两只眼睛看不过来，让大家都来监督。假如真是一个有背景的人，他就不能作为了吧？公布出去有什么坏处？”张显这样解释自己在微博上“转载网友的话”，诸如“药家有四套房产”，“军代表是掌握采购权的蛀虫”，“药的外公是高官”。仅被药庆卫的律师兰和列出来要起诉的就有11条。
不仅公布猜测和质疑，张显还有一些更简单有力的做法，比如他把法院的调解过程录音公布出来，主张调解的检察官和法官都受到了网络谩骂。张显去事发现场做调查，对药家鑫怎么撞，到第二次车祸的受害者，被谁拦下来，并一度在网上怀疑药家鑫撞人后出来阻挡过村民围着药家鑫的一个1.8米的“黑衣人”是药庆卫。至于药家的权贵地位，张显说：“我去二十街坊问过一个除草的人，她说军代表的房子也是有区别的。”这些显然都跟事实出入甚多。张显作为王辉的原告代理人，虽然没有打官司的经验，但是一审因为有许多摄像机在庭内，电视画面上播出了张显说“娃还在吃奶……”。
“当时已经营造出来一种氛围，就是只要药家鑫不被判处死刑，那么一定就是司法黑幕。”路钢说。因为“激情杀人”的辩护词，路钢每天都要接到无数个辱骂电话。“上来就骂人，我就给人解释我说的只是一个学术上的词，只有很个别的人听了，有些明白我的意思，大部分人都是骂完就挂电话。”网上洪水般的喊杀声和所谓的“废除死刑”的论战不断升级，张显提供的受害人方的未必正确的信息使一切有了讨论的原点，冲突的焦点于是集中到了“阶级”，亦即贫富差别之上。
张平选和王辉都不识字，不上网，电视也看得很少，他们得到信息的渠道大部分是听张显和许涛说的。一审判决下来除了死刑，经济部分只有4.5万元赔偿。“带血的钱”成为那一段时间王辉和张显对药家可能支付的54万赔偿金的称谓。“要命不要钱”的言论一出，4月6日网上有了对张妙孩子捐款的行动。早期发起人周斌说：“张平选希望在审判后再决定是否接受捐赠，我们尊重他们家属的意愿，但是我把一句话放在这里，如果他们真的拒绝药家赔偿，那么这个20万元的张妙孩子成长基金，我就是上街讨，也帮他们讨来。”
周斌很快意识到这样的话有问题。“捐赠的人，初期的想法都是帮助张妙的小孩。我不想逼着张妙的家人去要求判处药家鑫死刑，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这么做。我自认没有能力背负这样一个十字架：那就是以正义和公平的名义去要求必须判处另外一个人的死刑。”但是言论此时已不如行动有力量。
“张妙孩子成长计划”募集善款22万多元，深圳市慈善会为此开设专户，每月20日定期支付1000元至张妙丈夫王辉账户。另一笔网络捐款54.5万元，来自于傅蔚冈微博上“转发一条捐一元给张妙的孩子”的发起。这些钱一开始遭到了王辉拒绝，但经过傅蔚冈的劝说最终落实。“一共捐款的人不超过三人。”傅蔚冈说。王辉当场表示捐出4.5万元，其余的按照原来诉求里的约定，10万元给张平选，但先放在王辉账号里，40万元就买成给孩子的基金，可以按月领取。
许涛说：“我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张显怀疑我收了药家20万元好处费。当然后来证实我没有，但是我也不能再有调解的说法。张平选还是比较冷静的，后面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尤其是二审维持死刑原判，法院外人山人海，王辉放起鞭炮的时候，张平选就愣在那里，完全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计划。”
永恒的伤害
听说药庆卫现在要起诉张显了，张平选给路钢打电话，路钢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已经不管这件事了。“时间长了，电视上说呢，我也有你的电话号，我向你问一下。”老人说完就挂了。他已经看透了一切。到他家时他不说对外孙的思念，先给我们算了长安农村的“会”。“农忙完了就是会，每个月的会都要走动亲戚。”但是张妙下葬后，“会”已经过了两个，王辉和孩子都没有来张家。“不见孩子也好，见了我难受。”他语调平静，条理极其清晰明确，愤怒、怀疑、仇恨全都消失了，他在意的是“这事对得起谁了，又对不起谁了”这些最基本的为人道理。
张妙在药家鑫死刑执行以后终于被火化，王家托张显组织，举办了在当地看来相当盛大的葬礼。“光花圈就买了80多个，2000多块钱，一共花了2万多元。”公公说：“娃入门才4年。”张朗一直扶着姐姐的遗体和照片痛哭，母亲更是从肢体到行为都极其激动。长安农村丧仪，先要把祖辈的照片放在家里摆个供桌，张妙的遗像可以和王家爷爷、奶奶摆一下，接受家人行礼，然后就吹打着搬到了村外去。“死在外面的人，又那么年轻，绝对不能进村子。”婆婆说。张平选明白这个道理，“别说是凶死，就是死在医院里，丧事也不能进村子办，只能在村头上”。村头上的人员并非都是村民，除了张显，还有很多网友，张显作为主办人慷慨陈词后，有一位从邻县来的陌生人拿着大喇叭也说了几句“张妙精神永垂……中国法制……”之类的话，一直在遗像前痛哭的母亲就扑过去摆着手说：“你别再说了，别再说了……”迅速被众人拉走后便消失了。
张平选一直跟着送葬队伍的末端，几乎没有被摄入照片或摄像。而到了入土的时候，王辉瘫倒在地。地下被砌出一个工整的坟穴，公公说“水泥就买了两袋半”，让人把张妙的骨灰盒放了进去。这片坟地是宫子村公坟，死在外面的人只能埋在那里而不是自家祖坟。有人把报纸点燃塞住坟穴口，然后举起一瓶白酒，用嘴巴喷上去，一片火焰。张妙的弟弟只有21岁，他跳进坟穴怎么也不肯出来，最后被人硬扯上来。一边是填土的村民们，一边是更加激昂的张显：“这是一场被全国人民关注的葬礼。”几个网友不断地为他鼓掌和喊话，村里人围了很松散的一大群。村里悬挂了两幅从电线杆上垂到地面还要再拖出来的对联，公公、婆婆说：“那上头是北京老师写的，很好很好，我们没文化，一个字也不认识。”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药庆卫说其实一审时，自己和妻子一直躲在法院外面，但是始终没有露面。“我说啥？我啥也不知道，案卷也不可能让我看。去还是想去，咋见？去哪儿见？法庭不是有个直播。”药庆卫说自己心脏不好，他再一次说“孩子也不想让我去，不想见我”。从药家鑫自首后，药庆卫一直没有坚定的信念，任何来自于社会、狱中儿子、受害者家人的信息都让他做不出决定。药庆卫这时担心激怒张妙的家人，“人家说一句，我要是出来顶一句，说我没有那么多房子，没有权势，岂不是成了为我自己辩护了？”药庆卫夫妻的懦弱想法是：“宁可被冤枉着，也不能害了孩子。”可是他们又说：“按照法律该咋判咋判。”这样带着一丝希望的绝望，在药家鑫死刑执行前才彻底结束。
药家继续沉默着，5月20日二审维持死刑，5月26日药庆卫夫妻第一次站在了北雷村张平选家的院子里。“你们收下了，他要是活，我们活二十几年以后也许还能见着他出来，要是死，我走在大街上，想起你们我也好过一点。”20万元没有被张平选当面拒绝。“我旁边这几家住的人少，我这个位置稍微偏一点，要是在那儿喊叫推搡，四邻八舍看见了，太不安全。”但张平选的内心已经彻底拒绝了这笔钱，也拒绝了药家的道歉。经过了一审、二审，张平选已经不用再去向任何人交代解释女儿被害的事。“既然药家坚持要走法律这条路，事事都要按法院说的办，那我们也这样，你判4.5万就4.5万元，我也不要了。”张平选在之后按照判决书上的地址、身份证号码，把20万元原封不动地寄回了药家。
“钱是好心人捐的，但是事儿不是这么个弄法，我从来没有想要谁的命。”尽管事情失去了控制，张平选一直把网络捐款的10万元放在王辉那儿没有去拿，他也坚持在死刑复核期间依然拒绝签署谅解协议书。“钱我不管，原谅不原谅还是得来问我。”张平选的小院很干净，从里到外的装修都讲究。“以前我坐过大队长，后来又做生意，说句实话，都是这个社会风气太哈（坏）了。我见了药家两口子也知道不是坏人，可是人就是会往坏处想，我也一样，你不来道歉、这么硬气你肯定是瞧不起我，他们把我咋想的，觉得农村人拿命换钱呢。”药家鑫执行死刑之后，张平选却丝毫没有减轻痛苦，张妙的母亲极力回避女儿的一切。“我很伤心。”这个一直有礼有节地讲述事情经过的老人突然说，“妙妙生下来的时候太瘦，吃奶粉吃到朗朗（妹妹）都出生了她还吃奶粉。我现在还得出去打工挣点钱，等到过年时稍微宽裕点了，我想和药家他们两口子坐一坐。”
在药庆卫心里也没有让一切结束，他把家里的花儿全换成了儿子最喜欢的朝天椒，阳台上都堆满了。我们聊了很久后他送我下楼时突然说：“有两段事情我不想再说，你们也没有问我。”但是他主动地强迫自己回忆起来：“就是这里，他站在这里说，妈妈我还想吃一次你做的饭，我说你说什么呀，赶紧走来不及了。”这段关于自首的回忆成为药庆卫的泪点，还有就是药家鑫被行刑之前，叫父母去见，说自己要捐献眼角膜，药庆卫后来在微博里叙述：“你把你的罪恶带走吧……”这两件事无法变成药庆卫的语言讲述，却成为眼泪和悲哀的神情，站在楼道里谁也说不出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