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即那个大体结束了至少12年持续不断的内、外战争后的年度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了60年。

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有官方数字公布的1952年的119元，到2008年的22698元，仅以数字比较，增加了191倍，中国不可谓不发展——特别是其间的1979年至2008年，前述增长中的近187.5倍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且从数字上看，中国最近即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以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但以总量计，美国仍将为中国的3～4倍，以人均实际购买力计，美国则至少为中国的5倍。

中国的人均耕地从1949年的2.61亩，到2008年减为1.37亩，减少了47.5%；人均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208.95公斤，到2008年增为398.12公斤，增加了90.5%。曾经被中、外相当多的人认为难以解决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看来完全是可以解决的。中国不但可以养活现在的13亿人，而且可以很好地养活更多的人。回顾40年前，在中国只有6亿人时，饿死数千万，可知政策当否，远远较人口和土地的多少更为重要。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78年前为“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1952年为149元，2008年为15780.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978年前为“农业居民消费水平”）1952年为62元，2008年为4760.6元。1952年农村为城镇的41.6%，2008年农村为城镇的30.2%；城镇1952年至2008年增长了105.9倍，农村1952年至2008年增长了76.8倍。这些数字反映出城乡的差别加大了，而研究者有认为现在城乡的差别远比这些数字所反映的还要大——农村人收入仅为城镇人的16.6%左右；地区之间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市和最低的市比较，相差82倍。城市中收入最高20%人口占有的金融资产从2000年的56%，2006年的67%，据说现在已达80%。能否提高经济增长收益分配中工资所占比例，减少资本所占比例；增大政府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并使国民均等享有，对化解冲突，协调利益，走向和谐，至关重要。

研究者有称“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是指早在上个世纪末，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购买力（PPP）衡量，中国的一些省、直辖市（其实还有其他一些市）已高于世界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另一些省处于世界中下等至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之间，其他一些省或自治区在世界低收入至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之间，而个别省或自治区则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水平。同样，按人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总入学率等反映发展的指标看，不同的直辖市、市、省或自治区也可分别列入前述的不同发展阶段。

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告别计划经济体制后，靠计划经济体制所聚集起来的财富开始分散，城乡居民收入都有所提高，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初，财富重新聚集，贫富分化出现，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往往掌握财富多的人，获取资源和机会也多，反之，财富少的，资源、机会也少。

中国最富的人——个人资产在百万美元以上的，据称在2007年已达41.5万人，他们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03%，而贫困的人，则包括城镇中接受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救济的2272万人和农村年收入在1067元以下的4320万人——注意到中国以往适用于农村人的贫困标准过低，如果按国际通行的以每人每日不足1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计，则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会过亿，如按国际通行的以每人每日不足2美元为低收入贫困标准计，则中国的贫困人口将更多。

在中国，一种观点认为是“人多资源少”制约了发展，而研究者有认为：物质资源少的地方往往会更多地依赖于开发利用知识资源，更多地利用外部（包括其他地方和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而贫困也不只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教育、卫生、交往途径、发展机会的匮乏，不断复制着贫困。

中国的钢产量自2000年起即居世界第一，但中国在大量出口钢材（2007年达6908万吨）的同时每年还要进口大约不足2000万吨的钢材。原因是出口的多是附加值不高的低端产品，而进口的则是自己不能生产的高附加值产品。2009年出口同比下降过半，而进口却在上升。中国政府在2005年提出抑制产能过剩，在国家监测的24个行业中，2006年有10个行业被列为产能过剩，2009年夏，增至19个，2009年底，达21个。其中钢铁的产能过剩达40%，金融危机后，产量在下降，产能却仍在增加。

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标准油吨/万美元）为8.33，而世界平均数是2.65，高收入国家是1.66，也就是说，在中国，等量的产出要耗费过多的能源。

城乡分治和低收入人群过多，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大国家、小市场”质态，导致经济增长长时期依赖出口和拉动内需过于依赖房地产和汽车业；中国没有超越别人，创立引领世界新经济制高点产业的宏大愿景和行动计划；没有接受不同，善于与人合作的习惯。

研究者有认为：中国至今不但还称不上一个真正的物质生产大国，最重要的是中国早已不是一个知识生产大国了。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要“自主创新”，总是为中国的大学“不出杰出人才”而“焦虑”，就知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30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30年工作的着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其中后10年才提出“以人为本”、“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使我们想到今日中国的发展程度，其实是有可能在30年前就达到的。于是感慨：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东亚，为什么是日本、韩国；在中国，为什么是香港、台湾。今天要化解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产留给我们的负面影响，克服发展的路径依赖，办法唯有把十七大提出目标做到实处：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建立城乡一体的、全体国民均等享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启动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舍此，别无他途。

（2009-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