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
乾隆的专制加深了中国人的奴性
凤凰网历史：传统政治体系下，腐败在所难免，乾隆朝即呈现出这种特点，造成这种贪污大规模风行的原因是什么？相比于中国，日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贪污？
张宏杰：乾隆用高明的政治手腕，成功地防范了外戚、亲贵、太监、权臣，将中国专制制度推向顶峰，但他的一系列强悍的专制措施，并没有解决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基本问题——腐败。他的专制只是加深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和被动性，给中华民族带来永久的创伤。
十八世纪，人类社会涌动的文明大潮主流正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是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理性的崇尚。伴随着这些大事，西欧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解放，这造就了物质进步的真正基础。
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发生着与世界潮流恰好相反的事。
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皇权推到了顶点。在他眼里，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他强化了对民众的驯化，把他们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他陶醉于为子孙后代建设万世不易之基的伟业之中，成功地为中国人建造了一个针扎不透，水泼不透的完美政治监狱，这个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主动敏捷地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换句话说，乾隆皇帝的伟大统治，造成了中国人精神面貌的退化，拉大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这个盛世完全是依靠强化君主集权制度这样传统的方式来造成的，他是乾隆皇帝一个人主导的盛世。乾隆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并没有回答中国在人口压力下如何转型这个近代性的问题，没有回答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以何等姿态面对世界。
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世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我写乾隆腐败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和当下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咱们并不是要借古讽今或者怎么样，它是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规律。乾隆时代的腐败案发生，遵循着一个数额由小到大，腐败官员的级别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最后发展成窝案、串案，牵一个出一串，挖一个起一窝，团伙犯罪，相互打掩护。腐败最后已经成为一种体系性、体制性的腐败。但是乾隆治理腐败的措施还是个人化的人治。人治不管多么厉害，老虎成天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贪官，毕竟有打盹的时候，你一打盹，腐败马上就会死灰复燃。所以，中国式的腐败是基于制度、体制的，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对策，要不然单纯靠皇帝一个人的雄才大略、精明还是靠不住。当官只有把上面对付好了，下面即使没穿裤子也看不到。
大众头脑充斥着错误观念 阻碍社会进步
凤凰网历史：马戛尔尼曾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专制思维在传统中国人头脑中是如何体现的？到今天为止，中国人的这种专制思维是否有消减？
张宏杰：中国的专制主义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一直是我头脑中的一个迷惑。我的写作实际上也是一个自我学习和探索的过程。对专制主义的深入思索迫使我不得不深入到历史源头，从最初的源头，即地理环境那里开始探索中国式专制主义的来龙去脉。事实上，一开始，我头脑中的许多常识和普通读者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秦始皇是文化专制的发明者。他制造的“焚书坑儒”残暴割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自由传统，开了两千年文化专制之先河。要是没有秦始皇，中国人不会是现在这个样。
但深入阅读和思考得出的结论完全不是如此。这说明，我们头脑中的大量“常识”是靠不住的。也就是说，大众头脑中塞着大量的错误。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前进得如此艰难的一个原因吧。
专制制度不是中国人的主动选择，而是被历史和环境赋予的。事实上，专制制度毕竟还强过毫无理性的恶性竞争。比如狼群形成了按等级秩序进食的习惯，就有利于狼群的稳定与和谐。
不过人毕竟不是狼，我们现在处于的时代也不是中世纪。所以专制制度就显得很可恶了。就象和蝴蝶比起来，毛毛虫就很难看了。归根结底，建立起成熟、强大、严密的专制主义政治，并不能算成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专制主义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连动物都会使用。
事实上，我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分阶段分层次的。就如同生物的进化一样。越是与世隔绝的地方，物种就越停留在原始阶段。澳大利亚与其它大陆的分离很早，一直在孤立状态中发展，因而保留了许多原始动植物，比如鸭嘴兽和针鼹。而文明的进化也一样如此。由于地理原因，中国文明也停滞在了专制阶段。中国文明的早熟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国文明的进化缓慢，也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封闭的肥沃的黄土地带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很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可能，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和动力。中国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保留积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征。就像一个缠着脐带长大的孩子，或者说像是一个背着蛹飞翔的蝴蝶，它的起步比别人早，可是发育得不完全，不充分、不彻底。在此后的几千年间，中国文明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发育，而是一直停留在较低的文明层次上。就象一个早熟的孩子，在别的孩子没有长起来的时候，鹤立鸡群了一段时间，然而，在青春期过后，他却终生低人一头。所以，在1840年打开国门之后，那些西方人惊讶地发现，那个传说中的文明古国，原来竟然是一个半开化的半野蛮的民族，保留着和非洲部落相类似的惊人落后的习惯：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无处不在的迷信和恐惧……
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远。文明进化的不彻底与再次发育的艰难，是“中国特色”的根本原因。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转型的难度进行更准确的评估。
只有从制度入手才能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
凤凰网历史：中国的民族性格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整个过程是向下还是向上？您认为中国人民族性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有可能重塑民族性吗？
张宏杰：国民性问题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它不应该被当成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和解释一切问题的替罪羊。有意无意的，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似乎只有中国人全体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中国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中国才能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立刻就变了样。但是从严复、梁启超开始提倡的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取得的成效却似乎并不令人心慰。
我只能说，从严复、鲁迅到柏杨、龙应台，他们的观察和描写精彩深入，但是他们开出的从改造文化入手的改造国民性药方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只有从改造制度入手，才能真正达到使中华民族新生的目的。正像邓小平所说，坏的制度使好人做坏事。
中国人国民性中的主要的负面成分，是由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某些“劣根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两千年来基本停滞不前的中国与近几百年迅猛发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会感到撞击的巨痛。从后现代化的欧美日韩，看前现代化的中国，就如同把参天大树和一颗刚刚发芽的小苗做对比，其差距自然触目惊心。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并没有落后的专利，欧美也不是注定永远先进。谁能说，领先了世界几千年的中国不会再次领先呢？那个时候，是不是又要挖掘中国独具的“优根性”呢？
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前现代化或者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中国根性而特有的“中国问题”。 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谓中国人善于忍耐，是因为中国人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或者反映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中国人也会眼睛雪亮，雷厉风行。几千年的积习之所以现在还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曾国藩触动不大
凤凰网历史：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是否受到影响？战争对他是否有所触动？
张宏杰：从现在材料看，直接触动不大。从他的家书中评论鸦片战争可以看出，他对鸦片战争的看法，和当时大部分官僚一样。
凤凰网历史：从曾国藩的成长路径看，他接受的也是传统的文化教育，与其他士大夫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曾国藩在对外上却提出了“以诚相待”的说法，这是为什么？曾国藩这种“超前”的思维是如何产生的？
张宏杰：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另一个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曾国藩却不是这样。因为“笨”，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不敢稍有成见，不敢戴有色眼镜去读书。因为“笨”，曾国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别人的脑子，每本书都要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读。所以他一生视野广阔，无书不读，无学不窥。
理学的正面意义在于它会赋予人以面对这个艰难的世界必须具有的刚毅、清洁、坚决、彻底。同时，它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旧、固执、清刻、荒陋、脱离实际。
因为“笨拙”，脚踏实地，曾国藩一方面获得了理学修养的巨大益处，另一方面却避免了许多理学家的毛病。曾国藩曾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在生活只知高谈阔论，于实际毫无补益的理学人士：“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 正因为自己心怀恕道，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才能对杀人理学做出这样入木三分的评论。
他利用理学者却不为之所惑。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
“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
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但“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曾国藩说研究治国之术，应该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以所易简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正是因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于以“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态度变通其中的“袭误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在近代中国，推动西学的几件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出版，他都是主要决策人。
西学初入中国之际，一般士大夫视如仇敌。以他的好朋友倭仁为首的“理学家”更是仇洋的中坚。曾国藩却坦率地指出倭仁“才薄识短。”。在理学大家中，只有曾国藩能以明智的态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因为他看洋人，同样不戴有色眼镜。当时的士大夫多认为外国人是凶蛮诈狠的蛮夷，因此对他们不必讲诚信，只需讲“羁縻羁糜”。曾国藩却主张，要真诚地对待外国人。因为外国人也是人，有着与中国人一样的心理结构。适用于中国人的信条，一定也适于外国人。他说：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理学家们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无论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坚决要求外国人见皇上必须三跪九叩，为此不惜一战。曾国藩却主张与外国平等相处，在对外关系上他就主张舍去虚仪，重视实利：“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这此个见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实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实际功效。
钱穆的话说得很中肯：
“（曾国藩）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之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断断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也。”
清官林则徐也收受“陋规” 年逾万两
凤凰网历史：晚清官场陋规很多，晚清用养廉银也未能阻止官场陋规的出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即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也无法阻挡官场陋规，在制度体系下人是否显得单薄无力？
张宏杰：“规费”更为常见的叫法是“陋规”。从这个“陋”字上，可以看出世人对它的道德判断。人们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陋规”完全是贪腐的产物，并且都归入了官员的私囊。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事实上，“规费”的主要用途之一，是地方公务。因此，这笔费用不能直接列入官员的个人收入。
陋规的产生，源于清代特殊的财政运转方式。
清代的财政制度与今天有很大差异。今天的公务员福利待遇优厚。特别是高级公务员，虽然工资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有公房、公车，公款吃喝，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公款按摩。很多情况下，高级公务员们可以做到“工资基本不动”。但是在清代，即使贵为总督，国家也不配给公房、公车。他们不但不能公款吃喝，甚至出门也没有差旅补助。生活中处处需要他们自己花钱。
他的支出包括个人和家庭的开支，还有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这是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的支出项目。
作为一方诸侯，总督身边当然有一个直接为他服务的办公及后勤班子。以今天的省长而论，身边都有办公厅、后勤处、保卫处等一大套常设机构。比如《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参事室、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列出，陕西省政府办公厅设十七个内设机构：从综合一处到行政处（财务处），共有行政编制一百六十三名，这些人，都是直接给省级领导服务的。
清代总督和巡抚衙门中，也都有这样一个相当庞大的班子，由幕友、书吏、仆役家丁们组成，负责办公、顾问、保卫、勤杂事务，往往也多达百人。不过今天的政府之中，上自秘书长下至普通科员皆是国家干部，都由国家开支。而在清代，这些人都是总督和巡抚私人聘请的，要由督抚自掏腰包。也就是说，督抚衙门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正式干部，其他人都没有编制。你爱雇多少人雇多少人，爱开多少支就开多少，国家一分钱不管。
这项开支已经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还要负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
在督抚们的诸多不合理负担中，有一项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们的通信费。作为督抚大员，每年需要频繁地给皇帝送奏折汇报工作。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多名干员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路途遥远的省份花费更多。如李绂在广西巡抚任时，开列该衙门日用花费的账单中有：“赍折二人路费，每次用银一百两，臣任内（一年半）共十八次，共用银一千八百两；赍表笺本章弛驿弁役，每次二人给路费四十两，臣任内共十三次，共用银五百二十两” 的记录。这项支出皇帝一样不管，让督抚们自掏钱包。
除了这两项之外，还有许多地方事务，比如兴修水利、赈恤灾伤、资给孤贫及病故人员等，虽有国家的专项拨款经费，但总是远远不够，要督抚们自行筹措。来源: 凤凰网历史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