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兔年春节即将来临。以中国人的传统来说，这是一个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时机。而2011年，既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又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开局首年，同时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似乎注定在这一年要有所交汇，也给了本身处于急剧转型之中的中国以一个梳理和思考的契机。

当前中国的三大转型

由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已历经32年。从中国近代史上看，改革开放其实是十九世纪中叶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第二次现代化努力。无论从追赶西方的雄心，还是从富国强兵的目标，甚至是和平改良的手段，改革开放与洋务运动都有不少相似之处。然而，洋务运动全面失败，改革开放则基本成功，其间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从洋务运动失败到改革开放开启的80多年，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尝试用革命手段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而走过的一段曲折之路。

历经32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对内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大幅提高，对外则迅速崛起，但同时也面临32年前所无法预计的、更高层面上的问题和困惑。这些问题基本上来自三大转型：一、中国正迅速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人类历史上工业化开启二、三十年后必然经历的城市化艰辛，似乎正在由中国复制，其间产生的农民工问题、暴力拆迁、工人维权、贫富不均等，正在成为紧迫的社会问题；二、中国正在迅速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由于原有体制尤其是传统文化思维的因素，这一转型尚不彻底，市场、政府和法治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关系尚未形成，由此出现的腐败盛行便集中折射了这一转型的困惑；三、中国正迅速从一个封闭社会转型成为多元、开放的社会，人民的权利意识上升，多元利益结构需要并探寻表达和博弈的平台。

上述三大转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都进入各自的瓶颈阶段，以致于今天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成就与问题赛跑、经验与困惑并存的局面。面对这些由瓶颈导致的问题和困惑，中国社会似乎出现了改革共识破裂的情况，无论是对进一步改革不力的指责，还是在稳定名义下的暂时回避，其实都折射了某种程度的迷茫。实际上，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是进一步凝聚共识。然而，凝聚共识之不易实际上来自于对未来的迷茫； 而对未来的迷茫，一定程度上又来自于对已走过道路的缺乏梳理。

邓小平曾有一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这自然是就改革开放之初而言；然而在改革进行了32年之后，中国则不应该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而应该探寻中国现代化的一些深层逻辑，并使未来的道路走得更为清醒、自主和稳健。

中国改革的三大终极问题

关注中国的改革，有三大终极问题不可回避：一、导致中国32年改革基本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二、如果说改革是从此岸过渡到彼岸，那么改革的彼岸到底是什么？三、中国的改革之舟目前处于从此岸到彼岸的哪个阶段？

就上述第一个问题而言，虽然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有众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无疑是开启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其原因有两个：首先，从市场经济原理而言，经济本身就是市场上的个体行为，因此个体永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其次，从中国近代史上首次现代化的尝试——洋务运动来看，其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官办经济无疑是洋务运动在经济领域里失败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的伟大不但在于开启了改革开放，而且还在于摸到了从中国历史和经济规律而言都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金钥匙”，把创造财富的权利完整地交到了民众手上。

更重要的是，这一举措颠覆了中国文化千百年的思维和行为定式，那就是以“国富民强”、“富国强兵”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代表的家国观念。

客观地看，中华文化的某些深层基因，一定程度上与市场经济的深层逻辑存在悖论。市场经济强调个体行为，注重个人权利，崇尚契约精神和法治，这些似乎都是中华文化的深层基因所缺乏的。当然，华人具有经商和致富的原始潜力，但一旦达到经济活动的制度层面，原有的思维定式就会产生负面作用。因此，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与传统文化产生摩擦的阶段。

这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分离和各司其职，同时又强调法治的独立监督。这在今天的中国显然还没有做到，而且政府职能转型步履维艰，既有政治体制的原因，也有深层文化基因的因素。

中国现代化只完成四分之一？

因此，中国的三大转型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非典型”特征，继而固化成为当前的瓶颈。瓶颈当头，中国各阶层的人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施压，而是沉下心来，既从改革本身的专业原理，同时也从中国自身文化基因入手做一些梳理。文化的梳理和沉淀需要时间，但它若能成为中国社会有意识的行为，其进程和效果都会大不一样。

“五四运动”的前辈曾提出“器物、制度、文化”的命题，这一命题至今仍困惑着中国的改革。

中国改革的彼岸更是一个需要持久探索的问题。过去数百年，现代化在西方土壤上得以成功，其保障框架主要是个人权利保护、法治和以选举为特征的政治民主。中国到底是拿来主义还是寻求创新？适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保障框架到底是什么？

另外，若以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来区分现代化的阶段性进程，那么中国目前正处于从物质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的交界处。更苛刻地说，如果说32年的物质现代化在中国只是基本解决了温饱和不均衡的富裕，那么作为物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现在正是建构平衡发展、公平正义的转折点；而对制度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的探索，在中国则远远还未开始。从这个意义上看，称中国的现代化只走了四分之一的道路，已经是一个十分宽容的说法了。

今天的中国，一方面需要凝聚共识，另一方面需要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层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思考和研究，两者均不可偏废，而且都已到了需要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