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的出版是我国民族史和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在过往的研究中，无论是中国通史研究还是断代民族史研究，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彼此交往的历史进程尚未能形成较为周全的知识体系。与之相应的，国内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的中国历史教材，多着重于中国通史和断代史的讲述，缺乏对中华民族及其内涵的介绍。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出版发行正当其时。该书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为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的主线，深度发掘中华文化传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的凝聚作用，努力发掘并高度关注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有助于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该教材的出版在高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学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历史观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 高校教育
经过编写组各位学者的辛勤努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正式出版，很快将成为许多高校的正式教材。它的出版是我国民族史和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
近些年，党中央一再强调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这项工作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这是基于进入21世纪后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历史性变化而提出的一项战略性举措，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进行历史性总结而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
为了深刻理解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我们首先应当全面梳理和理解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并发表讲话，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的编写就是落实中央在民族工作领域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环节。2024年2月27日，国家民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出版举办发行座谈会，《新闻联播》做了报道，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这部教材的高度重视。
从形式和内容方面来看，这是一部有关中国历史的教材。但是，这本《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与我国以前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和教材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
一、我国历史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的基本情况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几大类。
中国历史研究的第一类是中国通史，作者有范文澜、吕思勉、钱穆、白寿彝、雷海宗等老一代学者。这些通史类的著作对中国历史上自殷商以来各中原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由于各朝代中原政权与边疆割据势力之间的族际交流与战争，往往是影响甚至决定中原朝代存亡的重要政治军事事件，所以通史类的中国历史对这些事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
以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为例，在第一编的“西周”部分介绍了“各族间战争与西周的灭亡”，在“东周”部分介绍了“各族间的斗争与融合”。第二编“东汉三国”部分介绍了“汉文化对国外诸族的影响”，“北朝”部分介绍了“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合”。第三编“唐”部分谈到“唐朝与四方诸国的各种关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介绍西晋时论及“胡人之内地杂居”，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介绍“胡人之汉化与胡汉合作”，又介绍了“金起灭辽”“金灭北宋”“蒙古之入主”和“满洲兴起至入关”。但是，这些通史类研究著作对于各朝代各民族在民间社会层面的族际交往和边疆各群体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少关注。这些方面的介绍之所以相对较少，一方面是受到相关史料缺乏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与许多研究者并不掌握各边疆部族的文字、较少利用这些文字的史料有关。近些年欧美和日本学者发表的一些中国边疆史研究成果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也与这些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边疆部族的文字史料有关。
第二类研究关注的是各朝代的具体断代史，如先秦史、战国史、汉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民国史等。由于相关研究者们的关注多集中在某个具体朝代，他们所研究的具体历史时间段仅集中在几十年或几百年之间，因而能开展深度发掘和细致整理相关朝代的大量珍贵史料文献，做出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他们的研究视野往往不能把所关注的某具体朝代的历史放在几千年中华民族演变的大历史潮流中来加以考察。这就好像是水文学家如果只考察一条河流中的某段，而不去关注这条河的上游和下游，很容易忽视河流各段之间无法分割的整体联系。
第三类研究主要耕耘的领域是地方史志，其中大多数研究聚焦我国沿海和中部的汉人聚居省区。鸦片战争后，由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文化影响开始渗透到中国的中西部边疆地区，有些历史学家开始特别关注边疆地区的地方史志研究，调查当地社会与族际关系的现状，同时关注西藏、新疆、甘青、云贵等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历史。其中一些学者（如李安宅、马长寿等）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调查资料和文献整理。
第四类研究关注的领域是专题史，如人口史、佛教史、经济史、财税史、交通史、迁移史、基督教史、太平天国史、法律史、租界史等，其中还包括现在已经被正式识别为各“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族别史”，还有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
二、我国的民族史研究
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述中国历史研究传统范式的影响，我国学术界的民族史研究工作也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中国民族通史类，如王桐龄、王钟翰、吕思勉、林惠祥、翁独健、罗贤佑、江应梁、华祖根等先生撰写的不同版本的《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史概要》《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等。
第二类是各朝代的断代民族史，主要介绍具体朝代的民族发展和各领域交往。其中收集史料比较丰富和比较系统的，是由田继周等先生编写、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分朝代8卷民族史（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代、明代、清代）。由于各卷可容纳的篇幅较大，提供了不少族际交往的具体信息，其信息来源既包括“二十四史”，也包括地方志、民间刊印诗文、传记等史料。
我们今天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民族通史、断代民族史的研究成果有几点需要关注：一是以上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还是偏重于介绍各类史料中有关的文献记载，较少去系统分析和深度发掘在这些族际交往活动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二是总体而言很少从中华民族整体形成和演变进程的高度、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来解读各群体之间交往的各个具体事件；三是叙事的主脉大多不够清晰，而且对有些历史事件的讨论很容易站在中原政权的角度来解读相关史料。
第三类是少数民族史或族别史，也包括少数民族专题史（如韩达先生主编的3卷《少数民族教育史》和陈高华、史卫民所著的《元代经济史》）。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历史学是一级学科，下面有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3个二级学科。“少数民族史”被归类在二级学科“中国史”下面的“专门史”一类当中。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24年的研究生专业设置为例，在“中国史”专业下面，共有22个“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只是其中之一。由于没有“中国通史”这一方向，只有各朝的断代史和专门史，所以教师和学生们在学术研究和课程学习过程中，就难以出现“中华民族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这样的宏观视角和理论探索。
从我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二级学科、专业方向）的结构来看，中国民族史在历史学科中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重点综合性大学中，断代史和国别史始终是主要课程和骨干教师的重点研究领域。同时，由于我国族别史的研究者们大多集中在各民族院校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机构（如民族研究所），他们在中国的历史学科中同样长期整体上处于边缘地位。
在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国家民委曾组织专家学者为我国55个少数民族各自编写了《简史》，同时为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区、州、旗县）组织编写了《自治地方简志》。而这些《自治地方简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当地的“自治民族”为核心和主线来编写的。费孝通先生曾经长期参与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他在1996年指出：“分民族写历史的体例固然有它的好处和方便的地方，但是产生了我上述的困惑。我的困惑出于中国的特点，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是离不开汉族的。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很难周全。……历史研究不宜从一个个民族为单元入手”。
从把中华民族共同体视为一个整体的立场来看，我国上述历史学下属的各研究体系都存在一定偏差。总体而言，无论是中国通史研究还是断代民族史研究，历史研究叙事的主体除了北朝、元朝和清朝时期这几个由少数族群主政的政权之外，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中原的汉人群体和中央政权。从以上学科和研究成果的整体结构上来看，由于我国的民族研究最终成了“少数民族研究”，客观上割裂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彼此交往的历史进程，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这样形成的知识体系“很难周全”。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曾特别强调：“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这些民族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因此，在我国的历史学学科中（既包括以中原王朝为主线的中国通史和断代史，也包括以各“民族”为单元而开展的民族史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立场来看，以上两个史学研究体系都存在一定偏差，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研究中彼此分割的“两张皮”。这个基本结构如果不进行调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始终是不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的研究工作也难以得到我国历史学科专业队伍的整体性支持。
三、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叙事特点有其特定历史原因
在近百年的中国话语体系中，“民族”已成为一个最常见的概念之一。但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具有现代政治与文化意涵的“民族”一词并不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自有概念，而是鸦片战争后自西方传入的一个具有西方社会政治文化内涵的特定词汇，它的原词是西文的“nation”。我国社会与学术界对“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内涵的认识也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1874年王韬在《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首次把“民族”这一汉文词汇应用于中国国内。1898年梁启超在文章中使用了“中国民族”概念。1902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总体而言，自晚清开始，我国才开始接受自国外传入的“民族”（nation）概念，并追随西方学者和媒体的话语，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作“民族”。
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民国时期在西南地区开展的社会调查工作曾经一度以“造民族”为研究导向，即利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基本概念和调查方法，在西方学者涉足尚少的云南、四川等少数族群聚居区开展体质、语言、婚姻亲属制度等方面原始资料的收集，力图识别出“新民族”，以便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当时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透过调查语言、体质、文化之异同，来探求中国国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各民族间的区分界线何在，并由考古与历史学来说明导致这些民族之存在与区分的历史过程。”在整个民国时期，由传统体制的清朝脱胎的中华民族始终面临一个如何在清朝领土范围内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造国民”即努力在中国各族精英和民众中树立对“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贯穿民国时期的最为紧迫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华战争的规模持续扩大，抗日救亡成为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最紧迫的任务。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中华民族”概念成为中华大地上团结中华各族共同抗战的旗帜。当时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是为了共同抗击企图灭亡中华民族的日本侵略者。“抗日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以“中华民族”为符号进行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建构”的基础。1936年5月《五五宪章》公布，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这就是当时曾引起全民热议的“中华国族入宪”。1939年顾颉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呼吁“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民族”这个概念主要用在56个“民族”的层面。自1949年《共同纲领》、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宪法》、1958年八大报告和修订的《党章》到1987年的十三大前，这期间的重要中央文件都缺失“中华民族”概念。费孝通先生指出，自50年代开始，“在我开始参加民族研究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一提民族工作就是指有关少数民族事务的工作，所以很自然地民族研究也等于是少数民族研究，并不包括汉族研究”。因此，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中所使用的“民族”概念，长期被主要用于指“少数民族”。直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考虑到港澳回归与台湾的统一，为了重建港澳台精英与民众对中国大陆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中华民族”开始重新出现在中央重要文件中。
四、我国民族研究领域核心概念用语的转折点
我国民族研究领域核心概念用语的转折点，是1988年费孝通先生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演说，演说稿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上。曾经在80年代参加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参与民族史编写讨论的费孝通先生表示，自己 “对过去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写成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有反感。怎样能跳出这个观点来写中国历史呢”？《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文章即是费孝通先生努力站在“中华民族”整体的角度来重新叙述中国历史的重要尝试。这篇文章主题鲜明、脉络清晰，实际上勾画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虽然他仍然使用56个“民族”的习惯用法，但是非常明确地宣称“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此后，以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演变为主线开展的民族史研究，在我国的民族研究领域开始多了起来。199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写出版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从多个不同的研究专题出发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演变历史和主要特征。
五、国内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的中国历史教材
在我国中小学的中国历史教材中，叙事的主线是中原王朝的朝代更替史，即使偶尔提到边疆部落和少数民族政权（如吐蕃王国、喀喇汗王朝、大理国等），也主要是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写寥寥几笔。我国各大学历史系研究中国历史的课程结构更偏重于断代史，世界历史专业的研究则是世界各国的国别史。
整体而言，我国中小学的历史教材缺失有关各民族发展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的系统介绍，所呈现的只是简略的断代史，缺乏对中华民族及其内涵的介绍。而各大学历史系或历史学院涉及中国历史的相关课程主要是中国通史和断代史。这与历史学的学科设置和授课教师们的专业背景密切相关。与此同时，部分高校开设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类课程，使用的相关教材基本缺失“中华民族”核心概念，这与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现实情况严重脱节。
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工作。2017年国家教材委成立，高等院校原来长期使用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及此类教材全部停用。在党中央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项工作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以后，编写一本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为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的主线，深度发掘中华文化传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的凝聚作用，努力发掘并高度关注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新解读，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的教材，已经成为中国民族理论界和民族历史学界的一项紧迫任务。
六、新出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
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最重要的结构特征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之相关的重要核心观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考虑到我国目前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现状，当前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如何以“多元一体格局”为基本框架、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来重新梳理和书写“中国史”或“中华民族史”。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努力发掘和汇集历史上我国各地区、各族群在各个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并把各民族的发展演变史融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变史中，在这个大框架下把这一历史进程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点总结出来，完成一部有血有肉有骨架、所有史料相互呼应、真正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这个研究专题绝不仅仅是民族史学界的重要任务，做好这件事的要害，是应当而且必须把主流历史学（朝代史）的重量级学者吸收进来，否则我国的历史叙事仍将依其传统惯性保持“两张皮”的现状。如何通过对史料的系统研究和重新梳理，以全新的理论框架、思路和结构编写一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加紧推进的重要研究专题。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系统地论述了中华民族这个议题。他明确地肯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并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相关的教材编写在近几年成为我国民族工作中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近几年，小学、中学教材《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团结》已经在全国各地学校的课堂上使用。近日，以高校学生为主要对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也正式出版，这部教材的出版在高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学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由于2016年以前编辑出版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等教材已全部停用，这本《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概论》的第一讲是“基础理论”，首先介绍了“中华民族”这个核心概念以及我党的历史实践，特别强调“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章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了全新和系统的解读，讲清楚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今后民族工作的方向。
《概论》的第二讲是“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介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形成的特殊的地理环境，系统介绍了中华文明的内涵特质，以及“多元一体”格局之所以能够形成的文化土壤。自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度面临严重的政治与文化危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努力抗争，最终保卫了祖国的领土和政治独立，使中华民族真正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概论》的第十六讲，主题是“文明新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正在经历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这是由中华文明固有的和平特性所决定的”，从而把当前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这是对中华民族未来长远发展的历史展望。
从第三讲到第十五讲，中间的这13讲按照不同时期介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华传统文化讲“有教无类”“和而不同”，这些章节分期详细介绍中华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宏观大框架下充实进了大量鲜活的史料和丰富的图片，用以说明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大一统”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如何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我相信，在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学过程中，这本教材对教师和学生提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以及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都会产生积极效果，在落实中央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求中发挥重要作用。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