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派留学生已经有点年头了。学成归国的：公派者，大都是去镀金的，多半已经有个好位子在等他了；自费出洋自己找工作者也不怕，“洋文凭”一直比“土文凭”值钱。然而，风水轮流转啊，曾几何时，“海归”里出现“海待”了、“身价”今非昔比了……

清朝后期，国门洞开，知识落后没法再在世界上混了。于是政府出钱、地方遴选等多种形式的留学生出现了。因为需才孔急，回国的学子可以参加一种考试，通过者“等同进士”。人称“洋进士”。那时，进士就可以做官了，起步就是“县团级”。清廷还曾组织殿试出来的“土进士”听“洋进士”讲课。书载，在京的翰林、进士都去了，只有两个人抵制：蔡元培和徐谦。

有人说，清朝给留学生那么高的地位，是误信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结束使中国文化往“西”转了个大弯，到后来，中国人想知道什么是“儒家学说”，得问道于欧美等地的汉学家了。据传陈寅恪先生曾说：“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还有人说，明朝开始有欧美传教士长住中国，其所带来的“奇技淫巧”，早就征服了贵族皇家，久矣企慕西方文化文明。再被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打，遣大臣出洋考察与选幼童留学，是“必然与必须”之举。

无论如何，到了民国，中国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型，大学重要科系和各自然科学学科“带头人”，大半由归国学人掌握；政府部会也充斥欧美留学生。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等领域，顾颉刚、钱穆这样纯本土的教授是凤毛麟角，罔论其他。各大学按学位给授予教授、副教授、讲师等职位。二战前，欧洲学位比美国要价高，日本次之。起初，手持英、法、德博士文凭，就能直接当教授；后来僧多粥少了，才逐渐降至副教授、乃至从讲师干起。

曾任《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里则具体讲过留学生的社会待遇（商务印书馆——大而正规的公司哦）：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80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瓷盂注入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120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150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槅，可以分类存稿。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200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250元，在待遇上顶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

解放以后，先是：留学生全部公派，不是苏联就是东欧。但“欧美同学会”中人，还是位居教育和科研要津，“两弹一星”的科研功臣中，欧美回来的占一大半吧？国务院涉外部委的职员里也颇有具备外国教育背景的。即便不是留学生，燕京、圣约翰毕业的，也比北大西学语系、外语学院出来的定的级别高云云。

按学历给待遇虽然有点像以貌取人，也可以看作对那些学校的评价和对学生的信任吧。名不符实的肯定不乏其人，但是“按证论价”能实行好几代、那么多年，说明大致适当吧。因为不管从哪里、拿着什么学历回来，一开始工作就能分出斤两了。不胜任的自然淘汰，出类拔萃者也不会被埋没。比如钱钟书，留英两年、学士学位而已，但是他的学养、成就和学术地位并没有轻视。除去文革初期无可避免地受了点罪，一直被捧得高高地噢。

轻视学位、惟学问为重的，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刚回国的陈寅恪。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大部头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道：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是我的全部著作加在一起，不如陈先生一篇《四声三问》！陈获聘“四大导师”之一的过程到底怎样并不重要，事实上，陈寅恪13岁赴日求学4年；1910年官费留学德、法，先后就读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后来又去美国念哈佛。共计游学16年，没有取得任何学位。陈留学的目的性很强：针对他的志向，只学该校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科目。拿学位要读许多用不上的书、听许多不需要的课。历史学家陈寅恪是不是有点未卜先知：后半生经历失明之痛和社会之变，时间、精力有限，尽量早点开始做学问吧。

几代留学生，故事各不同。近三十年又是一番风貌。陈寅恪、钱钟书，是“异数”，提倡不起、普及不了的。为个人谋取好一点的出路而留学，无可厚非。其实，“海归掉价”虽然是个人的不幸，却是国家民族的好事，说明中国与欧美的差距明显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