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中国特殊的“传播学”概念与普通的“传播研究”之间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二是中国1978年引进传播学时,全球冷战的背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而中国的“现代化”则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去政治化的“现代化”概念促进了传播学的引进,这一点常被研究者所忽略。三是中国传播学的学术自觉和本土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正处于学术创新的关键突破期。四是媒介技术影响了中国传播学的社会网络的性质,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术交往模式与生产模式。最后是技术还深刻地影响了今天中国传播研究的范式与对象。

关键词: 传播研究; 学术史; 本土化; 学术网络; 技术

学术史的节点常常并不与政治史相重合,它会以不同于政治的逻辑展开。但是政治会以各种间接的方式影响学术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尽管与传播研究的节奏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个时间节点却可以成为一个契机,让我们可以反思知识与文化、权力、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传播研究的影响,思考如何进一步增强学术自觉,为全球传播研究提供更有意义的视角及理论。

 讨论传播学的70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作为一门20世纪50年代中断,70年代后又再次从西方引进的社会科学,传播学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诸多社会科学一样,存在着由非本土学术资源的跨语际实践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西方的理论如何与中国既有理论与实践相遇,如何被创造性地诠释与使用,中国如何应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以及自身的本土化焦虑等。传播学短短几十年的发展,集中体现了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命运。因此, 也可以将传播学70年的历史看作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具体而微的典型,以此来探讨各个学科共有的成就与问题。

一、传播学与传播研究,传播与交通

在讨论中国传播学的70年之前,首先需要界定两组概念:一是传播学与传播研究,二是传播与交通。就西方的概念而言,并没有一个以“ology”结尾的传播“学”存在。例如美国只存在朴实的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unication studies)概念。英国干脆就以对大众媒介的研究——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来指称这一领域。当然,大众媒介研究的范围显然比传播研究范围要窄,比如人际传播、修辞、群体传播等便被排除在外,但英国传统强调的是大众媒体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权力因素。在欧洲其他国家,传播研究、媒介研究也有不同的含义,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也缺乏统一的学科化建制,比如法国、德国的传播研究。

作为一个学科的“传播学”首先诞生于美国。它是传统的英语系中的修辞演讲方向,加上新闻研究,再加上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杂糅而成。威尔伯·施拉姆则是这一研究领域学科化的重要推手。他将新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中有关传播问题的研究成果整合在一起,按照传播过程的5W模式(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效果),将传播研究分成传播者研究、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内容研究、效果研究几个部分,同时建构了这一学科的创世故事,将哈罗德·拉斯维尔(政治学)、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社会学)、库尔特·勒温(心理学)、卡尔·霍夫兰(心理学)等四位著名学者奉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并通过博士项目、研究所、学院、基金会等途径将传播研究建制成学科。

对于施拉姆所开创的传播研究学科化的局面,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其不满意之处在于施拉姆所建立的这个体制将传播研究的范围缩小到以量化实证研究为方法的效果研究,主要为权力与资本服务,将传播行为仅仅视为工具,它忽略了传播与人的存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复杂的关系,将北美本土的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政治经济批判的传统、媒介环境学的传统,以及英国文化研究传统、政治经济传统、德法的后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传统都排除在外。包含上述学派的更普遍的传播研究领域一般被称之为“传播研究”,而施拉姆所开创的美国“传播学”只是“传播研究”中强调实证研究(主要是效果研究)及管理研究的一个分支。

因此,中国语境中所说的“传播学”其实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或者说更接近于一个由中国学界自己创造的本土概念,即“新闻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传播学”时,中国学者由于对于美国及西方传播研究谱系并不十分了解,再加之施拉姆主导的传播学学科化进程正处于如日中天之时,中国学界就误将施拉姆所建立的“传播学”与更一般的传播研究混淆在一起。但随着我们对西学的了解日益深入,“传播学”的内涵及外延也有所扩展,有时也指整个传播研究。这就造成了使用中的混乱。因此,本文还是采用传统的概念,用“传播学”特指施拉姆开创的这个学科传统,用“传播研究”指称更一般的研究领域。

按照这一区分,在计算中国传播学的历史时,就出现了两种结果。主流学术界将中国传播学的起源定在了1978年国内公开译介美国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因此到今天只有41年的时间。而如果追溯中国传播研究的起源,则一直可以推到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约翰·杜威、罗伯特·E·帕克来华交流,以及民意调查、实用宣传(当时公关的别称)、广告、国际传播及社会心理学等诸领域对传播问题的介绍与探讨。当然,这些知识领域也基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民国时期的“传播研究”在术语使用上也和今天的“传播学”有所不同。“communication”这一关键概念被翻译成“交通”,取交互通达之意,而当时所说的“传播”则指“diffusion”或“dissemination”,意指从中心向边缘的信息扩散。原因是中文的“传”与“播”皆有单向流布之意,更接近于今天的“大众传播”概念。核心概念翻译的差异,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1950年代以前的“交通研究”比较陌生。这也与传播研究和交通研究的主体差异有关。1978年后的传播研究的参与者主要是新闻学者,而1950年代以前的交通研究,主要参与者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解散了社会学、政治学专业,心理学也转向了苏联的唯物主义心理学理论。而20世纪40—5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体制才刚刚建立,这种分散的缺乏政治正当性的传播研究很自然地无疾而终。等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引进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时,已经物是人非。

二、全球冷战与传播学的引进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传播学曾被一些人作为新闻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加以批判。这令人联想到一个问题,在政治环境乍暖还寒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被西方批判派学者指责为美国全球权力扩张服务的美国主流传播学又是如何冲破意识形态的障碍进入中国大陆的呢?

其实不只是来自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官员对传播学进行批判,美国左翼的学者对主流的传播学的批评也不绝如缕。比如近年来翻译成中文的一本美国前调查记者写的《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运用档案资料说明,传播学科的起源不只是学术自然发展的结果,还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战争宣传的介入有密切关系,而且重点指出施拉姆与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简称)和军方资助的心理战项目密切相关。而施拉姆1983年的访华对传播学在中国的推广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曾一度被中国学者认为是“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是美国传播学的代表人物。

另一位研究美国传播教育的学者Timothy Glander则把传播教育的起源放到了冷战的背景中进行考察,他将档案中的碎片信息作为线索,证明施拉姆曾积极参与CIA、美国空军和国防部等机构的研究任务,他甚至还向国务院建议派一系列富布赖特学者到欧洲进行情报调查,推动教育与宣传的融合。

在一些研究者眼中,施拉姆俨然是一个披着学者伪装的情报人员,他通过研究不仅为美国的全球冷战献计献策,而且也宣扬了美国的价值观,成为美国“文化冷战”的一部分。这就产生了另一些问题:施拉姆如果是一个学者,为什么要参与大量的政府和军事机构的冷战研究?如果说美国的传播学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为什么在意识形态比较紧张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又会允许美国传播学进入?

这与传播学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背景——全球冷战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除了体现在局部冲突与战争外,还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争夺。美国一些知识分子延续了二战期间形成的爱国热情,积极地投入到推广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进程之中。在他们看来,第三世界国家如果经济崩溃,社会主义便会趁虚而入,煽动底层民众发动革命倒向苏联阵营。如果及时干预,通过积极的措施改善民众经济状况,提高其文化素质,他们就有可能抵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入侵,建立起与西方一致的稳定的民主制度,逐渐压缩社会主义阵营的空间。这一系列知识被统称为“现代化理论”,它在各个领域均有体现,比如经济学上的发展理论、政治学上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化理论等。其主要观点就是按照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抽象出一套标准的经济或政治发展路径,将其推销给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理论在传播学领域也有表现,施拉姆、丹尼斯·勒纳和E.M.罗杰斯等人所提倡的“发展传播学”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理论。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现代化的媒介技术,提高第三世界民众的现代化意识,从而引导这些国家通过人的现代化走上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施拉姆不仅撰写了《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还与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勒纳合作编写了《传播与变迁》(Communication and Change)。这两本书强调了大众传播对于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作用。他最初来中国讲授电化教学,其目的也是想通过当时最新的媒介技术(至少对中国而言),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为实现现代化与民主化准备条件。余也鲁后来把他们的讲义编成《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其标题也正反映了这一目标。

施拉姆到中国推广“传播学”也带着这种动机。他来中国交流时向中国同行说,传播学是新闻学发展的最新阶段,这一去政治化的“传播科学”(Science of communication)本身就体现了现代化概念中的价值秩序。20世纪初在美国逐渐建立起来的传播学认为:世界存在客观规律,可以通过严密的科学与方法,发现其背后不变的模式。但是这一不假思索的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使得研究者们错误地将“一种特殊的社会发展形态说成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反过来,这一做法也塑造了现代化理论发明者和推广者的自我形象,既强化了美国的独特性,也强化了其作为全球思想和现代化引领者的形象。因此,推广传播学就成为这一“帝国使命”的一部分。

巧合的是,邓小平当时也重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这一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再次走上前台,同样也是全球冷战的产物。处在美苏两国之间的中国在文革后意识到,必须首先解决发展问题才能生存,否则要被“开除球籍”。这意味着中国抛弃了依附于任何一个意识形态阵营的策略,采取务实的态度,谋求独立发展。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在两大阵营竞争中渐居上风之后中国所采取的灵活路线,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否则在贫困的状态下,中国民众会丧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这样,现实生活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

传播学进入中国,是两个版本的“现代化”相遇的结果。施拉姆的“现代化”是为了遏制社会主义扩张,而邓小平的“现代化”则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二者的最终目标存在天壤之别,但是在实现手段上却异常一致,都强调要发展经济、军事和科技。这也是为什么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能够迅速得到国内学者们的响应,并获得薄一波、胡乔木等人的肯定与支持,在中国得到迅速普及的深层原因。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及国际地位的变化,这种经济与技术“现代化”的共识消耗殆尽,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分歧就凸显出来,本土化、话语权、西方中心主义等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话语之中,摆脱简单移植,从中国实践出发,独立探索更具有独特性的传播理论,成为新一代传播学者的追求。

三、学术自觉与本土化成果

1978年以来,中国传播学经历了一个从学习模仿,到深入反思,再到学术自觉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西方传播学的内容及知识产生语境的认识逐渐深化,并且开始探索如何将西方产生的理论视角与中国现实进行对照,基于中国现象提出新的理论,参与国际对话。这一过程可以简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0年代初,主要是初步引进和学习美国传播学。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以外国新闻事业的研究者为主体,开始关注到美国的传播学并将之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译作,主要是教材与普及读物。如张黎等翻译的《美国新闻史》(1982),突破了“新闻史”的观念,提供了媒介与社会关系的新思路;李启等翻译的施拉姆等的《传播学概论》(1984),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译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传播学的标准表述。另外,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84)、沃纳·塞弗林与小詹姆斯·坦卡德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丹尼斯·麦奎尔与斯文·温德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87)、梅尔文·德弗勒的《大众传播通论》(1989)、J.赫伯特·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1989)等,也是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后相继问世的颇有影响的译著。

这一时期随着传播学理论的引进,一些概念也逐渐进入中国的政治及社会话语,改变了原来新闻理论中充满政治性的表述。信息、传播、媒介、对话、受众、效果等观念的引入,明显改变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主流政治观念及其话语体系,很多概念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近年来“互联网+”“媒介融合”等甚至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政策表述中的核心概念。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学习吸收美国传播学的基础上,也开始结合中国人的理解,撰写或编著了一批普及性的教材。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传播学(简介)》(1983),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1986),戴元光、邵培仁和龚炜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1988),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1988),陈崇山等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9),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1990)等。

对于中国新闻学界来说,尽管传播学的引入是一次思想解放,然而由于与欧美学术的长期隔绝,因之缺乏相应的知识结构,加上对传播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缺乏深入认识,导致这一时期对西方传播学的理解往往是雾里看花,比较粗糙,呈现出两种类型的误读。一是一厢情愿地将西方传播理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定理,忽略其特定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历史语境;二是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对西方传播理论任意解读,忽略理论背后的学术规范与方法。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0年代初到2000年前后,对外来的传播学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认识。中国的传播学者们一方面将传播理论放回西方社会科学的语境进行细读,另一方面则开始意识到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开始系统学习传播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引进的西方传播学著作开始摆脱单一的普及教材,开始增加研究性的经典名著,而且也不仅局限于美国经验学派的专著,也兼顾到了欧洲的批判理论、诠释理论。在黄旦、潘忠党等学者的推动下,华夏出版社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问世,与此同时,其他出版社也相继推出大规模的译丛,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商务印书馆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新华出版社的《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国外经典教材系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传播学系列译丛。何道宽则以一人之力翻译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保罗·莱文森等媒介环境学派的几十本著作。这些大规模的译介使中国传播学界得以一窥西方传播研究的全貌,深入理解其语境。

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西方传播学的认知也日益深化、细化,日益具备将其放在更大的社会科学语境下把握的能力,其中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专著包括: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张隆栋等《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李彬《传播学引论》(1993)、龚文庠《说服学——攻心的学问》(1994)、张国良《传播学原理》(1995)、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1995)、胡正荣《传播学总论》(1996)、段京肃《基础传播学》(1996)、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199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1999)、吴文虎《传播学概论》(2000)、刘建明《舆论传播》(2001)、崔保国《信息社会的理论与模式》(2001)、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2002)、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2003)、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2003)、陈卫星《传播的观念》(2004)、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2005)等。此外,陆晔和潘忠党对新闻专业主义、陈卫星对欧洲传播研究的推介也颇受关注。

在传播学引进初期,由于中国新闻学者大多具有人文学科背景,传播学背后的社会科学方法并未引起普遍重视。在这一时期,中国传播学者对于“理论”的概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再把理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将其视为有待经验证伪的“假说”。其实早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崇山就使用调查法研究了北京地区的读者、听众和观众;1983年,祝建华对上海郊区农村的传播网络进行了抽样调查;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创建舆论研究所,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完成过一些有影响的民意测验。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属于描述性的受众研究和调查,未在理论上展开深入探索。在1990年代媒介市场化过程中,这种描述性甚至功利化的受众调查得到进一步强化。19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际交往的增多,研究方法的不足与研究不规范问题日益引起重视。卜卫在《国际新闻界》上撰写定量研究方法的系列论文,就是一例。另外,1980年代出国深造的学者开始反哺国内传播研究,将海外研究经验传授给国内学者。2004年暑期,浙江大学开办“国际前沿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高级研修班,2005年,复旦大学开设“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其他高校也纷纷开设类似暑期班。在这些暑期班上,祝建华、潘忠党、李金铨、赵月枝等海外学者传授传播研究的规范与方法,影响了一批传播学者。复旦大学张国良带领博士生做的验证议程设置、知沟理论、培养理论、第三人效果等系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卫及其博士生做的有关农民工文化生活等的研究,则是将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西方经验与中国问题相结合的典型。

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日渐上升,对于中国特色理论的期待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的“普世性”也产生了质疑。研究者们意识到,传播研究不仅要全面理解西方理论,而且要自主创新。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学习,以及深入的对外交往和人员往来,这些知识与人才储备已经使传播研究具备了与国际对话的能力,1982年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十六字方针,已经具有了操作的前提。

尽管学术自觉、自主创造才刚刚开始,但是从一些迹象中,可以看到这一潮流的日渐涌动。

其一,是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系统反思。前两个阶段,中国学者大多将西方的传播理论当成学习和诠释的不刊之论,而这一阶段,随着对西方学术的深入了解,人们更倾向于将其当成史料,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西方理论与政经权力、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技术迷思等的相互作用。这种研究进路有助于打破对西方理论的迷信,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待中国研究中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并通过这种更加全面深入的解读,将传播学真正转换成自己的思想,其代表性成果有: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2008)、陈嬿如《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2010)、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2010)、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2011)、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2011)、曹书乐《批判与重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2012)、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2012)、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2013)和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2015)等。

其二,是对于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讨论与尝试。在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组织的两次专题研讨会基础上形成的论文集,即《华人传播想象》(2012)和《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2013),使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的讨论达到新高度。

中国传播研究的学术自觉之路经过上述三个阶段,使传播学如今在中国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学科进入一种常态化局面,其间主要标志有三。第一,1997年传播学纳入学科目录,作为一级学科与新闻学并列,以此为契机,21世纪以来其博士点、博士生导师以及博士学位论文迅猛增长。第二,学会、学刊大量出现,学会如“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学刊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记者》《现代传播》《当代传播》《新闻与传播评论》《全球传媒学刊》,这些为传播学科发展与相关研究提供了学术平台。第三,学术研究鼎足而三,日趋完善:一是基础研究,如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2011)、李彬《传播学引论(第三版)》(2013);二是应用研究,如丁俊杰《现代广告通论(第三版)》(2013)、胡百精《中国公共关系史》(2014);三是分支研究或专题研究,如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2005)、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2007)、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2008)、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2013)、丁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2014)以及李红涛、黄顺铭《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2017)等。

四、传播技术与学术共同体

除了以上的学术成果外,中国传播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人。李彬曾经对中国传播研究者群体做过划分,他按时间将其分成三代。第一代是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张隆栋先生和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先生为代表的开山人物,主要是初步引介传播学,形象地说是“火力侦察”。第二代多属第一代的学生,包括范东升、陈韵昭、居延安、徐耀魁、明安香、吴文虎、朱光烈、戴元光、邵培仁、吴予敏等,他们“全线出击”,或著书立说,或登台执教,更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第三代学者活跃于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基本上都是文革后进入大学的,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大多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的曾在海外留学或访学,熟悉当代学术的状况及趋势,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探讨与理论建树,代表人物有陈力丹、龚文庠、张国良、郭庆光、黄旦、李彬、张咏华、段京肃、胡正荣、郭建斌、吴飞等。

除了按代际划分外,从关系与社会网络的视角观察研究者群体也可以提供另一种思路。在影响社会网络的诸因素中,技术所扮演的角色常被忽略。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媒介不仅传递信息,同时还是社会组织的重要基础设施,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联接、关系网络的建立,以及这种网络的范围、质量、交往结构等。媒介的物质性(materiality)是观念流动方式的重要环境。

如果从媒介技术的角度观察,大致可以将学术网络划分成三种:一是基于人际传播形成的网络(口语、会议网络),二是基于大众传播形成的网络(丛书、印刷期刊、课题网络),三是基于社交媒体形成的网络(微信群、数字期刊、工作坊网络)。

第一种网络的代表是早期的几次传播学大会,如1982年的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北京),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黄山),1993年的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厦门)。网络成员或由熟人邀请或通过个人的投稿加入其中,再通过会议、人际交流形成学术共同体。由于文献缺乏,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切磋成为许多学者进一步了解传播学的重要途径,因此这一时期有大量研究是围绕着“何为传播学”的话题展开。这种同质性的人际网络具有信息流动迅速的特征,促进了成员间的交流。因为人际关系形成的网络规模较小,这种网络主要集中在北上广及东部知名高校。而且人际关系网络成员彼此都是朋友,只存在社会空间的差异,而无明显的等级差异。差异只在于有些是将其他成员联络在一起起桥梁作用的活跃分子,有些则可能相对边缘化。此外,受到网络同质性的影响,他们与其他学科及海外的交流也不够深入。

第二种网络以文献为基本载体,通过丛书翻译、编写和课题合作以及学术期刊发文交流,或对传播研究做系统引介,或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论争,建立起一个超越现实人际关系网络的“想象的共同体”。丛书里比较典型的有华夏出版社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以及同期华夏出版社的教材。这些传播研讨会之余的副产品,让更年轻一辈研究者看到了早期施拉姆所推广的大众传播学之外的丰富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新闻传播学教材”中的传播学教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成为传播学领域发行量最大的教材,其影响力已波及到新闻传播学科以外。这一时期的专业期刊也逐渐成熟,形成了若干热点和争论,比如关于华夏传播和本土化路径的争论、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争论,以及围绕着《现代传播》主编朱光烈所设置的一系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议题展开的讨论等。这一时期的传播研究网络以文献为媒介,参与人员比第一种网络明显增加,人员也从北上广及东部发达地区的知名高校向其他地区辐射,建立起了一个全国性的传播学术交流网络,学者凭借几篇(部)佳作便可脱颖而出。这一时期的翻译著作扮演着重要角色,大量国外经典文献被引进,甚至有些译者本身也借此成为知名学者。围绕着出版社、期刊等各类学术出版机构,形成了一个新的网络。这个网络也带有大众媒体中心化、等级化的固有特征,知名学者拥有更多学术资源,并通过编辑丛书、开展课题研究、参加学术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地位。

第三种网络是2010年以来随着微博、微信兴起之后依赖社交媒体建立起来的新型网络。与之前的单一网络不同,基于微信群出现了大量微型学术共同体,会议规模逐渐缩小,基于具体研究兴趣和话题的小型深入研讨会、工作坊将线上关系转化为线下关系。基于大众印刷媒介建立起来的网络具有较强的中心性与全国性,而基于社交媒体建立起来的网络则具有去中心性与分散性的特点。尤其是年轻学者组成若干兴趣群,建立起了非功利性的、非等级制的组织。2008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青年传播学者论坛便是这样一种松散的学术共同体,由学术同仁发起,没有建制与中心,致力于真正的学术交流与批评,在新一代传播学者中逐渐形成风气。而近年来以青年传播学者论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深研会、复旦大学城市传播课题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与历史研究小组、《国际新闻界》工作坊、中国新闻史学会下属20多个二级分会为代表,形成了若干细分化的研究共同体。加之近年来期刊、书籍文献基本数字化,大量国内外文献都可在线分享,大大加快了学术信息的流动速度。社交媒体的随时在线、即时沟通以及去中心化的特征使得这些微型化的学术群体更具有开放性,成员之间也容易打破地缘限制建立起联接。这样一种网络有利于某个问题的深入,形成以研究问题、研究范式、研究视角为基础的小型学术共同体,他们往往以群体成员的身份出现,甚至其中有些群体隐隐有成为未来某个学派的迹象,比单个人更具影响力。当然,社交媒体也会带来所谓的“蚕房效应”,存在对于相邻领域和共同话题缺乏关注的危险。目前比较明显的就是所谓传播学中的自由派与新左派缺乏对话的问题。同时,由于数字鸿沟的影响,这些基于社交媒体的微型学术群体与仅属于前两种媒介形成的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也可能出现障碍,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甚至误会。

当然,这种以媒介技术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划分,只是一种并不严谨的尝试,三种网络相互之间并不严格排斥,有可能平行存在。有一些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的影响相当刚性。比如以学科评估为出发点的学术成果评价体制,其实强化了大众印刷媒介网络的某些特征,进一步加剧了学术的中心化,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形成多元化的学术生态。不同的群体对于媒介的依赖程度存在不同,所以这三个群体同时并存。但是不同时代的媒介特性会使得一些共同的因素也出现偏向,比如文献、会议、人际交往尽管在三种网络里都存在,但是其组织方式和功能会受到媒介的影响,纸质文献和数字文献、大型全国会议与小型工作坊、日常交往形成的熟人与线上网友,由于技术的差异,其组织功能已经产生了质变。

五、结语:技术冲击下的中国传播研究

媒介技术的变化影响了中国传播研究者的社会网络,更重要的是还影响了中国传播研究,乃至全球传播研究的议题及范式。施拉姆所确立的传播学,从本质上讲,还是大众传播学,即以大众媒介为中心的研究。他为了追求科学性,将信息论和控制论引入传播研究。尽管信息论这样简单的模式如今已经不再流行,但是其一系列概念却保留了下来,导致了传播研究中充斥着“信息”“信源”“渠道”“信宿”“反馈”“效果”等概念。概念是思维的框架,目前的传播研究仍没有摆脱大众传播思维模式以及注重效率的信息论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注重“信息”与“内容”的影响,强调传播者对受众的影响,忽略了媒介的影响以及媒介与更宏观的社会及文化的关系。

由于这一模式产生于大众传播媒介占主导的时代,其弊端还不太明显。但是随着大众媒介的终结,该模式就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应对最新的变化。其最大问题在于对媒介做了狭窄的理解,将传播仅仅视作一个内容的传递或分享过程,而忽略了媒介可以传递的丰富内容,或者说媒介作为一个环境载体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当从物质性的角度来理解传播时,就会看到媒介不仅传递信息,还可以传递物质和能量,因此交通、货币流通、病毒传染、水电传送、邮政、快递等都可以视为广义的传播。如果我们要去研究互联网,就不仅要研究互联网的内容及其生产模式,还要研究网络的布局、服务器运营、终端的物质构成及其性能、支付体系、物流体系,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结构方式的相互作用等各种过去被排除在传播研究之外的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够突破大众传播对于媒介的物质性及其观念内容的二分法。

除此以外,传统的大众传播将传播仅仅视为一种精神交往,却忽略了身体这一特殊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与此相矛盾的是,传统的传播研究又将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交流视为最理想的交流方式,这说明身体的在场被传统的传播观念视为必须。这一忽视在大众传播时代已经引起了身体缺席与理想交流之间的固有矛盾与社会焦虑,但是由于大众传播研究的视角主要基于离身的中介化传播,这一问题的严重后果并没有显现。随着远程交流技术(如微信等即时通信软件)、虚拟现实技术(VR)、人工智能技术(无身体的交流者)的出现,传统传播研究中对身体的忽略所造成的认知盲点就凸显出来。

以上只是比较典型的问题,传统的传播研究中还有许多类似研究核心问题、研究视角的盲点,这说明新媒体带来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多渠道、去中心化、普通人拥有话语权、生产消费一体化等变化,而是颠覆了传统的人性观念和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当虚拟现实技术造成了现实与虚拟的混淆,甚至虚拟的计算真实的优先性取代了物质真实,当机器人甚至性爱机器人让人产生了真实人际关系的幻觉,当借助远程交流与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实现离身的实感交往,我们便需要理解人性与社会关系的新范式与新视角,来重构面向未来的传播研究,这也是中国传播研究与全球同步,参与全球对话的契机。

*本文原刊于《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