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笔写作中，我经常使用“强力”、“权力状态”和“权力者”之类的词汇，藉以代称某种社会状态，一位关注我的学者问：“这些词汇是不是都在代指极权主义？”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我是一个用文学作品即人物形象说话的人，我把自己的终身事业定位为作家，虽然最近几年多写了一些随笔，免不了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我并不熟悉的学科，但是，所有这些涉及都没有脱离开一个作家的视野，也就是说，我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议论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文学议论，与本质意义上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把这些不严谨议论中的表述归结为某种特定的“主义”，我似乎觉得有些勉强。
然而在我的随笔中，很多篇什的确涉及了作为政治哲学的极权主义问题，而我对于极权主义的愤怒又如此强烈，现在让我忽闪着眼睛否认说我从来没有借助“强力”、“权力状态”和“权力者”表达对极权主义的见解，显然不是一种诚实的态度。
合适的表态是：尽管我通过长篇小说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文学形象塑造上，但是，文学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因此，在长篇小说样式之外，即使我作为作家也不可能不用观念的方式表达某种社会见解，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强力”、“权力状态”和“权力者”的确与极权主义社会状态有关。
极权主义的巨大精神支撑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无论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还是苏联、东欧式的社会主义，都有一整套强固极权主义存在和延续的思想、主张乃至于文化上的种种特性，成为影响人们精神生活的超级存在，这种意识形态必然与自然存在的东西（集中表现为人性）发生冲突，从而构成独特的社会图景和人的精神形态，这里所谓的“独特的社会图景和人的精神形态”与文学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的回答是：有关系，并且有着极为相似的关系。
如果我们认可一定的“社会图景和精神形态”是所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来源的话，那么，它同样是文学的来源，是所有伟大文学作品的灵魂。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世界文学史就可以发现，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图景和人的精神形态产生深刻感应的人；凡是伟大的作品，都精当地展示了一定的社会图景和人的精神形态，即使将现实做变形处理的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也概莫能外，我们从卡夫卡小说中清晰感觉到的极度压抑，从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直接感受到精神疼痛，我们从毕加索、达利的绘画中尖锐感觉到内在紧张，不正是一定的“社会图景和人的精神形态”在我们灵魂幕布上的反映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映呢？这里边蕴含着哪些机理呢？
用传统说法，我属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一代人，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生，生命过程正好契合在六十年历史的框架之中（这让我想起海德格尔“人无法选择种族、地域和社会制度，非常偶然地被抛入世界”的观点）。所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作为中国语汇实际上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表达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定义，即：由于我们实行了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幸“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比所有在历史（纵向）中和世界（横向）上的任何人都幸福美满。
意识形态定义是我们作为“人”的生命定义吗？我们的生命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为这个定义提供了佐证呢？很不幸，在我和我的同龄人的生存经验中，没有找到“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一定幸福美满的证明，相反，由特定的社会形态产生的政治压抑和与这种政治压抑共生的社会苦难与我们这代人如影相随——从人们在土改中作为地主、富农被暴力剥夺田产乃至于被活埋，到“三反五反”作为不法奸商枪毙在河滩；从1957年中了“引蛇出洞”的毒计而被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到1958年“大跃进运动”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残酷批斗；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成为数千万被饿死人群中的一员，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黑五类”被红卫兵乱棍打死在学校操场上、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投湖、上吊、卧轨而“自绝于党和人民”；从1976年“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跟踪追打、逮捕入狱到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被逐出作家队伍；从1989年春夏之交……到2009年由于权力和资本“强拆”房屋而自焚；从在派出所“躲猫猫”致死到由于在网络上表达思想而被判刑监禁……人们无法说他们很幸福很美满。倘若视野再宽广一些，看一看国家权力对民间财富的无止境吸纳，看一看腐败官员令人发指的巧取豪夺，看一看数以千万计生活无着的下岗工人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极端贫困农民，看一看农民工在血汗工厂奴隶式的劳作，看一看城管人员对社会底层谋生者的追逐和殴打，看一看在地震中因为校舍倒塌而死去的孩子……人们更不能说他们这代人很幸福很美满，这里不仅涉及人物质生活层面的问题，更涉及人的内在精神生活问题。
而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恰恰是文学与哲学的共同命题。
文学——假如她还洁身自好没有失贞的话——不能不直面这种令我们感到悲伤的现实，不能不关注它展示出的社会图景以及在这种图景中的人的精神形态。是的，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高压下，中国当代文学早已经消解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内在品性，距离社会真相和公众生活越来越遥远，平庸、琐碎和肮脏正在被国家意识形态鼓励，正在成为某些著名或不著名作家手里沽名钓誉的玩儿物，但这绝不是文学的真实品格，就我个人来说，这也决不能成为我轻浮地对待文学的理由。
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倾注着我生命的热血，这在今天往往并不意味你一定会热闹起来，相反，它意味着你必须耐得住寂寞，因为在一个意识形态管制极为严酷的地方，很难有健康的出版环境和文学批评，出版者和批评家似乎都本能地恐惧着深刻，恐惧着崇高，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当然也就很难热闹起来。在此情况下，我甚至丧失了将作品出版的热情，自愿游离于文学圈之外。每当我看到某种形式的文学鼓噪的时候，我甚至连议论几句的兴趣都没有（这也是我作为作家很少在随笔中议论文学现象的原因之一）。一旦文学界对我产生诱惑，我总是对自己说：“对不起，世界，我不在。”我经常这样聊以自慰：如果我的时代不能够认识我的小说的价值，那么，我就把它留给后世，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这些作品履行了自己的文学责任。
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话题当中。
如果说“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是文学与哲学的共同命题”是文学与哲学的共同命题，那么，哲学对此的回答又是什么呢？
苏格拉底有言：“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得生活。”说的就是哲学对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所具有的天然兴趣，没有了这个东西，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不是高高在上的玄妙之物，它就是我们的灵魂自身，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思索，是人对自然的感应。人所具有的自然品性或者说自然的精神特征，绝不会不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而发生变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看不到它，不是因为它消失了，它只是被遮蔽了而已；反过来说，社会在基本政治制度发生改变之前，其内在本质也不因时间和空间转换而发生变化，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或许会显现为某种不同的形态，那也仅仅是一种自主的遮蔽，换了一副面具而已。所以，我们又可以认为，哲学观照的东西与没有观照的东西，都是某种程度的“在”，它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存在方式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学，我们可以断言，卡夫卡和索尔仁尼琴所面对的世界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寄寓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品性与这个世界的冲突没有一天停止……用文学话语表述，这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宿命。
其实，这也哲学的回答。
（201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