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史丛书”，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学术史”的界定和阐释、“学术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学术史”的研究方法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和把握。
关键词：学术史丛书；学术史界定；学术史研究领域；学术史研究方法
从1995年开始,截止2005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史丛书”(陈平原主编)计有下列14种,即:《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葛兆光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著)、《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陈平原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王永兴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著)、《儒学南传史》(何成轩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郭双林著)、《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陈平原主编)、《文学史的权力》(戴燕著)、《<齐物论>及其影响》(陈少明著)、《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陈国球著)、《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夏晓虹著)、《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王德威编)另外,据张文定《学术史研究和学术史图书出版》一文介绍:“张少康教授等著的《文心雕龙研究史》”,“还有像张健的《清代诗学研究》、褚斌杰的《楚辞要论》、常森的《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余三定的《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蔡元培先生年谱》等等也属于学术史研究。”[1](P26)通览上述诸书,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学术史”的界定和阐释、“学术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学术史”的研究方法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和把握。
一、关于“学术史”的界定和阐释
陈平原在《“学术史丛书”总序》中写道:“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陈平原又说:“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分析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像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从陈平原的论述和“丛书”的内容可以看出,这套“学术史丛书”是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学术史”的,即包括了学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三个方面。
我们再来看看近年来其他有关学术史的重要论述。
李学勤在11卷本的《中国学术史》的“总序”中写道:“学术有着自身的历史,同时又难免受到整个历史的影响和限制。研究学术的历史,从历史角度看学术,这就是学术史。”“几年前有一场学术与思想的争论。一些论著提出,学术有别于思想,学者不同于思想家,甚至在论文的分类上都有学术与思想两途。揣想这种看法的起源,是要强调理论性、根本性问题的重要,但强调学术、思想划分开来,是不合实际的。我有一次提到,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专门以思潮相标举。至于后来的思想史著作,核心是哲学史,便不能涵盖全面的学术史了。”[2]李学勤的观点比较接近陈平原的看法,认为不能把学术与思想绝然分开,所以学术史包含了思想史。
张立文在6卷本的《中国学术通史》的“总序”中写道:“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一般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中国学术史面对的不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或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解释体系,而是直面已有(已存在)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等的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3]张立文对学术史的界定更具学理色彩,在张立文这里,“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同样比较宽泛,其中包括对“已有”“思想家”的“学说和方法系统”的研究。
由靳德行主编的“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由10种组成,其中包括《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在“思想史”这个大系统内,“学术思想”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等相并列,该书“绪论”写道:“学术思想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实施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研究过程中,运用创造性思维方式获得的理性认识。”[4](P5)与较为具体的“学术”比较起来,“学术思想”是更为抽象、更具理论形态的东西。在该书著者看来,“学术”里面是包含了“思想”的,由此可见,学术史与思想史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比较上述各家论述可以看出,虽然对“学术史”的具体界定、阐述并非一样,但认为学术史与思想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上并不存在脱离“思想”的“纯学术”,这一看法则是大致相同的。
二、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内容
张立文在《中国学术通史》的“总序”中写道:学术史是学术的衍生,所以,有怎样的学术,就有怎样的学术史。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史的学术和学术史……这是本有的学术和学术史;二是写的学术和学术史。既有当时人对时代学风、学说及学术成果的记录、描述、解释和评价,也有后来学者对前时代学风、学说及学术成果的再现。这种再现是重新描述、评价、解释的过程,由于解释对象和解释者的时间差,解释者的解释必须超越时空的局限,才能贴近先前学术文本的意思和原作者的意蕴。”[3]我们这里说的“学术史”研究,当然是指“写的学术和学术史”,在张立文看来,学术史研究的领域和内容主要是某一时代的“学风、学说及学术成果”。分析“学术史丛书”及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其他学术史著作,可以看出学术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包括“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学科史研究、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等方面。这三个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学术史研究著作的几种主要体例。
1．“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陈平原在《“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中写道:谈论学术史研究,我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5](P8)陈平原著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就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成功的、代表性的著作。陈平原写道:“集中讨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目的是凸显论者的问题意识。表面上只是接过章、梁的话题往下说,实则颇具自家面目。选择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讨论学术转型期诸面相,揭示已实现或被压抑的各种可能性,为重新出发寻找动力乃至途径。这就决定了本书不同于通史的面面俱到,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6]P2)“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一个大问题,围绕这个大问题,陈著用9章篇幅依次论述了9个分问题(分论题),这9章的标题依次是: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其他如,《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选择女性研究作为透视晚清社会的窗口,《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晚清地理学,《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对中国的文学史研究、写作以及教学状况展开专题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从“思想史”角度来研究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从“文化史的思路”来研究北京,等等,都表现出“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路数。《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收入《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的历时性评述》、《近三年<光明日报•理论周刊>评述》等专题论文,亦可归入“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2．学科史研究
刘曙光在《关于“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论及到当代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时,把学科史研究作为其重要内容,他写道:“各学科发展史:对当代学术的发展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如: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学史、法制史,等等。目的是说明某一学科的传承和发展、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7](P10)陈平原在《“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中亦指出:“谈论学术史研究,现阶段最需要也最容易取得成绩的,是学科史的梳理。”[5]《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实际是一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史的著作。该书“引言:‘研究之研究’与学术视野的拓展”写道:“‘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顾名思义,是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入门课,也是属于‘研究之研究’的课。”“学习‘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就是要帮助大家在较短时间内,对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史与研究现状有较全面的了解,领略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与多样的治学风格,由此觅得进入研究的门径,学会触发研究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8](P1—2)全书计20章,除第12至20章为横向的专题研究外,第1至11章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史,各章的标题依次是:围绕初期新文学评价的不同文学史观;最初几种独立形态的新文学史;当代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的张力;一代名家对新文学的总检阅;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作品评论;40年代文学史家如何塑造“新文学传统”;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学术生产体制化与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现代文学作为80年代里的“显学”;“重写文学史”与90年代的学术进展;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学科发展。《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等著作都可以归入学科史研究的范围。
3．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
陈平原在《“当代学术”如何成“史”》指出:“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做学术史研究,从具体的学者入手———类似以前的学案,这样的撰述,表面上不够高屋建瓴,但不无可取处。王瑶先生和我先后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正、续编,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这两本书对于大学生、研究生之‘亲近学问’甚至‘走进学术’,起很好的作用。以‘学人’而不是‘学问’来展开论述,好处是让我们很容易体悟到,学问中有人生、有情怀、有趣味、有境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操作。”[5](P8—9)张岂之在《学术史与“学案体”》中指出:“清朝初年黄宗羲等学者撰有《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所谓‘学案’实际就是学术史。”[9](P16)《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除“小引”外,由17篇专题论文组成,分别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吴梅、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郭绍虞、孙楷第、朱自清、郑振铎、游国恩、闻一多、俞平伯、夏承焘、吴世昌、王元化等17位著名文学学者作个案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由16篇专题论文组成,分别对刘师培、黄侃、顾颉刚、朱东润、任中敏、罗根泽、周贻白、阿英、唐圭璋、刘大杰、钱钟书、林庚、程千帆、唐弢、李长之、王瑶等16位著名学者作个案研究。这里举出几篇专题论文的标题就可见出各自独特的研究角度和着眼点,如《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夏晓虹)、《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奠基人王国维》(刘烜)、《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陈平原)等等。陈平原在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写的“小引”中写道:“本书之选择研究对象,不以学术成就为唯一标准,而注重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因此,不准备选择章太炎、刘师培等很有学问但治学方法比较传统的学者。不选不等于否认其学术成就,而是为了突出我们的学术追求。表面上一系列的个案分析,实际上贯穿着我们对这百年学术变迁的历史思考。”[10](P5)“百年学术变迁的历史思考”就是研究者们的“学术追求”。《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如书名所示,是一部典型的个案研究著作,任继愈在该书“序”中评论道:“王永兴同志这部书稿,既讲到陈先生的史学方法,又讲到别人忽略了忠义家风的影响,他提出的见解是深刻的。陈先生的史学值得后代学人追踪探索的很多,最主要的一点是应当看到陈氏史学是中国现代学人对古代传统史学的总结,从陈氏起,也宣告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终结。”[11](P2)《蔡元培先生年谱》(上、下,王世儒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也是属于个案研究的著作。
三、关于“学术史”的研究方法
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的“后记”中写道:“有人问我是否有过方法论上的考虑,其实我只是在阅读思考中‘不期而遇’地形成了这个东西,而没有刻意去寻求什么。有时我觉得,人们需要以各种方式理解历史,不同叙述方法,好比是从不同角度投射向黑暗的历史客体的许多光束,它们必然各有其所见不及之处,但也毕竟都各自照亮了不同的景象。不错,就某个人的具体方法或模式而言,它们在解释力、涵盖度和精致性上确实有高下之别,但我仍不愿将之看作是非之分。”[12](P516)这里强调要“以各种方式理解历史”,要有“不同叙述方法”,也就是强调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学术史丛书”等的确表现出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其中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总结。
1．“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既表现在“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史著作这种体例中,也表现在其他的学术史著作体例中,且是不少著者的共识。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要》的“引言:‘研究之研究’与学术视野的拓展”中写道:“从事任何学术研究,都要有问题意识,有问题才有研究动因,才能形成研究的课题。所谓问题意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自对研究对象深入的思考,包括对所有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因此,对所从事研究的学科性质、特点及状况的全面了解,是我们初学者进入研究的必经之路。面对业已形成的学科格局,我们很自然会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做什么,什么问题的探寻是有意义的,也才能感受自己工作的价值。”[8](P1)陈平原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小引”中写道:“这不是一部学者传记集,虽然立足于个案分析,可着眼的是学术思潮的变迁。通过对近二十位不同经历的学者的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在具体论述中,学者的个人经历只作为说明其学术思想形成的辅助材料。也就是说,本书的主要着眼点在学者治学成就、研究方法及其代表的学术思潮,而并非提供面面俱到的若干学者的生平资料。这需要理论眼光和问题意识,而且需要明确史家的立场。”[10]可见,学科史研究著作和学者个案研究著作都需要“问题意识”。
2．重读“经典”
这里借用冯天瑜在《中国学术流变》的“序言”中的话:“对学术史的把握,往往是通过对历代学术经典的重读得以实现的。”[13](P1)冯天瑜强调的是占有资料对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王永兴在《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后记”中写道:“先生研究唐史,撰写专著三部,尚撰著论文五十余篇。在本书中,对先生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及三部专著主旨申述之时,引证有关论文多篇,简要阐释其内容。”[11](P463)王永兴特别重视对陈寅恪原著的系统研读和引证,绝不空发议论。夏晓虹在占有资料方面不仅深下功夫,而且另辟蹊径,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寻求对晚清社会的重新认识,是主要借助于近代新兴的报刊媒体。她在该书“导言:重构晚清图景”中写道:“报刊之深切影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已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其形构的公共空间,对于改变国人的思绪、言谈、写作定势以及交流方式,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报纸的逐日印行,新闻的讲求时效,记者的好奇搜隐,使其最大程度地逼近于社会情状的原生态……上下追踪,左右逢源,报刊因此可以帮助后世的研究者跨越时间的限隔,重构并返回虚拟的现场,体贴早已远逝的社会、时代氛围。”[14](P2)当然,我们也不可忽略冯天瑜所讲的“重读”的“重”字的意义,这个“重”字显然是指研究者的新的时代眼光。整体地看,就是做学术史研究者,深入地研“读”“经典”,并且要用新的时代眼光去“重读”“经典”。
温儒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引言”中写道:“我们上这样一门‘研究之研究’的课并不是要传给大家什么治学的妙法,也不是要速成什么学问,而是要和大家一起总结与反思一门学科,让大家观千剑而后识器,获得在本学科领域的方位感。”[8](P2)这里既论述了学术史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学术史最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研究之研究”。笔者特借用温儒敏这句话来作为本文的标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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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岂之.学术史与“学案体”[J].云梦学刊,2000，(4).
[10] 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1] 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3] 冯天瑜.中国学术流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版社,2003.
[14]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