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在今年9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这些重要论述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了遵循。
只有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应对面临的国内外各类严峻挑战，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今天中国的民族研究者应当在哪些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应当以什么思路来引导研究工作的方向？这是需要我们在总结近些年我国民族研究工作成功经验和理论争议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形势变化和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现象，认真加以思考的基础性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讲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几千年而其基础性结构维持不变、在21世纪中华民族如何经受住国内外各领域的巨大冲击而保持内部团结并持续发展，进而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最终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
梳理和分析反映中华民族演变的史料
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研究，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民族理论的根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给后人留下大量宝贵和丰富的史料文献和文物遗迹。在对中国历代文献史料梳理、分析和研究过程中，我们应努力分析中华民族几千年演变的历史轨迹，从中归纳提炼出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在这个过程中，对反映中华民族演变进程史料（包括考古发掘的历史遗迹和文物）的梳理和分析，是此项研究工作得以立足和推进的信息基础，而且直接关联到建设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和西方汉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历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原王朝的历史（二十五史）以及相关史料，并且形成以各中原王朝（如宋史、元史、明史）更替来分界的特定史学研究体系，包括学术队伍、史料体系和研究成果。中原朝代固然非常重要，是中华民族政治实体的主脉。但必须指出，我们长期以来对史料中有关中原周边群体的记述，特别是周边群体用自身文字（藏文、蒙古文、满文、回鹘文、察合台文、托忒文、契丹文、西夏文等）留存的史料文献和相关历史遗迹（碑刻、墓葬等）的关注不够。西方学者提出的“新清史观”“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等，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学术界关注，客观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利用人们不熟悉的这些文献重新解说中华民族历史。我国学术界应当特别关注对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和历史遗迹的研究，尽可能吸收熟悉少数民族历史、掌握少数民族文字工具的各民族学者参与相关研究工作，系统梳理国外学者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及时作出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回应，主动参与国际学术界的相关讨论。
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
阅读中华民族发展演变几千年的史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各群体之间始终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据潘光旦先生汇集的《中国民族史料汇编》一书，仅《史记》就查出76种族称，在《左传》《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竹书纪年》中查出112种族称，在《资治通鉴》中查出80种族称。这些族群的名字绝大多数都已消失在随后的族际交流融合过程中。旧的族称不断消失，新的族称不断涌现，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历史进程中内部结构的基本特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我们思考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这一现象是极具特色的。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内部产生一个凝聚核心并逐步发展出多元一体的基本结构，自秦以来人口规模始终保持在几千万，并在清代达到4亿，其所具有的罕见凝聚力和包容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特质。这种文化特质也许可以被概括为“非无神论的世俗性”。整体而言，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那些以一神教为文化—伦理基础的文明体系（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华历史上的各朝代也不同于在一神教文化与相关伦理体系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世界上其他政治实体（各类形态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儒学传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体系。它所发挥的作用之一是树立社会治理的“大一统”传统，作用之二是通过选士和科举制度形成一个超稳定社会结构。
准确把握“多元一体”与“凝聚核心”
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理论框架中，有两个观点需要特别关注，一个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另一个是中华民族内部存在一个凝聚核心，即中原地区的汉人群体，二者相辅相成。过去，我国史学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各朝代维系“一体”的凝聚核心群体，忽视了对“多元”层面及相关部分的关注。其实，在各群体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中原地区周边各群体也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向心力。北魏孝文帝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这一论述把“一体”和“多元”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是我们开展中华民族历史研究的指导方针。
现在提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通常把炎黄华夏视为凝聚核心，把周边的少数民族群体视为“多元”。进一步仔细分析，今天人口规模达到13亿的汉族群体，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吸收融汇周边群体逐步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群体也是不断吸收周边多个群体人口的集合体。
如果进一步分析，中华民族演变进程中的凝聚作用可具体分为几个维度：政治行政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强制力可视为第一个维度，掌控行政体系运行的规则，使之井然有序；以丰富物产和诱人税收为代表的经济力量产生的吸引力是第二个维度；因具有强大文化实力（维系社会稳定发展的道德体系、伦理规范、丰富的文化生活）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可以被视为第三个维度。除此之外，人员交流与通婚、生产技艺与工具的学习交流、生活习俗的相互借鉴等，都在推动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在一个多元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三个维度的凝聚力不一定集中在同一个群体身上，凝聚力度也存在差异，但中原地区的汉族群体始终在各方面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凝聚作用。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努力以各类史料（包括不同文字的记载）为依据，把这个“多元一体”的多层次结构和动态演变过程描绘得更加清楚，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解决当前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如何实现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抗争中，中华民族逐步从一个自在的实体转变为自觉的实体。我们如果想要系统和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这个转变过程，就需要对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百年期间的中国外交史、思想史、概念史和话语体系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这段时期，中国涌现出一大批在西方文化冲击下重新思考“中华”概念和中国前途的重要学者，如林则徐、郑观应、严复、王韬、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章炳麟等。他们绝大多数人的知识基础是中华传统文化，熟读经典并熟悉中国历史。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船坚炮利的强力冲击下，他们开始努力理解西方社会的知识体系并认真思考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的思想探索，包括对欧洲文明核心概念的讨论，对欧洲文明、西方制度与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的比较分析，以及他们为中国摆脱历史困境而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都可以为我们今天深度理解中华文明体系、重新探讨中西文化—政治对话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也正是在百年抗争中，中国人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身，也进一步看透了西方文明，从而从历史上的“自在”状态逐步转变到不断深化“自觉”的境界。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