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为查找资料，扶梯登高，取下夹在书架顶端和天花板之间尘封已久的两大包书信，那里就有老许给我的20多通信札，其中最早的一通写于1990年，最晚的写于1999年。翻阅旧札，如睹旧人，许多久已淡忘的人与事也随之浮现心头。说起来，老许比我母亲还长几岁，即便不是这样，我也不习惯如此称呼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大姐，只是，最初介绍我认识她的一班朋友都叫她老许，我也只好从众这样叫她了。
认识老许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确切说，应该是1986年。那一年，我应一位朋友之邀参与《新波斯人信札》的撰写，并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而老许是包括这本书在内的整套丛书的责任编辑。当然，她的角色不只是责任编辑，她也是这些书籍生产过程的深度参与者。我们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也是那时因着《新波斯人信札》的撰写和编辑产生的。
跟老许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已经不记得了，倒是老许的一封信提到了我们最初见面的地点。那封信的落款日期是“41周年国庆日”，即1990年10月1日，信的开头，她先对当时中国知识人的精神状况发了一点议论，认为那种状况“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基因缺损，对此岸的经验世界关注过多，对彼岸的超验世界则关注过少”“走了一条‘参与即参政’的错误的路”。在她看来，“只有‘不在其位’，才能更自由地‘谋其政’”。她觉得我“大概就属于这类人”。接着，她写了“那年走进人大”我“那间‘斗室’第一次见面”留给她的印象。老许对我的印象，简单说就是我“有异于”她当时接触的某个“圈子”里的其他人，她也因此“寄厚望于”我。说到这一点，我肯定是让她失望了。不过，我也确实不是那种热衷于事功的人，第一次见面就注意到这点，足见老许识人的敏锐。
那封信接下来便开始讨论与我的“《论文集》”，也就是后来以《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行世的那本书有关的若干问题，其中，除了讲述对这本拟议中的文集的看法，她还提出一个构想，就是以这本“论文集”为契机，物色能与之“保持大体相当水平的对象，争取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宗教各领域各搞一部‘论文集’，使构成一个小系列”，其标准是作者“在相关研究领域里已有一定影响与声誉，文章从内容到文笔都堪称‘精品’”。自然，她承认，找到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和作品很难。所以她在信中也征询我的意见，并希望我能帮助推荐合适的人选。这个话题延续到后来的几封信里，她也提到几位朋友的名字，包括我向她推荐的人选。不过，这件事最终没有结果，《法辨》最后放在她当时编辑的几位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的一套丛书里出版了。自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拙稿《法辨》是老许很看重的一本书，事实上，她给我的这20多通信札大半都是在她审读、编辑、校阅这部书稿的过程中写成的，因此，其中不少内容与之直接有关，如91年元月18日的信提到出版“尺度”问题时讲到她的编辑原则，那就是“坚持不能扭曲作者的主要观点，也不能强加非作者的观点。凡须‘处理’的问题当然一定得与你共商，经你认可”。
4月25日午夜的信里说开始审读书稿，并谈了读“法辨”诸文的感受，次日读了“说治”，情不自禁地又在页下补写了几段，认为“这正是‘五十年后仍不失价值，仍有人要读应读”的那类书。这里的“五十年后”云云出自已故朱正琳先生，正琳是贵阳人，那时离开南方某大学在北京谋发展，正参与策划和筹办一个文化类杂志，常往返于京、筑两地，老许在4月20日的信里提到与正琳的一次谈话，“五十年后”之说就出自那里。
6月22日，老许将拙稿提交终审，当日的信报告了到那时为止她在处理书稿过程中与社领导互动的情况，由中可知，为使拙稿顺利通过社内终审，老许煞费苦心，撰写了长达15页的审读意见；选题列入次年出版计划后她又“重新详阅文稿”，反复斟酌，力求不出纰漏，同时对我表示必要时可以舍弃的篇目也尽力保存。信中另有“附件”一道，详列与文集有关的问题。
10月15号信讲了终审进度诸情形，并说最后决定将文集列入四月刚出版的成中英、许倬云、艾恺系列。11月23号的信告知文稿已通过终审，其间又针对终审提出的问题，“反复推敲酌商”，做了若干“未伤主体”的“手术”。这封信还提到我后来提交的“跋”和一篇我希望补入的文章，老许认为这两篇文字“甚好”，且“补文很重要”，一定要收入文集，为此，她又“不得不进行某些必要的删节”。这些她与一位合作默契的同事“共同推敲斟酌”的删节也一一列明信中。不过，这篇她用心编辑且以为不会有大问题的“补文”最终还是没有通过终审，老许在隔年元月15日的信里讲了这件事，倍感遗憾。同一封信还提到未来继续合作出书的可能性。我知道，老许对我的工作如此看重，根本上是因为，她相信这类工作有益于国家民族，甚至为当下中国救弊起衰所亟需。
92年3月7日的信这样开头:“今天收到校样令我喜出望外！因为昨天早上刚校完我的一份。今晚我把这两份样对校了一遍，合二而一，心里格外踏实。我准备明天向编室校对宣布：再找出错、别、漏字，我将以每字一元付酬。”老许这份自信源于她的认真。她说，为保证质量，她这次看稿“看得较慢”，而“校阅过程等于再次细读全书，就像初读此稿时一样，仍令我心潮激荡”。
接下来，老许开始抒发己见，由拙稿谈到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讲着讲着，她“忽发奇想”，想要“待书问世后”“主动送货上门”，让一班决策者也能读到此书，了解其中的思想。她甚至谈到具体操作问题。然后写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天真？！也许是这样，可是，书生报国，舍此无他啊！”总之，她觉得中国的问题太多，要解决这些问题，“唯有脚踏实地，点点滴滴干实事”。后来拙著出版时她还不忘“送货上门”的事情，仍希望我也能帮忙做些工作。只是，这些事实在不是我这“书生”所长，结果，我终究没能如她所希望的做点什么。不过，几年前有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朋友告诉我，政协提供给委员们的荐书单里就有《法辨》，这是不是多少有点接近老许当年的构想呢？
《法辨》1992年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和重印，电子版也已上线。2014年，《法辨》获得由《法治周末》等机构组织评选的“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奖”，在当年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我特别提到老许，提到她为这本小书的问世所做的贡献。我想，这本小书应该没有辜负老许当年的期许和付出吧。
上面讲的，只是与拙稿有关的部分内容，但实际上，这些信的内容远不止此，它们涉及许多人、事、物、过程，透过这些经由老许记述的人和事，我们不但可以窥见那个时期出版界的一部分真实场景，也可以更深地了解老许这个人。
如前所述，这些信大多写于90-93年之间，尤以91、92两年为多，而那几年，无论在社会进程还是老许个人生活中都具有特别意义。90年9月3日的信，也是我手边这批信件中最早的一封，讲了一年来她所经历的许多变故，如经她手出版的书籍的命运，她与朋友筹办之事业的进展，以及面对这些变故她的心境与姿态，其中谈论最多的是她那两年编辑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另一本是戴晴的《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前书甫经问世便引起轰动，一年之内印行了43万册，仍供不应求，以至于坊间盗印版流行，甚至有手抄本现身。后一本书出版便争议不断，印量虽大，发行却少。至老许写这封信时，这两本书激起的波澜均已平息，她之前借此声势与作者何博传筹划的“稷下学社”，以及撰写“罗马俱乐部报告式的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系列报告”的梦想也化为泡影。面对这些挫折，老许说她“内心坦荡，扪心无愧，个人得失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因此，周围人虽多“意懒心灰”，她“则情绪饱满，精力充沛一如既往”。信的末尾问到我研究上的打算与进展，并表示希望能合作出我“一本带响声的书”，以偿她“多年来心中夙愿”。这也是拙著《法辨》出版的缘起。
对很多人来说，1992年有关经济改革的政策转向几乎是一夜之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种转变对老许同样造成巨大冲击。目睹文化人纷纷下海，老许在10月26日的信里坦承，她最初也“有过惶惑与不安”，但仔细想后又觉得，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她寄望于一批“不泯本性”的文化人能够从“市场经济的汹涌波涛中崛起”，以自身实力促成文化事业的繁荣兴盛。
冲击也来自出版界日益市场化的压力。老许说他们“眼前的处境就格外艰难”，编室当年付印的8种书全都是“陪本书”“经济亏损的包袱千斤压顶”，成了93年选题“迈不过的无情掣肘”。至于她自己，去年和当年出的6种书也都是“亏本书”，尽管别人不说，她还是“心里有负担”，好在她“花了不少时间与心力争得并超常规审定赶发了李锐的一部”书稿，属于既严肃又好卖的“双效益”图书，有这一本书，她“也就交代得过去了”。写这封信的时候，《法辨》和同样是由她编发的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正好出版，信中引述后书译者北大阎步克教授给她的信：步克谈及“学人的变动”时表示自己“此生已与发财致富无缘，索性坚定了‘受命不迁’的信心”。老许对此颇为认同，她说：若“文化人们全都投奔了孔方兄门下，那才真会是国家、民族的一场大灾难”，然后写道：“我理解并格外珍视你与步克这类‘受命不迁’者。其实我自己也属此类。”
其实，写这封信时，老许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病。此前的5月，她到京组稿，与各方朋友见面，希冀“发掘、优化选题”，连日奔波，结果一病不起。这次病发，也是她长期苦干、积劳成疾的结果。老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玩命干”，那也是她生活的真实写照。8月中旬，她终于出院，10天后回到贵阳。9月9号的信报告了她回家后的情形，然后说：“这场病教训深刻：总想抢时间多干点事，结果虚掷了更多时间，误了许多不能误、本可不误的事（回来从这四个月积压的数十封来信中发现许多不可误的事，遗憾不已）；小病不在乎，掉以轻心，不愿给自己和别人添麻烦，结果，‘小’拖成‘大’，自己吃尽苦头，也给亲人、朋友、同志、组织添了大麻烦、大负担。事实让我悟透了一个道理：从我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对事业、对朋友负责，首先就要对自己负责。余年尚不乏有为之地，我想干、愿干、能干的事还多，再不引以为戒，继续玩命，说不定哪天就会死不瞑目的”。
话是这样说，可接下来的信，也就是上面提到的10月26日的信就说，自9月下旬以来的一个多月，她“可说是再次进入‘玩命期’”。原因是事情太多，而且赶巧都凑到了一起。
除了那场大病，92、93年之交还有一件事弄得她焦头烂额，那就是分房和搬家。分新房、搬新居本是好事，众人求之不得，在老许却成了一件难事、苦事。主要是因为新房交付，要求在1月15日前搬家，而她手边原本事情就多，又加上这一件，千头万绪，纷至沓来。92年12月26日的信和隔年元月9日的信都为此叫苦不迭。这边收拾打包，那边做简单装修，“家尚未搬，人已折腾得半死不活”“遇到这坎上，才痛感没有自己的家庭亲人的苦处，‘快乐的单身汉’一点也快乐不起来了”。信最后写道：“搬家后我得彻底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了，再‘一如既往’，我这条老命恐怕玩不了两年就得‘报销’；这十几年，我活得太累，太苦！舍弃了自己生活中许多应有的东西，谁也不像我这样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两腿一伸，万事皆空！真是何苦如此哩！”
老许一向达观，对自己钟情的事业更是全身心投入，工作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她的能量也着实惊人，但她也是凡人，也有心力耗尽、体力不支的时候，也有孤立无助时的内心苦楚，这种感受在诸如病中或事务繁杂至极的时候尤为突显，但是这种心境也只是偶尔向可以信赖的朋友吐露。
也是在这段时间，老许还面临她个人生活中的一次重大抉择。尽管工作一直没有间断，她那时已经过了退休年龄，退休后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问题。老许人品高洁，能力卓越，成就有目共睹，对于这样不可多得的编辑，贵州社自然极力挽留，但因为同样的原因，也有其他出版机构力邀老许加盟，当时主要有南北两家，北方是三联书店，南方则是老许一位老友刚刚接手的位于广州的一家出版社。三家态度都很明确和坚决，也都示出了最大的诚意，有的甚至先斩后奏，要把生米煮成熟饭，这令老许十分为难。那段时间的来信屡屡讲到此节，剖明心曲，讲到理智与情感紧张处，禁不住发出“人啊人”的感慨。不过，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北京三联书店。她认定北京三联书店才是她晚年施展抱负的最佳去处。93年2月8日的信宣布了她的这个决定，就这样，在刚“折腾了个九死一生，晕天黑地”地搬完了家之后，她便开始交代贵州社的工作，同时处理她作为“始作俑者”的京、穗两地两种新办刊物的一应事务，准备进京了。这也是那一时期我收到的老许的最后一封信。
老许到三联书店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大概就是编辑“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了。这套书立意高，择稿严，学界期待也高，老许身为丛书的初创编辑，筚路蓝缕，不负众望，接手后很快就推出第一辑8种，并且源源不断推出后续各辑。那一时期，应该是老许紧张忙碌但是工作也比较顺遂的一段时光。
自然，她还是经常联络朋友，听取建议，发掘稿源，寻找合作机会。当时，我恰好写成并发表了长文“法律的文化解释”，并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编了一部同名文集，这部文集便成为我们第三次合作的契机。与此同时，我还为她介绍了当时颇为活跃的围绕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周围的一些朋友，并促成了这份刊物与三联书店之间一段短暂的合作。
不过，那一时期最值得说的恐怕还不是这些，而是“宪政译丛”的出版。说起来，此事的缘起还与一位老许和我的共同朋友有关。这位朋友就是前面提到的朱正琳先生。老许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正琳，提到他们之间的数次长谈，还在一封信里鼓励我参与正琳筹划的刊物，并希望我也能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像他那样多一点对现实的关注。大约在1994年，正琳出任新创办的《东方》杂志副主编，主持日常编务。我和几位朋友受聘为杂志学术委员，多少参与一点杂志事务，加上有一班朋友间的私谊，彼此常有往来。有一次私下聊天，由办刊讲到出版，由理论界讲到社会现实，其间谈及宪政问题，两人都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同时又都觉得国人对这一问题认识不够，相关文献更是不足，在这种情形下，若能做一点译介工作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有了这个想法，我便就此事做了一点尝试，到了考虑出版合作方的环节，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北京三联书店。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三联是我自八十年代进入知识界以来最熟悉和信任的出版机构，也是因为老许刚刚加入其中，且很得当时主掌三联的董秀玉女士信任。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许，最后同老许和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一道商定了合作方案，而老许也就顺理成章成了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这应该是我和老许的第四次合作了，只不过，这次涉及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套书。
从讨论出版合作到丛书出齐，前后3、4年，事务繁多琐细，老许总是一丝不苟，看稿中发现需要改正的问题，无论作者是否名人、熟人，都会不留情面地指出。有位译者交稿后又为辨析译名补写一文，要附在书后，老许看后写了一信给我，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处理”，其理由有二：一是该文“篇幅过长”“过于铺张”“给人以‘拉起架子，故作高深’之感”；二是文字（其实也是文风）“叫人无法忍受，非常典型的‘学问就是把别人一来就明白的道理弄成别人没法懂的东西’”，引号句还用下划线标出以示强调。类此尖锐评论我不是第一次读到。当年审读《新波斯人信札》，她也曾就一位主要参与者的文章写下数页审读意见，指其“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并将文章退回重写。像老许这样直言不讳、痛下针砭的编辑实不多见，这种风格源于其赤诚的性格，也与她对于出版事业的忠诚有关。
手边保存的老许最后几封信都写于1999年，当时我正在美国访学。这些信讲到她那时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其中两封信说到慈继伟教授和他当时尚未译为中文的著作《正义的两面》，因为前一年我向她力荐继伟其人其书，老许相信我，认为我的推荐不会错，及至与继伟见面，她更相信这一点。后来按照程序请专家评审，找的也是她信得过的学者，结果书稿“备受推崇”。这让她十分高兴，她希望我能继续帮她留意，发现和推荐优秀著作。同时她又问及我未来两年的研究，表示很想在丛书里出一本我的“专著”。
在另一封信里，她力邀我就当时国内一桩引发广泛关注的刑案写篇文章，并随信寄来了相关材料。从她的信里，我还了解到，她已决定年底前结束在三联书店的工作，并计划在下一年赴美欧一游。屈指算来，老许那年已届七十，在那个年龄，一般人早已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唯有她数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不知疲倦地工作、工作。她是该放下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工作，放松一下，给自己一点闲暇和享受了。
2000年7月，我和内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居所迎来了老许，她还是那么廋小，却也像往常一样精神饱满、笑容灿烂。那天我们谈了很多、很久。第二天，我们陪她游览普林斯顿大学校园，还参观了大学的艺术博物馆，那天，老许显得格外兴奋和高兴。我们与老许相识交往多年，那次在美国相聚畅谈，虽只有短短两天，却终身难忘。
关于老许，可说的还有很多。她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却也朴实无华，她是她那一代人里面这样的一类：一生追寻真理，怀抱理想，脚踏实地；公而忘私，胸怀坦荡；信守公义，不畏权势；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热情，执着，坦诚。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样的人很傻很天真，他们却终身不悔。老许，还有年前离世的江平先生，都属于这一类人。最近有人写文章讨论，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失败者？在我看来，对老许和江平先生来说，如此提问是个错误，因为，他们生命的意义不是这样被定义的。恰如《圣经?新约》所载使徒保罗写给其门徒提摩太的信中所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不也是许医农先生及其同道一生最好的写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