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55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大堑”。 综合这两封信，让我们历数一下曾国藩的平生耻辱——正是这些耻辱，最终让他在性格方面“脱胎换骨”。
“文理太浅”，五次考秀才名落孙山
第一次大辱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这一年21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16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触犯潜规则，当京官遭人“唾骂”
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黄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曾国藩升位实职副部长后10个月，在家信中竟然表示：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补于国计民生。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官场了。
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犹如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内部，腐败已渗透入帝国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身居翰林之时，曾国藩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
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让曾国藩感觉喘不过气来。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他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对“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
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其实，官场上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飞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 看到他的奏折中把京官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气不打一处来。好嘛，满朝皆醉你独醒，满朝皆浊你独清?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
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国藩无地自容，寒了一辈子。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平生第二大堑”。
这“第二大堑”并没有使曾国藩沮丧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对这个官僚体系的战斗决心。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满怀赤诚，尽忠竭智，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但咸丰心胸狭窄，气质庸弱，完全谈不上雄才大略。他对如何驾驭大清政治心无定见，曾国藩这些呕心沥血的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曾国藩大失所望，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咸丰元年，太平军起，很快席卷广西。对于这场大乱，咸丰皇帝毫无准备，像无头苍蝇一样，指挥混乱，布置失措。曾国藩认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敬陈圣德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谨于小而反忽于大”， “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刚愎自用、出尔反尔。
年轻气盛而又自尊心特别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转而假惺惺地夸奖了曾氏几句，但又下了长篇上谕，细细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
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但皇帝的哓哓置辩，却让他认识到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是不可能的。此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憨激之言了。
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接连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得罪琦善、弹劾赛尚阿)，却令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背后当然更有无数诋毁之词。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京城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愈来愈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意。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他14年的京宦生涯。
长沙之辱，反迫使其练成湘军
曾国藩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不与焉。”似乎长沙之辱在他记忆中无足轻重。事实远非如此：正是这次强烈刺激，推动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成就了湘军。
事情起因于咸丰二年腊月曾国藩入省承担公事。是年底，咸丰皇帝的一道紧急命令传到荷叶。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曾国藩一到长沙，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
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时，太平军已挥师湖北。湖南虽暂获喘息，形势却依然危急。太平军走后，各县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发难，也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逞，湖南境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
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社会治安案件。曾国藩命令，凡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立即结案。处理方法只有三种：一是立刻砍头，二是活活打死于棍下，三是施以残酷的鞭刑。四个月内，审案局 “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曾国藩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著名外号。
恐怖政策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曾国藩勇于任事，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对他种种作为的不理解和担心。李瀚章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劝其缓刑”。
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权力是官员的生命，也是官员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收获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官员视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
曾国藩不遵循行政程序，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不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样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
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但只有曾国藩一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分忧。这又触犯了官场潜规则。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
风波的触发点是练兵。
曾国藩不是军人，但他深知，依靠目前这支大清军队，打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因为晚清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灵魂、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10天，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创建一支新的军队。
曾国藩练兵，首重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他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令全长沙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月数次与湘军一起“会操”。他为了唤醒这些兵痞的良心，也确实苦口婆心。
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
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即使是巡抚这样的实权大官，也不会具体过问军队的日常操练。文官们虽然痛恨曾国藩，但也只能形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们却没有这么好脾气，他们立刻付诸行动。
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他在太平军进攻湖南时曾临阵脱逃，此时面对曾国藩却很勇敢。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摆弄。
行事至刚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清德，并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尚方宝剑很快显示了威力。咸丰皇帝立刻将清德革职拿办。表面上看曾国藩在这次冲突中取得大胜，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根植在这场“大胜”之中。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动辄咬人足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更加恨之入骨。
绿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湘勇土包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经常借故与湘勇发生械斗。一次绿营兵竟破门而入，连伤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曾夺门而逃，几步窜到隔壁巡抚骆秉章办公室门前，连连急叩。
骆秉章听得一清二楚，却装聋作哑，暗暗发笑。骆的调处办法是命人把捆送来的那几个绿营兵带来，他亲自上前松绑，还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绿营兵面子挣足，兴高采烈拥着这几人而去。只剩下骆曾二人了，骆秉章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啊!”就转身走了。曾国藩气得哑口无言。
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
这是曾国藩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比起这次挫辱来，完全不在同一档次。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
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上控告。然而仔细一想，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能把湖南全省官员都扳倒吗?如果扳不倒全省官员，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寸步难行?
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不再与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铺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不争一日之短长，等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确实是赤手空拳，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着五无：一无办公场所，二无名正言顺的职权，三无经验，四无朋友前来帮忙。真正的困难是第五条：无制度保障。
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安身之处。它就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绿营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它的最大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旧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来源。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绿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省官员既与他关系紧张，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曾国藩身为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饷源。
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吃尽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咸丰四年四月湘潭之战中，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作殊死战，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兴起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重大胜利。
接到战报，咸丰皇帝大喜过望，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湘军，还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这道上谕从根本上转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拥着一抬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
曾国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从这次经验中，他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
江西之困与家居两年后的“大悔大悟”
湘军的意外崛起，使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八面逢源了吧?不是。曾国藩的日子仍不好过。因为体制仍然不顺，饷项仍须自筹。曾国藩仍常和他人发生冲突，以致肝气上升，时常处于焦灼愤懑之中。问题的焦点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对他们唯命是从。
曾国藩需要实权，这一点皇帝心里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浅的咸丰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以前只知曾国藩胆子大，这次才知此人本领大，振臂一呼，即集兵数万，所向披靡。如果他打败了太平军后反戈朝廷，那岂不是比太平军还难对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汉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满洲八旗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天京脚下的满族将领收功。因此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未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
鉴于湘军是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咸丰皇帝命曾国藩出省作战，支援困境中的江西。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其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此人气度狭隘，寸权必争。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为难。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无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子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曾国藩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江西筹饷，这又侵犯了陈启迈的财政权。在他的带领下，江西通省官员与曾国藩针锋相对。
曾国藩忍无可忍，于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陈启迈“劣迹太多，恐怕贻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无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阅之大怒，立刻将陈革职查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重复了湖南的经验，这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束手，反而令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被人毒骂痛打，遭受侮辱。曾后来形容当时的苦况说：“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当然，使他“积泪涨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员的个人素质，而是咸丰皇帝对自己不信任。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父亲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直回了湖南老家。
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帝却和曾国藩较上了劲。适值此时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内部分裂，势力大衰，看起来已指日可平，有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曾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比如以知府投身于他的胡林翼早当上了湖北巡抚，而他却仍是一个在籍侍郎，职位没有任何升迁。
原本自诩硬汉的曾国藩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殊忧郁”，动不动就骂人，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渐渐静下心来。
曾国藩反思，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合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到达胜利的彼岸。
曾国藩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变。
人算不如天算。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不想在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势力又回光返照，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
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他不再痛恨“滥举”(邀功时拼命保举下属，拉拢人脉)，而是“同流合污”了;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了……
晚年的“老奸巨猾”
经过数十年历练，到了晚年，曾国藩已经称得上“老奸巨猾”了。
最能表现曾国藩“老奸巨猾”的，当属李秀成案的处理手段。
李秀成被俘之后，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套取资料情报。他几次面讯李秀成，虽称“讯”，却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派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李秀成为曾国藩的魅力所倾倒，在自述中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对他“恩情厚义”。从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话语来判断，曾国藩当对李秀成有过暗示，比如许诺将为他向朝廷乞恩。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时意志动摇，从而写下了数万言的自述书。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后，曾国藩却迫不及待地违反朝廷献俘北京的命令，提前在南京杀了李秀成。因为一旦将李献俘到京城，湘军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也许就会曝光。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被处死。这一行动既表达了对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讳”、“开诚布公”的作风。曾国藩也并未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李秀成临死前对曾仍毫无怨意，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
曾国藩生平以“诚”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录李秀成自述时，他却多处作伪。经罗尔纲等人考证，曾国藩在李秀成原稿上进行了以下几处关键修改：
一是关于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迹本称“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说明洪秀全病死。曾国藩为了夸大曾国荃的战功，将此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证明洪氏直接死于曾国荃的军事压力之下。
二是李秀成被俘经过。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过程中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如果照此汇报，则李秀成之被俘与湘军本无关系。曾国藩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
第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
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在晚清官场，并不特别得心应手。
最能表现曾国藩晚年风骨的是这样一件事：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譞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但曾国藩数次峻拒。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曾国藩维护了这个政治原则，却深深得罪了醇亲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后，他及他的派系对曾国藩之攻击不遗余力。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愤世嫉俗、傲岸不群;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发来的。这是曾国藩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质朴刚正为基础的，与世俗的油滑机智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衷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终会实现这个理想。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精力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几为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