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财经》2009年第12期发表章立凡先生的专栏文章《哀莫大于心死》，引起赵晓铃女士写来《卢作孚自杀前的一个重要细节》，章立凡先生回应写出《历史是一张拼图》，后两文又一起在《财经》刊出。
卢作孚先生之死实在不是一个什么悬疑，是因为惊恐而自裁的，没有不死的可能，也绝无翻生之理。不是因为细枝末节的“电报门”，而是大势所趋。这是史有定论的，而且是早有定论的，这里不存在什么“魔鬼躲在细节里”的问题，历史不容翻案。“二章”（即民主党派二代有人望者章立凡、章诒和）的学问海内外谁不首肯?治学方法谁不欣赏?一等学问自然以天地为参照，可鉴人心。可惜赵晓铃女士论学旁见斜枝，让人难以信服。
卢作孚先生作为整个民族资本家中的一员，自有其永不磨灭的价值所在。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是有致命伤的，是不明白谁是真正帮助他们的人的，所以这个群体后来在大陆基本都是非正常死亡，没有非正常死亡的也基本在以财产交易完官阶后退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这一点在大众传媒作家吴晓波那里也是混乱不堪的，而一些精深的研究专家或者不屑于或者不善于表达或者没有表达的空间，使得这样一个十分清晰的问题，平添了人为迷雾。
囿于身份或学养有时很难把握住真理，这一点在一些自传作家那里更是如此。试问世间有几个人敢于像卢梭一样踢爆自己的隐私，何况法律帝国主义者甚至不惜用手枪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呢。这样一来大量的真相，实际很难发掘出来，帝制社会和市场制度又很容易使历史学家出卖自己的灵魂。有时当代人也是很难表达自己的正确观点，但是问题不在于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正确观点，而是要挖掘呈现出事实即可，不能为贤者、圣者、尊者、权势者讳。如果新闻只是历史的草稿，容许急就章，那么历史作为定稿，就不能允许翻来覆去乔装易容。
学问如果为稻粱谋，显然会使研究者受到很大伤害。我比较欣赏兰德公司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规则，兰德的研究成果不能因为要热爱祖国（美国）就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无偿贡献出来，而是要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也许这样的规则的建立，就不会出现赵晓铃女士现在的尴尬。我确信作为现在民生公司研究室兼职研究员、《卢作孚研究》常务副主编的赵晓铃女士，不是因为学问训练不够才得出与章立凡先生截然不同的结论的，而是因为体制的原因使她不能自说自话。如此说来《论学者的使命》所倡导的学术规则，在中国还需要加紧建设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