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腐败的原因是元朝时的“精神污染”，朱元璋认为归根结底的办法是思想教育。既然和风细雨式的“化民成俗”不起作用，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次强制性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动，用大量血淋淋的案例警示官员和百姓。

他下定决心，这次活动一定要搞深搞透，触及官民灵魂深处, 使他们“鉴此非为，格心从化”。为此，他亲自制作了《大诰》这一千古奇文，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所谓《大诰》，简要捷说，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以大量啰里啰嗦老生常谈的说教。由于是朱亲笔所作，所以这本书文辞鄙俗，体例杂乱，语句多有不通。朱元璋却称这本书是臣民之“至宝”，下令“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

朱元璋号召百姓造反

洪武中叶，大明帝国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朱元璋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三十四》中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我设各级官员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是不才无籍之徒。现在，我要靠你们这些高年有德的老人以及乡村里见义勇为的豪杰们，帮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当官的给百姓做主，自我登基至今十九年，我还没见到一个人！

一开始，皇帝赋予百姓的是监督权。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

洪武十八年，他在《大诰初编》中这样号召百姓们：从省级官员到府州县级官员，如果在国家规定之外，巧立名目，搜括百姓财钱的，准许境内德高望重的老人，串联附近的乡亲，联名到京城上告，有凭有据，惩办罪犯，更换好官，抚育人民。同时，从省级到县级的官员，如果清廉能干，政绩卓著者，准许境内百姓来京汇报，我给他们奖励。

十九年，朱元璋的政策又大幅度前进了一步，宣称在大明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自己不满意的吏员：如果以后有吏员们判案时枉断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纠集四邻，直接到刑房里，把这个吏员拿住，送到京城来！如果有强买百姓东西不给钱的，收税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军时受贿放纵犯罪却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况出现，都许百姓们直接把这些吏员拿获！

从“把民众捆绑在土地上”这一极端，轻易跳到了“放手让民众造反”的另一个极端后，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证”制度。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被官员们用作阻拦百姓上访的借口。于是他又宣布：凡是进京反映问题的人，不论有没有通行证，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治以死罪。另一章中又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则“全家族诛”。

赋予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一号召再次证明这个通过农民起义登上皇位的皇帝对农民理想的某种忠诚。

官员们如今对百姓下跪求饶了

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群起响应”的局面。

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愚民”的殷切呼唤，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办法。洪武十九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积极捉拿贪官韦栋，直到这个贪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洋洋地说：“有罚款把家罚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处死！”

这就是朱元璋的动员方式。

他知道，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当然最有效。同时，对那些乍着胆子，捉拿官员的“吃螃蟹者”，他立刻大加奖励。常熟县百姓陈寿六串同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县里的恶劣吏员顾英捉住，送到北京，朱元璋大为高兴。

在这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

于是，大明天下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在朱皇帝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被颠倒过去的世界终于又颠倒回来了！

朱元璋要的是人间奇迹，而非公平正义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徙流办事”的办法，让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他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凌迟、族诛等各种酷刑。

不幸在洪武时代做官，真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勾当。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又活过了一天。

原来是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家里若有好学之子，反而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就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至自残肢体。

不少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如当时监察部副部长左佥都御史严德珉，在洪武朝因病要求辞职，朱元璋怀疑他是装病，将他黥面发配到广西南丹，后来遇赦放还，活到宣德朝，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说先时国法甚严，做官的常保不住脑袋，这顶破帽不好戴啊！说完还北面拱手，连称：“圣恩！圣恩！”

能得到“圣恩”的人太少了。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冤案中送了命。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为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处死，之后剖开滕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开之后，发现里面全都是粗粮草菜，只好悻悻地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啊！”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杀的人里有许多无辜者，然而他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归根结底：他要的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与贪污绝缘的官僚队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一个在别的皇朝没能实现的人间奇迹，而不是什么公平正义。

（作者系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7年第5期，本站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