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说明：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的《通知》写道：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教育界被列为文革指定的五个重点打击目标之一。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遭遇了什么呢？《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正是关于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的深重迫害的一份记录。

此文写于1994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八月号。此后作者继续进行有关调查，并把所获得的资料加入文中。修订本的篇幅因此已经增长了一倍。

1996年我把此文写成了英文。英文本从1997年以来一直印入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教授所开的中国文革历史课的读本中，已经有上千名学生读过。我希望，有一天中国的学校里也会开这样的文革历史课。

在四十年前经历了文革的人，当年的老师们都年事已高，学生们则都还不算太老。如果读者们能提供新的资料，请和我联系，我会加入将来的修改版中。谢谢。

2006年5月

一、文革未被报告的一面：题目和背景

本文将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国学校里发生的学生打老师事件。如果不从法律、道德以及进步原则出发，而仅仅从对传统习惯的偏离程度的角度来衡量，那么这个事件确实可以算是“革命”，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尊重教师以及对教育体制的敬畏的传统。事实上，1966年夏季发生的大规模的普遍的学生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攻击折磨侮辱，不但在历史上非同寻常，也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从1966年到他1976年死亡之间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8月，中国的宣传媒体每天热烈支持并大量报道红卫兵学生的活动，但是对学校里正在发生的大量暴力行为甚至打死人事件，却从不报告，只字未提。从中国官方当时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和新闻纪录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图景只是千千万万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而红卫兵的领袖们则在天安门城楼上围绕毛泽东欢呼鼓掌。在天安门红墙的背景上，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红旗、红色标语以及兴高采烈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构成了独特的“文革风景”。这一类材料已经变成了今天关于“文革”的主要资料来源。

对这类场景，现在的人们评价不一。有人觉得这种狂热场景实际上透着邪恶，也有人觉得这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对同一场景的不同判断，显然和评论者自身的价值观念和美学标准紧密相关。然而本文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开始评价这些已经被报道的文革往事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文革还有大量的未被报告的另一面。而这未被报告的重要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师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攻击，有一批教师被打死，还有一批教师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另外，还有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和打骂，甚至被打死。

这些暴力事件不仅仅在其发生之时未被报告，十二年之后，从1978年开始，随着中共领导人开始“否定文革”，中国媒体开始谨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难者的名字以为他们恢复名誉。但是，这种报道的范围只限于数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级干部（《人民日报》的内部规则是副部长级以上受难者才予登载）和个别社会名流，普通人受难者不在其中。文革中被打死打伤的老师，虽然人数很多，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在文革后也轮不上被媒体报道。

就学术性的研究而言，在现有的已经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别印刷于1986，1988，1995年)[1]，没有一部报告了1966年夏天发生的施行于教育工作者的残暴行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仅仅记述了1966年8月下旬后红卫兵学生在学校外的暴力行为，却没有提到8月初就开始的在学校内的大量暴力行为，于是也未能说清暴力如何在学校内先兴起并蔓延到学校外的过程。另一本《大动乱的年代》简单地谈到1966年夏天中国学校里的情况说：“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这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86页）作为数量词，“若干”显然少于“万”。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在说，“阴阳头”就算当时的“凌辱”中的最坏的情况了。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大动乱的年代》后来再版，虽然本文已经发表并揭示了中小学教师被大量打伤打死的惨剧，该书作者却不对这一部分作出修订，继续保持对事实的不确描述至今。——2006年注）两部数百页长的红卫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本文所写，正是这段未被报告的历史。

二、寻访缺失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从来未被报告这一现实情况，迫使笔者必须超越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通过现存的文字材料或电影纪录片来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调查正式开始于1979年。我和数百名（后来被访者的人数继续增加——2006年注）曾经历了学校中的文革的人谈话。被访者中大多是1966年时的在校学生，有一部分则是是教师，还有一些是被打死或被打伤的人的直系亲属。他们讲述了发生在118所学校里的故事。这些学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里，包括大学、中学、小学以及一所幼儿园。

在所有118所学校中［3］（在增订过的版本中，调查所涉及的学校的数目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2006年注），在1966年，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红卫兵学生用暴力攻击教师的情况。一共有30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其中五所学校各有两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此外，大量教师被严重打伤，有的在受到严重侮辱与折磨后自杀。还有一批学校外的居民也被学生打死在校内和校外。

除了与被访者的一对一的谈话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电脑网上作过两轮问卷调查。在第一轮调查中我询问网络使用者当年他们所在的学校中是否发生了殴打教师。大多数网格使用者都太年轻而不可能见证这类事件，但是我还是收到了七所学校的名字。在这七所学校中，都发生了打老师。在第二轮调查中我询问未发生过打老师的情况的学校的名字。结果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实上，至今为止，我还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打老师的学校。

大多数被访者都愿意讲述他们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但是不少人在接受采访前有过犹豫或者曾反复改变是否接受采访的决定。文革残留的恐怖气氛一直在影响人们。一些曾参与打人行动或者牵涉较深的前红卫兵不愿谈及这一话题，有人挂断了我的电话，拒绝接收采访。

被访者提供的材料的可靠性如何呢？在回忆中，目击者往往只记得一些暴力事件中的画面，却不能准确记得事情发生的日期。为了避免记忆错误，有些被访者帮助笔者为本文以下将写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阅了个人的或学校的有关记录，或作了交叉证实。比如，清华大学附中学生郭兰蕙在1966年8月受迫害而自杀，但是无人记得准确日期，也未能找到她的家人。有人记得那天是星期六，红卫兵通知她要在星期一开会批判她，因此她自杀。有人记得那是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官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但是不知道是多久以后。后来有一个被访者想起来那一天是他生日。接着笔者也查出1966年他的生日确实是星期六。这样才查出了郭兰蕙的死亡日期。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经被打的老师有时候也不能提供有关细节。显然，是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也是因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了心理性的失忆。举例来说，是当时的中学学生而不是老师，向我提供了下文记录的《牛鬼蛇神歌》歌词。所有我访问过的曾在文革中进过“牛鬼蛇神队”的老师都说，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歌”的歌词，虽然他们当年曾被强迫一日数次地唱这个自我诅咒的“歌”。克服对文革的这种“选择性记忆”是笔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官方保存的死亡档案，以及这类档案本身也并不齐全，所以对于调查所及的学校的伤亡，一定会有很多遗漏。文革的这一部分的事实，和其他很多事实一样，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故意地或者无意识地忽略疏漏了。这篇文章只能试图对1966年的迫害教师提供一个不完全的再现。还有很多事实依然不为我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所记载的，其实挂一漏万，只可能是比实际发生的大大减轻而不是夸大，只可能大量遗漏而不是渲染过重。

我的另一材料来源是私人实录性资料，如当时手写的日记、“检讨”、“认罪书”、会议记录等等。由于政治恐怖，文革时代几乎没有人写日记，或者在日记上只抄写了一些《人民日报》社论和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等等。当然，这也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表明了文革时代人们精神活动枯竭以及心态压抑的状况，但是无助于提供关于历史事件本身的记录。

我也阅读了在“文革”期间由官方发表或学生组织散发的有关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报》和大量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处于“文革”领导人严密控制下的宣传媒体显然有意隐瞒了校园暴力的事实。当报纸赞美红卫兵却对他们的暴力行为不置一词时，死亡数目大规模升级了。杀戮也很少被群众组织的宣传品提到。据有的被访者说，这是因为打死人的残暴的行为当时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会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文革史实与当时写下来的材料之间的这种很大的差别－－需要对历史真实先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的基础才能认识到这一巨大差别－－可以告诉我们那一时代的人们对暴力迫害和杀戮的特殊反应，以及文革领导人如何利用媒体操纵普通人的心理和行为。如果仅仅阅读这类来自文革时期的材料，则可能导致今天对“文革”的性质与后果的种种曲解。

本文是由笔者把被访者的口头叙述、实录性资料、以及当时的官方半官方出版物三者结合、对比、印证写成的。其中，通过采访调查得到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主要通过调查所得的材料再现并分析“文革”的一个部分。文中有大量实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从其他书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处。那些未有注解说明来源的故事则都出自我的调查。

三、学生怎么打老师?

1.规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园杀戮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发起“打黑帮”。被打的“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很多学生来参加。学生往这五个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给他们戴高帽子，在他们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们的名字打了红“×”，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他们，强迫他们挑重担“劳改”等等。经过三个小时的折磨，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红卫兵继续打她和踢她。后来她被置入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停放在校门里侧。两个小时后她被推入马路对面的医院。在医院里，她被发现已死亡多时。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另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其时五十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4］

实际上，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开始了。刘美德当时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化学教员及常务副校长。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过她的化学课的几个学生在办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两个小时，把木棍都打断了。7月底宣布在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离后，红卫兵在学校“斗争”刘美德。他们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并且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红卫兵把地上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还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这种打法伤痕不明显，但是疼痛透骨。8月中的一天，她被强迫爬上一张桌子并跪在那里。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了毛泽东曾描述过的“斗争”地主的姿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5］由《北京日报》的一名记者照了相以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刘美德当时正怀孕。由于先天受伤，她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其他很多老师也遭到残酷殴打和折磨。红卫兵学生强迫教务员李洁跪进一个抽屉里，用铁制的火钩子毒打她。李洁在两年后再次被毒打致死。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被多次毒打。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头上的一个大伤口久不愈合。6401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曾强迫韩家鳌跪在他们教室的地上，全班一个接着一个，轮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带打了韩家鳌一个多小时，然后用火点燃了韩的头发。万邦儒和韩家鳌被强迫在衣服的胸前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分别写着“黑帮大头”和“黑帮二头”。他们的头发被剪掉。他们还被强迫互相打。1966年8月26日，校园里掀起新的一轮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红卫兵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侮辱并殴打一大批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教师和干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师干部那天在会上被严重打伤。顾涵芬，一名女职员，在会上被打得昏迷过去，会后被丢在自行车棚子里，由其丈夫把她背回家去。她的一只眼睛被打得失明。新婚不久的化学教师刘树华，在“斗争会”被毒打和侮辱，会后爬上了清华校园内的烟囱顶上，跳下身亡。连该校传达室的看门老人，也遭到过红卫兵的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在这之后，暴力行为迅速蔓延到其他学校。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长被打死以后，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学生殴打“斗争”了十多名教师。他们强迫这些教师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以致这些人的手掌和膝盖都流血不止。他们在后面用铜头皮带打这些爬行的教师。有一个红卫兵还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的手背。被“斗争”的女教员都被剃去半边头发，成为红卫兵所说的“阴阳头”。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毒打后又被丢入喷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第二天，北京第四中学、第六中学和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中山音乐堂位于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中。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二十多个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帮分子”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孙国栋，北京市教育局长，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温寒江，北京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温寒江是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的。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一个在“斗争会”后见到被斗者的学生说，那些人的形象极其吓人，因为他们都被打得“不象人样”了。后来，在同一舞台上，还召开过一系列的这样的“斗争会”。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一些老师，也同样在那里被打并被剪了头发。

酷刑在北京各学校迅速传播。在位于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旁边的二龙路学校，校长徐丕凯被绑在树上，红卫兵学生把他当活靶子练习刺杀动作，用像真步枪一样大小的木枪猛捅他。徐丕凯被戳断了数根肋骨。高等教育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家住部办公室街对面的小院里。居住在教育部大院内的一批干部子弟红卫兵，有二龙路中学、第四中学、第八中学、第35中学等学校的学生，抄了蒋南翔的家。他们强迫蒋南翔面对红卫兵跪下。红卫兵用脚踩着他的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他的背。打了一阵，红卫兵揭开他的白衬衫后背察看。他的背上已经被打得血痕累累，红卫兵还嫌鞭痕造成的“图案”不匀称，抡起皮带补打血痕不够浓重的一侧。红卫兵还打了与蒋南翔同住的老母亲和寡妇姐姐，并强迫他的姐姐也用皮带抽打他。

死亡大量发生了。在位于和平门附近的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语文教员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原为教员，文革前夕被以“历史问题”为由不准再教书）。这个学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工。红卫兵在大会上说，这叫“杀二以儆二百”。

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连续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后，死在学校里。她的头发被薅掉，嘴里塞满污物。在她死后，红卫兵还强迫其他教员打她的尸体。数学教师张梅岩上吊自杀。

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严重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残废。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身死。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学生在学校里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共产党支部书记，这个学校的最高负责人；樊希曼，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高云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认为他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场。火葬场当时堆积了大量被打死的人，在死人堆中等待被烧的过程中，高云被发现还活着。他活到了文革后。

北京第33中学的负责人杜光天，也和高云一样，遭到红卫兵毒打后被认为已经死亡，被送到火葬场以后，火葬场的工人师傅发现她还有呼吸，没有烧她。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负责人梁光琪被红卫兵打死。她被打死的时候，已经在校中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一直遭到殴打侮辱，头发也早被剪掉了半边。26日，红卫兵把她和学校另一名负责人高孑非抓来“批斗”，罚跪，强迫他们喝彼此撒的尿。梁光琪拒绝喝，被红卫兵用木棒重打五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该校四楼实验室旁边开辟了一间“牛棚”，全校70余名教员中有40人被关进那里，“劳动改造”外加写“检查交代”，还常常被红卫兵喊出去打耳光揪头发等等。化学老师王岫背上被打了一个洞，流血不止。女教员王开舜一天“劳改”弯腰擦洗便池，有红卫兵用棍子打在她后脊背上，把她打倒在地。后来她的脊椎成为弓形，再也不能伸直，残废终身。

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个校工。还没有找到记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后，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后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工刘桂兰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漱喜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有一次，红卫兵“斗争”她和英语教员贺惠生，把他们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姚漱喜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教员郑之万跳楼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被打得几乎死掉。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他死时36岁。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学(这所学校离天安门城楼一公里远，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红卫兵学生把音乐教室建成了一座监狱，在屋顶上设有了望哨和强光灯。他们在监狱的墙上写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后来他们在那里打人时，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这六个大字。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才解散。六中有九名教职员自始至终被关在这座校园监狱中，其中一人离开监狱一个月后就死去了。另一些教员、学生以及从校外抓来的“阶级敌人”也曾时间长短不等地被关在那里。有三个人被打死在这座监狱里：该校高三学生王光华，退休校工徐霈田，以及学校附近的一名老年房产主何汉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写到的，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李培英，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汪含英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和抄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傅敏投水自杀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自杀。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宗投湖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姓姚的地理教员和姓许的电工师傅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还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跳下后尸体躺在水泥地上的景象。但是笔者寻访多年，还没有能找到第二中学这两名受难者的全名和死亡日期。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升倌，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在北京大学，7月27日，掌管学校的聂元梓提出对“黑帮”“监督劳动”。于是数百人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中。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拔草时，有红卫兵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说成是“装死”，不准送医院。当天夜里吴兴华死去，时年44岁。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命令解剖了尸体以图证实。8月24日，生物系的学生到讲师胡寿文家中用铜头皮带打他。他的衬衫粘进皮肉里。事后，他的妻子用温水泡软血衣，才把衬衫慢慢脱下来。1966年8月24日夜，英语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自杀，她是中国一部最好的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程贤策，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在经受了近三个月的侮辱、殴打和折磨之后，9月2日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抄家，他从年轻时候起一直蓄留的胡子被强迫刮去。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杀。历史系教授向达被关押在昌平县太平庄，生病不准治疗，在11月20日因尿毒症死亡。

1966年8月24日，由清华大学红卫兵要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在那儿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红卫兵命令拆除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那座牌坊造于1905年以纪念这所学校的建立。一块一块沉重的石头由“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学生站在他们身后挥舞棍棒皮带。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他们一个一个被拉进一个小房间里拷打，没有一个人躲过。

在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陆进仁和其妻子吕静贞被“斗争”后，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杀。

在小学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只有13岁。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姓叶的老师被学生强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学的学生剃去了四个女教师的半边头发。在北京三里河第三小学，学生剃了音乐教员的头发，还强迫她和她教美术的丈夫在众多学生面前互相打耳光。

王庆萍是北京市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她遭到“斗争”和毒打并被关押在校中不准回家。8月20日凌晨在校内坠楼死亡。因为没有遗书留下，家人一直认为她是被从楼上推下去或者是打死后扔下去的。她留下了三个孩子，分别为11岁、9岁和8岁。赵谦光是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赵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一起跳楼自杀。1966年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在一天内被学生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两天后死去。邱庆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脑子自杀，他幸而没有死。

幼儿园的老师们也难逃恶运。北京东城区的几所幼儿园的一些老师曾在中山公园中的中山音乐堂被“批斗”。从中学来的红卫兵剪去了他们的头发。有幼儿园里的孩子强迫阿姨喝痰盂里的脏水。

暴力殴打教师也发生在全国各地。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去“斗争”。他们把墨汁浇在这些人头上身上，给他们戴“高帽子”，并且拖着他们在滚烫的马路上“游街”。学院负责人之一李敬仪当场被斗死，她的臀部和脚跟被磨得血肉模糊。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已经被中共江苏省委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省教育厅厅长，一起被“斗争”。吴天石身上被浇满墨汁，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昏迷两天后死去。三个星期之后，8月27日，这个学校里再次举行大型“斗争会”，殴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暴力“斗争”杀害了两个人，但是斗人者不但没有犯罪感，还一直以这一天为光荣。他们命名他们的组织为“南师八三造反团”。后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特设高度是8.3米。在南京市第二中学，历史教员朱庆颐被学生打死。在南京第十三中学，红卫兵殴打教员，把一些教员打得大小便失禁，数学教员韩康和体育教员夏忠谋被打死。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师和行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从8月5日开始，被斗的人都被编入“牛鬼蛇神队”强迫劳动。8月4日会后，原为外语教师后因被划成“右派份子”在图书馆工作的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图书馆丁晓云老先生自杀；物理系教授姚启钧在8月4日及之后连续遭到“斗争”，于1966年9月28日自杀。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十八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在上海复兴中学，学生用锤子打一些老师的头，一位教师的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复。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到图书馆工作的金志雄老师自杀。金老师生前，她的头发被学生剪掉时，用了一把很钝的剪刀，把头皮都扯了下来。英语老师张景福服安眠药自杀未死，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死。上海市三女中已经退休的老校长薛正在打扫厕所时被强迫吃屎尿。有学生用图钉把一张大字报钉在她的背上（8月时只穿单衣）。上海市四女中数学老师王蕴倩被“批斗”后在校中跳楼自杀。大同中学语文老师李雪影遭到多次殴打侮辱后在家中自杀。上海育才中学数学教员王守璠和俄语教员袁俊英自杀。上海位育中学数学教员蔡蕙芳悬梁自尽。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程卓如和丈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嘉仁被“斗争”和折磨后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杀。音乐学院的另一位女教授李翠贞被游街和侮辱后在9月9日自杀。京西中学物理教员杨顺基被打死。同济中学的语文老师林修权，被红卫兵学生绑在学校操场上的单杠上，活活打死。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学红卫兵召开“斗争会”。被“斗争”的老师遭到残酷殴打。红卫兵还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强迫老师在铺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语文教员王冷被打死，死时36岁。已经从此校退休的语文教员王伯恭也被抓来打死。该校校长被打断肋骨，九个教师被严重打伤，一名教师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被挂牌子“游街”，挂牌子的是铁丝，勒在脖子上。彭康后来在1968年3月28日在“游街”和“斗争”中倒地死亡。西安第五中学语文老师袁玄昭，被打并且被关押，试图逃走又被抓回后自杀。

在南昌，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１日，在江西师范学院发生全校性的大规模“游斗”。中文系教员熊化奇、黎仲明和学校医务所医师周天柱三人在“游斗”过程中死亡。历史系教授何基被“游斗”后自杀。

在天津，南仓中学的学生把垃圾篓子扣在老师们的头上，在他们的衬衫上画上黑“×”，剪掉了女教导主任的头发。105中学的女校长被剃光了头发。南丰中学的校长孙若云从“斗争台“上推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学生把铁丝纸篓做成“高帽子”套在她头上，打她的头部。铁丝嵌进肉里，斗完后“高帽子”竟取不下来了。天津虹桥区金钟桥小学的校工姚福德，因为曾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兵，被学生殴打，他冲出校门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浅。他的头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两脚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着他这样死去。

在福建厦门，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思杰，在遭到残酷“斗争”后，和妻子儿女共四人一起自杀。在厦门第八中学，1966年8月，物理教师黄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师萨兆琛在被残酷毒打后关在学校楼上，在一天凌晨坠楼身亡。

在广州铁路中学，学生“斗争”英语教员高本锵时，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后猛击他的胃部。他开始呕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后是红的血。高本锵被关押在学校教室中，半夜自杀身亡，时间是1966年9月间。中山大学罗应荣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下乡劳动两年，贬入资料室工作。1966年进了该校的“专政队”失去行动自由，他请人递送一个纸条给住在城中曾经和他一起编写英汉词典的朋友，被红卫兵发现，争夺中他把纸条吞了下去。他被以“殴打红卫兵”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县赤泥镇采石场“劳改”时被刑事犯打伤后脑，不久死亡。

在湖南，长沙第一中学的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归来之后（该校一名红卫兵代表那天在天安门上讲了话），立即在校中掀起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被打得最严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长。她的头发也被剪掉了半边。浏阳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员唐政被殴打和在学校“劳改”。她被用绳子绑到该校大礼堂的“斗争会”上，在台子上被打死。时年47岁。她死后，她的丈夫和儿子也被捆绑起来。当晚她的尸体被埋时，还有人往土坑里吐痰扔脏东西。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庆大学共产党党委书记郑思群自杀。在泸州第三中学，一位姓钟的女教师被罚跪煤渣，双膝流血。在成都第四中学，物理教员毛世禄上吊自杀，数学教员黄天倪卧轨自杀，校长王侃割喉咙自杀未死。

在武汉，1966年8月24日，76岁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反复被“斗争”后死亡。武汉市第一中学英文老师李德辉自杀。武汉第十四中学数学老师陈邦鉴自杀。武昌实验中学政治教员姚学之被该校红卫兵殴打折磨致死。

在江苏常州，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褚孟衡，被挂牌子“示众”并被批斗多次。有一天，一些学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带到一间屋子里用烟熏得昏了过去，然后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断。他满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没有一所医院敢给他治疗。后来他又被通知去学校参加一个“会”，那显然包括一场殴打和折磨，于是他上吊自杀。幸运的是他的家人发现了并砸开窗户及时解开了绳子。他活下来了。在江苏省扬州湾头公社小学，副校长张筠被毒打并监禁在教室里。她投河自杀，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岁大的儿子曾听到有些学生交流如何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

在浙江绍兴，第二初级中学的语文教员冯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斗争，在一次斗争会上，除了被辱骂、挂牌子、“坐飞机”和拳打脚踢之外，有学生在台上举起一把椅子往他头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冯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杀。

被访者说，打老师的现象在他们所在的省区全都发生了。这些省区有：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山西、陕西、四川、江苏、江西、新疆、浙江。但是总的来说，对教师的暴力攻击在北京最为严重，而北京在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2.暴力迫害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 从骂到打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当局者为“黑帮分子”，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7］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国。在北京，六月初，“工作组”被派往各学校取代学校当局并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搞运动”。学生以北京大学为榜样，开始用同样的一套词语来改击他们所在学校当局。6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在很多学校里，那些最早起来开始对老师作语言攻击的人得到了工作组的大力支持，成为新建立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工作组号召和组织学生写大字报“揭发”教师。除了“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这一类政治性术语之外，象“猪”、“毒蛇”之类的贬意词语，也被用来咒骂教师。［8］脏话“他妈的”，从1966年初夏开始在校园中普及化，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特色用语之一，不但用在口头上，还用在书面上。

工作组把教师“排队”并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相当比例的教育工作者被工作组划成了第四类，并且被宣布“停职反省”。北京西城区的工作队，把全区61所中学的58•4％划为“三类”， 5％划为“四类”；476名中学领导干部，40%划成“三类”，14%划成“四类”。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被打死的的卞仲耘副校长和被严重打伤的胡志涛副校长，因为是“重点中学”的领导，都被工作组划为“四类”。有些教师不能忍受压力和侮辱，自杀了。

在北京大学，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历史系教授汪籛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谴责汪籛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籛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籛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然后在当天夜里反锁家门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毒性发作后的剧烈痛苦使他以头撞墙。他的邻居们听到了他临终前的的痛苦的喊叫。那是1966年6月11日。历史系青年教员俞伟超遭到“斗争”后两次自杀，幸而未死，被高压电烧毁两根食指。

北京宽街小学的李荫福老师是六年级的班主任，他被工作组指控有“历史问题”，在工作组时期自杀了。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洛焕投水自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平心于1966年6月15日自杀。 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遭到“斗争”后于7月6日自杀。

在6月就有学生对教师进行暴力性攻击。在清华大学，6月11日和12日，有学生组织了“打狗队”，来打那些被看作“黑帮分子”或别种“敌人”的人。在“打狗队”看来，那些被打的人是“狗”而非人。他们对“狗”实行“戴高帽子”和“游街示众”等等。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对那些已经受到语言攻击的人展开了暴力攻击。比如，上文写到的自杀了的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被学生追赶并殴打。有学生从厕所拿来大便纸篓，扣在程贤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还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伤痕上敷了草药膏。胡寿文，上文写到的生物系讲师，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在兰州大学，１９６６年6月17日，得到工作组支持的一些“左派”学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着跑到操场，进行“斗争”。他们把桌子和凳子层层相叠，让江隆基跪在上面，并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６月２２日，中共甘肃省委告诉兰州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做出撤销江隆基职务的决定。第二天，在兰州大学又召开 “斗争”江隆基大会，再次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

在中学也发生了类似的暴力事件。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在她1966年6月29日写给上级党委的信中，描述了她如何在6月21日的“斗争会”上被打以及会后又被打。她说：“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用绳子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9］这个“斗争会”是由工作组主持召开的。她写信向上级领导求救。她的丈夫亲自把信送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传达室。但是高层领导人没有理睬她的信。

然而，虽然工作组鼓励学生批判斗争老师，并计划把那些已被划入“第四类”的人送去“劳改”，但是对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1966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10］刘少奇只是要求制止“乱斗”，他自己正在积极领导“工作组”组织“斗”人。他亲自指导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如何把该校校长刘超“斗倒斗臭”。（他在和该校工作组成员的谈话中使用了这一“文革术语”。他在该校上学的17岁的女儿也成为工作组的成员之一。）但是这个文件要求制止大规模使用暴力，显然和这一时期还没有发生文革的攻击对象被活活打死直接有关。

第二阶段 从打到打死

打死人是在工作组被撤销后立即发生的。1966年7月28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从大字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包括中学)”。在此之后的一周内，工作组来离开各个学校。学生组织，其中绝大部分称他们自己为“红卫兵”，填补了因工作组撤销而造成的权力真空。正是在这时候，大规模的打老师事件发生了。已经被工作组划入“第四类”的人首先被红卫兵开会“斗争”和毒打。剃“阴阳头”，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打人，在那时候普遍并且公然地发生。

首先，各学校建立了校园“劳改队”或称“专政队”。北京大学公共数学课讲师董怀允在工作组领导文革时期已经被编入另组，不得参加“革命群众”的会议等。他也目击了6月18日的北大暴力斗争场面。7月26日江青在北大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27日聂元梓宣布建立校园劳改队。董怀允在７月２８日上吊自杀。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把卞仲耘校长打死后，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当面向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了此事。中共北京市委和周恩来办公室的干部来到学校，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至今没有任何材料告知高层官员曾如何谈论卞仲耘之死。但是，他们在卞仲耘被打死后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暴力是十分明显的。相反，他们高度称赞正在全国迅速传开的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告诉她“要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彭小蒙代表红卫兵在大会上作了演讲。这两个最为瞩目的红卫兵人物所在的学校是最早开始用暴力攻击老师的。

在8月18日之后，暴力行为猛然升级，越来越多的老师被打或被打死。这一点，从上文写到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日期可以清楚看出。从撤销工作组到8月18日大会之前，北京市红卫兵打死人的学校有两所，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8月5日）和北京101中学（8月17日）。在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之后，有数千教育工作者和城市居民被打死。上文写到的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校长华锦，都在8月18日大会后，被连续殴打折磨和关押，在8月22日死亡。

按照一篇在1991年刊出的关于“文革”期间的北京中小学教育的文章说，仅仅在八月的两个星期内，在北京西城区，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伤或致残的人不可计数。［11］这篇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介绍篇幅很短，并且未给予准确数目，也未说明受难者姓名。但是这篇文章显然有北京教育局的内部统计资料作依据，只是这些材料不准学者查阅。

在本文和笔者的《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一书，记载了一批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死亡事件和受难经过，材料来自笔者一人之力所做的调查，还相当不完全。

第三阶段 大规模杀戮：从校内到校外，从北京到全国

在1966年8月18日大会之后，暴力迅速发展升级。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不准动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那时候，北京学生的暴力行为已经从校内扩展到校外。

受难者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其中不仅有从前的工厂或商店的拥有者，有拥有自己的房屋的人，有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还有艺术家、作家，等等。1966年8月23日，作家老舍和其他二十多名文艺工作者一起被中学红卫兵“斗争”和毒打，老舍在8月24日自杀。

1966年8月27日半夜，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把住在附近的37岁的工人陈彦荣和一名老年女人打死。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一起被毒打。该校红卫兵还打死了北大东门外沟沿8号60岁的居民吴素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后，又在该校化学实验室中把一名18岁的学校附近西单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绑在柱子上打死。

上文写到的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8月28日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说了“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了。”为此话李丛贞被绑在柱子上当众打死。李死后，红卫兵为判断他是不是真死了，抡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尸体松了绑。

8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二（二）班的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教工宿舍打死了一名同学的爷爷孔海琨。在北京第一中学，红卫兵把学校原来的菜窖变成了打人场所，有十三个从校外抓来的人被打死在那里。位于北京郊外风景区的第四十七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说，该校红卫兵不仅打了他们学校的老师，而且把学校附近的几个村庄中的所有“阶级敌人”都“消灭”了，也就是都打死了。杀戮从市区扩展到农村。在北京大兴县，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在受难者中，年纪最小的是刚生三十八天的婴儿。［13］

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个数字出现在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份“内部”文件上，标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个标题就表明了把红卫兵打死人当作革命功绩看待。而在这之前，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份简报中，就说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那份简报的副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但是这些“内部”文件从来没有向人民公布过。）文革后的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14］发表一篇关于那时已被批判的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的长文，简单提到了1966年8月下旬到9月的20天中有1，772人被打死。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说明这些死者是谁以及他们如何被打死。另外，文章使用了动词被动语态“被打死”，而没有说明是谁杀害了这1，772人。这种口气是会令后人惊讶的：即使在文革后，杀害1，772人竟然仍然不被认为是严重事件，也不被认为需要追查责任。确实，在对林彪和“四人帮”集团的审判中，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也没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杀戮。

根据一份“内部”材料，从1966的8月24日到9月1日，在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是：8月24日，44人；8月25日，86人；8月26日，126人；8月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8月31日的死亡人数有所下降，显然是因为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去了，用来打人的时间有所减少。9月2号后每日被打死人数大幅降落，是因为那一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一个文件要求制止“打死人的现象”。那个文件口气十分温和，“打死人”被称作“现象”而不是被称作“犯罪”。但是这个文件立刻起了作用。可见当时红卫兵的行动看似杂乱，但是总的局势是上面稳稳掌握在手的，要打就能打，要收也能收起。

红卫兵杀戮发生在北京的每个区，以西城区打死人最多，有333人被打死。西城区是北京最为中心的一个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就在西城区内。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在西城区内。西城区当时有六十所中学，平均每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5至6人。（抄家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做的。）

特别残忍的是，这些人甚至不是被子弹射击而死的，也不是像古代那样被用大刀砍头的，而是被红卫兵们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的。打死一个人，有时候用数个小时，有时甚至用几天的时间，显然死亡过程因漫长而更为痛苦。被打死的人，衣衫破烂，浑身血迹斑斑，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车，没有姓名标记，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就被送往火葬场焚烧。因为突然增加的大量死亡，北京的焚尸炉供不应求，来不及焚烧。加上天气炎热，火葬场只好往死尸堆上放冰块控制腐烂。目击者说，那里的场面极其恐怖。

另外，事实上有更多的受难者不可能被计算在1，772人内，因为他们被强制遣返后，在离开北京前往农村的路上被打死，其时他们的北京居民户口已被注销。另外，在9月底以后也还有人被打死，比如上文写到的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校工徐霈田老人和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

尽管1，772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很多目击者认为有理由认为被打死的人的总数大于1，772。北京市在文革后“内部”统计了被打死的总人数，没有分别死亡的年份，但是可以看出在1966年的死亡人数应该高于1，772人。

在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时期，在北京的中学里流行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28块是当时火葬一具尸体的价钱。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费用要由他们的家属支付。他们的骨灰不准保存。在文革后，为一些被打死的人“平反”，并不说是召开“平反会”，只说是举行“骨灰安葬仪式”，而仪式上的骨灰盒子，多半都是空的，并没有骨灰在内。

在大规模抄家打死人的同时，北京有十万居民，被作为“阶级敌人”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他们的人数，占当时城区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些人被扫地出门，失去了一切财物，在其后十多年间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在遣返路上就被打死，或者在到达农村不久后就因受到“斗争”和饥寒交迫而死亡了。

从1966年8月开始，红卫兵得到免费车票去全国各地旅行以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北京的红卫兵把暴力行为带往外省市。比如，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二十八中学的三个红卫兵串连了上海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到上海郊区梅龙公社牛行大队“斗地主”。结果，一名前地主被打死。[15]在上海外国学院附中，1966年8月16日，该校红卫兵就发起对附中和上海外语学院的教师和干部的残酷“斗争”，8月下旬北京来的红卫兵到了那里以后，又对老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毒打。老师被打伤后血流在地上。他们强迫老师用舌头把地上的血舔干净。

在上海育才中学，9月初，北京红卫兵“串连”到达以后，在该校召开全校大会，在会上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揪到台上打耳光，谩骂侮辱。这是该校文革中第一次发生大规模当众打人。接着，北京红卫兵和该校红卫兵一起“斗争”该校老师。一天晚上，他们连夜毒打该校数学女教师王守璠，直到凌晨四五点钟才歇手。他们打她耳光，还强迫她在地上爬并喝抽水马桶里面的脏水。王守璠随后就跳井自杀了。

来自上海的一位被访者，前上海中学红卫兵成员说：

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从本文所附的学校名单，我们可以看到从北到南，从大城市到乡村，学生攻击教师和其他“敌人”的现象到处发生。在湖北省省会武汉，根据该市官方文革后的“内部”统计，1966年夏天，红卫兵打死了62人，还有32人因被打斗而死亡。［16］广播和报纸对红卫兵的宣传，以及“革命串连”，是把暴力从校园带到社会，从北京发展到全国的有力帮助。

3.主要的折磨方式

(1)用拳头、棍棒打，用脚踢。

(2)“高帽子”和“游街”。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一文中描述了农民斗争地主的这一方式。这篇文章印在毛著普及本中，很多学生读过。1966年8月3日在南京师范学院，上文写到的吴天石和李敬仪夫妇就是因“游街”而被折磨死的。

(3)挂在被打成“敌人”的那些人胸前的“黑牌子”。在牌子上写有“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罪名。罪名下面是这个人的被打了红“×”的名字。这一象征手法被使用，是因为在法院的公告上，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通常标有红“×”。许多教师被强迫必须在公众场合挂着这种牌子。开始的时候，这种牌子多由两尺见方的硬纸板做成。但是后来有学生制作了沉重的牌子以加深身体攻击和侮辱的程度。在北京第一中学——这是一座靠近北京老城墙的学校——斗争校长刘启明的时候，有学生甚至用细铁丝把一块巨大的城墙砖挂在她的脖子上。

(4)“坐飞机”或“坐喷气式”。这两个名词是“文革”中广泛使用的。在“斗争会”上，被斗的人被强迫站在台上，低头，弯腰，双臂后举，身体形状如喷气式飞机。“斗争会”常常持续数小时，长时间保持这种姿式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对那些年纪大的人来说。

(5)“阴阳头”，形似中国古代的“阴阳”图案。学生把教师的头发剃去半边，因而命名。这一方法常使用于女老师身上作为特别的惩罚。不仅中学生，大学生也这样作。

(6)用铜头皮带打。红卫兵的时兴装束是一身黄军装，佩戴红色袖章，腰束皮带。皮带也被用来抽打人。军用皮带有铜头，可以造成严重的伤害。几位被访者都提到有些红卫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样才能“一打一个血窟隆”等等。

(7)“抄家”。学生不要需任何搜索证便可以老师家中搜查他们的私有财物。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发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教师一般都有很多书籍。除了马列毛著作和自然科学书籍外，其他书都被视为“四旧”没收或者烧掉。南京师范学院西方美术史教授秦宣夫的画册全部被来抄家的红卫兵倒上煤油烧掉。一位教师的相当完整的中国象棋藏书，也全部被没收和毁掉了。

(8) 校园“劳改队”，又称“牛鬼蛇神队”或“专政队”。每个学校都有老师被打入其中。这种队被认为是“敌人”集体。队中的人必须做脏的、重的工作。如扫厕所，拾垃圾，等等。他们也必须总是挂着“黑牌”。在“劳改队”里的老师随时可能被侮辱、被打。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有14个教职员在“劳改队”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三个“劳改队”。这三个“劳改队”是按照所谓“罪行”的严重程度来划分的。其中“劳改一队”6人，“劳改二队”12人，“劳改三队”6人。进“劳改队”的人占了全校教职员工人数的四分之一。

很多被访者估计，各校被正式赶入“牛鬼蛇神队”的老师的比例普遍超过百分之二十。1985年前后在北京编写的五所中学的简史显示：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学，46名教师曾被赶入“牛鬼蛇神队”中并被毒打。［19］在北京101中学，63名教师进过“牛鬼蛇神队”。［20］在北京育英学校，二十多名教师进过“劳改队”。［21］在北京育才中学，16名在“劳动队”中的干部和老师都被当作“黑帮分子”毒打。［22］在通县(北京郊区)第一中学，学生剃了四个女教师的头发，76名老师中的53名被强迫进入“牛鬼蛇神队”，在皮鞭下每天劳动14—15小时。［23］

(9)唱“牛鬼蛇神歌”。此歌又被称作“嚎歌”，因为被强迫唱此歌的教师已不被视为人类而被视为动物。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被强迫一日数次唱这个“歌”。如果唱得不被红卫兵满意，他们可能被打或被罚。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所作并流传全国。此“歌”词曲如下：

｜1 5 1 2 ｜3 1｜1 5 1 2｜3 1 ｜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0 0 0｜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2 1 ｜3 3 2 3｜5 5｜

我对人民 有罪，人民对我 专政，

｜6 5 3 3｜2 2｜

我要低头 认罪，

｜3 3 2 3 ｜5 5 ｜6 5 3 3｜ 2 1 ｜

只许老老 实实， 不许乱说 乱动，

｜3 3 3 2 3 ｜5 5 |6 5 3 3｜2 1 ｜

我要是乱说 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5 5 ｜6 6 ｜0 7 7 ｜—　—‖

把我 砸烂 砸碎［18］

以上方式，在本文附录中所列的学校中都几乎都被采用过。还有别的方式在部分学校被采用。其中相当普遍的方式之一是在校中设立牢房关押教师。比如，在北京第一中学，一位姓龚的老师被关押在学校几个星期，他被毒打，以致他的一个学生看到他时都认不出他来。在北京第五中学，校长吕清寰被关在楼梯下面的小黑屋里几个月。北京第十三中学，北京第三十一中学，北京清华园中学，北京外国语学校，都设有专门牢房关押人。北京第四中学和第六中学都把原来的音乐教室改建成了监狱。在北京第六中学，如上文已经写到的，红卫兵设立的监狱关押老师和别的人长达三个多月。在1966年夏天，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前往北京第六中学学习“革命经验”。据一位北京景山学校的红卫兵说，他们因被指责为“斗争性不强”而去参观。她看到监狱中遍地都是血迹。两年以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这种牢房建立于中国每一个工作单位，被俗称为“牛棚”。实际上，“牛棚”是在1966年就开始的。

各式各样的折磨方式被使用。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红卫兵学生用塑料包的钢丝绳打老师。据一位受害者说，这种塑料包裹的鞭子不会象铜头皮带那样造成皮肤上的明显伤害，但是导致更加严重的疼痛，“疼得钻心”。在南京南市小学，一位女教师被强迫站在一只放在椅子上的凳子上听批斗。批斗完后，有人把凳子下的椅子抽走，把这名教师摔到地上。在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有教师被红卫兵强迫互相打。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01中学和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强迫老师打那些已经被打死的同事的尸体。当他们拒绝这样做时，红卫兵咒骂他们“同情阶级敌人”，将和被打死的人“同样下场”。

甚至连那些有幸免于进入“劳改队”的老师也生活在恐惧中，因为时常有学生来要钱和粮票。据几位被访者说，在1966年夏天，北京101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老师白天呆在学校附近的农田中，直到半夜才敢回家，以免受到骚扰。

4.谁被打?

从1966年6月初开始，教师成为“文革”的打击目标。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学生遇见老师，不再向老师问好。他们不礼貌地呼叫教师的全名，以代替过去带有敬意的“姓＋老师”。大多数教师都在大字报上和“揭发批判会”上受到语言攻击。被揭发批判的老师不被允许替自己辩护。在8月初“工作组”离开学校之后，学生可以用任何方便的理由殴打教师。当老师遭到身体攻击时，他们得不到任何保护。不过，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被打。一般来说，下列四类老师被打：

(1)学校的负责人，包括学校一级(在大学里，系一级也在内)负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指为“反革命黑帮分子”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在他们之中，学校的最高负责人以及主管教学工作的人受到更严重的折磨。举例来说，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除了一名教育程度较低并只主管学校总务工作如建筑物维修的副校长外，其他五名校一级领导干部都被毒打，而学校的最高主管人卞仲耘被打死。卞仲耘当时是第一副校长。假使学校当时有正校长在职，这个正校长可能先于卞被打死。

(2)学术上较有成就、教学业务上较强的教师，在“文革”中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在大型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不论他们的专业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在一般大学里，一个讲师也会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只因为那里没有多少人有更高级的职称。在1956年以后很少机会有职称提升，所以1966年时级别低的青年教师中学术成就较高者也象老教授一样被斗。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里，教师中级别相对较高或业务能力较强的老师都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加以攻击。每一个学校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革命打击目标。

文学艺术界和教育界一样，被规定为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所以在文革前发表过文艺作品的人，都遭到攻击。一些年轻的中学语文老师，仅仅因为在《北京晚报》等处上发表过一两篇短文，就被攻击为“黑作家”“小吴晗”遭到“斗争”和殴打。（吴晗是明史专家，京剧《海瑞罢官》的剧作者，1965年10月在报纸上开始“批判”《海瑞罢官》被当作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重大动作。）

(3)被认为有“政治问题”的人，比如有“海外关系”的人，和国民党曾有关系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即使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有意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1957年有相当一大批教师被打成“右派份子”，这些人在文革中又首当其冲被攻击。有的青年教师仅仅因为曾经听过“美国之音”广播，在文革前就被指为“偷听敌台”而遭到监控，文革开始后受到更加严重的攻击。教师队伍在“文革”前已经多次被清洗，文革又一次从中找出新的打击目标。

在相当多的地方，当学校的党政负责人自己还没有被“打倒”的时候，他们先领导攻击了第二和第三部分人，直到他们自己也进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圈子。

以上三类人是在“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中设定的目标。他们因此难逃攻击。

(4)一般老师也会挨打

教师是学校制度的主导力量部分。因为整个学校制度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师从整体上被当作文革的打击对象。即使是一般教员，也会为一些原因比如得罪过学生等等被打，甚至不需要任何原因也会被打。

红卫兵拥有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使得个人可以趁机报复私仇。比如，邱庆玉，上文写到的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是被已经毕业上了中学的学生回到学校报复时打死的。在北京第六中学，副教导主任单承佐被当作“黑帮分子”斗争时，一个学生凶猛地打他并说：“你还记得你以前处分了我吗？现在是你倒霉的时候了。”在北京第十五中学，一个初二的学生毒打一位女教师，逼她在地上爬行，仅仅因为“文革”前这个女教师到这个学生的班上代课时批评过这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一个七十来岁但相当健康的老校工许占魁，平时对学生比较严厉，被红卫兵打得浑身青紫不能起床。

“文革”开始以后，“牛鬼蛇神”一词常被用来指称那些斗争对象。对文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词出自古诗，原意是指化妆游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义就成了打击对象的总称。这一词意的模糊性导致了很多老师被打的随意性。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几个红卫兵学生遇到体育老师张敏，问她每月工资多少，然后就按照工资数用铜头皮带在她背上抽打了一百多下。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容貌漂亮并发表过数首诗，因而遭到“斗争”和侮辱。另一方面，在南京第二中学，有一位老师因外貌比较丑也被打，因为学生说他像电影中的反派角色，像“特务”。

在中学里，每个班有一个班主任，管束学生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1966年夏天，这部分老师比其他老师更易遭到学生的暴力攻击，虽然他们既非学校的“当权派”也不是“学术权威”。比如，在北京第八中学，初中一年级的一位班主任，一个二十多岁的未婚女性，被剃了“阴阳头”。在北京第二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剃了五十来岁的女班主任的头发。湖南湘潭第一中学初一的一名女班主任，刚从师专毕业不久，二十来岁。男学生把她的蚊帐捅烂，把她的东西砸坏。由于相似的原因，一些曾经给过一些学生不及格分数的老师被打得非常厉害。

访问教师时，笔者曾经问过，被打时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事实上，他们全都无声地忍耐了种种残酷的虐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郭圣铭教授，当他被从家里拖出去游街、头上戴着“高帽子”、脚上没有穿鞋子的时候，他想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胡闹，不要把这些放在心上。他的道家哲学帮助他承受了侮辱。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他让自己相信种种暴力行为都只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他不是这样做的唯一教师。龚浩然，广州第二十五中学的教员，自称在“文革”前练过武功并知道怎么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自己。当学生打他的时候，他蹲下，双手抱头，以武功的方法调整自己的呼吸。他总算被伤得不算厉害。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物理学教师孙菊生，曾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关押在家中毒打数日。他说，他总结的“经验”是被打时要尽可能保护身体不动，这样可以减少疼痛和伤害。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韩家鳌，被打伤后不能从医院得到治疗。他用“云南白药”—— 一种传统的治疗外伤的中草药——治疗自己。这种药需要与白酒同服。在此之前他从未喝过白酒。从1966年夏天之后他便天天喝酒。开始是为了治伤，后来则是因为形成了习惯。他一直喝了下去。

没有一个人采取公开行动抗议或反对这些暴行。这并不是因为老师们全都怯懦，而是因为抗议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三个明显的原因：(1)警察已经收到了命令不干涉学生的行动。［24］没有人帮助受到暴力虐待的人。(2)这些打人的学生是受到官方支持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而老师却是些互相隔绝孤立的个人。(3)任何个

人性质的抵抗会带来严厉的报复并导致更多的死亡。比如，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区有一名叫李文波的男子，他被抄家并被打。据红卫兵在当时宣称，李文波用菜刀攻击了来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文革后有当事者透露李文波没有用菜刀攻击红卫兵，只是要求让他的妻子上厕所。红卫兵因此殴打他的妻子。在混乱中发生冲突。李文波被当场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带走，在9月12日被判处死刑，在9月13日被枪毙。李文波死后，红卫兵在全城发起了以“讨还血债”为借口的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从第二天——8月26日——开始，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被打者的范围也扩大了。上面写到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26岁的刘树华老师就是在8月26日晚上被毒打后自杀的。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若没有户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红卫兵却无处不在。一位教师被访者说，秘密逃离北京或中国的念头曾在他头脑中闪过，但他很快就认识到这样太困难也太危险，所以不能做。孙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师，在家中被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时，他的姐姐孙启坤，一个退休会计，来跟他道别。她的丈夫是北京铁道学院的教授，在其学校中被打，而且校中已经有人被打死，他们就一起离开了家。孙启坤在弟弟孙菊生的家中被红卫兵抓住。她拒绝说出她的丈夫藏在哪里。1966年8月27日孙启坤被打死。唯一从北京成功地逃到香港的教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马思聪。在受到侮辱殴打之后，他在1966年11月秘密离开了北京。在他逃出境外后，建立了一个专案组作全国性的调查。那些被认为帮助过他甚至仅仅跟他有过接触的人都受到了残酷的审问。这些人中，有的被关押了8年，有的死在关押中。这样一来，没有人敢于帮助别人逃跑，也没有人敢自己逃跑。

在这种情况下，一只锁牢的铁笼子已被造成，教师们无处可逃。面对未有先例的侮辱和暴力，教师们除了忍耐并把自我欺骗当作心理避难所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地理老师，目击了许多同事被毒打。在恐惧中，她跪在家中地上并叫她的儿子打她，来练习如何承受痛苦。她觉得没有这种“彩排”，她将无法承受折磨。

如上文提到的，老师们在6月里曾被“工作组”划为四个类别。在工作组撤离学校后，这种政治身份仍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下去。“文革”所宣称强调的要“区别”对待“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和“敌人”的政策，［25］也有效地分裂了老师，防止了教师团结起来抗议暴力行为。在卞种耘老师被打死以后，校中一位语文老师张静芬用伪装的笔迹匿名给卞的丈夫写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和哀悼。其他老师均保持沉默。

有的被认为“没有问题”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斗争别的老师。在访谈中，听到有老师挑动学生打其他老师以报私仇的故事。

5.谁打老师?

在1966年夏天，教师随时可以被骂被打。这些行为在当时被当作“革命行动”，不受法律、规定或常规的束缚。然而，通常并不是所有的学生，而是只有“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被允许参加在学校中打教师及在学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为。在当时，参与打人被认为是一种光荣或者特权。

一位被访者——当时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学生——说：“我妈妈是‘革命干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够格当红卫兵也不能去抄阶级敌人的家。那时候我为自己觉得很遗憾。”

红卫兵组织规定，只有出身于五种家庭的学生才有资格成为其成员 。这五种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但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农民，因为按照政府政策农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都是绝对不准搬进北京城里的。北京也没有很多工厂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红卫兵组织的规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那时一般都已经是相当高级的干部）可以算作“革命干部”。因此，在红卫兵运动最早兴起也最为活跃的北京的海淀、西城、东城区，实际上只有“革命干部”子女成为红卫兵成员，这些人只占中学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学生中，红卫兵成员不到三百人。这个比例在其他中学如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也大体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学，这个比例甚至更低，因为这个中学的干部子弟少。构成城市人口主体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员，各种专业工作人员，一般机关工作人员，技术员，工程师，教师(如果他们还未被划入“牛鬼蛇神”)，等等，他们的子女不被准许参加红卫兵，只可以参加一种叫作“红外围”的组织，支持和协助红卫兵。从“坏家庭”出身的学生则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节中将谈到他们。但是少数红卫兵学生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权力，控制生杀予夺，所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后果。

在多数情况下，打人是一种集体行动。一群红卫兵一起行动，煽起敌意，互相鼓动。有时候，打人发生在几百人几千人面前。在这种场合中，打人者竞相显示对 “敌人”的痛恨与无情。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打死一个人的时候，这一群打人者都不认为是他们中哪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担心犯了杀人罪。比如，卞仲耘，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难者，是在被许多学生打了以后死的。在数小时长的折磨期间，这个学校的1600名学生中没有人曾试图说服打人者停止这种非人道的行动。在打人过后的那天晚上，在学生食堂中有学生高声谈论他们如何强迫她吃厕所中的脏东西以及如何用开水烫她。那里没有犯罪感，只有兴奋与轻浮的气氛。

有相当多的女红卫兵曾经猛烈地、残酷地鞭打折磨老师。北京的第一位受难者卞仲耘是被一些年龄在14—19岁之间的完全是女性的学生打死的。从调查所涉及的学校的名单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死亡是发生在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手中的。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学生不但打死了校长沙坪，而且发明了各种方法折磨在“劳改队”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师，包括跪带沟槽的洗衣板，弯腰到地，脖子上挂着砖头在地上爬，用塑料鞋底打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红卫兵学生命令“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们排成一列，然后用锤子挨个打他们的头。北京第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用绳子把校长李一茹吊起在树上，然后突然松开绳子，把她重重摔在地上多次。李一茹被打断三根肋骨，还留下了小便失禁等后遗症。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十三个把名字改成“卫红”“继红”“红虎”等等的女红卫兵，当时被称作“十三红”，因打人凶狠而出名。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学，有一些女红卫兵给自己剃了光头，被称为“光头党”，在北京以打人凶恶而出名。女十中和女四中都有教员被打死。当时在男女合校的学校中，比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女学生在打他们的女校长时起了重要作用。据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韩家鳌说，在这个学校中，男女学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师，但是一般来说，男学生比女学生打得凶。

在中学和大学中，“牛鬼蛇神队”通常置于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的分管之下。这个人的年龄在14—24岁之间，有很大的权力控制教师的命运。这个人可以随意决定折磨的等级。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决于这个人的道德和心理状况。另外，据一些被访者说，在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一批学生，他们在暴力行动中非常活跃，而且似乎欣赏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当作乐趣。在一个学校里，这样的学生越多，老师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据被访者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最早和最严重的暴力行动发生在有较多政府和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一零一中学，北京第六中学和北京外国语学校,上海的复兴中学和外国语学校。南京第13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两名教员，这所中学邻近南京军区大院和南京空军部队指挥部大院，有相当多那里的子弟是该校学生。这一现象明显和红卫兵运动的起源相关。这一运动是由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开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随学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当红卫兵打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时，姜的儿子——这个学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亲。在姜被打死后，这个儿子精神失常。据一位在1994年见过他的被访者说，他仍然未能恢复正常。

四、同时发生的迫害同学

从七月到八月，一副“对联”先在北京的学校、继而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1966年夏天，这副对联意味着那些父亲是“革命干部”的学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汉”，而那些来自“反动家庭”的学生则是“混蛋”。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随后贴遍了各个校园。事实上，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同时，“黑五类子弟”“红五类子弟”的新说法在红卫兵的传单和报纸上反复运用，并且立即进入了人们的日常语言。这个说法不但意味着把整个社会的人和他们的年轻子女分成了敌对阶级，而且意味着对“黑五类”和他们的子弟可以随意凌辱甚至殴打杀戮。

一些人有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整个年轻一代在1966年参加了红卫兵运动并且称他们为“红卫兵一代”。这样的看法与发生的事实不相符。在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地北京，多数青少年不被允许参加红卫兵，因为住在城市的大部分人员不被承认为“红五类”。城市人口中的大部分，即使不算“黑五类”，也不能算“红五类”，当时有时候被称作“灰五类”。不但整个社会的成年人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后来“红色高棉”也是这样做的），所有的青少年也被划分为三个等级。

一大批学生象他们的老师校长一样遭到来自同学的迫害。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狗崽子”在当时被广泛用来指“家庭出身坏”的青年。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与此相仿的“斗争会”这一天在其他班级中也发生了。高三的红卫兵负责人还到各班视察进行情况。在同一天，副校长卞仲耘和其他一些老师也遭到欧打。卞仲耘被打死于次日。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红卫兵还在校园里殴打侮辱了所谓“狗崽子”即从“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副对联的产生地，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红卫兵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通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的“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红卫兵的产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但是失去了手指。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 “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以后，她服毒自杀，死时19岁。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之后，不仅仅对教育工作者和北京居民使用的暴力程度大规模升级以及死亡人数剧增，对所谓“非红五类子弟”（当时红卫兵文件使用的语言）也如此。位于中共北京西城区委机关后面的太平桥中学，该校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身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该校已经在1970年代迁址。人们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说，她平时“是不起眼的人”。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有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人人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当时常常开大会，一般就坐在地上。）红卫兵在初二的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的眼睛流血，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如果读者中有人知道上述两名被打死的女中学生的名字，请告知。

在北京第一中学，不但有由教师组成的“牛鬼蛇神劳改队”，而且有一个由两百名学生组成的“狗崽子队”－－“狗崽子”是被广泛使用的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侮辱性称呼。这些学生被强迫“劳改”。一天晚上“劳改”过后，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斗争会”上被斗。会议结束时，几个红卫兵把一只猫放进这个学生的裤子。猫抓他咬他。这个学生惨叫了一夜。很多人听到他的惨叫，但无人为他说话。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远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松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学生王一民，因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被殴打、侮辱和抄家。王一民自杀。

清华大学建工系五年级学生侯协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三年后被准许回到学校继续读书。文革开始后他遭到“批判”“斗争”。1966年8月26日，侯协兴从清华学生宿舍2号楼五层跳下自杀。连住在该楼另一侧的学生都听到了身体落地时的巨大声响。目击者说，他的身体把地面砸出了一个一尺来深的坑。

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杨明爱被指控为“反动学生”，停发生活费。1966年9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了所谓“巴黎公社式选举”，选举“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批人被宣布剥夺选举权——各个小单位先召开全体会议，然后在会场上点名喝斥一些人“滚出去”不准参加选举。杨明爱是被剥夺的人之一。9月11日，他在北大西北角的小湖边上吊自杀。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的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作打死人的借口。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23中学的学生，“理由”是他“冒充红卫兵”。在上海复兴中学，一个外地来的学生被复兴中学红卫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红卫兵”。这个人被打死后，红卫兵还命令该校一名教师去买豆浆，说可以用豆浆洗掉他们打人时自己衣服上沾染的血迹。

前述“对联”传遍了全国。在我调查所及的学校中，“黑五类”子弟学生普遍遭到了来自他们的同学的语言侮辱、暴力攻击甚至凶杀。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没有一个对联的受害者能在公开场合反对这副对联，也没有一个对联的受惠者拒绝参加红卫兵以反对其组织原则。

五、为什么对教师的暴力攻击会产生?

1.毛泽东的引导和推动

从“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决定了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给三个月后被指定为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文革的“通知”。其中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这个“通知” 一年后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当时只传达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是为什么高级干部子女最早开始攻击学校领导人和教员的原因之一。同时，一些高级干部被派往北京大学，动员写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领导。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66年6月1日晚广播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在后来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6］随着这张大字报的发表，全国的学校停止了日常课程，学生们立即开始了对学校当局和教师们的攻击。

1966年7月，毛泽东下令撤出在各学校的“工作组”并批评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虽然在“工作组”控制学校运动期间暴力行动已经发生了。正式通知于1966年7月28日发出。在那一天，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淀区中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关于暴力行动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群名为“红卫兵”的学生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群名为“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给予他们“热烈的支持”。［27］在这封信里，毛特别提到了“红旗战斗小组”的领导人之一彭小蒙的名字。早在7月26日，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学一万多人面前用铜头皮带打了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开始了在大会主席台上公然打人的先例。如上文提到的，这两所学校比其他学校更早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8月5日，中共中央发文正式撤销了由刘少奇在6月20日批准下发的文件。那个文件支持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发生在6月18日的大规模暴力行动。［28］但是毛泽东说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这样一来，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实上直接支持了对教师的暴力行为。（29）就在这个文件下发的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被学生打死。

卞仲耘被打死三天以后，1966年8月8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道：“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因为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个文件对文革变成群众性暴力迫害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以庆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来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张照片被印刷出来并广泛流传。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时，毛说，“要武嘛”。此后，宋彬彬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毛和她的谈话，她的名字也改为“宋要武”。［30］

在最高当局绝对控制下的媒体如《人民日报》，每天用极其热情洋溢的语汇赞颂红卫兵的行动。文革领导人动用巨大的财政支出，给红卫兵提供免费交通食宿，让他们作所谓“革命大串连”，把北京的暴力风气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毛泽东在北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报纸报道每次接见人数是一百万。在北京，正是在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间，暴力行为迅速升级并达到了最高峰。

至今还没有一个接近毛泽东的人提供当时毛泽东直接对红卫兵杀戮发表的评论。明显的是，从上述的公开发表的指示来看，大规模的暴力迫害是他引导推动的结果，也是他赞同欣赏的。

斯大林的大恐怖被揭露以后，有人替斯大林辩护说是下面的人做了这些坏事，斯大林本人并不知道。但是毛泽东显然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杀人事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师范学院学生在“斗争会”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很快当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就当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办公室当晚就派人到该中学了解了情况。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被打死，副校长董光苔的母亲闻讯通过特殊关系递信给毛泽东请求保护女儿生命。毛泽东接信后作了批示。这个批示没有发给董光苔看过，只是通过解放军军人来学校传达给红卫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记得的内容是：“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因为得到这个批示，董光苔就被从“劳改队”里释放出去。但是只释放了她一个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当作有“大罪恶”的人关在学校里继续遭受红卫兵的殴打折磨。另外，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内部”情报系统也逐日向上书面报告当天北京市内有多少人被打死。

在文革时代，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红卫兵杀戮被当作“伟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视为红卫兵的革命功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各省各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记录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项，是红卫兵在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在那样的文件上，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名单，不会是因为要隐瞒他们的被害，而是显示了对他们的生命的轻蔑。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为文革的攻击对象，就像１９５０年代的“地主”和“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遭到暴力攻击。这场红卫兵对教师的杀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毛泽东自己也曾对此作过描述。毛泽东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做了５个小时谈话。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在谈话中，毛说：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斯诺被毛泽东视为“老朋友”，但也许不懂毛泽东说的“开刀”是什么意思。他的英文著述里没有写到文革杀人，没有写到红卫兵打杀教员。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也是知道的。这不是比喻性的说法。真的就是“开刀”，就是杀人见血。

在1966年8月初，毛泽东已经剥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权力，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林彪得到了一个新的头衔“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而成为权力结构中的第二号人物。甚至从文革的实际需要出发，也完全没有必要杀害教师。教师们没有力量也没有表示过反对文化革命。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除了摧毁学校系统之外，其功能只能是营造进一步的“红色恐怖”。刘少奇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为红卫兵成员参加了暴力行动，几个月后，1967年1月3日，一些人进入刘的住处并召开“斗争会”斗争刘和他的妻子。［31］以后他们遭到进一步的折磨。没有人出来说如此对待“国家主席”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大量的更严重违反宪法的对平民的暴力攻击和杀戮不久以前刚刚发生过，那时刘少奇和任何别的人都没有说那是犯法的。8月初对教师的凶猛攻击作了暴力行动的开端，后来的种种暴力迫害就顺理成章地长年持续进行，直至十年后毛泽东死亡。

放宽视野可以看到，在世界历史上，斯大林犯有类似的暴行。在1937到1938年的“大清洗”中，几乎所有的加盟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部都被摧毁了，遭到镇压的有教育部门的大批干部和几万普通教员。文革重点讨伐“帝修反”，其中“修”即苏联修正主义，而“苏修”被指控的主要罪行之一是“反斯大林”。在迫害和杀戮教师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脉相承。当然，斯大林主要使用了专业的警察和劳改营，还没有让十多岁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充当打手和刽子手。

2.红卫兵组织的兴起

如上文所描述，是红卫兵学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击了教师。这些暴力攻击被当作他们的“革命行动”的一部分，并且通常不是由单个的学生而是由一群红卫兵进行的。红卫兵组织在暴力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红卫兵”和类似的学生组织，在1966年6月1日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出现于中学之中。1966年6月2日，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名义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稍后作的“造反歌”词是“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这样的语言是典型的“文革”风格，不但无理、夸张、煽情，而且充满暴力性。这种语言暴力和后来的大规模的行动暴力显然直接相关。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在各地迅速成立。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对教师的暴力攻击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组一撤走，“红旗战斗小组”就在校园里大规模开打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组织建立于7月31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8月5日。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八次接见一千万来自北京和外省的红卫兵，以及红卫兵在全国进行“革命大串连”，暴力攻击教育工作者的浪潮先在北京普遍传开，继而扩展到了全国。比如，最早打死校长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曾经到北京经济学院鼓动那里的红卫兵，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演说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彭小蒙曾经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十二中、灯市口中学等学校进行煽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革命串连”到贵阳，打了那里的剧团演员，还剃了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园长的头发，并用铜头皮带把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打得满背血渍。

红卫兵持有强烈的破坏性哲学。他们声称“先破后立”，在建立一个新世界之前，必须先把旧世界彻底砸烂。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之前，学生把校园里尚未成熟的梨和苹果都从树上采下并吃掉，甚至连苦涩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从树上打光。校园里弥漫着一片恶毒的气氛。在北京101中学，有一个喷水池，其中有一个白色的仙鹤雕塑。红卫兵砸了白鹤，又在喷水池里杀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13年后笔者到101中学，看到喷水池中仍然没有装饰也没有水，只有一些垃圾散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红卫兵自称自己的行为是“造反”。在传统的意义上，“造反”当然意味着破坏，但是还意味着反对皇帝和承担风险。红卫兵实际所作，是在最高当局的全力支持下，砸毁文物图书及殴打杀害不能还手反抗的人们。

从打老师开始，红卫兵先掌管了学校，然后，又走向校外。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掌有生杀大权。在北京，红卫兵建立了“纠察队”以确立和完备红卫兵的权力机制。“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发出过十三个“通令”。“西纠”规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驱逐哪类人离开北京城去农村等等。他们的“通令” 用大号铅字印刷出来，到处张贴，像政府法令一样有权威性，而且由他们通过暴力行动来强制执行。上文写到的北京驱逐十万和平居民出城，就是由“西纠”的第四号和第七号“通令”命令实行的。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当时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和第三号人物周恩来都戴上了他们的袖章，在《人民日报》的新闻照片上清晰可见，无疑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权威性 1966年这场大规模的迫害和驱逐城市和平居民的行动的全过程，包括抄家，注销户口，没收财物，押送上火车，以及处理死尸，主要是由红卫兵执行的。“西纠”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张贴或散发，指导那儿的红卫兵的行动，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动。在校园里殴打老师实际上是更大规模暴力行动的最初练习和实践。

红卫兵把学生家庭背景的所谓“阶级成分”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实际上，这是文革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化。红卫兵把家庭出身当作成为其成员的首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条件，并且绝对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学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二的一些学生组成了一个活动小组，起名“梅花”，因其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有，被指控为“阶级阵线不清”，被红卫兵强令解散。由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思想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平等的同学关系被破坏了，一些年轻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轻人。如上文所写，最早和最厉害的暴力行为发生在那些有较多高级干部子女的学校中，那里的红卫兵也比别的学校更为活跃。对家庭出身的绝对强调给了某些年轻人巨大的特权。这特权甚至包括打死同学和别的人的权力。这种特权刺激了暴力行为的产生。如果每个学生都被允许平等地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个组织可能不会如此狂热与暴力化。

“红卫兵”的名称说明他们是毛泽东的卫兵并要保卫他。这里不讨论当时毛泽东是否需要被保卫，而是要指出红卫兵确实掀起了“文革”中对毛泽东的群众性崇拜的第一波。他们也开始了普遍实践一套新的社会礼仪：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本，跳赞颂毛的舞蹈，到处张挂毛的画像及语录，每一次讲话都以毛的一段语录开头，并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结束。

作为一个青年组织，红卫兵的三个主要特点——把家庭出身这样一种先天性的条件当作组织成员的资格审定标准、强烈的领袖崇拜以及集体性的暴力行为——的结合，在历史上有过先例。比如，希特勒的青年组织就有这样的三个特点。因此这也更值得思考。

3.人性恶

上述的两个原因——毛泽东的文革计划以及红卫兵运动的出现——并不能给予学生打老师的残酷性充分的解释。事实上，残酷程度在各地各学校有所不同，暴力折磨是学生自己发明和施行的。所以，个人的因素必须被考虑。

一个在1966年是初中一年级学生的被访者说，6月开始停课时他很高兴，因为他当时欠了三篇作文未交。后来，文革给他的家庭和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当时豁免了他的功课，使得这三篇作文不必再写。这种心理相当普遍。从一开始文革就相当成功地利用了人性中懒惰的弱点。没有老师管束没有作业和考试的生活使学生兴奋愉快并拥护文革。等他们自己身受迫害并且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后悔已经太晚。

随着文革的发展，到1966年8月，当攻击老师被当作“革命行动”来鼓励的时候，人性中的攻击性与恶意被释放调动出来，成为残暴行动施加在老师和更多的人身上。上文只是写出了一些暴力事件，并未描述大量的拷打折磨的细节。这些拷打折磨十分残酷而且明显地威胁生命，可是施行者却并不在乎。很多被访者注意到，在1966年夏天的校园中，红卫兵中有一种亢奋的气氛。他们把头抬得高高的，大声说话，大步行走，容光焕发。他们从暴力行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甚至直到现在，那些打过人的红卫兵，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而且有一些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

尽管人性之恶这一角度对于解释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可能是过于笼统了，但这一角度至少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966年8月中学红卫兵打人比大学红卫兵残酷得多。年轻而受教育较少的中学学生更缺乏能力来抵御或抑制人的兽性的一面。

六、在打老师的第一恶浪之后

随着打老师发生的是整个社会中更大规模的暴力行为。然而，当迫害触及到“5.16通知”攻击的“五界”以外，即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和出版界之外的高级干部时，北京的一批红卫兵开始反对那些正在攻击他们的父母的一些大学生组织。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改变了他们对早期红卫兵的无条件支持的态度并开始支持红卫兵的对立派——那些正在攻击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的“党内走资派”的大学生组织。当他们的父母被新起的群众组织批斗时，一部分早期红卫兵成了他们自己发起的运动的受害者。这些早期的红卫兵在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批判了一段时间。但是，部分早期红卫兵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暴力迫害的结束。

1967年，文革的主要矛头对准了高层党政干部，实行了所谓“夺权”并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然后，在1968年春天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教师再次成为主要打击目标。新建立的各层“革命委员会” 领导了这新一轮的迫害高潮。这一轮迫害比1966年夏天的迫害更系统化、更漫长。

全中国的每个学校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老师干部关押在其中，当时的官方术语称此为“隔离审查”，民间口语则把这种设在本单位的牢房叫做“牛棚”，因为其中所关的人，当时被称为“牛鬼蛇神”而不被当作人。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学1990年代所建的赛克勒博物馆所在地皮上，建立了一座庞大的校园监狱。有200多人曾被关在那里。这座监狱存在了十个月。而且北大当时还有一些相比较小的“牛棚”同时存在。

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更多的是在关紧的门背后，持续发生。很多教师被拘押在学校里“隔离审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大量的人死了。有些人被活活打死却被谎报是自杀。还有很多人受尽了身体与心理的折磨而自杀。跳楼，服毒，割动脉，投水，触电，自缢，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

上文写到，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斗争”场面，这一事件后来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称为“革命事件”。两年之后，1968年6月18日那一天，被关在北京大学“牛棚”中的二百名教师和干部被拉出来“斗争”。他们排队经过校园的时候，通道两边站满了学生，手拿棍棒和鞭子，痛打从他们中间走过去的“牛鬼蛇神”们。经过几百米长的“夹鞭刑”后，这些人又分送到各系，遭到各式各样的体罚和折磨。整个北大校园充满狂野、残酷和邪恶的气氛。北大文革当局用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来“纪念”和“庆祝”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攻击发生的日子。这种方式的目的和效果之一，显然是把文革的暴力迫害的理论和实践在社会生活中长久化和深入化。

1968年8月，毛泽东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所有的的学校。他们接手领导“清理阶级队伍”，造成一大批人被迫害致死。不能讳言，尽管在1968年8月后，学校由外来的“军代表”和“工宣队”领导，而不再由“革命造反派”学生（外加“革命干部”）主导控制，但是一大批学生充当了“专案组”成员等等，仍然是迫害的驱动力量中的一股。

在相当多的学校，在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军代表”和“工宣队”领导期间被迫害死的人数多于他们进校之前。但也并不都如此。在北京农业大学，后一阶段有四人被害死；在前一阶段，有12人被害死，其中主要是教员。北农大从1967年开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人，是一个学生，该校名叫“东方红”的“革命造反派组织” 的领导人。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本文第三节开始所写的1966年8月5日事件的幸存者、副校长胡志涛，被强迫站在“批斗会”上长达48个小时不准休息，而学生则轮班睡觉来斗她。在这所中学，有四位教师——化学教师胡秀正，地理教师赵寿琪，历史老师梁希孔，语文老师周学敏——被迫害致死。其中最年轻的是胡秀正，1968年8月11日她被关押在学校中时，从学生宿舍楼五楼坠楼身亡，时年35岁，留下一个年幼的女儿。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8年8月9日，体育教员赵晓东在教学楼五楼对他的“斗争会”后，从楼梯拐角处窗口跳了下去，血和脑浆迸溅在楼前的水泥地上。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一名教授被用布条蒙起眼睛遭到毒打。在上海育才中学，1966年有两名教员被迫自杀，1968年又有语文教员林丽珍和俄语教员胡叔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在江苏仪征实验小学，除了校长，有七名教师因“黑五类”家庭出身等原因而被“斗争”和挨打，其中一人剪刀喉管自杀，剪断了声带，未死致残。

一名被访者说，在她住过的北京农业大学教工宿舍9号楼1门洞，从一层到四层共住11家人，文革中有三家的五口人自杀了。另一名被访者说，在她住过的长沙中南矿冶学院教师宿舍“甘棠四楼”，每个单元有两个房间没有厅。文革中18户人家的大人三分之二被“斗争”，被剃了“阴阳头”的是多数；两人“自杀”，都是教员。

据笔者了解，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清华大学有52人被害死；北京农业大学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学有36人被害死；北京师大女附中有五人（一名副校长和四名教员）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四人（一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学有三名教员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学有四名教员被害死；北京宽街小学有三人被害死（一名教员和校长及教导主任。校长的丈夫也同时被打死）；四川省井研县马踏乡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职员的乡村初中，有两名教员被害死。迫害在全中国各个地方同时同步发生，受难者的总数量和分布密度都是骇人听闻的。校园迫害和杀戮，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之一。教育工作者，是受到迫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七、四分之一世纪后的反思

在1990年代，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怎样想呢？

1，从历史的角度：教训是什么？

在1990年代，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如（他遭到长期迫害，在12年后重新担任了该校校长）说，现在是检讨文革前的教育方式的时候了。文革前的教育是否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在文革开始以前，在1964年以后，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文革前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日后的灾难。这里的教训应该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赞同他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看法从来没有得到机会发表。万邦如校长已经在1992年去世。

长期以来，这一对教育工作者的迫害和杀戮一直被排除在文革的记录和叙述框架之外。暴行和受难者的名字都一起被遗忘，也就谈不上吸取历史的教训。1993年，我在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宿舍楼前照相，曾和住在宿舍里的四名高中三年级学生谈话。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长就被打死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说起我为何而来，他们说：“真的吗？有副校长在这里被打死？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2，从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红卫兵？

1993年夏天，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胡志涛说，她收到过一个红卫兵学生寄来的一本挂历和一封信。这名红卫兵学生在信中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27年来她收到的唯一一封道歉信，她表示原谅所有打了她的学生们。另一名教师不同意。她说，道歉不道歉，对老师们来说现在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在于，这些学生参与了打死老师的事件却不道歉，他们还有没有良心？中国的老师不教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思想，但是人应该对自己作了的坏事有内疚感和负罪感。

多年之后，少数文革参与者仍然认为红卫兵当时所做的并不太错，因为那是一场“革命”，只要方向正确，手段不那么重要。但是多数身临其境的被访者都认为，那场“运动”无论方向还是手段都是错的。打人和打死人，都是犯罪。

八、未被审判的罪行

1976年毛泽东死亡，1977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1978年后，本文写到的受难者们都陆续得到了“平反”。这时候，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向法院控告一个1966年时的成年人制造伪证煽动学生造成了卞仲耘被害。1981年，王晶尧收到了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的“不起诉”的决定。［32］这一案子被拒绝，理由是“已过追诉时效期限”。

但是，实际上王晶尧根本不可能在死亡发生的当时提出控告。在“文革”期间，“反对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最严重的“反革命罪”之一。假如王晶尧在那时控告，他自己也会变成“现行反革命份子”遭到严重惩罚。

王晶尧不服，多方上书，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12月15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3年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支持北京西城区检察院1981年的“不起诉”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说：“1966年6月21、22日师大女附中批斗校领导时，学生对卞仲耘同志的武斗行为是受左的思想影响的结果”，“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为”，而不是卞的丈夫控告的那个人的罪。［33］

既然是仿效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作法，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行为是否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呢？最高检察院的决定没有说。上文已述，毛泽东于1966年8月1日写信支持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的“革命行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决定虽然未提毛泽东的这封信，但是多少讲明了暴力是从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开始并传播的。

如上所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1966年8月打死了吴素芬、陈彦荣和另一老年女人共三人，为此没有任何打人者受到惩处。1979年，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支部”的名义，发给陈彦荣的家属两千五百元作为“补助”。（陈家有年幼的孩子们，经济上特别困难。一般的受难者家庭则未能得到这样多的钱，规定的标准数额是420元。）但是，文革后法院未因卞仲耘或陈彦荣的案件或者其他类似案件审判或者惩罚任何人。这些死亡的发生，既未被书报记载，也未被追究法律责任。

王晶尧通过司法途径为妻子卞仲耘讨回正义的做法失败了。这一失败是文革后当局的总体政策决定的。文革后，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为千万文革受害者举行了“平反”。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平反，因为之前发生的迫害也是规模空前的。从普通的中小学教员到在权力顶端仅位于毛泽东之后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得到了“平反”。上文写到的被害死的教育工作者，得到了“平反”和数百元的货币赔偿，但是他们的死亡被说成是“冤假错案”，杀害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司法正义审判。

1980年底，北京举行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审判。审判是司法系统的重要程序部分。这场审判作为一种形式本身，就是文革后的最重要的改变和进步之一。1966年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连个装样子走形式的审判都没有进行过。但是，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提出“公诉”，而不是以他们迫害和杀戮千万普通中国人民的罪行起诉。

特别法庭的判决书里，林彪、江青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篡党夺权”，而不是他们犯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例如，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江青，被指控的罪行依次为:1，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2，阴谋颠覆政府罪；3，反革命宣传煽动罪；4，诬告陷害罪。只有最后一条才涉及对普通人民的迫害。

判决书写到：“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藤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 这是对其“诬告陷害罪”的证据之一。这当然是罪。然而这一项罪可以很容易被解释为江青个人的复仇心理所致，因为1930年代江青曾和这五人在上海电影界共事。

作为对比，1966年8月在北京大批中小学教员和校外居民遭到杀害，实际上是比此更加严重的罪，而且江青明显在其中充当了积极活跃的领导人角色，但是这一发生在北京的公开的大规模的血腥事件却完全没有在判决书中提到。

不提这一项大规模的杀戮的重要原因，显然是因为对此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林彪或江青“篡党夺权”的个人权力野心所致。“打倒”刘少奇和高层干部或许还可能用这一条理由来解释，打死中小学教员却不能用这个原因解释。要说明大批中小学教员被害的原因，必须追究毛泽东的罪责。但是，在这一审判后，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作的称为“错误”，而不是“罪恶”。

判决书列出的全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单，只有60多人。从数字看，只相当于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死亡数。从身份来说，只有级别极高的干部和教授、作家、科学家等。中小学教员不被提到。

九、简短的结语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1966年对教师的暴力攻击的特征。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一、普遍发生。二、伤亡严重。教育工作者受到的迫害，人数如此多，密度如此高，分布如此之广，形成了一种大规模的残酷的群体性迫害。这显然不能仅仅归为“冤假错案”，而属于相当典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学校在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必须指出，在1966年发生的对教师的暴力迫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学校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建立了学校以及相伴随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体制性的方法如授课、考试、评分等连结起来。在历史上，师生冲突从未发展成大规模的暴力事件。1966年夏天的对教师的暴力攻击不能简单地用中国的“传统”或文革前的社会矛盾来解释。

在“文革”初期发生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可以在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体制中以及从“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发现使其得以进行的条件。没有那些条件，不可能在短短两个月间把所有的学校变成暴力场。但是，没有“文革”的发动，那些条件不足以造成上文所记录的由红卫兵学生执行的对教师的血腥迫害。1966年的校园暴力和红卫兵杀戮的实际产生，主要是“文革”的思想及其实践的产物。

附录Ⅰ

我调查所及学校的名单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

北京钢铁学院

北京师范学院

中央民族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清华大学

北京第一中学

北京第二中学

北京第四中学

北京第五中学

北京第六中学

北京第八中学

北京第十五中学

北京第二十五中学

北京第二十六中学

北京第三十中学

北京第三十一中学

北京第四十七中学

北京第五十二中学

北京第六十五中学

北京第八十中学

北京一零一中学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

北京第五女子中学

北京第八女子中学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

北京月坛中学

北京社会路中学

北京白纸坊中学

北京回民中学

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景山学校

北京外国语学校

北京礼士胡同小学

北京吉祥胡同小学

北京宽街小学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

北京海淀区老虎洞小学

北京玉泉小学

北京中古友谊小学

北京三里河第三小学

北京中山公园幼儿园

福建省

厦门第四中学

厦门第八中学

厦门大学

湖北省

武汉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

武汉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长沙第一中学

浏阳第一中学

湘潭第一中学

广东省

广东台山一中

广州第七中学

广州第十六中学

广州第二十五中学

广州第五十七中学

广州第六十二中学

广州铁路中学

江苏省

南京师范学院

常州第二十六中学

南京林业学院附属小学

南京三牌楼小学

南京南昌路小学

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南京第二中学

南京第十三中学

南京外语学校

无锡后宝小学

仪征实验小学

盐城中心小学

扬州湾头公社中心小学

江西省

南昌第八中学

庐山第一小学

南昌羊子小学

乐平县大寺上小学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报恩寺街小学

西安第五中学

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学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同济中学

上海复兴中学

上海大同中学

上海中学

上海七一中学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第三女子中学

上海北郊中学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

上海新成中学

上海育才中学

上海南汇县惠南镇小学

山西省

曲沃县城关小学

四川省

重庆大学

洪雅县中学

成都第九中学

泸州第三中学

成都第四中学

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天津市

天津北郊区南仓中学

天津105中学

红桥区金钟桥小学

河西区西南楼中心小学

南市小学

南丰中学

新疆自治区

库尔勒市第二中学

浙江省

杭州第一中学

绍兴第二初级中学

附录Ⅱ

本文写到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单：

卞仲耘，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1966年8月5日在校中被打死。

陈葆昆，男，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1966年8月17日在校中被打死。

张辅仁，男，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张福臻，男，北京外国语学校总务处职员，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1966年8月22日在校中被打死。

华锦，女，北京第八中学共产党支部书记，死于1966年8月22日。

靳正宇，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语文教师，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被打死。

姜培良，男，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共产党支部书记，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

樊希曼，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学生曹滨海的母亲，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被打死。

杨俊，男，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孙迪，男，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员，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喻瑞芬，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师，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陈沅芷，女，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1966年9月8日在校中被打死。

不知姓名的北京第二十五中学工友，1966年8月被打死。

李锦坡，男，北京景山学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

刘桂兰，女，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齐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张冰洁，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中学（现名北京第138中学）负责人，女，1966年8月被打死。

郑兆南，女，北京第52中学语文教师，死于1966年9月6日。

徐霈田，男，北京第六中学校工，1966年10月3日被打死。

王光华，男，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1966年9月28日在六中红卫兵的监狱里被打死。

何汉成，男，北京第六中学附近居民，1966年夏天被打死在六中红卫兵的监狱里。

吴兴华，男，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授，被强迫喝污水中毒死于1966年8月3日。

梁光琪，女，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负责人，1966年8月26日被打死。

吕贞先，女，北京宽街小学教导主任，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郭文玉，女，北京宽街小学校长，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孟昭江，男，郭文玉的丈夫，同时被毒打，死于1966年8月29日。

陈彦荣，男，北京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1966年8月27日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绑架到校中打死。

不知名的老年女人，和陈彦荣同时同地被打死，尸体一起被烧掉。文革后无家属来为她“落实政策”。

李丛贞，男，北京半导体研究所工友，住地安门大街93号，1966年8月28日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打死。

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于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李敬仪，女，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死于1966年8月3日的“斗争”和“游街”中。

吴天石，男，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李敬仪的丈夫，与李同时被“斗争”和“游街”后昏迷两天死去。

唐政，女，湖南浏阳第一中学语文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朱庆颐，男，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韩康，男，南京第13中学数学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夏忠谋，男，南京第13中学体育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林修权，男，上海同济中学英文教员，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学校操场上。

杨顺基，男，上海京西中学物理教员，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学校中。

王冷，女，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王伯恭，男，西安第三十七中学退休教员，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白素莲，女，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老师，1966年夏天被打死。

黄祖彬，南，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孙启坤，女，北京退休会计，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武素鹏，男，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1966年8月被打死。

田悦，男，北京123中学学生，1966年8月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被打死。

不知名的北京西单玉华台饭庄服务员，女，18岁，1966年8月被抓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打死。

不知名字的学生，男，1966年夏天在上海复兴中学被打死。

李文波，男，北京崇文门外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1966年8月25日被来抄家的红卫兵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死刑，9月13日被处死。

注：

* 我向所有的被访者深表谢意。他们慷慨付出时间为本文提供了资料，而这些资料多与痛苦的记忆相关联。特别要感谢王晶尧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后，调查情况，收集材料并冒险保存下来。他对妻子和历史的忠诚精神令人起敬。我也感谢John Kieschnick先生，他曾帮助我在电脑网络上作调查。

［1］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事实上，这本书不能被认为是“出版”了的。由于一个前红卫兵谭力夫抱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指示出版社不公开发售此书，以保持“安定团结”。此书未在书店而只是在“内部”出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金春明，《文革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红卫兵狂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江沛，1994。《狂飙－－红卫兵童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丁晓禾编著，1998。

［3］115所学校的名单见附录Ⅰ。

［4］一篇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收在我的《校园随笔》(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书中。

［5］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5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6页。这篇文章在1966年6月曾广泛地被大学生和中学生所读。

［6］比如，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9月15日在一个集会上的演讲中用了这一说法，见《人民日报》，1966年9月16日。

［7］《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第一版。

［8］比如，见学生在卞仲耘家门口贴的大字报，1966年6月。

［9］引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提供的此信底稿。

［10］《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王年一编，北京，1988年，上册，49页。

［11］王建，“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北京教育丛刊》，1991年第四期。

［12］《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91页。

［13］《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北京日报》编辑部编，1988年2月。

［14］《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

［15］这一故事引自未发表的由“上海文革史写作组”写的材料。

［16］《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武汉党史办公室，1987年7月。

［17］《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8］由肖卫平(1966年时北京初中二年级学生)和谭馥(1966年时天津初中三年级学生)提供。

［19］《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0］《北京101中学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1］《北京育英学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2］《北京育才学校简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3］《北京通县一中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4］参见注［12］。

［25］见《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见《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

［26］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卷，70页。

［2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卷，62页。

［28］见注［10］。

［29］《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卷，49页。

［30］《人民日报》，1966年8月20日。

［3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52页。

［32］见“北京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通知书”，1980年西检审刑字第72号。

［33］(89)高检办厅字1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