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国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归国的举措；从“长江学者”到“千人计划”，从国家部委到地方政府，都不惜血本、筑巢引凤，向漂泊海外学有所成的赤子们敞开怀抱。一时间，在海外学界、业界、商界的华人精英们中间，“归”潮涌动；祖国高速发展的宏伟图景，象一个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每一个不甘寂寞、期图实现自我、报效祖国的炎黄子孙。
可是，“归”与“不归”，正如当初的“走”与“不走”一样，都不是一个轻易的抉择——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在国外打下一片天地，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建功立业的高端人才来说。而且，更不容忽视的是，抛开个人的得失不谈，单纯从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的大层面讲，有些海外人才并不是非要“海归”了，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角色和作用。很多时候，恰恰需要那些“海不归”们，在异国他乡，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用熟练的外语和沟通技巧，以自己打拼搏杀所赢得的话语权和公信度，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中国故事”的讲述，尽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
其实，在跨国、跨文化的传播交往中，“海不归”这一高端人才团体，一直扮演着不容忽视、无法取代的多重角色。很多时候，它既是一个国家对外公关的前沿阵地，更是一个国家“跨国软实力”的外在表现。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美国犹太人后裔对于美国、以色列双边关系，甚至对于美国整个中东政策的决定性影响。虽然无法准确统计出具体的数字，但很多专家估计，持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美国人，有将近50万人。而这些以色列“海不归”中，不乏美国的高官要员，其中包括象布什总统任期内的总检察长穆卡西，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彻道夫，前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珀尔，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福伍兹，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伯尔顿，和现任世界银行行长、曾要求中国做“有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佐立克------这简直就是布什政府当时外交决策的核心圈子了。如此这般，美、以政策心有灵犀，如影随形，也就毫不奇怪了。由著名美籍华裔贝聿铭、马友友等人发起，成立于1990年的“百人会”，也属于一个“海不归”的华人精英组织。其著名成员包括美国首位华裔州长骆家辉、雅虎网站创办人杨致远、前柏克莱加大校长田长霖、流行性疾病研究专家何大一、华人女作家张纯如、和谷歌大中华区前总裁李开复等；由于其会员在美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虽成立时间不长，华人“百人会”对促进美中两国、以及世界华人圈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交流，起到了特殊的整合和代言作用。
概括来说，国外的“海不归”华人团体，是中国形象传播和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弘扬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扩音器和传声筒。国家形象，说起来很空泛很博大，似乎包罗万象，难以具象化，其实具体到每个外国人的头脑里，特别在西方那些从没到过中国的“沉默的大多数”来讲，关于中国的印象符号里，潜移默化地凝结着身边每一个华人的影子。目前中国所发动的软实力“魅力攻势”，还更多地依靠由国家出面主导的形象工程模式，通过象奥运会、世博会这样的超大型国际活动，力图高投入、高产出，毕其功于一役，以“国家队”的集合优势为中国争面子、争荣誉。但是，要建立长期持久和有生命力的国家形象，往往还要靠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素质工程，要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而这里面，最重要、最有说服力的一环，恰恰也包括每一个在海外学习、工作、旅游、定居的中国人。形象地说，在“中国制造”这个国家品牌下，数量最多、遍布世界最广的产品，恰恰是一个个中国人。而每一个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同胞，更都是中国形象的“驻外大使”和“新闻发言人”。
举例来说，面对一些外交争端或是国际误解时，我们一贯的外宣手法是采取类似“隔空喊话”的方式，通过有关政府部门，或“严正声明”，或“深表遗憾”，其实都属隔靴搔痒，经过对方无数层“媒体看门人”的翻译、删改、解释、重述，还未到达目标受众，其核心信息早被改头换面，或者失真损耗殆尽了。至于其传播效果，更是无从谈起。凡此种种，都是由于我们没有被目标受众所接受和信赖的“第三方代言人”（Third-party endorser）或者“信息二传手”而造成的。在民意成型最易受影响的舆论整合阶段，当地权威意见领袖对于一件事的定位和解读，往往至关重要。海外知名的华人专家学者，因其学术研究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加上其语言沟通能力和文化背景知识，最容易在西方的语境和舆论中排疑释惑，引导民意。这里面，需要中国政府加强的，一方面是对于海外华人意见领袖的甄别、沟通和建立互信的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鼓励和支持关于中国、中国政策和中华文化的学术研究工作。关于后一点，最可以仿效的成功例子， 非“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莫属。以1亿美金为起始资金，“蒋经国基金会”成立20多年来，成为世界上支持海外华人学者从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坚强资金后盾，培养出一批活跃于国际学界的华人学术新锐和意见领袖。支持国内的学术研究当然重要，但是，从对外宣传和国家形象工程的战略角度来衡量，由国家或者私人慈善集团出面来直接资助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其长远功效，既要高过着重文化普及的“孔子学院”项目，又要好于我们自己打造所谓的“国际媒体旗舰”计划。
另外，这些“海不归”人才，分布在世界各地，活跃在各行各业，其事业触角深深渗透进整个国际社会和世界市场的脉搏当中。既象一个巨型的听诊器，又象一个超大的信息处理解码器，他们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以专家的视角和敏锐的直觉，收集、汇总、分析着不断波动的民意信息，金融走势，甚至国际战略异动。很多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意见，点面兼顾，客观专业，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但是，由于语言的隔阂，由于体制的限制，由于资金的短缺，这一庞大的海外华人智囊团资源，目前还基本处于闲置和荒废的状态；而他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那些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评判和建议，因为大多发表在非中文的刊物上，所以基本游离于中文的公共空间和中国决策者的关注范围以外。国内既没有相关机构来负责组织和联系这些“海不归”们进行政策建言，目前国内的机构设置中也没有现成的渠道来“外情内达”。当然，这里所谈到的学术研究，都属于公开的话题，研究者所利用的也是公开的资源和信息，并不涉及任何有碍驻在国国家安全的情报收集工作。
无论从公众外交的理论探索，还是从跨国、跨文化传播的具体实践上来衡量比较，中国都属于后来者。虽有后发优势，但在软硬件基础底子的比较上，都还显得稚嫩薄弱。相比而言，美国在如何整合、利用海外人才智囊团上的一些做法，颇值得借鉴模仿。比如，由美国高端人才掌控的咨询服务公司或智囊团机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渗透到中国政治、商业、金融、娱乐业等领域的决策环节，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垄断规模优势。其跨国智囊咨询机构，象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公司等高端政策管理咨询公司，还有象美林证券，高盛投资银行这样的跨国金融机构，都在中国国内设有触角很深的信息收集分析网络；而且，其首席分析师、投资理财顾问，频频在中国各类主流媒体上露面、发声，左右着中国普通投资者、甚至决策层在一系列重大经济金融问题上的认知和判断。另外，美国十大公关咨询公司，象伟达公关，博雅公关，奥美公关等，在华都有十分成型和周到的服务体系，其分支机构遍布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不仅为美国客户，而且也为中国客户提供专业服务；与之相比，虽然美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中国产品形象危机频出，至今却还没有一家中国的大型公关公司落脚美国，更谈不上提供专业的咨询和代理服务了。因此，每每中国产品在美国出现质量问题，美国媒体和舆论上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谴责、声讨、贬低；从来没看到中国的有关厂家出来解释申辩，也没有什么第三方公关代理人。中国的整体形象被“妖魔化”化，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受损，几乎是必然的了。
这些高端咨询服务类的驻在机构，虽然表面上是各自为政，各为其主，但其客观上联成了一条高效率、高能量、高智商的公共外交战线，分进合击，遥相呼应，配合着美国国家的软实力战略布局。更重要的是，这些机构的存在，不仅是一个个听诊器和解码器，而且还象是一块块吸盘和磁铁，通过研讨会、听证会、论坛等公开活动，起到在当地网络人才，招贤纳士，整合专家资源和意见领袖库的职能，从而为长期的战略决策服务。相比而言，我们在美国的高端信息收集分析网，基本上是乏善可陈，或者说几乎是处于空白状态。就目前来看，还没有一家中国本土的公关公司，智囊机构，或是政策咨询机构，在美国设有相应的前沿根据地。虽然新华社的国外分社，以及使馆有关机构，会兼带有部分的信息收集和政策建议的职能，但其专业性、针对性、准确性上，肯定大打折扣。而且，这种不平衡、不对等、不专业，与中国逐渐崛起的大国地位，以及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很不相称。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相关政策的配套完善，中国已经从过去的“人才净流失”格局，开始向目前的“人才净流入”阶段迅速转化。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如何吸引海外人才，用好人才，为真正的“海归人才”们创造顺畅良好的发展生活环境，也已经成为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执政要点和考核标准。只不过，中国未来的整体发展，不仅要着眼于如何引进来，还更要关注如何走出去。因此，从中国对外传播和公众外交的角度来看，如何利用好那些“海不归”的人才，甚至比如何引进“海归们”，还显得急迫和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