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推进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大的推动力，既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又必须同这个总进程协调同步。改革开放29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同整个改革进程相一致，扎实地向前推进的。但必须清醒看到，无论是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相比，还是同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新期待新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都还有不少亟待加强和改进的环节。
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与全面改革的内在关系以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要求和社会基础，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是对近30年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历程和显著成就的科学总结，也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而继续奋斗的重要思想观点，为正确处理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体制改革的关系、正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政策指导，对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胡锦涛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紧密结合新的实际，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向前进。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只有按照党的十七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的部署，坚持从国情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总结和科学运用自己的成功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让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一、人类政治文明概述
政治文明是现代社会正常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成员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期待，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一是努力将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付诸实践；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三是使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种文明祥和的政治状态下各得其所，互爱互信，共存共荣。
（一）从现代的意义上理解政治文明
一是政治文明意味着一种得以产生并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政治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也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当然也有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
二是政治文明意味着政治进步。文明通常可以与进步同义。所谓政治进步，主要是指人类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政治难题以及摆脱政治困境的有效性的程度，包括制度的发明以及技术的设计，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文官制度、议会制度、军事制度、警察制度等制度安排，就是在政治实践中应运而生，现代政治文明就这样逐步地产生。
三是政治文明意味着政治发展。政治发展大致可以有以下评价指标：（一）有关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观念已经在社会形成广泛的共识，并成为指导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二）政府结构及其功能的专门化以及政府治理社会能力的提高；（三）社会政治参与渠道的扩大以及民众政治参与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二）从政治文明演进的一般走向看其主要特征：
第一，从暴力政治走向协商政治。非暴力的政治应该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特征。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就是说，一种持续稳定的统治秩序一定是基于权利与义务关系上的秩序，而不是基于暴力的政治。因此，现代政治文明注重以协商政治为导向，通过谈判、妥协、让步来获得政治问题上的共识和认同。
第二，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传统的政治以权力为导向，政治活动的主要领域几乎都是围绕权力的问题而展开的。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权力政治的倾向逐步为权利政治所取代。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有一条关于平衡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主线，往往以权利为政治的核心，权力服从权利，权力保障权利，权利制约权力，权利是权力的目的，如此等等。
第三，从无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政治文明的进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制度化、政治秩序化的进程。现代政治文明结束了过去那种政治生活的变幻无常、随心所欲以及动荡不安、政权不稳的时代，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政治稳定的制度规则和行为规则，从而使政权的交替、政策的变革等等，都能够在一种既定秩序下进行。
第四，从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垂直的权力关系，而现代政治文明条件下权力的关系实现了分散化、平面化。如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政府、非政府以及公民的“多中心治道”，官民的协同治理等等，都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取向。现代政治文明既注重公民的权利，也注重公民的责任，强调政府与公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
（三）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结构
一是价值取向。政治发展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反映的是人类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期望和向往。确立什么样的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追求政治的价值观，是自古以来人类思想家的传统。柏拉图的“正义”与亚里士多德的“善”，对人类的政治生活都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关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等的政治价值观，至今依然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生活。
二是制度设计。解决人类政治问题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所谓制度安排。人类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把人类的政治活动规范在制度的框架之内，从而实现了政治的稳定性。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通过对众多城邦制度的研究，提出了政治学术正是要解决一定的政治制度如何适合一定的人民的问题。这种注重制度的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沿袭下来，以至于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认为，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三是观念形态。政治的观念形态对于一国政治的发展确实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条件下，现代政治观念通过其普识化、世俗化的途径广为流传，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行为。
四是治理技术。政治领域的很多问题，既有价值取向的问题，又有政治技术的问题。譬如说，关于治理腐败的问题，无论是防止腐败还是抑制腐败抑或纠正腐败，占主导性的问题当属技术问题。随着政治文明的推进，人类在解决政治问题方面的技术也在不断地得到发展。
(五）现代政治文明演进的启示
第一，政治文明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比物质文明的发展缓慢得多。如果把“大宪章”作为现代英国宪政制度的开端，那么从“大宪章”到英国宪政制度的最后确立，经历了大约500年的时间。再如，作为现代政治文明重要成果的文官制度，在英国是其资产阶级统治一个半世纪、在美国是其独立以后近100年以后才得以确立的。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民主的政治还没有在实际上成为人类普遍的政治形式。这都表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政治文明的演进本身是需要过程的。
第二，政治发展的生态环境在政治文明建设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决定政治模式的最为直接的因素，而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经典性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一国的地理、气候、地形等自然环境以及习俗、惯例、宗教、生活方式等等人文环境对于一国政治和法律的影响机制，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这或许是能够说明不同国家政治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有助于推进政治文明的发展。一定生态环境因素决定制约政治文明发展的命题并不否认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性以及普世性。事实上，由于人在很多方面的共同性以及人类交往方式的改变，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中带有共同性的因素日益增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其发展中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作为，指出“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他们曾经还说，无产阶级的政权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列宁后来也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形式，如代议制度，他说，“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像什么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1）
人类政治生活以及关于美好政治生活的理想有共同性，这是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以推进一国政治建设的基础。即使是一些注意到政治文明建设中生态环境因素的思想家，也并没有否认政治借鉴的可能性。英国的思想家密尔，在讨论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时指出，一种政治模式需要满足一定的环境条件，这是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他用“水往低处流”的规律作喻，说“水车是做成的而不是长成的”，意在说明，人类在借鉴政治文明成果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人类的政治实践也表明，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来推进一国的政治建设，是可以有所成就的。
二、西方民主政治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探求以及良好政治制度和政治技术的安排和设计。而且人类政治实践也表明，早期的很多政治主张和政治设计对于人类以后的政治生活确实也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但是，以民主政权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源起，是从十三世纪开始的。具体来说，就是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如果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到今天已经走过365个春秋了，现代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已达到了相当完备成熟的程度。
（一）树立了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
人民主权，就是指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终极所有者，是国家权力的源泉，是国家权力的控制者，实质就是权力在民，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由于人民主权思想代表着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愿望与要求，因而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自然而然地把人民主权作为政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比如，法国宪法宣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法兰西的原则就是要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日本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天皇之“地位基于主权所在之日本国民之总意”；意大利宪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以宪法所规定的方式及在其范围内行使之”。德国基本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美国宪法虽未出现主权在民的字样，却处处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其宪法开宗明义，“我们美国人民，为着建立一个更完美的合众国、树立正义、保证国内治安、筹设国防、增进全民的福利并谋吾人及子子孙孙永享自由幸福起见，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如下。”
尽管西方各国在人民主权实现方面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甚至还有极不光彩的历史，但人民主权思想的确立，从根本上否定了王权至上、神权至上、君权神授的观念，撕掉了笼罩在国家头上的神授光环，从而完成了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由权力在君到权力在民的伟大历史性转变，对推动西方民主制度的改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
（二）创造了代议制的政治形式
现实世界中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去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只能是具有法定选举权的公民通过选举产生代表，由代表代为议政。于是，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应运而生。纵观当今世界各国，不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实行的是代议制，即使是人少地窄、甚至是偏处一隅的袖珍小国也实行了代议制。只有二万多人的圣马力诺，还设有六十人的议会，人口不到一万的瑙鲁，还设有十八人的议事机构。有些国家，如阿联酋、沙特、阿曼等封建色彩很浓的国家，也设有议会性质或半议会性质的代议机构。可以说，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代议制政治。而代议制是资产阶级的创造，解决了权力行使者的合法性问题，解决了权力行使者是极少数、权力所有者是绝大多数这样的矛盾，标志着人类自我管理水平、管理技术的巨大进步。
（三）确立了三权分立制衡的根本原则
所谓三权分立，指的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权平行分设，地位平等，互不从属，而又互相制约。主张三权分立的代表人物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看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掌权者会无限制地运用权力，直到遇到界限才会停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如果同一个机关既是法律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的全部权力，那么，它可以用它的一般意志去蹂躏全国；因为它还有司法权，它又可以用它的个别意志去毁灭每一个公民。”孟德斯鸠的这些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成了构建资产阶级共和国政体的普遍指导原则，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不受制约、集各种大权于一身的封建君主政治，实现了人类政治史上以分权代替集权、以共和代替专制的历史性跨跃。
（四）开创了世界政党政治的新时代
所谓政党政治，就是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主宰作用。西方民主政治开创了政党政治的新时代：第一，发明了政党。政党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近代西方民主产生以后才有的，首先起源于英国。第二，不仅发明了政党，而且还发明了反对党。而反对党的存在，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被西方人称赞为“十九世纪对政府艺术的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政治家看来，反对党实际上是执政党的预备队。有这样一个预备队在台下等候着，会始终给执政党造成一种压力和威胁，迫使执政党必须尽最大努力掌好权、执好政。否则，就会下台。这些措施有力地防止了执政党的权力滥用。
（五）形成了参与、监督、竞争、法治等一系列比较完善的政治运行机制
1、参与机制：参与是最直接的民主，反映了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西方，参与被认为是公民传递其利益要求的渠道，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有效释放机制，是衡量政策是否合乎民意的晴雨表。从西方政治实践看，新政府的产生，国家重大决策的出台，政府官员行为的评定，公民均可以一定的方式参与。其中，最重要的参与方式是选举。
2、监督机制：一是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监督，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监督；一个是非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主要是政党、公民、社会团体、新闻舆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在西方，新闻媒介被称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行的“第四种权力”，起着“政府第四部门”的作用。
3、竞争机制：竞争机制不仅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而且已经渗透到西方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西方国家在政治竞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但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它解决了用和平方式实现国家权力更替的难题，调动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为选优淘劣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
4、法治机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正确处理借鉴吸收西方国家政治文明成果与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二者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按其层次来划分，可以分为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体制，它们的有机结合与协调运行，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结构。我们要始终坚持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层面上，决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坚定不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之路。然而，这并不排斥在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层面上，借鉴西方国家政治文明建设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人类共同创造的价值成果。事实上，我们不仅仅是要注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性，还要关注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一般性。而且，随着我国与国际交往和合作的进一步加强，需要全方位的和国际接轨，也要比照发达国家政治文明的一些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无疑包括政治文明的成果。世界上有不少政党在长期的执政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其中作为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这部分经验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例如民主共和制）。民主作为一种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这些要素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共同具有的。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绝缘的，这是非历史的、虚无主义的态度。资本主义民主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一整套现代民主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其中有许多思想和形式显示了人类的智慧，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事实证明，通过大胆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加快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列宁当年极力主张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要同资本主义最进步的东西相结合，深刻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2）毛泽东在建国不久就多次阐明过不同政党和政治制度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认为斯大林破坏法制的现象，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的某些制度也可以参考”，“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在50年代中期，他又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3）这体现了我党在对待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这个问题上的唯物辩证态度。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未能发扬光大。很长一个时期，受“左”的倾向干扰，我们自缚手脚，自我封闭，拒绝了任何形式的从别人的经验和错误中学习的机会，只看到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只看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却忽视了又是历史过程中的“后继者”。
认为凡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姓资”，凡“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这就把许多属于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加以抛弃。把人类共享的政治财富统统归到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名下，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空间变得狭小而闭塞。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和抵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僵化；背弃权力制衡的原则，使权力过于集中，造成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有不同时期出现个人专制以及大清洗、大镇压等政治异常现象。戈尔巴乔夫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下，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步步紧逼的和平演变攻势，妥协退让，任由一些政客恣意美化西方政治模式，推行西方的多党制和民主化，这是造成前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
人类文明的走向从线性的、排他的发展观已转向系统的、兼容的全球视角和多元文明关系视角。今天，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文明的脚步已经踏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社会主义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和实践中，正在实现由“革命党”向着“建设党”的转型。中国加入WTO等国际组织意味着进一步融入世界，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观点。因此，在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中，要有马克思主义宽广的眼界，从世界的角度看问题，通过比较、借鉴，广纳博学，外为中用，获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发挥我们的优势。
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如同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政治文明也不等于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模式植根于这些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土壤，搬用西方模式导致失败和混乱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远如拉美国家移植西方多党制带来的政权更迭，军事政变频繁，导致经济始终低增长与负增长；近如1990年代非洲多党制引起的混乱和冲突，给非洲各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这些现实面前，就连亨廷顿这样的西方文明优越论者也承认，照搬西方模式往往不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成功。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为警戒。中国有自己的特殊的国情，在建设政治文明方面无疑应当走自己的道路。
二是必须积极寻求、发现和把握历史机遇，以非常宽广的胸襟，推进民主进程。我们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它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加速进行的文明转换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人类文明发展的现实实践是对立中有融合，融合中有创新，创新中保留，不要因害怕“演变”顾忌“渗透”而丧失机遇，摆脱把什么问题都问姓“社”姓“资”的绝对化的思维方法。如果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和实现社会公正方面犹豫不决，执政党就很可能成为人们宣泄心中不满的目标，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失去执政党资格的。
三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是一个渐进的适应性变革过程。邓小平指出：“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4）因此不应在形式上追求民主的进展，而应重视民主的实际成效，再也不能把群众哄起来搞“大民主”。要吸取苏联、东欧国家搞激进政治改革，导致共产党丧权的教训，把保持稳定始终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前提。民主化与执政公信力之间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新加坡人民党能长期执政，也由于有恰当的民主机制又没有民主泛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扎扎实实地奋斗，尤其要十分重视提高公民的民主和法制观念，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和部署上都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把政治文明建设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左”右两方面教训都值得记取。创造辉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要有开放的视野来大胆借鉴吸取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必须对可能出现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保持警觉，才能在复杂的变革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在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层面上借鉴西方国家政治文明建设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
民主、宪政、共和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定要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参照系，同时又要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只有用敏锐的眼光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对西方政治体制进行了解比较和研究，才能在借鉴中创新，直接开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纪元。
首先，分权和权力制衡制度。这一制度历经三百多年的发展与完善，成为资本主义法治的重要制度和基石，充分地证实了西方国家运用权力约束权力的原则，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和滥用，在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制度，但对权力的制衡却不能没有，权力制衡对社会主义同样是迫切需要的。现实十分清楚地表明，权力不被制约必然导致和加重腐败，权力的过度集中是我们制度中的重要弊端，关于社会主义的权力制衡急需创造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其次，代议制度。这一制度在16-18世纪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和限制王权的有力武器，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与体现。它把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于实行代议制，就使资本主义民主不再为地域和人口所限，在西方被视为人民控制政府的根本途径和法治的支柱，其本质上是法治的政治体制。可以断言，没有代议制度及其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法治及其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的精神实质是同一的，或者说是一体两面。我们当然不能搞“两院制”，也不搞西方式的那种一院制议会。我们要依法治国，首先就要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法治的基石。在我国党的领导权力和人大的监督权力是最高层次的权力平衡关系，党对人大的制约体现党的领导，人大对党的制约体现人民民主。
再次，人权保障制度。这是法治实际上的逻辑起点，没有具体的人权保障制度，便不可能有法治。在法治条件下，公民的基本人权要在宪法和法律上全面确认和规定，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实现。马恩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关于平等和人权的要求，“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5）
对人权的关怀虽然难以取代对权力、安全、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但是却已经成为近年来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背景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关怀——成为人们言论、有时甚至是行动的一个经典议题。美国人权学家杰克•唐纳利认为，“一个战略，无论它在其他方面的吸引力有多大，如果要以牺牲政治参与、人权的享有和人的最高本质的展现为代价去实现物质进步，那它绝对是不完整的。”（6）社会主义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当然也高度关注人权事业建设。近代西方国家在形式上重视并建立的各种人权保障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诸如司法公正、律师自由、权力救济等构成法治的重要内容，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法治所用。我们要加紧人权立法，注意同《世界人权宣言》特别是我国已经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接轨。
第四，树立法律权威。注重法制的国家除了具有比较健全的法律规范以外，还要强调“法治”程度如何。法制本身不是资产阶级的独创，而是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就产生了。资产阶级在法制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建立了有效的“法治”机制，树立了法律权威，把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转纳入了法律轨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资产阶级治国的重大原则。资本主义法制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守护神”。
中国正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比照、借鉴法治国家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论，把法制与民主结合起来，以法制保障民主，寓民主于法制之中。形成法律至上、司法独立、法治和民主相结合等法治理念，引入无罪推定、沉默权、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相结合等法律规范。坚持不懈推进立法进程，到2010年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到2020年，实现社会生活基本法制化。
第五，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中枢，政党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社会能量转换的中介。西方政党制度由专门的政党法或根本法的某些条款加以规定，使政党活动具有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执政党对政府过程以间接调控为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职能有较明确的划分，很少会被在野党指责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我国不搞多党竞争那一套，但是要在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下，明确参政党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以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关系，加强友好合作和相互监督，有利于释放参政党的政治活力。西方有关“党民关系”、“党政关系”、“朝野关系”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参考比照，党既不应当包揽一切，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更不应当是国家机器本身，而应当是人民参与政治、当家作主的工具。党领导和执政的一切观念、内容、形式，都应当从这个基本的定位出发，要解决好以党代法的问题，要按政党发展规律、法治化的要求和国际惯例，由法律详细规定政党活动，要继续以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为导向，调整或重构执政党同国家、公民、社会的政治关系，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第六，政府职能。资产阶级政府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自由放任型”和“积极干预型”等不同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些政府管理模式虽然不同，但赖以确立的基础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延伸。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唐宁教授认为，政府应该成为一个公共的必需品而不是必要的恶魔。“我们需要一个弱势的、柔性的、能够预知变化的政府。”当代资产阶级政府在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淡化行政管理，强化公共服务，把执法治理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无限权力变为有限权力，把神秘政府变为透明政府。这对我国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不无借鉴意义。我们要努力减少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纠正行政行为不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过多，自由裁量权过大，政策透明度低等缺陷，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在公共管理中的主体作用，防止政府脱离国家本质的消极现象，保持政府活动与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一致性。
第七，普选制。虽然这是资本主义标榜民主与自由的一种形式，其实质在于“金钱是政治的母乳”。但这种形式本身马、恩、列宁都认为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就有过成功的实践：“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7）我们在完善以公开、公平、竞争、择优为原则的干部选任制度中，要逐步扩大“民选”的广度和深度，以健全的制度体系实现“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并通过实行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差额选举，使党政官员的选举更富有竞争力，真正贯彻人民的意愿。还要把那些不具有阶级性的制度，如弹劾制，回避制，引咎辞职制，限任制，转化为我们用以管理干部队伍的有力措施。
第八，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被人们形象地喻为“第四种权力”。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大众传媒是为公众服务的，而政府是公众的会犯错误的仆人，它有可能滥用职权侵害公众的权利，因此需要对政府进行监督。尽管大众传媒难免有时偏激，但是，一旦政府及其官员腐化、渎职以及违法等丑闻被公诸于众，就会对政府及执政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因而比行政监督更有效，更快捷，更有威力。社会主义中国应当创造自己的舆论监督功能，包括进一步加大政治生活的公开化、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扩展舆论监督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制定一整套舆论监督的制度和法规，使之为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服务。
注释：
（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页。
（2）《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4）《邓小平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25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6）［美］杰克•唐纳利著，《普通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
作者简介：邓敬雷，现任职于上海金融学院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