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主事的“官人”，可不管这一民俗历史如何悠久，兔年来临，不大情愿让老百姓尽情的放炮。这从今年门户网站的题目就可窥一斑：什么西安、南京空气污染严重，什么沈阳皇朝万鑫酒店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发生大火：嗨！不外是燃放烟花爆竹，如何闹心！为和谐社会平添了不少麻烦！

主事的心思，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了，下一步，就是通过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准备重新实施“禁放”了。自己不免嘀咕，“想主事者之所想，急主事者之所急”训练有素、嗅觉灵敏的报纸刊物编辑记者，初七开始上班，布局谋篇，出谋划策，开始严厉声讨“燃放鞭炮之祸害”吧！

从报箱取回2011年2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等女儿意识流读完之后，一眼瞥见《青年话题》的重头文章——《鞭炮陋俗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这篇大作的作者，正是青年话题的编辑曹林先生。

过年燃放鞭炮与吃饺子，作为年节文化生活不可须臾离开的两大民俗，从北宋开始定型，延续了至少有千年之久。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陈寅恪先生，甚至以为中华文化在宋代达到了极高的成就。过年燃放鞭炮的习俗，是否从东京汴梁开始，不得而知，但是，从《清明上河图》，可以遥想汴梁城市生活所达到的灿烂程度，叹为观止！《东京梦华录》记载了汴梁过年燃放烟花爆竹的盛况。至少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从北宋开始，城市生活与燃放鞭炮，没有显示出那么多格格不入，而是和谐相处，相安无事！

喜欢移风易俗的毛泽东氏，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那位在毛家湾深居简出的副统帅，首次提出“破四旧”，号召红卫兵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战。受此影响，老人准备的棺木，都要由大队弄走。大概1974年左右，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二哥作为基干民兵，大年三十都在干活，大年初一歇一天，天寒地冻，初二就又干活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说过年燃放鞭炮属于“四旧”之列，所以，每逢过年，都要到本家二叔那里观看燃放二踢脚。据说，1976年春节，毛泽东还命警卫燃放鞭炮，表示与民同乐。

所以，当今的主事者，也应该想一想，毛泽东都没有禁止过年燃放鞭炮，后继者又没有毛泽东的道行，非要跟老百姓对着干，必欲把过年放炮的风俗给禁止了，岂不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民俗，已经深深印入华人的心中，哪怕漂泊到天涯海角，都难以改变古老的习俗。新加坡政府，曾经禁止燃放鞭炮，坚持了八年，就开禁了。唐人街和华人聚集区，当地政府也曾禁止，但是，在华人的强烈的抗议之下，也开禁了。

谁也没有想到，华人古老的习俗，反倒是在最集中的大陆，一度被主事者弃置若敝履。1992年，广州首次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规定》，随后全国有近282个城市效仿。

1993年，在一位妄人李敬的建议之下，北京市人大通过决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直到2005年11月30日。当时，主事者又是发放调查问卷，又是找法学专家咨询，煞有介事地表明：休想议论俺们蛮横专断，一切都是有程序的！

试想一下，如果主事者内心不想禁止燃放鞭炮，那位妄人李敬的建议，大概只有在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档案室里束之高阁的份了。但是，妄人的建议，正好迎合了主事的心思，依照办事的“程序”，不仅，在北京可以连续实施13年，而且，一下子可以在全国282座城市实施禁炮。

全能政治的主事的，心思就是不一般。比如说北京，明明是五环路以内都给禁止了，主事者天才地想到，在五环路之外的荒郊野外，安排52处燃放鞭炮的地点。九十年代中期，北京哪有现在这么“发达”？试想，平民百姓，既没有私家车，也根本不可能带着鞭炮乘坐公交车，有谁傻到骑自行车驮着鞭炮，前往人生地不熟的荒郊野外，进行鞭炮定点燃放？

无奈之下，只有在自家附近宽敞的地界，燃放鞭炮了。有谁能够想象得到，大年三十，用燃放鞭炮的古老习俗，表达一下过年心情的老百姓，居然被警察拘留半个月，正好在拘留所度过别样的年华！

李敬老先生，请容许志浩表达一下，对您的愤怒之情：您的行为，大体上与反人类罪相似。

过年禁放鞭炮，至少是与华人的人性相背离的，凡是都矫情中国特色的主事者，剪除这一千年习俗，一点都不带心疼的。尽管，强悍地维持，但是，到2005年，北京再也维持不住了，还是北京市人大，又修改了一下条例，从2005年12月1号开始，北京由“禁放”改为“限放”了。既然，首善之区已经改弦易辙，那么，全国好多城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再自然不过了。

那位说了，照谢某人这么一说，难道以后的中国人，过年非放鞭炮不可了。志浩不是巫师，没法未卜先知。但是，志浩给学友们切磋《中国传统文化》有年，至少坚守底线伦理：习俗不是那么轻易产生，所以，习俗也不会轻易灭绝。

单就过年燃放鞭炮而言，民众如果寻找到新的表达年节的习俗，或者替代性习俗，那么，过年是否燃放鞭炮，就会逐渐淡化，一直到退出习俗，而成为历史，那么，也不是什么不可理喻的事情。

其实，关于过年燃放鞭炮这一类事体，理性而克制的政府，所能够做的，理应是因势利导。只有那些盲目而骄横的政府，才对千年习俗开战。

舒乙先生对待民俗，具有很高的文化自觉。舒乙先生不愧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曾经设想过，过年过节，通过举办全城大巡游，展示民间绝活。主事者愿意这么干吗？

处理这类事体，不需要多高的智慧，而是，需要一份谦抑，一份尊重。如果主事者蛮横到，在没有民众喜欢的新民俗之前，乐此不疲地剪除传统习俗，那么，民众被剥夺的，不仅是物质、精神和信仰，甚或连年节怎么过的自由和权利，都被剥夺殆尽，那么，主事者还在那里奢谈尊严，岂不是令人齿冷？

曹林先生，患有洁癖，不仅忍受不了燃放烟花爆竹这种习俗，而且，看到公安部消防局的消息，2月2日零点2月3日上午8点，全国发生火灾5945起，直接财产损失1300余万元，自告奋勇，给主事者帮腔：罪魁正是烟花爆竹。看得出来，曹林先生春节过的实在不够好，心情糟透了！罪过，罪过！中央电视台不是每年都准备文化年夜饭吗？这种“文明”的习俗，曹林先生以为如何？

遗憾的是，曹林先生，选择性遗忘，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官方不都是利用烟花爆竹的传统，营造盛世的场面吗？这三大场合，燃放烟花爆竹的数量，都可以书写“奇迹”。而且，纳税人来不及询问，就已经燃放完毕。怎么那时候，曹林先生不出山，写出《鞭炮陋俗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大稿？您怎么不说燃放海量的烟花，对空气质量是一种严重的污染，鞭炮的存在经不起理性的审视，“不能纵容其打着文化传统的旗号肆无忌惮地破坏着公共生活”？

曹林愤怒地质问：“我们的春节传统，难道真的贫瘠到了须依赖鞭炮这种恶俗来装点的地步！”笔者，顺着曹先生的逻辑，接着问一句：“六十二年来，到底建构哪种可以与城市生活相融合的文化传统？”

其实，在曹林那篇大稿的开头，有一句话，令人过目难忘：“允许春节半个月时间中可以放鞭——这拍脑袋的一改，春节变成了许多人的梦魇。”

难道曹林先生不清楚，主事者1993年就已经拍过一回脑袋了，然后就“禁炮”了；2005年一拍，然后又“限炮”；有司看到曹林先生这篇大作，快慰平生，因为，又有充分的理由，拍脑瓜了，可怜巴巴的老百姓，只能在主事者拍脑瓜的间隙，过着“钟摆似”的“被和谐”生活。

（2011年2月11日，4：21分，书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