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这本书，不免会更多的面对这类问题：你搞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也许我可以一本正经的回答：研究早期方术，是要搞清楚上古中国人是怎样算命、作法和装神弄鬼的。方术是古人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方术研究是文化史、精神史及社会生活史不可少的一部分，藉此我们才能更完整的了解古人精神世界的构成，等等。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曾说：“……所谓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方术研究理所当然也是国学。够冠冕堂皇了吧？

可是这样回答其实并不彻底。我只回答了“搞那些东西”的意义，而并没有回答“搞”本身的意义——别人可以继续往下问：即使是搞清楚古人是怎么思想和生活的，又有什么用？

因此，我宁愿老老实实的回答：没有用。确实没有用。

——当然，这个回答背后还隐藏着我的反问：搞这些东西，是没有用。可是……爬上珠穆朗玛峰又有什么用？飞上月球、徒步走到南北极，甚至百米跑到9秒83，如此等等，有什么用？

我们所做的事情又有多少是真正有用的？

人们一般的印象，是觉得自然科学有用，人文科学没有用。这是事出有因，但也不尽然，有用无用并非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根本区别。若说有用，人文科学里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不也有用？若说无用，自然科学里地位最高的数学和物理学反倒最无用，证明1+1是否等于2有什么用？寻找我们看不见也去不了的黑洞有什么用？举世皆以广义相对论为20世纪最伟大科学家的最伟大成就，可至今还没有人发现广义相对论的实际用途！胡适在《论国故学》说过：“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此语实非人文学者的自夸，考释处一个古文字固然无用，但发现一颗离我们几亿光年的星星又何曾有用？

连广义相对论都没有，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研究方术，研究一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了。

事实上，有一个明显的历史趋势：人类文明愈发达，人类消耗于“无用”事物方面的精力愈多，人类文明中“无用”成分也愈多。从此角度而论，正是那些“无用”事物才更能代表了人类文明的高度。登月、登山代表了人类对地理极限的挑战，百米跑代表了人类对身体极限的挑战；同样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终极意义都是对知识极限的挑战，只不过前者面对自然界，后者面对人类社会而已。

别人问被称作“当代英国哲学界真正代表”的柏林：“你认为当代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柏林不大客气地回答：“我不认为哲学家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哲学……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对哲学目的的一种误解……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本身。同样，爱的目的就是爱。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哲学的目的就是哲学。”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自然地会形成为学问而学问的倾向。学问就是学问的目的。为什么学问要有用？

从更高的层次看，人类是天地过客，文明如沧海蜉蝣，古往今来亦不过宇宙洪荒之须臾，人类一切的创造也许将烟消云散，则我们的所有工作，有用的或无用的，到底又有多少差别？人类的文明就是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推上山顶的那块石头，那块石头恐怕终究会从山顶滚落下去的，可是，我们依旧勉力将那块石头推向山顶。

据说马丁•路德曾在教堂石壁上写下一句话：“即使知道明天世界毁灭，我仍愿在今天种下一棵小树。”只管种下我们的小树，就好了，至于有什么用，管他呢。

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英国登山家马洛里有一个著名回答——“因为它在那里！”

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我也可以这样回答：因为东西在那里，因为问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