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已进入"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格局发生了许多人们未曾预料的重大变化，许多地区性的冲突仍在继续加剧，许多现象人们在传统的思维逻辑中找不到答案。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为社会和民众提供符合社会实际状况、揭示社会发展深层规律，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究竟能够在什么范围和深度上把握人们的困惑和思索，能够在什么层面上为人们提供理解当今世界宏观走向和面对各种社会矛盾的令人信服的解答，人们期待社会学家们为民众和政治家们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和思考问题的视角。
近几年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例如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使中央最高领导人和全国民众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关系。在这样一个13亿人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进程中，中国社会学家们必须担负起我们的历史职责，除了深入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也需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同时需要了解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遇到、正在面临的民族主义、种族与族群关系问题，了解各国对本国族群矛盾的应对办法及实践效果。各国社会科学家在这些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归纳，毫无疑问是我们接触和吸收这些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
自2007年开始，教育部组织有关专家对国外各学科的前沿进展进行综述性介绍，本文作者作为一个课题组负责"社会学"学科的进展介绍。2008年和2009年的"社会学"报告分别发表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的《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8》和《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9》（高等教育出版社）中，由于这些报告必须涵盖社会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因此对种族-族群研究这一领域的论文只选取了部分进行介绍。本文是对2009年4种英文期刊关于种族/族群研究论文的完整介绍。我们选择了国外社会学界公认最重要的4本英文学术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AJ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ASR）、《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Social Forces》作为向读者介绍的对象。2009年这4种期刊共发表论文204篇，书评207篇。其中数量最多的集中在移民与种族/族群研究这个核心领域。本文将对2009年这4个期刊发表的移民与种族/族群研究论文进行简略的介绍，读者可以大致了解到2009年度国外社会学研究在种族/族群的前沿选题以及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命题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对这些论文的具体论证、所用数据和分析方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去查阅论文原文，因此，本文提供的信息可以被看作是这些论文的索引。
在21世纪，无论是领先进行工业化的西欧，是拥有古老文明历史的中国和印度，是由欧洲白人殖民者建立的澳洲和北美洲国家，还是从百年殖民地苦难中得到独立的非洲国家，可以说今天地球上如何一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多种族、多族群的社会。由于今天的族群格局是历史上迁移的后果，各群体通常都或多或少保持着自己祖先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许多隔阂、矛盾与冲突就是在这些传统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差异的基础上出现的，这些隔阂与矛盾如果能够被及时化解，这些矛盾就可以避免演变为街头骚乱和流血冲突。但是如果想要真正化解种族和族群矛盾，并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加强各个独立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努力达到各族的共同繁荣，从目前来看，唯一的恰当处理方针就是在各族成员中逐步把国家公民的政治认同建立起来、并使其成为核心认同身份，同时把各族的文化传统、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视做文化特征，在彼此尊重和平等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和谐共处。这应当是各国解决种族、族群、宗教冲突的唯一出路。
美国自殖民地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多种族、多族群的移民国家，种族冲突和移民问题是几百年来困扰美国社会的最主要的核心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有关移民/族群的研究一直是美国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欧洲各国既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一现代国家形式的发源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吸收非洲、南亚和中东移民的地区，历史和现实使种族和族群问题成为美国和欧洲社会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因此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社会学界始终高度关注种族/族群研究。
中国从秦汉以来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亿，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我国陆地领土的64%，民族关系问题至关重要。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学界以至除"民族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民族问题都缺乏必要的关注。一个最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9》，这本书以"一级学科"为单元系统介绍我国大学2008年在各文科领域研究活动与成果，但是在全书十八章中，只有"民族学"这一章谈及民族关系研究、民族发展问题、民族经济和民族教育等专题，其他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都极少涉及到民族问题。这本《发展报告》中的"社会学"一章只字不提民族研究，甚至"马克思主义"这一章也完全不涉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充分反映出中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对民族研究的系统性忽视，以及民族研究以"民族学"为依托与其他所有学科之间的某种隔绝。
自从1999年中央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西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体制、人口迁移、就业竞争、资源分配格局都出现了重大变化，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对族群利益和发展机会进行调节的传统机制在新的市场机制下逐步失效，这些问题的积累必然导致民族关系出现新的矛盾。2008年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已经向全体国民显示出了西藏、新疆等地区的民族问题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在21世纪，族群矛盾和民族分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最为严重的威胁。因此，无论从学术创新的角度还是分析现实重大社会问题的角度，中国社会学家对种族/族群关系领域的调查研究必须给予更多重视，而向国内学者介绍国外社会学同行们对种族/族群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国内的民族研究者提供更为宽阔的国际视角、可供进行比较研究的各种案例、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外国政府处理民族-族群关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毫无疑问这对于我们认识与解决好我国的民族问题极为重要。
一．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篇）
1、柏林大学（Freie Universitat Berlin）的格尔哈兹（Jurgen Gerhards）和汉斯（Silke Hans）的文章《从哈桑到赫伯特：文化涵化与族群坚守之间的移民家长取名模式》（From Hasan to Herbert: Name-Giving Patterns of Immigrant Parents between Acculturation and Ethnic Maintenance）关注移民如何给自己孩子取名的问题。姓名往往标示了一个人族群归属。格尔哈兹和汉斯认为，当新移民家长为孩子取一个在迁入国社会里很常见的名字时，他们表现出与迁入国主流社会高度的文化同化趋向。相反，如果他们选择一个其原祖籍国常用的名字，他们所传达的则是努力保持其原属族群文化特征的信息。格尔哈兹和汉斯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德国社会经济研究所，包括了土耳其、西南欧洲以及前南斯拉夫移民的资料。作者试图说明，从取名的角度来看，文化涵化的程度取决于几个因素：祖籍国与迁入国之间的文化边界，移民被整合进迁入国社会结构的程度，跨族群网络，以及宗教归属等。
2、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 Alexandra Kalev的文章《分解玻璃罩：工作中的结构重组与先赋不平等》（Cracking the Glass Cages? Restructuring and Ascriptive Inequality at Work）关注女性与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Kalev指出，女性和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做出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通常被隔离于低层的位置而且他们的贡献往往被低估。早期研究将职业成就看作是个人特征的结果，关于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试图将组织系统本身带到分层研究中，他们讨论人事部门如何将女性与少数民族安排到一些特定的位置上以及这些工作如何被贬低。Kalev指出，实际上，很少有研究关注职业隔离对机遇结构的影响，而这一隔离在不平等的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隔离的工作或职责可被视为"玻璃罩"，它制度化了工作晋升中的非正式藩篱。工作的组织系统特别是职位结构能够维持或侵蚀性别与种族劣势。围绕"团队工作"而重组的职员工作结构与弱化的职责边界能够提高女性与少数民族所具能力和所做贡献的可见度，从而减低他们在职业竞争中的劣势。而科层制的拥护者与之相反，他们认为宽松的岗位责任和对工作合作关系的强调反而会加深女性与少数民族的先赋劣势。Kalev的研究检验了上述两种观点，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雇主采用流行的团队工作并实施项目培训，先赋性不平等的程度确实得以降低。
3、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UNY Stony Brook）Arnout van de Rijt与康奈尔大学David Siegel 和 Michael Macy的文章《邻里机会与邻里变化：对Bruch和Mare 文章的评论》（Neighborhood Chance and Neighborhood Change: A Comment on Bruch and Mare）是对密西根大学Elizabeth E. Bruch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Robert D. Mare 2006年发表的文章《邻里机会与邻里变化》（Neighborhood Chance and Neighborhood Change，AJS 112 [2006]: 667-709）一文的批评。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他1978年出版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一书中表明，即使能够容忍多样性的人群的人口数量占多数时，居住隔离也会发生。Bruch 和 Mare 在2006年的那篇文章中，试图挑战这一结论，他们的研究指出，只有个体的偏好选择遵从一定的阈函数时，高度的隔离才可能发生，他们指出，即使个体对于邻里中我群的轻微变化很敏感时，绝大部分情况下，也没有发生隔离的情况。Van de Rijt, Siegel, 以及 Macy重复了他们Bruch 和 Mare的模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其经验函数导致的是隔离，而非整合；而其线性函数，只有人们居住的选择充分满足随机原则时，才可能导致隔离的发生。
4．Elizabeth E. Bruch和Robert D. Mare的文章《隔离的参数选择与路径》（Preferences and Pathways to Segregation: Reply to Van De Rijt, Siegel, and Macy）则是对Van De Rijt, Siegel, 以及 Macy文章的回应。Bruch 和 Mare承认了他们2006年文章中对个人选择是否搬迁以及往哪里搬迁造成影响的连续函数的错误，但是他们也强调，尽管存在这一错误，2006年文章中有关个人偏好对隔离动态的影响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
5、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 Lauren J. Krivo和Ruth D. Peterson与波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Danielle C. Kuhl的文章《隔离、种族结构与邻里中的暴力犯罪》（Segregation, Racial Structure, and Neighborhood Violent Crime）关注种族居住隔离对暴力犯罪的影响。Krivo等人的文章，运用结构种族主义（structural racism）与城市劣势（urban disadvantage）的研究路径，在不考虑种族/族群构成的情况下，讨论城市种族居住隔离对城市邻里中暴力犯罪程度的广泛影响。运用国家邻里犯罪研究的数据（全美79个城市的7622个邻里），文章揭示了，无论是在白人邻里街区还是其他非白人邻里街区中，居住隔离绝对都与暴力犯罪有所关联。但是，这些街区之间的暴力并不具有对等性，这反映出更宏观的种族化社会体系，在这一系统中，白人能够利用其优势地位而居住于最具有便利位置的邻里街区，而非裔美国人与拉美人因其地位劣势而居住于最贫穷的城市街区，并因此成为城市犯罪式暴力与社会问题的首当其冲者。
6、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abino Kornrich的文章《结合偏好与过程：分析黑人－白人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整合路径》（Combining Preferences and Process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Black-White Labor Market Inequality）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族群不平等，并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解释。
黑人与白人的收入不平等和职业不平等依然是美国社会学家的重要论题。解释不平等的视角有多种，比如：雇主的歧视行为，中心城市里一些工作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与工作之间的空间失谐，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之间的技术差别等。这些理论分别考察了雇主的偏好，匹配工作与工人的过程，以及工人的特点等。每一项解释都分别受到了关注，但是很少有研究将这些解释整合在一起。相反，有些学者将这些因素看作是相互对抗的。但是，Kornrich认为，实际上它们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关注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过程，而不是对同一个流程做出不同的假设。
Kornrich的研究试图提出一种革新的理论路径，将目前已有的关于黑人-白人劳工市场不平等的解释路径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理解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并更准确地绘制产生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过程。Kornrich以"排队论"（queuing theory）为出发点来建构这一框架。排队论认为，劳动与工作队列的分类和组成决定了工人与工作之间的相匹配。但是，排队论无法告诉我们，队列是如何被安排的，也没有描述序列界限的过程。而其他的理论则可以配合排队理论详细说明劳动与工作序列的分类，以及将工人和工作相匹配的具体过程。比如，威胁论认为，当黑人工人所占比例较高时，雇主会更歧视黑人。这暗示工作序列的分类会因人口比例而变化，但是工作队列的组成是独立运行的。这两种理论并不像以往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它们预见了产生不平等的过程中的不同内容。其他理论则有利于了解工作队列的分类与轮廓。比如对雇主偏好的详细分析发现，不断增长的黑人经营者与劳工联合会发挥的作用说明了，实际上雇主偏好是多变的。
Kornrich在以往几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整合的解释模型，其中包括威胁论、排队论、强调空间失谐、居住隔离与城市衰落的理论。接着，作者集中讨论劳动队列与工作序列的结构与分类来概括其理论模型。在此基础，Kornwich指出职业分类与隔离在黑人-白人劳动力市场不平等中的重要性，并通过分析大都会区域中黑人与白人所从事的具体职业变换提出测量不平等的方式。作者发现，劳动与工作队列的组成与分类不断影响着黑人与白人在职业劳动中的相对位置，但是居住隔离与劳动联合会的存在反而没有那么重要。Kornrich建议同时考虑劳动力市场中的偏好与过程来理解不平等产生的多元环境。
7、伊利诺大学芝加哥校区（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Maria Krysan，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Mick P. Couper，Reynolds Farley，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Tyrone A. Forman的文章《种族因素在邻里偏好中是否起到什么作用？来自视频试验的结果》（Does Race Matter in Neighborhood Preferences? Results from a Video Experiment）关注种族因素在邻里选择偏好中的作用。
持续的种族居住隔离往往被视为选择偏好的结果：白人往往更愿意和白人生活在一起，黑人更愿意与其他黑人做邻居。这种邻里选择偏好反映了种族意识吗？邻里人口的种族结构是否对其选择构成有效的影响？或者，种族背后反映的是社会阶级差异？Krysan等人的研究试图采用创新的试验方法来验证种族代表的假设，它排除了种族与社会阶级的有效效应（net effect），而代之以居住偏好中的社会心理学因素（如刻板印象、歧视、群内认同等）分析。作者发现，社会阶级网络与邻里居民中的种族构成对人们的选择有重大的影响。白人认为纯白人邻里大多都是很理想的居住街区。不过，在黑人群体中，种族构成的独立作用要小得多，他们认为种族混合的邻里更为理想。而且，对非洲裔美国人及其邻里持有负面刻板印象的白人深受其自身居住邻里中种族构成的影响。同时，没有哪一项社会心理因素能够预测非洲裔美国人对种族构成的敏感与回应。
二．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2篇）
1．长久以来，对内战定量分析的众多文章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讨论多元种族或种族多样性是否导致武装冲突。Andreas Wimmer, Lars-Erik Cederman, and Brian Min的《族群政治与武装冲突：对新的全球数据集合的一种结构分析》（Ethnic Politics and Armed Conflict: 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of a New Global Data Set）一文并未局限于这些讨论，而是明确表明高度多样化的社会不容易导致冲突。与之相反，权力被少数几个特定种族所掌握的国家往往容易导致严重的冲突。其一，仅仅是因为不同的种族背景，国家政权中就排除了人口占相当比例的种族，这样的国家很容易发生武装叛乱。其二，任何一个政权分割的国家，如果一些相互对抗的国家中坚分子共同掌权，严重的权力斗争会发生。其三，不同的政党不停地短期上台交替掌权的国家更容易遭受分裂冲突。本文利用新的种族权力关系数据汇集，研究了1945年后独立的所有国家，并且验证了上述三个假说。跨国分析表明了种族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一样，都是能够导致内战的强有力因素。本文通过使用多项选择回归模型，得出结论是叛乱、混战和国家分裂，分别源于高度的排外性、政权的分割性以及政权的不连贯性。文章作者最后指出，从另一方面讲，种族多元化的国家不容易发生严重的冲突。
2．Robert M. Kunovich的《国家认同的缘起及结果》（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一文从对比和多层次的角度来审视国家认同这一观念。以身份认同、民族主义和偏见等概念为基础，文章分析了社会经济特点，政治特点以及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如发展，全球化，民主治理，军国主义，以及宗教和语言多样性），个人特点（如社会经济地位和少数民族地位），还有国家认同内容上的倾向。文章也分析了国家认同的内涵和针对移民的公民权、同化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公共优惠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用确定性因素和多层次模式分析来自31个国家层面的相关调查数据(来自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03 国家认同模块 2)。调查结果表明，个人特点和国家特征可以帮助国家认同中的变化性和竞争性的形成。此外，国家认同种类的内容对公共政策和族际关系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
3．《多样性是否带来好处？种族多样性、性别多样性和商业多样性三种案例分析》（Does Diversity Pay?: Race, Gender, and the Business Case for Diversity）一文作者Herring Cedric根据1996-1997国家机构调查的数据，对国家级的营利商业机构进行调查。文章检验了源自多样性价值论的论文中的8种假说，调查结果验证了其中的7种假说：职员的种族多样化导致了销售收入的增长，影响着客户规模、市场份额和相关利润的增长，职员性别多样化也与销售收入的增长有相关关系。相对于其他关于劳工多样化的观点，本文也讨论了调查结果的重要性。多样性价值论认为相对于单一的劳工组成，多样化的劳工组成对商业的发展大有益处。其益处包括但又不仅仅局限在公司利润和收入上。这个观点是不同于其他观点的，其他观点认为商业成功和职工多样性之间毫无关联，而且多样性会通过制造矛盾冲突来损害商业成就、毁坏商业凝聚力和降低生产力。
4．在有关种族平等就业机遇的相关研究中，以往研究主要着眼于几个有限的因素及这些因素对组织结构和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力。Sheryl Skaggs的《法律和政治压力促进非洲裔美国人进入管理层》（Legal-Political Pressures and African American Access to Managerial Jobs）一文则是从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出发，探讨一些具有潜在影响力的法律和政治压力的因素，即歧视诉讼、联邦法院的变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文章分析了这些压力对改变组织行为所产生的重大意义。作者采用的数据是1983-1998年美国超市零售业的相关数据，采用的分析模型是ADL 和固定效应模型，通过这些方法来判断非洲裔美国人获取管理职位的比例。结果表明在一桩针对某超市企业的法律诉讼案成功后，非洲裔美国人进入管理层的可能性增加。再者，从长远考虑，所产生的同类效应也将起作用。也就是说，受到起诉威胁的其他企业也开始调整自己的策略使自己的非洲裔美国人担任管理者的比例达到行业平均水平。最后，除了来自法律方面的压力外，联邦法庭法官的性别和种族多样化以及各州的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都对非洲裔美国人进入管理层起了重大作用。本文在最后还论了相关的后果以及系统地将政治进程和社会理论化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同时也分析了劳工的多样性。
5．到了21世纪初，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分层仍然存在，而教育成就的差异依然是一个显著的屏障。近期关于黑人和白人儿童学业成就差异的研究指出一种令人费解的模式。 学校教育表现为加剧了黑人和白人在学习方面的差距，而与此同时却减缓了社会阶层差距的增长。这是为什么？Dennis J. Condron的《社会阶层、学校和非学校环境，及白人和黑人儿童学习中的不平等》（Social Class, School and Non-School Environments, and Black/White Inequalities in Children's Learning）一文通过使用美国一项儿童早期发展纵向研究（ECLS- K）的数据，检验并论证了上述命题。作者认为学校教育是造成黑人和白人儿童学业成就差距的主要因素，而强化黑人和白人儿童社会阶层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非学校环境。上述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黑人和白人儿童学业成就差距的增大主要发生在上学期间，而其阶层差距的强化主要发生在夏季（学校放假时，非学校因素就会发挥主要作用）。
6．有多项研究探讨了公平就业机会（简称EEO）法对机构产生的影响，但是目前仍然不清楚的是，被正式指控为犯有就业歧视并违反了公平就业机会法的企业，其针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工作环境是否得到了实质的改善。C. Elizabeth Hirsh的《薄弱的执行力：歧视指控、法律环境和组织条件对工作场所隔离的影响》（The Strength of Weak Enforcement: The Impact of Discrimination Charges, Legal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on Workplace Segregation ）一文在计算企业应对法律干预的经济和制度成本的基础上，评估了1990年至2002年期间，歧视指控以及企业改变性别和种族职业隔离的措施对工作场所隔离所产生的影响。作者通过使用一组与歧视指控数据相匹配的全国性企业随机抽样样本，研究了歧视指控对工作场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企业的法律和组织环境对其产生的间接压力。对于性别职业隔离，作者发现企业并未因对他们的歧视职业指控而废除隔离，而是对在其生产领域和法律环境中执行公平就业机会法做出反应。对于种族隔离，组织因素而非法律干预是预测废除种族隔离的首选指标。作者认为，公平就业机会法主要通过在企业的生产领域和法律环境中得以实施从而间接地促进了企业组织的改变。
7．Ryan D. King, Steven F. Messner和Robert D. Baller的《当代仇恨犯罪、法律实施和种族暴力的遗产》（Contemporary Hate Crimes,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Legacy of Racial Violence）一文研究的是1882年至1930年间的私刑和当代美国应对仇恨犯罪的法律实施之间的关联。先前的研究显示过去私刑的程度和当前针对少数族裔的社会控制实践之间存在正相关，而作者对于保护少数族裔的社会控制面向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具体的说，作者认为在1930年之前私刑更为泛滥的地区，对于仇恨犯罪的治理和检控并不会更加积极。分析显示，过去私刑的程度与对暴力犯罪治理和检控密切相关的三个结果变量相关，但是私刑的效果却部分取决于少数族裔当前所受的威胁，也就是说，涉及黑人的大量私刑压制了（1）警察执行联邦仇恨犯罪法，（2）警察报告针对黑人的仇恨犯罪，（3）以及在一些分析中，起诉仇恨犯罪案件的可能性。文章的结论对于在实践社会控制时的法律、族裔冲突和历史延续性的相关研究，以及强调少数族裔威胁的理论具有借鉴的意义。
8．福利制裁是一种针对那些没有遵守福利项目规则的个人的经济制裁。这种制裁的普遍使用反映的是一种针对贫困管理的惩戒方法。在Sanford F. Schram, Joe Soss, Richard C. Fording和Linda Houser的《决定惩诫：处在福利改革前线的种族、选择和惩罚》（Deciding to Discipline: Race, Choice, and Punishment at the Frontlines of Welfare Reform）一文中，作者探讨了暗含的种族偏见和不良的信誉记录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型塑了政府官员加强制裁的决定。文章作者基于假设情境提出了经验性证据，即当拉美裔、非洲裔和白人顾客都有不良信誉记录时，个案管理者更倾向于对拉美裔和黑人顾客、而非白人顾客实施制裁。作者运用三角交叉检视法（triangulate）检验了通过分析国家行政数据而得出的结论。数据分析结果对于拉美裔是不确定的，但是对于黑人却获得一致的证据，即当同时具有不良信誉记录时，黑人被制裁的可能性远远高于白人顾客。总而言之，文章阐明了在新的惩戒性福利条例中，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如何更有可能由于其偏差行为而被惩罚。
9．社会科学家通常试图根据经济、社会结构或贫困文化等理论解释与福利相关的行为。然而，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说明接受公共援助的墨西哥裔移民其福利行为的差异。《解释墨西哥移民的福利行为：就业文化行为套路的重要性》（Explaining Mexican-Immigrant Welfare Behaviors: The Importance of Employment-Related Cultural Repertoires）一文建立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文化行为套路解释，并提出了相关假设来解释墨西哥裔移民的福利行为。文章作者Jennifer Van Hook 和Frank D. Bean认为墨西哥裔移民来到美国，并在具有既定的就业文化行为套路的环境中工作，与在本土出生人的或其他移民群体相比，并不被鼓励更多地参与福利，（部分原因是这类行为将更快地导致福利消减）以及参与更多具有后期福利的职业，这在福利政策相对更为慷慨的州尤为明显。文章通过使用早于福利改革法案（Welfare Reform Act）的个体层次的数据，该数据来自于美国收入与项目参与调查(SIPP)并结合了国家层面的关于福利水平的相关资料，探讨了随着福利标准的改变，移民群体在福利接受、保留和将其转变为不同类型职业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行为套路假设一致：墨西哥裔移民倾向于利用福利项目，并不是为了逃避劳动或应付不利条件或保存文化独立性，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职业不稳定性的影响，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10．社会学家对于集体记忆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视角以及对此的新解读。过去是如何塑造出当前的个人和团体的？过去又是如何被用来创造今天的发展的？种族是当前的重要话题之一，它表明了美国的过去对今天的种族关系如何产生影响。对于种族压迫、冲突记忆的重建是在如何塑造今天的种族关系？审视这些非常重要。但是，种族关系研究常常会忽略集体记忆在种族规范和种族态度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记忆有什么作用？公民权力记忆与种族态度》（What Do These Memories Do? Civil Rights Remembrance and Racial Attitudes）一文收集了1993年的社会普查数据，审视了美国人人权运动的记忆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种族态度和种族优惠政策的形成，并且讨论了集体记忆和种族关系文献中的"沉默现象"。虽然文章作者Larry J. Griffin 和 Kenneth A. Bollen发现美国人对针对美国黑人的一些政府项目的观点和人权议题缺乏记忆，但相比那些拥有其他记忆的人们来说，那些能够立刻回忆起人权运动并把人权运动的胜利视为特别重要历史事件的人表达了比较自由的种族观点。文章的研究结果支持了集体记忆研究中的基本前提，即集体记忆至关重要，并且指出这是种族态度研究中一项卓有成效的新方法。
11．《对移民的官僚政治吸纳：专业使命和政府的双重性》（Immigrant Bureaucratic Incorporation: The Dual of Professional Missions and Government）一文在借鉴以往定性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在实行美国"新移民目标"的农村，当地人和各类机构是如何适应新的西班牙语裔移民，并分析是否应该将它们的互动视为实质性的反应行为。相对于传统政治吸纳理论（political incorporation theories）所作的预测，也基于半结构性访谈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结论，作者Helen B. Marrow认为西班牙语裔新移民正在经历由公共服务官僚、而不是民选政治家主导的官僚政治吸纳过程，即开始实了实质性的反应过程。最后，作者在更为综合的关于人口需求、 选举机构和公共官僚机构的社会学视角下得出上述研究结论。
12．以往的研究认为应将美国少数族裔加入工会视为经济吸纳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探讨在工会衰落的近几十年，这种研究模式是否仍然对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西班牙语裔）有效。《美国的西班牙语裔和工会工人，1973年至2007年》（Hispanics and Organized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3 to 2007）一文作者Jake Rosenfeld 和Meredith Kleykamp 在罗列了传统劳动力市场理论并结合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tic）假设的基础上，通过使用1973年至2007年美国当前人口普查（CPS）的数据，提供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美国的西班牙语裔和工会工人的分析视角。作者以公民身份、国籍和进入美国的时间等因素来分析西班牙语裔人口，从而揭示了工会成员中亚群体人口的差异。该研究进一步利用CPS的结构数据，以加入工会的个体作为单位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工会吸纳新移民的努力是否可以导致可见的收益。与劳工组织社会连带主义的假设一致，研究结论认为特定的西班牙语裔亚群体，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出生和获得公民身份的西班牙语裔倾向于更高程度的联合，而且他们参加工会的比率高于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然而，其它因素如部门、职业和公司规模等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变量表明，工会复兴不能仅仅依靠某一个群体发挥集体行动的能力。
除以上12篇被归类为"种族/族群研究"之外，被分别归类于"教育研究"和"社会暴力研究"的另外两篇论文也与种族/族群研究密切相关，在这里也作一个简略介绍。
第一篇是Robert Crosnoe的《低收入家庭学生与公立高中的社会经济构成》（Low-Income Students and the Socioeconomic Composition of Public High Schools），该文将"倾向数值分析"（propensity score analyses）和强健性计算（robustness calculations）引入"青少年健康国家跟踪研究项目"中以公立高中为案例的研究。对于多种族学校的研究已开始关注如何消除各种族间的社会经济隔离，尽管过去的研究显示消除种族间的社会经济隔离有助于提高学业成绩，但是从"青蛙池塘"理论视角来看，在低学业成就的学生中，取消社会经济隔离可能存在潜在危险。文章认为随着中高收入家庭学生比例的增加，低收入家庭学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上的成绩进步减弱。此外，随着中高收入家庭学生、或受过高等教育家庭学生比例的增加，低收入家庭学生可能会经历更多的社会心理问题。这种模式在黑人家庭和拉美裔家庭的学生中往往更明显，研究结果建议社会应该经常关注学校教育中的青蛙池塘效应。
另外一篇是Andrew W. Martin, John D. McCarthy, 和Clark McPhail的《为什么目标重要：对集体暴力行为的一种更宽泛的研究》（Why Targets Matter: Toward a More Inclusive Model of Collective Violence），该文试图通过探讨暴力行为的目标来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理论和分析框架。虽然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但其国内依然存在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集体暴力成为当代美国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美国以往对集体暴力的研究者更注重对一系列个体事件的分析，因此建立统一研究模型的种种努力受到了限制。作者认为通过考虑"谁"或"什么"会成为暴力事件中针对的目标，并综合群体事件的规模和其可能发挥的假定作用，来提供一种可以洞察集体暴力动力学的新理论。作者分析了报纸上不同类型的集体事件（从聚会、集会到暴乱），发现在许多情景中，集体规模的大小会增加对一些目标（如明显的国家行为者如官员、警察）发生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可降低对其他目标发生暴力行为的机率。为什么解读"目标"对于理解集体暴力动力学至关重要？这一研究结论为今后在这一方向上开展更为广泛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基础。
三．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13篇）
1．密苏里州立大学（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的Tricia McTague、维吉利亚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的Kevin Stainback以及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的Donal Tomaskovic-Devey合作的文章《从组织视角理解美国工作场合的性别和种族隔离》（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Sex and Race Segregation in US Workplaces）主要关注私营企业工作场所的种族和性别隔离。作者采用了美国平等雇佣机会委员会收集的1966年到2000年的数据。作者指出，性别隔离尚未被制度化，然而种族隔离却日益走向制度化，虽然在1980年后稍有缓和。该研究揭示了组织场（organizational fields）和劳动力队列（labor queues）对于维持和改变工作场合不平等的重要性。
2．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Ann Morning的文章《走向21世纪种族概念化社会学》（Toward a Sociology of Racial Conceptualiz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主要关注种族的概念化过程。作者基于经验的、方法论的以及理论的考虑拟写了一个关于种族概念化的研究计划。作者访谈了50多名大学生，描述了不同受访者对于种族概念的理解，指出用概念化多重测量方法的重要性，展示出概念化的可变性，并将其与人口背景联系起来。由此作者提出了在变动的21世纪中种族概念化的演变问题。
3．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的Pat Rubio Goldsmith的文章《学校，邻里社区还是两者兼有？种族和族群区隔和教育获得》（Schools or Neighborhoods or both? Race and Ethnic Segregation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关注学校和邻里社区两个场景中种族和族群区隔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作者采用全国教育统计中心的纵向数据，探讨是否高中阶段邻里社区或者学校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比例会影响人们直至26岁的教育获得。作者发现，学校而非邻里社区黑人以及拉丁美洲人的高度集中，从长远来看，与低教育获得有相关关系。
4.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Virginia W. Chang、Amy E. Hillier和Neil K. Mehta的文章《邻里社区的种族隔离、身心失调和肥胖》（Neighborhood Racial Isolation, Disorder and Obesity）主要关注种族隔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以费城为例，作者发现，黑人密集居住社区里的女性有较高的身体体型指数和较高的肥胖比例，然而，男性没有显示出显著差异。这显示出在邻里社区结构对健康影响方面存在着性别差异。
5. 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的Robert DeFina和Lance Hannon的文章《多元化、种族威胁和大城市的居住区隔》（Diversity, Racial Threat and Metropolitan Housing Segregation）的文章主要关注居住区隔与种族威胁之间的关系。作者采用1990年和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大城市地区的黑人-白人以及西班牙裔-白人居住区隔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种族威胁效应在族群成分多元化的地域大为减小。
6．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的Ming Wen、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Diane S. Lauderdale以及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Namratha R. Kandula合作的文章《多族群美国的族群社区，1990-2000：少数族裔郊区的族群性复活？》（Ethnic Neighborhoods in Multi-Ethnic America, 1990-2000: Resurgent Ethnicity in the Ethnoburbs?）主要关注族群隔离现象。研究数据来源于美国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研究发现，对于大多数种族/族群群体来说，少数族群社区的数量以及比例从1990年到2000年有所增长，郊区城市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亚裔社区发展最快，少数族裔郊区已普及全国。尽管少数族裔郊区更多地是一个亚洲现象，但西班牙和黑人少数族裔郊区也开始发展。这种现象支持了区隔式融合模型（segmented assimilation model）以及族群性复活的观点。
7．里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的Matthew R. Sanderson和犹他大学的Jeffrey D. Kentor合作的文章《全球化、发展和国际移民：对次发达国家的跨国比较，1970-2000》（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1970-2000）主要关注国际移民与全球化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者采用一组次发达国家从1970年到2000年的数据，提出了三个核心发现：首先，国外直接投资对于不同的经济部分有显著的且不尽相同的影响：国外直接投资在第一产业增加了净移民率水平，然而国外投资在第二产业对移民率有阻碍效应；其次，经济发展对于净移民水平有显著的非线性的效应；最后，移民一旦开始，即有强大的内部惯性。
8．多伦多大学和美国律师基金会（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American Bar Foundation）的Ronit Dinovitzer、西北大学和美国律师基金会的John Hagan以及多伦多大学的Ron Levi合作的《一个全球边缘城市的移民和青少年违法》（Immigration and Youthful Illegalities in a Global Edge City）主要关注多伦多地区的移民和青少年违法。通过对两代人（1976,1999）两组青少年同期群的研究，作者阐述了一个可能影响青少年违法的多因素过程模型。
9．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的Agnieszka Kanas和Frank Van Tubergen合作的文章《输出国和接收国教育对移民经济能力的影响》（The Impact of Origin and Host Country Schooling on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s）主要关注教育投入分别在迁出国和接收国的经济回报。作者对荷兰境内的移民（包括土耳其人、摩洛哥人、苏里南人和安替列人）开展了大范围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苏里南人和安替列人在输出国的教育投入，其经济回报比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要更高一些。研究同时说明，移民们在接收国进行的教育投入，其得到的经济回报要比在迁出国更大，而这种较大的经济回报与移民和当地人社会接触的增多或减少无关。
10．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Jean Stockard等人合作的文章《美国非婚生育率同期群效应的种族差异》（Race Differences in Cohort Effects on Non-marital Fert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研究的主要是美国社会20-44岁白人和黑人妇女的非婚生育率比较。作者主要关注三个同期群因素：家庭结构、入学和性别比。对于白人和黑人来说，拥有较少传统家庭结构的同期群（cohort）有较高的非婚生育率。对白人来说，入学对非婚生育率的影响产生的是负效应，而对黑人则产生正效应。性别比因素对黑人产生的是负效应，对白人则产生正效应。
11．马里兰大学的Steve Martin的文章《评论：区分非婚生育率同期群效应和年龄、时间效应》对Jean Stockard等人合作的文章《美国非婚生育率同期群效应的种族差异》一文做出了评论。Martin以非西班牙裔白人为例，认为年龄时间效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同期群效应更明显，同期群效应和非婚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一种偶然性关系。
12．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Jean Stockard等人在《美国非婚生育率同期群效应的种族差异：对马丁的回应》（Race Differences in Cohort Effects on Non-marital Fert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ly to Martin）一文中对于Martin的质疑进行了回应。作者指出，Martin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澄清同期群效应的本质。作者对他们的数据进行重新检验之后，再次证明了他们研究结果的坚实性（robustness）。
13．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的Simon Cheng和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Kathryn J. Lively合作的文章《多种族的自我认同和青少年结果：从社会心理学路径看边缘人理论》（Multiracial Self-identification and Adolescent Outcom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Marginal Man Theory）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考察多种族身份青少年问题。通过对"边缘人"的社会心理学解读，作者假定，自我认同为多种族背景的青少年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心理困难，但同时会比单一种族背景的群体更积极地参与社会互动。作者同时借用"边缘人理论"对多种族青少年学校和行为结果进行假定。通过对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分析，经验材料证明了"边缘人理论"提出的假定。
四．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4篇）
1．Frank van Tubergen和 Matthijs Kalmijn 所著《荷兰移民的语言精通与使用：鼓励因素还是时机问题？》（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Usage Among Im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Incentives or Opportunities?）检验了移民的语言精通程度与语言实际运用的决定因素，语言的这两个方面目前在文献中都是被分开讨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是相似的还是不同的模式导致了语言的这两个方面。数据来自大规模反复进行的截面调查，这一调查的对象是居住在荷兰的土耳其和摩洛哥移民。研究者关注移民们的荷兰语口语能力和与他人交谈时荷兰语的使用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口语能力和语言实际运用的水平几乎差不多，但他们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语言精通水平与语言的实际运用同样受到移民动机、移民目的、邻里间种族聚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与交谈对象的荷兰语使用情况直接且强烈的受到交谈对象荷兰语水平的影响。相比于对语言实际使用的影响，移民年龄和教育水平对于语言精通水平的影响更为重要。
2．Borja Martinovic, Frank van Tubergen 和 Ineke Maas 所著《种族交往动力学：荷兰移民的面板研究》（Dynamics of Interethnic Contact: A Panel Study of Im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与先前静态的族际交往研究相比，这篇文章提供了一种动态研究方法。研究目的是通过相关的时间常数和时变因素来解释族际交往中的个体变化。研究者调查了这些因素在T1时刻和T2时刻之间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从而采用了因果关系的更好的评估方式。参数选择、外部时机和第三方影响的理论也被用作识别族际交往的潜在预测指标。研究者利用荷兰的土耳其、摩洛哥、苏里南和安替列移民的横向比较数据检验了理论假设。分析结果显示，静态研究可以很好地对时间常数因素进行评估，但是会高估时变因素的作用。并且，由于教育、语言熟练度、较低的移民聚集度、本地伴侣这些因素的作用，会明显地导致族际交往随着时间增加而加强，以上这些因素对于族际交往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分析变量。
3．Nathalie Rink, Karen Phalet 和 Marc Swyngedouw所著《移民人口规模，失业人口及个人特点于1991年至1999年在佛兰德斯Vlaams Blok对选举的影响》（The Effects of Immigrant Population Size, Unemployment,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n Voting for the Vlaams Blok in Flanders 1991-1999）讨论了语境特点在排他反应中的效果。对于移民的态度可以解释那些直接影响选举行为的预测。在移民人口规模和失业率都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期望会有更多人投票支持反对移民的政党Vlaams Blok。运用多级分析的方法（二元三级重复测量数据的逻辑回归），作者对1991、1995、1999年前后所涉及的各类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测试，同时也包括了个人性格和跨层次互动等变量。为此，研究者使用在佛兰德斯重复大选调查中由合并个体记录组成的固定数据样本，时间是1991年，1995年及1999年（共计3748人），并增加了175个城镇的时间变量数据。正如所料，移民人口的规模增加了市民为Vlaams Blok投票的可能性，这一效果呈曲线趋势。但是，失业率水平并不能解释给Vlaams Blok投票的行为差异。就个人情况而言，拥有较低职位和失业的人更倾向投票给Vlaams Blok。此外，一个明显的跨层次互动表明，在受到较高教育的人群中，支持Vlaams Blok选举的移民比例显著降低。最后，移民人口规模的非线性条件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被完全复制。
4．Moshe Semyonov 和Anya Glikman所著《族群居住隔离、社会交往及欧洲反少数族群态度》（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ocial Contacts, and Anti-Minority Attitudes in European Societies）一文指出，长期以来族群居住隔离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机制，在此机制下，少数族裔被剥夺了平等的机会、奖励和社会设施。族群居住隔离也大大减少了少数族群与多数群体成员的社会联系及发展社会交往的机会。本文探讨了欧洲社会族群居住隔离、族群之间的社会交往、对少数族群态度这几种现象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本文特别研究了以下几种假设：第一，族群居住隔离（即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的同类聚居）限制了建立和发展族群间社会交往的机会；第二，积极的族群间的交往可能会减少反少数族群态度产生的机会（即对威胁和社会隔离的看法）；第三，社会交往调节少数族群与邻里的关系及反少数族群的态度。本文使用了2003年以来欧洲社会调查对21个欧洲国家的多层次回归模型系列调研的数据，研究跨国之间比较框架的假设。虽然调查结果普遍支持预期的理论，但也强调族群居住隔离确实影响着族群交往中对少数族群的态度。
结束语
从以上4种杂志发表的38篇论文来看，社会学在族群/种族研究领域的主题在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和跨国迁移与国内迁移密切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论文中，涉及的最集中的主题是三个，一个是居住隔离，一个是就业中的不平等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受教育机会。这三个领域可以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种族-族群问题的传统专题，而且相互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由于在不同种族人口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或族群分层，一些种族的大多数成员属于社会的中上层或白领阶层，另一些种族的大多数成员属于社会下层或蓝领阶层。同时，在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方面的显著差距使得不同种族的主体人口分别居住在不同的社区，而低收入社区中的学校通常经费短缺、教学质量也比较低。这样，居住格局对各族群下一代的受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机会造成显著影响，并进一步体现在下一代成员在就业方面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所以，社会学家们长期以来始终将调查和研究族群关系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居住格局、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不平等方面。
除此之外，关于"民族"概念和族群记忆的讨论、语言差异、族群心理、族群生育行为差异、移民社区与族群关系、商贸企业职员多族群性对企业销售业绩的影响等专题，也都在2009年这四个杂志发表论文的涵盖范围中。在全球化和劳动力跨国迁移的社会发展态势下，几乎所有的国家和社会不仅出现族群矛盾和族际冲突，而且在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的大形势下，这些族际矛盾还呈现了进一步不断恶化的趋势，因此，族群关系和族群冲突就更加需要社会学家的关注。特别是在那些统一的国家公民意识尚未完全建立、各族群的群体政治意识依然很强的国家里，"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的现代过程尚未完成，国家的凝聚力尚未发展并真正巩固。在这样的国家中，各类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分配矛盾很容易导致以族群为单元的群体冲突，加上境外相同宗教、相同血缘、相同语言群体势力的介入，会使本来已经十分复杂的社会矛盾雪上加霜。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提出的思路和采用的具体措施，都值得21世纪的中国人借鉴。
需要说明的是，这4种学术期刊的作者和读者主要来自西方工业化社会，他们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他们的研究对象也是西方社会，而中国由于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和独特国情，在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时肯定存在着明显的国情差距。但是这一点并不应当妨碍我们从阅读这些论文中吸取经验、知识和智慧。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既存在许许多多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上的"异"，同时也存在科技发展规律、市场运行机制上的"同"。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都是在与历史的纵向比较和其他国家经验的横向比较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而得以前进的。
本文选择的这4种期刊是社会学世界级学术杂志，代表了国际社会学界（主要是美国与欧洲）的学术关注和研究进展，对于国内学者和研究生了解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概貌和动态十分必要。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发表的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极少，无法满足那些更关心国外的中国研究的读者。对于那些希望更多了解国外中国研究成果的读者，我们建议阅读"地域研究"杂志（如《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或者"专题研究"杂志（如《亚洲族群》Asian Ethnicity）等来补充更加具体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专题研究信息。这样我们的知识就会更加全面和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