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之前，每年除夕我都是在家过的。小时候，家里很穷，每年似乎只吃一顿饭，那就是除夕夜的年饭。平日里恨肚子大，总是吃不饱；三十晚上恨肚子小，那么多一年见一回的大烧肉（大块的肥猪肉与生腐——一种切成长方形的油炸豆腐——一起红烧）和小炒肉（肉丝、豆腐丝、黄花菜和香芹菜一块儿炒）还没有吃几筷子，肚子就撑了。大年初一给长辈们拜年时，最怕的就是打嗝，几乎所有孩子那天打出来的嗝都是馊的。

自从我5岁时母亲病逝之后，每年的年夜饭都是父亲准备的。说实话，父亲做饭的水平即使在他老人家去世后，我也不敢恭维。他的刀法极差，刺鱼经常破胆，切出的肉丝可以从里面挑出顶门杠，盐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但在我的味觉记忆里，他做的年夜饭是世界上最美味的，当一只只盛满美味的蓝边菜碗从他那双又黑又粗的大手里一一滑到桌子上时，我准备了一年的唾沫开始泛滥。

我和哥哥姐姐开始狂嚼疯吞时，父亲却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右手擎着的筷子，张开着，但只夹着空气，然后瞅准了一块鱼夹到我碗里，又瞄准一块肉，夹到姐姐碗里，有一次，他把肉送到姐姐碗里之前，先自己咬了一下，看是否有骨头，这一次真不巧，只听见嘣的一声，他咬着了一块硬骨头，门牙被崩掉了一颗，从此，父亲的牙齿就一颗接一颗地掉，不到六十岁，他就没有一颗自己的牙了。

等年夜饭吃到一半，父亲就不声不响地推开碗筷，慢慢站起身来，缓缓地走向那间被称作卧室的房间，上床去了。如果你真的以为他困了，去睡觉，那就错了。他到床上哭去了。他不希望任何人看见他的眼泪，所以总是面朝里面。因为那时家里只有三间房，一间堂屋，两间厢房，西边的一间哥哥住，东边的一间隔成两间，姐姐睡前面的半间，我和父亲用后面的半间，由于空间太小，只放得下一张床，我上大学前一直和父亲睡一张床。他每个除夕夜在年饭吃到一半时，总是一个人面壁躺在那半间没有灯光的房子里，默默流泪，思念他已经病逝多年的妻子。

他的眼泪就这样一年流一回，但从来没有当面让我看见过。一直到我上大学后，我亲眼看到了他为我抹的泪。一来是因为家里穷，缺路费，二来是因为我也珍惜在校读书的时间，我上大学后寒暑假很少回家。第三学年我回了一趟家，离开时，哥哥、嫂子、姐姐和父亲都到车站送我。临到火车快开时，站台上突然不见了父亲的身影，我问姐姐：“大大呢？”姐姐朝站台的大柱子后面指了指，没有说话。火车慢慢开动了，那根大柱子也慢慢转动起来，让我看到了刚才看不见的角度，父亲干瘦的身形渐渐露了出来，他正用他那只裂出口子的右手抹着眼睛，那一刻，我感到我的心也似乎裂开了一道口子，像他的手。

离开父亲的除夕没有大烧肉，更没有小炒肉。记得大学二年级放寒假，我们班有6个同学回不了家，除了XX外，我想不起别的同学的名字了。XX来自广西，回家的路途比我还远，况且他家当时有好几孩子上大学，而父亲只是个教师，几个孩子同时回家的路费是他的工资无法承担的。到了除夕夜，我们都没有看书的心情，去看下午场的电影，便宜。大约晚上7点半，电影散场了，但学校食堂的门也关了。我们上海淀街去找饭店，所有的饭店只卖一种汤，那就是闭门羹。商店呢，也是家家关门，个个闭户。晚上八点多回到宿舍，大家嘴上都没有声音了，只有肚子里有声音。我们不是没有人想到在北京的同学们，但我们谁都没有提，万家团圆的时刻，我们好意思去要饭吗？

感谢上帝，一个同学从抽屉里找到一颗发皱的苹果，我们绝对公平地把它切成一样大小的六片，一人一片，连皮带核吃了个干净，我还差一点咬着了手指头。除了感谢上帝以外，我们还应当感谢夏娃，没有她老人家当年冒着被赶出伊甸园的危险去偷吃苹果，我们同学的抽屉里绝不会有那玩意儿，那个除夕夜肯定就只剩下饥饿，不会留下一点诗意。

那个除夕夜回到床上，第一次不想姑娘而想小炒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