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服安眠药自杀。虽然当时重庆的党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都曾报道过他自杀的消息，但是长期以来围绕他的自杀还是笼罩着一层迷雾，尤其对于他的死因一直没有清晰的线索，当时“三反”运动还刚刚揭开帷幕，民生公司开了一次动员会，矛头指向了他，但他尚没有遭到似乎足以致命的攻击。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试图揭开这个谜底是一项艰难而浩大的工程，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尤其是足够的勇气，这是不可想象的。赵晓铃不断地寻访当事人，不断地查阅原始档案，跨越十二个年头，她终于搞清楚民生公司一步步通向毁灭的那三年发生的事情，卢作孚自杀的线索也由此变得清晰起来。这不是一部讲述民生公司辉煌的历史，而是民生公司的毁灭史，也是卢作孚的自杀史。

站在1949年的转折点上，当时在香港的卢作孚至少有四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去台湾，张群、叶公超等政要曾一再劝说他走这条路，但他拒绝了；二是去美国写回忆录，安安静静地去总结二十几来办民生公司和建设北碚的经验，挚友晏阳初会为他安排一切，但他谢绝了；三是留在香港，凭他掌握的那些轮船，“船王”恐怕就轮不到后起的包玉刚；四是北上，回到经历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陆，1950年6月10日他最终选择了北上之路。即使选择了回来，他也可以留在北京，以工商界头面人物的身份担任风光的荣誉职务，这也是新政权求之不得的。然而，他没有任何犹豫就选择了回重庆民生公司，他生死与共的那块土地，回家之路，就是通往死亡之路，也许他压根就没有想到过。他心里念兹在兹的只是他的事业，他的民生公司，他不愿甩下不管。其实，他不是民生的老板，不是资本家，当然他也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职业经理人，而是企业创办人，在晚清、民国的企业史上，几个最具影响力的实业家同属这一类型，比如张謇、范旭东等，他们本来没有资本，在企业的股份微不足道，或几乎没有什么股份，却因为手创企业、为企业成长付出了长期努力，成为企业的灵魂，与这个企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甚至到了企业即他、他即企业那样一种程度，这也许是中国企业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不知道在其他国家的企业史上是否可以找到类似的例证。卢作孚做出北上的决定，在内心并无太大的挣扎，因为他的根在重庆，如同他和儿子说的：“我对事业负有责任。”就是“责任”这个词，注定了他最后的命运。

为了民生公司的生存，他希望“公私合营”，通过加入“公股”，获得民生急需的运转资金，他与新政权对公私合营的理解并不相同，结果将是什么，他并不明白。在合营之前的过渡时期，公股代表就已进入民生公司，“大小人事安排，清洗、降职处理，亦都由他们做主。”“调训”、“逮捕”、“管训”，风声鹤唳，随时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令人惶惶不安，眼看着与他一起筚路蓝缕创造了民生奇迹的高中层干部一个个遭打击，或被清洗，他却无能为力。他多年的得力助手郑璧成先被关押后被除名，邓华益被“资遣”，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惨遭枪决，给他的震撼怎么估计都不会太过分。他深知“旧有人员搞完了公司就垮了。”这位把事业看得高过一切的实业家，为实业救国的理想奋斗了大半生，他把民生公司看为宝贵，把民生的一条条船看为宝贵，他更把民生的员工尤其被以往岁月证明的民生管理团队看为宝贵，当然在他心中还有他和民生同人共同缔造的“民生精神”。目睹剧变之际，那宝贵的一切一天天失去，他内心的那种挫伤、痛苦无人可以体会，他连妻子都无法倾诉。

不愿做大炮，愿意做微生物，信奉渐进改革路径的卢作孚遭遇了一个与此相悖的时代，赵晓铃转述了他早年对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因为社会不是急遽改革得了的，而施强迫的手段，每每弄到弥漫了愁怨或恐怖的空气，纵然能由强迫得着预期的结果，也未必就如预期那样圆满或迅疾，可使一般人深深印了愁怨或恐怖的刺激，而一切引起这种情绪引起的行为成了积习，更是人类一种痼疾！”正是在“急遽”改变的政策、心态支配之下，“强迫”导致的“愁怨或恐怖”笼罩在整个民生公司，也笼罩在卢作孚身上，这种“愁怨和恐怖”渐渐地吞噬了他。与政治运动相伴随的是事故不断，从1950年到1952年8月，民生就发生了海损事故502件，平均量天一次，死亡232人。新政权在民生公司没有“彻底改革”之前，不愿借款维持……所有的这些，都让这个无比乐观、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小个子产生了不可挽回的绝望感，他眼看着手创的事业在塌陷，却无能为力。

尽管那时“三反”运动还没有如火如荼，仅仅在动员阶段，但是动员会上的气氛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绝望感，绝望感的不断累积到了不能承受的限度，他想到了最后的自卫，就是他至少还有自杀的权利。一个毕生为理想奋斗、长期受人尊重、享有巨大社会声望的人，在被刻骨的绝望包围时，保持尊严和体面的道路却是狭窄又狭窄的。自杀对他是一种解放，几乎成了他最佳的选择。上海“三反”运动中，被捕的企业家200多人，其中自杀的48人，许多人选择了最简单的跳楼方式，那些自杀未死的，未来的命运不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