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族群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作了论述，认为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的基础，文化又是维持族群边界线的基础。
自本世纪80年代起，族群一直是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主题。究其原因是都市中聚集了许多不同的族群，族群与其它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文化；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协调成为都市中的首要问题。
有关族群的概念是多种多样的，并常与一些名词混淆。笔者选择如下定义：族群（ethnic group），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1〕
族群一词容易与一些词混淆，一如族群与民族：在我国的学术界一部分人将这一词译为“民族”，如马戎先生、纳日先生就持有这一看法。但笔者以为，这一译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容易与我国原有的“民族”一词混淆。原有的“民族”英文译为“nationality”， 包含有“少数民族”之意，即汉族以外的民族。第二，族群可以是一个民族亦可包括一个民族中的次级群体，如汉族中客家人、闽南人、广府人等，而民族一词无法包含这些内容。
二如族群与语言群体（speech community），族群虽然常常与语言相关，但并不等于语言群体。所谓语言群体是指一群共享交流代码，或运用交流代码规则的人群。一个族群可以是来自一个语言群体，也可是由几个语言群体的人构成。
三如族群与种族（race），种族是指具有共同体质特征，如体型、肤色、头型等特征的人群；尽管一些体质特征会影响族群的划分，如黑皮肤，但体质特征并不是族群重要的划分依据。
总之，族群的划分主要是文化的因素。因此本文主要讨论族群与文化。
一、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基础
族群是建立在一个共同文化渊源上的。自城市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或者不同部落，甚至不同国家的人以后，由于城市中多族群的存在因而具有普遍的跨文化的特征。这些群体组织经常强调共同的继嗣和血缘，这样由于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而容易形成凝聚力强的群体。经常，社会科学家们认为这是群体中个人认同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社会身份。同时文化渊源又是重要的族群边界和维持族群边界的要素。
都市人类学牵涉族群时的困难之一，就是族群经常被视为文化和结构的现象——这两者经常是难以区分的。从文化看，一个族群定义为维持一个习得的文化传统（食、衣、语言、家庭组织、价值观）群体，形成在特定的地方，并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因为城市是依赖外来者集合而成，这些外来者曾受不同传统的濡化。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城市绝大部分居民是移民，这种城市具有文化的多样性，但这种特性并不一定会成为族群组织的基础。
从族群性的结构方面看，群体的构成的基础是共同继承的传统。在都市聚落中，文化特质的实际共性可能没什么意义，共同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可能与共同学习传统无多大关系。
族群的创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都市聚落和特别族群之间的多元关系。在移民过程中同村的成员，扩展的亲属群体，方言群体，如果可能会聚居在一起，至少他们之间会经常来往。当一个具有共同文化渊源的特定群体被城市中其他群体认识的时候，他们将被其他人认为具有共同文化物质基础的群体。这是从他人之角度来看，这经常与群体间的歧视，群体间的竞争，或者组织志愿团体相关——甚至可能丧失了共同的文化特质，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仍然会成为自身组织和凝聚的基础。有关族群与政治组织关系的研究表明，当这些群体卷入政治行动时，他们能经常动员起成员的资源，换一个时间，群体会运用共同认同来发展接受或控制特定的经济职位。
人们不仅可以看到，特定的族群作为都市聚落一部分反映的发展～因为反对是文化特质携带的结果，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群体认同的符号～是所创造或者是借用自己几个不同的文化渊源的分支群体。
我们可以从美洲—美国人族群的符号看到这一过程，这一群体包含了非常大规模的不同的人口，他们试图通过集体的符号联合成一个团体，这包括创造一面旗帜，用一种语言（一种非洲语）、一种发式（在传统非洲是主要的）、服饰（以西非为主）、和食物模式（依据美国南部的历史条件）。
笔者对澳门的研究表明，澳门各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原文化联系相当紧密。澳门在地理上与广东连在一起，其居民也大多来自广东或其祖籍在广东，因而与广东各方面的联系相当密切。历史上，广东的居民多次把澳门作为避难地。 历史上澳门人口的几次大的波动， 如1879 —1924 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广州商团叛乱； 抗日战争时期， 澳门人口从1938年14万人增加至1940年的40万人。在经济上，两地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澳门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几乎在同时腾飞，正是两地经济联系加强的一个表现。一方面是珠江三角洲人在澳门开设窗口，另一方面是澳门人在珠江三角洲投资设厂。在血缘上，澳门95%以上的居民祖籍在中国，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珠江三角洲。现在许多家庭仍分居两地，在珠江三角洲部分家庭有澳门亲属，就在一些家是丈夫或妻子在澳门，周末才回家。〔2〕两地人来往也相当频繁， 珠江三角洲人去过澳门旅游的很多，也有不少企业家、商人经常往返两地；澳门人很少没有来过广东的，许多人逢年过节，尤其是清明节都要返回家乡。从社团的交往看，两地社团的交往密切，如同乡会之类的民间社团不仅交往的频率高，而且交往的范围广，从娱乐活动到经济活动都有，除此之外，两地通过传播媒介的交往也很频繁，如电话、传真、广播、电视、报纸等，尤其是电视和报纸是两地的文化互相传递的重要工具。
二、都市文化对族群性的影响
都市中心的一个特征就是文化的异质性。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城市中族群的认同明显的是异质性的，这既是都市复杂的反映亦造成了都市的复杂性。
格拉克曼（Gluckman）指出在非洲对都市的首要反映是部落性而不是偏远地区的部落生活特征。在偏远地区人们住在一个同质性的部落聚落中，他们认同特定部落群体的成员不多，这样群体的构成是依据亲属制、政治和其他因素。相比之下，在都市人们生活在有许多部落群体文化多元的聚落，部落的认同更为复杂。
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是世界上非都市地区族群是有规律的交往的。事实上巴斯（Barth）就曾经作过非都市区的族群性研究， 他们经过长期的交往、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但通常都不会多过2—3个群体。而在都市地区，群体的成员多且相关的规模也改变了。由于都市人口的流动性大，难以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因而都市族群是不同的。
米歇尔（Mitchell）也认为部落性是个人为适应大规模、复杂和异质的都市环境的结果，由于人们要与不熟悉的人或陌生人交往，部落认同成为基本的交往方式而取代那种理解的社会分类模式。
布瑞曼（Berreman）研究了印度一个族群，也提出他们自身和他人认同的社会分类方式方法是一致的，然而这种单位运用并不是简单的部落而是依据了族群的区域、国家、语言、宗教的分类。
部落群体中的结构性差异（宗族政治因素），一些在都市环境中消失，而一些则得以加强。如布勒（Bruner）对印尼一个社区的研究，在那儿不同的村，继嗣群体，部落成员的认同不管我们和他们（陌生人）的区别。派盾（Paden）则研究过一个更为极端的个案，在刚果， 几个来自偏远的部落在城市中形成一个单一的族群认同。
三、族群性作为一种文化的持续
大多数都市人类学家的出版物在论及民族性时都集中在来自文化渊源因素的保存问题上，这些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常导致交往的频率提高和作为维持群体间界限的符号，在对新移民的研究中也涉及原文化的生活方式的保持，有长期保存这一模式的，这些因素如果试图获得或控制政治、经济资源缺少作用的话就不一定会保持。
对于一个都市族群的成功或不成功常常用群体的文化价值观来解释，文化价值观也用来解释群体稳定性和凝聚力的差异。群体的差异往往可归结为不同的文化追求、动机、价值观以及教育。如美国的日本人和墨西哥人的成功的差异在于各自文化的不同。然而，要展示价值观的差异是极为困难的，我们留下这争论的议题：不同的成功率取决于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将产生不同的成功率！
威勒也试图解释丹佛的拿瓦荷人，经济的不成功是因为基本的价值观。他认为传统的时间取向和宿命论阻碍了他们的成功。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拿瓦荷人有传统的工作伦理，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克服别的“价值观”，将拿瓦荷人的传统价值观转为动力，也没有肯定价值成功与否的“原因”。
墨瑞解释尼日利亚Calahn的依博人（移民）和爱非克人（当地部落）之间的经济吸收与凝聚力的差异。也称依博人较成功是因他们具有一个“能动”的文化，使他们变得灵活，而爱非克人文化太特化，太多禁律了。依博人传统模式主要由亲属制、政治结构和价值观构成。
亨德逊有不同的看法，首先，他认为从更深层次的分析依博人文化并不是墨瑞所描述的“能动”的，实际上在结构和文化上与爱非克人极相似。其次，他举例在另一城中两个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依博人群体（一个是土著一个是移民）。也发生了类似Calabay 城依博人和爱非克人的情形。土著群体是相对不成功和无组织化的，而移民群体相对成功和凝聚力强。他们这些特性与城市的结构性特征联系起来，而不是来自原生地的文化价值观，其三，他认为与每个城市在国家体系中有各自的角色相关。
这些例子显示，对于群体的成功和群体凝聚力结构的变异比来自原生地文化的价值观和组织模式更有意义。帕奇（Parkin）在对非洲城市部落团体比较后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乡村部落地区的亲属群体系对都市部落组织有一定的影响，他的结论是城市中人口和阶层的变异比那些相关的组织性质，部落性更有意义得多。瑞安（Schild Ryant）则用文化不相关来解释族群单位的组织和结构。虽然，如果将文化用于解释群体差异，我们就需要更好的分析文化而少纠缠在文化和关联的因素上。
我们可用另一种比较方法来测试这一说法，那就是比较在同样结构位置上的两个文化群体是文化制造了差异。古德坎德（Gutkind ）在老挝和内罗毕进行了长时期的脱产研究，指出每个城市中不同部落成员保存着不同的与原部落相联系的亲属责任模式。在这一个案中经济地位是持久的，而部落明显的在变化。然后从长远来看，经济地位导致所有部落同样结果。同样对两个底层阶级的次群体的研究显示，随着同样的趋势依赖生存的网络产生差异。第一群体强调与外部的友谊团结，而另一群体强调内部联合。
使用控制的比较可以归结出这一问题的轮廓，原文化的因素影响第一代移民的适应和他们在城市中对传统文化的保存。然而，社会经济变异的控制是活的，只有稳定的结论可以描绘出来。
舍克（Shak）试图提供一种平衡的看法，他认为族群的地位是来自原文化的基本价值与城市的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信仰中关于妇女的经济角色以及老人的权威是永恒的。都市族群和乡村部落之间相互的联系是通过部落宗教实践者的恐吓来维持的。
四、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线的基础
原文化的因素对边界维持的符号作用是重要的，符号的维持也导致集体的活动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增加。这种群体认同的符号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其代表了集体的认同。通常这些文化的符号可能不是来自原文化。而是新制造的，尽管是一种新的模式，但是通常相信仍是来自原文化的继承。
（一）符号（Symbols）对维持族群边界有重要意义
在生活诸方面可以分为局内人和局外人，个人常用来对群体的行动的认同，这种符号是由群体成员共享的，并常常由局外人和局内人所认识。
语言与族群紧密相联，因为语言是从很小就开始学，是家庭重要的纽带，是文化各方面传递的主要机制，亦是族群认同的基础。在某些混合的社会中常常用本地语言来排斥局外人和团结局内人。在一些大的都市的单位中（如学校、工厂）有些小群体选择土语来排斥外人和保持局内人的稳定性，甚至这些人都可以讲非常好的主导语言。即使大家都说同一语言，其中有些群体会保持不同的说话方式。如非洲某地一个美国人社区就有这种情形，只要族群保持高频率的交往和维持族群界线，语言的维持就很重要。
格里博革（Greebeng）讨论了都市地区中语言和部落及族群认同的关系，他认为都市语言有许多问题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象都市中非洲混合语问题就是其一。因为一种非主导的土语的维持，并用在某一镇和城市显然是与维持族群认同相关。格里博革注意到语言在一些旧城市，居民来自很广的语言社区，并在有传统的主导语言，一种特定语言的社区中其母语可以保存非常长的时间。
一些具有地区性语言的移民，也不采用本地的语言或主导语言，而保持自己的方言或次方言。理查德（Richard）提到，在一些个案中， 一些有某种语言的社区成员，因为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设法公开的采用主导语言也获得较好的地位。在非洲许多地区在殖民统治下，最权威的语言是殖民当局者的，土著精英往往获得这种语言的能力。土著精英的双语优势，使得他们的地位提高，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澳门的土生葡人就是一例。显然，都市语言学家们有许多感兴趣的问题，关于语言的存续，语言和人权等与族群有关的问题。
有关族群认同和边界有关的领域称之为表现文化，包括人体运动、舞蹈、音乐、宗教、民俗和神话、人体交流的形式，动作和空间手势距离都可以用于族群分界的标尺，许多都显示出怎样用于族群认同方面，运用与否也算一项族群内容。
民俗、神话、舞蹈、文学都是表现艺术，能有效地把个人与群体联结起来，非洲美国人就是长期保存了表现文化的结构和形式，并对群体的成员有意义的重要性。如Bluers的音乐特征和非洲美国人族群性有着紧密的联系，英格兰的印度人组织了几个音乐和舞蹈队，既为一般观众也给印度人表演，许多年轻人也参与这种活动，表演时有很多印度追随者，聚成一个大的群体。秘鲁利马市地区性团体星期例会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家乡食品、音乐和舞蹈召集的。
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也是族群符号的一个来源，通过自然的信仰和巫术的实践通常可用来区分局内人和局外人。同样宇宙观信仰，也是区分文化的标尺。在一些个案中，一些核心概念也被用作区分一个群体成员与别的成员的标志。如在美国都市人丛中常听到“Soul”，就是用来划分非洲美国人的群体的，这一基本的特征与行为和信仰许多方面有关。这一核心是从特定形式的音乐、舞蹈、语言交互行为、从食品中衍生出来的。Soul这一概念，其本质具有整合的功能。
产生凝聚力的另一个特征是给予族群声誉和形象，常常有些群体被外人视为内在的荣誉作为一种符号。在多元的都市族群中，各种族群都将有些被认为是唯一的，或可以区分的特性。更广泛的说，这些荣誉特征包括在人们用于解释其他人行为观念之中，并不只意味着是相反的内容，族群本身的成员可能相信特征是有效的。
个人的服装和化妆方面特征也是重要的族群标志。如印第安人女性的服饰就是一例。布瑞曼注意到印第安人在都市中就是用地区性服饰作保存和族群不同的标志。然而在许多例子中，都市服装为世界同质化的一项内容。西方的服装，至少男性在公开场所着的服装已经传遍世界的都市地区。然而，近来的研究显示在一次乡社区的服装的代码（不同的鞋、头发）仍然有些微妙的区别。然而这些代码并不一定与原文化相关，而与邻里或职业甚至年龄相关。
（二）饮食传统 饮食也可以作为维持族群边界的一种符号。一种饮食模式不仅包括消费的食物品种，也包括食物准备形式、上菜顺序和食物组合，此外禁忌和讨厌某种食物也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还有在什么时候消费某种特别食物等。
在许多方面，食物禁忌作为饮食模式的一部分，亦有助于维持一个族群。经常见的有关印度人禁吃牛肉，以及天主教在星期三、星期五禁吃肉食。这些禁忌不是都市起源的，可是在都市中心的各群体仍然保存并作为联系和合作，成为区分群体内外成员的标志。
有些族群的食物可以由其他群体所采用，并成为其族群重要的标志。如费城南部的意大利人消费大量Bagels，他们并不认为Bagels是犹太人的食物，也不是一种族群的食物，没有吃Bahels的规矩。犹太人只有在星期天的Brunch吃饼加奶油。意大利人就没有特别的研究，正如大多数美国人吃Pizza没有特别规矩一样， 而意大利人在什么时候吃与什么东西一起吃都有讲究。
特别饮食模式的部分内容会形成严格的制度，进而成为一群体的界限。例如在费城仅有三家希腊饮食店各有做Phylo Dough所需的盘子， 希腊人家庭分散在整个城市，一星期至少必须来买一次Dough。 这样店主成为社区交流的重要人物，商店也成为交往的重要场所。意大利美国人食品研究协会是满足特产的需要而建立了一些意大利特产商品和供应新鲜产品的市场。同样，按犹太教规清洁食品，从过去和现在都是犹太人团体中的一部分。意大利人在英格兰办的第一家企业是特产杂货店，为同胞们提供需要的物品。波多黎哥的杂货店除了供应特别食品外，还提供许多机会服务。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咖哩屋在新西兰移民当中具有重要性。
（三）制度机制 各类制度被用于加强族群内部关系和交流。那些正式的部落和区域性团体，土语报纸、电台、宗教活动都是基于原文化之上的。我们上面谈到的一些特别的专门商店和饭店，是承办重要的符号内容需要。在一个存在严格的婚姻制度的群体中（内婚制）他们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大多在城市中的非洲群体仍然重视部落内婚制这一基础，有媒人来安排婚姻，这就提高了群体的独立性。舍克注意到古安人常常由媒人安排城里男人与乡下姑娘成亲。然而，他还注意到古安姑娘，城市中其他群体相当希望娶，假使一位古安妇女离婚了，有很大的可能性与部落外的人再婚。尽管没有外在环境的支持，但是内婚制仍可在短期内持续下去。
在许多非洲城市，变异性部落混合了不同的继承模式，虽然那些父系和母系群体有接触，但他们经常由于子孙的权力或研究和离异的子孙家属发生冲突而禁止相互通婚，这样就形成了族内婚，或者与有类似继嗣系统的群体进行有选择的族外婚。
在过去很少人注意西非团体的发展和持续的解释于描述，而其他地方的民族志家则注意到这些群体。杜提和曼金描述了利马地区性团体并探讨对这些团体对个人的调适和城市政策的作用。
通常，体育运动是一个团体活动的中心， 像意大利美国人的Bocci，英格兰的印度人的Kabad（Fog）等运动的举行就是促进了民族稳定。像利马的足球联盟，就是按区域来组织的，英格兰印度人的娱乐活动在一年中民族稳定。像利马的足球联盟，就是按区域来组织的，英格兰印度人的娱乐活动在一年中举行足球和地方性的运动。
在都市中一项重要的维持界限的活动就是庆祝原文化的节日，如在都市美国庆祝中国新年就有利于族群联系。意大利人，波多黎哥人都有类似的情况，有趣的是，在每个城市都有一些特别节目而受到重视。
在许多美国地区的群体，会在族群的节日里举行一些公开的庆祝活动。比如，中央公园的某天是波多黎哥人庆祝国庆节，而另一天有时是所有印第安人的节日。在哥伦布节意大利人庆祝，而爱尔兰人又庆祝自己节日。
上面讨论这种机制是直接来自原文化并且是代代相承下来的，然而许多研究者都提到，这种符号的制定是被人操纵并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亲属和婚姻制度以及宗教制度变迁以便群体能把持经济和政治的形势。这在非洲都市民族性的文化就是中心点，并有成熟的比较。
（四）边界过程 都市族群边界保存的问题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人与群体的关系，二是群体边界在长时间的坚硬性。
就第一个方面作一个简单的描述，长时间内个人认同的变化对群体边界的维持没有太大的影响。个人通过结婚、改名、改变宗教等，从一个群体认同转向另外的群体，只要这种情况不发展为群众性的脱离，群体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移民群体中，一个群体在城市中在人口、经济和政治上占主导，其他群体的成员将主张与主导群体认同以便能最大限度的获得政治和经济的利益。但他们在其他情形下会使用原来的认同以便最大限度的获得亲属义务和相互帮助。
舍克在试图解释Addisa Baba人口普查报告时也注意到同一现象。他发现许多部落成员是混合婚姻的后代，这是通过与主导集团的认同来提高他们的地位。澳门土生葡人实际上是葡萄牙人与华人或其它亚洲人混血的后裔，但都认同葡萄牙国籍，以提高其社会地位。
有些不同的因素影响个人之承认和与某一群体的交往，这一现象用“情态族群性”的概念来表示。对于个人某种形势的日益变化，他们可能表现和隐藏其族群认同的行为。此外，生活圈的不同，对族群性将有高和低的感觉。时间也会影响族群的认同和交往（某族群活动是一星期，一月或一年举行一次）。有关都市族群性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是不讨论影响这些现象关联的因素。
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原地区存在的文化差异的多样性的程度。巴斯就注意到美国的意大利人，地区性的差异引起语言、服装、饮食的差异，甚至来自意大利不同省之间还产生的敌意，可在美国这一边形成了合并的意大利美国人的文化。Sidyabyuzzi和Calabyia 的农民迁移到罗马，由于地区性的次文化而导致分化不同的族群，而移民美国都产生了合并。这种合并是一种扩大分类的结果，这在具有同样语言的食物的小文化中以存在、合并方导致人口的均衡和经济政治的机会。
在非洲的研究中，艾丹.索撒尔称之为“超部落主义”，而科恩等人称之为混合（Incorporation）。文化的各方面有些相似的语言， 继嗣系统，与外部的固有模式反复的交往而产生一种由利益集团组织起来的群体。
对洛杉矶印第安人研究时注意到城市促进了印第安主义的发展，其含义是本来只极为不同的部落背景的群体通过的一种政治运动而产生一种美国印第安人的认同。部落差异，包括不同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尽管不同的部落对运动的不同参与，但这些差异在逐渐缩小，参与的差异与人口的比重相关。
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运动发展的分析很多，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运动的产生是由于群体高度的政治化，高度的意识所引起的。他提到洛杉矶和蒙特利尔所发生的运动之差异，这种差异部分原因是印第安人占总体的社会中人口的比例，另部分原因是主体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所拥有印第安人不同的陈规。
许多人类学家研究都是印第安人的酗酒的高比例并且选择酒吧作为娱乐活动的主要点。普莱士认为洛杉矶印第安人转向酒吧只是近年来的事，因为酒吧已聚集了来自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他们把酒吧视为跨部落联系的地方，这是更广泛的印第安人认同的第一步，酒吧活动产生了小集团，并步出酒吧形成正式的制度，产生了政治意识。
对这种混合过程研究最有成就者之一是帕盾，他研究尼日利亚Kano城市中的族群的历史发展，他提到大范围混合成一个单位的过程并不与原部落相当，这一过程从相互独立群体的交往开始，最后构成有相似价值观的一个团体，这种新的稳定的群体产生了与其他群体分划的机制。
五、族群研究的问题
上面论述了族群与文化的关系，但是族群涉及的面很广，因而当代都市人类学还有许多其它重要课题。其一是研究族群和社会阶级的关系，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社会科学的中心。族群是有边界的单位，在都市社会中形成边界，实际上他们已成为次文化单位。然而来自原文化时这一群体生活方式的影响仍然是个公开的问题。生活方式的差异的根源在哪儿？为什么是组织化的冲突，而不是阶级基础，在族群的特征受其文化源的影响外，事实上还受其他结构特征的影响，尤其是群体的经济条件。
其二是研究族群与职业的相关。因为我们强调族群的经济和政治功能，从一定程度上说族群形成了特定的经济行业，两者的之间有紧密的关系。在中国、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北美的文献中有这一方向，这两者都市组织基础是不可分的。垄断某一经济行当的族群和这些族群阶级中的同质性也值得注意，族群中的不同阶级保持独立性。非洲的城市中新的官僚精英不愿意与原族群联合，以减少反对党的压力。
其三是族群与族群性的研究。都市民族性，对族群构成和边界维持很重要，这个过程的一般模式如下：来自不同地域地区部落甚至不同国家、人民迁移到都市中心，他们开始在很高程度上社会交往是基于共同的原文化。一旦他们有了足够的人数就会从城市中其他群体中分裂出来形成另一群体。因为城市机会结构的本质，或反其他群体的歧视，或者限于合适经济机会。运用个人的网络获得工作或发展企业导致这一群体成员本身建立起相同的经济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相似性维持和促成他们交往的模式。个人通过符号和制度与族群认同的形象相关的和有着同样的趋势，仍有许多问题影响这一过程。
作为一个族群的成员和运用民族性作认同的尺度并不相同。感觉族群认同和移民性是一回事，而作为团体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结构重要的要素是另一回事。人们族群的认同随时有长有落。诸如假日或受到外部力量的恐吓等事件都可能增加族群认同的行为。个人为了其自身的目的，常常为使用和隐藏自己族群认同，然而在所有城市中族群的存在是政治经济结构的核心。
收稿日期：30/12/96
注释：
〔1〕Nathan Glazer & Daniel P.Moynihan:Ethnicity～TheoryAnd Exprience Harvard Univercityw Press 1975
〔2〕孙九霞、 周大鸣：《澳门与广东～珠海斗门乾雾镇的调查》，《广州社会》1996年第1期。
原文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南宁)1997年第02期 第16-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