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列强船坚炮利，浸染欧风美雨的晚清民国，形成三千年历史之大变局，开启了波澜壮阔、云蒸霞蔚的文艺复兴运动。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学培养转深沉”，古老国度每天都书写着文化的传奇，清华就是国耻中开出的灿烂花朵，而国学研究院，更是百年文化史的一朵奇葩，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吴宓六位先生，机缘巧合，风云际会，倾情演绎着一段绝唱，令人低回不已。
一九二四年，曹云祥校长大刀阔斧向“改大”迈进，而国学研究院的设立，在这位哈佛工商管理硕士看来，是“改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按照曹云祥先生的设计，有朝一日，清华“改大”成功，那么，国学研究院必然转型成为现代分科的研究所。这样，清华国学院，从一出生，便注定是“短寿”的，更加增添了它自身的传奇色彩。
胡适先生作为清华“改大”的筹备顾问，曾被邀请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适之先生十分谦虚地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从这里可以看出，北大与清华的通家之好。
胡适先生的建议，奠定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态格局。遗憾的是，特立独行，具有魏晋风度的章太炎先生，哪怕自己开设国学学校，也断然不会担任导师的。
谁是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合适人选呢？曹云祥校长也是动了一番心思的。最好是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理念，对梁任公、王国维具有理解和敬意的年轻学人，这样，曾经在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主持《学衡》的吴宓，历史性地成为国学研究院的最佳人选。1924年尚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吴宓，得悉可以回到母校清华，自然是梦寐以求。于1925年2月5日抵达北京，当晚拜访老友袁同礼，次日上午便来到水木清华。
八年了，吴宓眼前的一切，竟是那样亲切，令人喜爱。当然甜蜜之中，也有一丝忧伤，见到马约翰先生，难免尴尬。1916年，原本应该与洪深、陈达一起赴美的吴宓，因为体育和体检不合格，推迟“放洋”，心情自然纠结。经过一年体育锻炼和配合治疗，1917年得以与挚友汤用彤一起“放洋”。
1918年从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转学哈佛大学的吴宓，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吴宓与汤用彤共居一室，关系友善。1919年初，陈寅恪由欧洲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习巴利文、梵文。吴宓与陈寅恪，特别投缘，课余时间，彻夜长谈，乐而忘倦。陈寅恪见解精辟，妙语解颐，令吴宓佩服不已。1919年3月26日，两人结识不久，吴宓便在日记中写到：“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吴宓来到清华，校方已经决定礼聘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这个名额，得益于吴宓的鼎力推荐。要是吴宓与陈寅恪的人生轨迹，没有在哈佛大学交汇，国学研究院的历史，自然是另一番景象了。
至于坊间流传的梁任公为陈寅恪，向曹云祥校长说项的故事，既有着任公，报答前辈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知遇之恩，也符合任公一贯的为人处事风格，只能说为国学研究院添加更加传奇的一笔。
时光流转，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文化更新的速率加快了，思想界时刻添加着新鲜的血液，很有一帮“中国少年”，厌弃中国文化和传统，对于“国故”，即没有兴趣进行同情的了解，更欠缺温情的敬意。平心而论，中国的文艺复兴，具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创造新文化为中心，以解释中国何以为中国、欧美之所以为欧美作为两个基本点。
也就是说，新文化的创造，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就要求，对待中国文化，应当具有理性和温情。
1921年回国之后，吴宓和朋友们一起创办《学衡》杂志，而王国维先生，就是《学衡》有影响力的作者。也就是说，吴宓在见王国维先生之前，就已经心意相通。如果没有这点因缘，1925年2月13日，吴宓持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到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先生寓所，就是给王国维先生跪下来，也未必能打动先生。话说回来，吴宓并没有给王国维先生下跪，而是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然后说明来意。王国维老先生，这位末代皇帝的南书房行走，因为，冯玉祥主导的北京政变，已经不可能到故宫面见“皇帝”了，得到“皇帝”的恩准，王国维先生心情愉快地来到清华园，并于4月18日搬来清华园，居住在西院十八号。天真的老先生，原来以为十七号、十八号两个院落应该紧邻，没有料到，两院还有一大段距离，经过一番周折，换成了十六号、十八号，十六号是老先生的书房。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清华曾有意聘请王国维先生担任国学研究院院长，老先生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坚决不肯当。
梁任公先生与清华，有着殊胜的因缘。1914年，老先生倦游政界，曾在清华工字厅赁屋著述，名曰“还读轩”。当年11月5日，老先生应邀发表题为《君子》的演讲，勉励清华学子作中流砥柱，出膺大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能够成为清华校训，得益于梁先生的这次演讲。任公与清华的渊源，实在深厚，两个儿子梁思成、梁思永，都是清华毕业生。
吴宓在拜谒王国维先生十天之后，1925年2月22日，前往天津饮冰室，拜访梁启超先生，任公自然是愉快地接受了礼聘，并在北院二号居住。
赵元任是第三位报到的导师。这里说一下，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哈佛大学，具有深厚的渊源。吴宓、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都是哈佛大学校友。赵元任属于最具有文艺复兴风味的人物。1910年，赵元任作为游美学务处第二届幼年生，与竺可桢、胡适赴美游学，可谓清华“史前期”的学友，1920年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回到清华任教，曾任罗素翻译，“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东京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新娘是杨步伟医生，好友胡适乃证婚人之一，这对“新人物之新式婚姻”，可谓轰动一时。
1925年6月8日，赵元任到京，次日，梅贻琦、张彭春接赵元任一家到清华园，住在南院一号。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第四位报到的导师，直到1926年8月，这位夫子才姗姗来迟，寓所与好友赵元任挨着——南院二号。8月28日，赵元任夫妇陪同陈寅恪进城，购置家具。赵夫人古道热肠，陈寅恪多在赵元任家吃饭，而陈寅恪则把自己住房的一半出让给赵元任搁书。陈氏1928年结婚之后，两家形成通家之好。
1926年10月3日，赵元任夫妇和陈寅恪，一起进城到北海参加徐志摩的婚礼，正是在那次空前绝后的婚礼上，梁启超老先生，十分动情地告诫徐志摩和陆小曼，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夫，希望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结婚。
应该承认，清华主事者对国学的理解是很开阔的，否则，不会聘请赵元任这位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更不会聘任李济这位哈佛人类学博士，担任国学研究院的特约讲师。
坊间流传着国学研究院，到底是四位导师还是五位导师的争议，其实，徒费口舌。1925年3月，毕士博来信邀请李济参加弗利尔艺术馆中国馆的考古工作，李济提出两个条件“必须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出土古物必须留在中国”，毕士博同意，开始了双方的合作。同年4月，李济应聘母校清华，商定在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担任特约讲师。
大幕已经拉开，国学研究院的先生和学友们，元气淋漓、大气磅礴地演绎着一出绝唱。
（二）
蓝文徵氏曰：国学研究院，自成立至结束，历时仅四年，虽似昙花一现，但其逸事嘉话，却最耐人回忆。
1925年3月，国学研究院刊出招生广告，4月23日，梁启超、王国维两位老先生，一同商定招生试题，8月1日，公布新生录取名单。9月9日，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发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的演讲，指出研究院的性质为，“研究高深学术”、“注重个人指导”。与此相匹配，研究院导师的工作，分为“专门指导”和“普通演讲”。
王国维先生指导经学、小学、上古史和中国文学，梁启超先生指导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陈寅恪指导年代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等，赵元任指导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李济指导中国人种考。
清华园花木扶疏，宛如世外桃源，国学研究院，让人不自觉地联想起古代的书院，难怪梁启超先生，在9月9日下午的茶话会上，热情奔放地做了“旧日书院之情形”的演讲，引起学友的强烈共鸣。
清华研究院第一级学友，共计三十三名，刘盼遂、杨鸿烈等十位学友，考取研究院之前，已经有著述；学友多属于性情温厚，酷嗜学问之辈。国学研究院有着师生的良好互动，浓厚的学术氛围，学友之间，情同兄弟，亲如手足。可以想见，经过耆学硕儒的点拨，名师出高徒，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研究院1929届毕业生蓝文徵，在《清华校友通讯》发表《谈陈寅恪》，深有感触地说：“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
国学研究院仅存四年，四届只有74名毕业生，绝大多数没有辜负导师的良苦用心，成长为文史大家。吴其昌、高亨、周传儒、徐中舒、姚名达、刘盼遂、王力、吴金鼎、姜亮夫、陆侃如、杨鸿烈、卫聚贤、谢国桢、戴家祥、刘节、蒋天枢、罗根泽，皆个中翘楚。
国学研究院学友，除了接受专题指导，还要听先生进行普通演讲。1925年9月14日，王国维先生开讲《古史新证》，是为普通演讲的第一课。老先生言辞恳切，“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1926年，姜亮夫经过补录考试，进入国学研究院，一丝不苟，刻苦用功。除了李济先生的课听不进去，其它课程，姜亮夫都听得津津有味，难以忘怀。王国维先生讲课，非常细腻，也不大看同学们。冷静的头脑、平和的性格、浓厚的感情，这是先生所独具的风格。
梁启超先生讲课，姜亮夫觉得最受益。梁先生讲解，从多角度打量先秦典籍，并且给以总结。陈寅恪广博深邃的学问，一度让姜亮夫异常苦恼，无论如何追赶，陈先生的学问也是望尘莫及。陈先生最大的特点，是每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
赵元任先生讲课的材料，往往都是生活中的方言，这让姜亮夫知晓描写语言学和声韵考古学的区别与联系。具有很高悟性的赵先生，最终在语言学方面的兴趣，使他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当时，清华每周都有一个同乐会，师生一起联欢。唱戏、唱歌、背书、讲笑话，都是国学研究院师生的业余消遣。
任公和静安两位先生讲课都很严肃，但是，同乐会的即兴表演，令学友们耳目一新。有一回，任公先生背诵一段《桃花扇》，而静安先生则背诵《两京赋》。最能解颐的则是赵元任先生，把大家的茶杯收去，调正音调，用茶杯演奏一曲，四座皆惊。有一回赵先生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出发，然后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广州、上海，各地方言惟妙惟肖。1938年先生去国，用纯正的英语讲课，竟有人向先生打探，是否伦敦人？
陈寅恪先生在同乐会这种场合，从不肯为大家说笑，其实，在私下谈话中，别具一种幽默。陈寅恪先生曾给国学研究院学友们说，你们太厉害了，“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令人拍案叫绝！
国学研究院学友们，多有国学根底，绝大多数人冲着梁启超、王国维两位老先生去的。真正理解和体悟赵元任和李济两位先生学问的，并不多见，因为，那时一般人心目中，赵元任的描写语言学和李济的考古学，和传统“国学”不大搭界，这样两位先生的学生，其实寥寥无几。
王力的导师是梁启超、赵元任两位先生，梁任公对王力的毕业论文，评价很高，但是，赵元任却很严厉，并指出“言有易，言无难”，这令王力非常受用，王氏日后赴法国留学，并进行语言学研究。而李济先生，只有一位弟子——吴金鼎，就是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者。
赵元任和李济两位，一学期，上课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风尘仆仆，奔走于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回到北京，赵元任不是和刘半农、钱玄同等“数人会”的朋友聚谈，就是进行歌曲创作，《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这时期的杰作。
夫人杨步伟，除了热忱地宣传节制生育，还在清华园大门前，开办小桥食社，曾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赵元任和李济，学问的作业方式，与梁启超、王国维迥然不同。1926年2月5日至3月底，李济在山西汾河流域做田野调查，染上伤寒，李家老爷子听信中医，病情危殆，侠义心肠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为了治病救人，竟然自作主张，将李济紧急送往协和医院，可以说挽救了李济一条性命，李老爷子命儿媳妇儿给杨步伟磕三个响头，感谢救命之恩，从此，赵元任和李济成为通家之好。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自沉；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先生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老成凋谢，情何以堪？
1928年底，李济在广州晤傅斯年，答应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兼考古组主任，赵元任担任语言组主任，李济和赵元任，从此离开清华园；而陈寅恪先生，则留在清华，担任历史系与中文系合聘教授。风云际会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于1929年终结。
1929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逝世二周年之际，国学研究院师生集资，在工字厅东南土坡下，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梁思成设计碑式，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
纪念碑文开头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之句，既是对王国维先生的褒扬，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院格”的真实写照。
（2011年3月29日，18：03分，书菜楼，《新京报》2011年4月21日，清华百年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