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清末民初的海归称为第一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设计者。
第一代海归，像傅斯年、朱偰、胡适他们在欧美的经历，获得的最大财富恐怕不仅仅是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形成和体现了一系列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
第一代海归不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立法领域除旧布新，也就是说，他们参与国家这台机器的设计，孙中山就是清末著名的海归，第一代海归共同创建了共和。有一些资料显示，北洋政府的高官大概70%都是海归。
我把五十年代初的海归称为第二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制造者。这一代海归以钱学森为代表，他们的使命感和命运都化成了血液，融入了祖国的“科技强国梦”。1950初期，中国的一切都百废待兴。当年的2500多名海归，最终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科技兴盛紧密结合，注定他们要放弃舒适的欧美生活，用他们的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来完成他们的海归使命。但是，他们只是机器的制造者，第二代海归根本没有资格和能力参与机器的设计。
我把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的海归，称为第三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操作者。这一代海归，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与上两代海归无法相比，他们只是操作机器，服务国家，谈不上制造机器，更谈不上设计机器。
能够保持中性，熟练操作机器也不错。可怕的是，缺乏真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沦为工具。这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不但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而且被机器奴役。
第三代海归，尽管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但是缺乏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反而不如本土的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国内不少自由主义者头脑清醒，进言社会和参与公共事务。这就是第三代海归的“不美”，甚至耻辱。
为什么说“海归，海不归，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不管你是海归，还是海不归，根本的问题是，看你有没有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如果你具备了，归与不归，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伪问题也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这些海不归没有耻辱感。
我们这些高考恢复后上大学的人，当年有一本帐，多少农民多少年的收入，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直至读完四年后毕业。如今，我们有没有觉得亏欠父老乡亲什么？现在留而不归，家乡的建设，我们尽过多少力？
留而不归，是否服务当地社会？讲融入，也得有耻辱感。耻辱把我们的权利和义务“逼上梁山”。有一个自由安定的环境，让我们经商赚钱，我们好好纳税了吗？除了尽义务外，我们有奉献吗？当地残障小孩的读书问题、养老院问题、本地的公益性团体和体育俱乐部，我们参与多少？奉献多少？参与和奉献，又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和心态？
第一代海归“知耻近乎勇”，所以他们同样做到“力行近乎仁” 和“好学近乎知” 。我们呢？不管海归还是海不归，都缺乏自身的羞耻感，很难“知耻”而“勇”，往往堕落成“取利”而“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