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九点二十分，接到一位担任副乡长弟子的电话，诉说自己的苦楚。这位弟子，喜爱读书，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多有涉猎，与那些喜欢吃吃喝喝的底层官员，迥然不同，有些孤高，也是常态。令弟子苦闷的是，不能与同事交心，在电话里，长话短说，只能对弟子多有鼓励。

放下电话，不免担心，这位弟子已经担任副乡长一段时间，还是不能适应，按理说正常。但是，还想着与同事交心，真够天真的！有朝一日，这位弟子要是给同事们交心，早晚会形成小团伙，结成利益共同体。

再说了，从2011年开始，乡、县、市、省，四级党委，自下而上，进行换届。富有战略眼光的底层官员，还不忙着往县上和市里，跑官要官？八小时以内，在办公室“斗地主”、喝茶水的，都已经是相当敬业的了，再说了，跑官要官，哪有八小时以内，跑到上级组织部门的？除非有冠冕堂皇的公事，必须得去。

高王凌先生说得好，谁头顶上没有一块天花板呢？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在乡镇一级，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尽管随着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广，权能日益缩小，但是，计划生育罚款和对付访民，发挥着绝对的威势，小民岂敢不敬？

但是，哪位乡党委书记，愿意做一辈子芝麻官呢？如果不换届，县里职位不仅不空缺，还严重超员，乡党委书记，即使有到上面活动活动的强烈的心理冲动，也没用呀！

组织部门主事者，哪一次不强调纪律？那一次不再三重申“不让老实人吃亏”？事实胜于雄辩，多少跑官要官者，得到带病提拔，直到病入膏肓，被清算为止。按照现有的政治伦理：凡是跑官要官的，都不是老实人；凡是官场里面的老实人，都不跑官要官。

权且按照吏部主事的逻辑推，“老实人”，要是不往上跑，县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如此稀缺的官场资源，自然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眼红心热的官人，实在不少。这么多人都跑，谁要是不跑，要么是圣人，要么是傻瓜。再说了，上级组织部门主事者，怎么可能是全知全能呢！

本朝六十一年的政治生态，大概九十年代以前的官员，才有那种不跑不要的“老实人”，得到知人善任。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权力寻租已经成为官场的常规生态。从什么时候开始高声大嗓“严惩跑官要官！”，就可以窥见此类事情，已经泛滥成灾。

2011年1月17日，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联袂召开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视频会，吏部主事者，宣称要用铁的纪律保证选好干部。好一个铁的纪律！用黑社会手腕收拾举报人郭光允的程维高，是用铁的纪律选拔上来的，“前腐后继”河南四任交通厅长，也是铁的纪律选拔上来的。

为什么削尖了脑袋，都要跑官要官？无它，利润实在丰厚。2006年4月，有关部门完成一项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300年的工资。全国有广东、上海、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财产超过七百万。

被组织清算的贪官，县委书记、县长，很少有不卖官鬻爵的，何也？自己担任的官职就是买来的。铁的纪律怎么管不住这些人呢？

执政六十一年，居然还是地下党的思维，按理说，治理国家，不管哪级职位，都属于“公器”。毛泽东时代，权能政治，毛氏一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月光”之下。网络时代，干部的选拔与任用，还在维持着神秘的特性，实在是匪夷所思。

既然是“公器”，那么，理应摒弃着遮遮掩掩、故作神秘、高深莫测的政治惯性。只要想突破，从破解跑官要官迷思开始，岂不便利？

其实，八十年代，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省长的选举，都曾经有着鲜活的尝试。现在，主事者的心思，真是难以琢磨。要说向西方学习吧，只会说绝不；要说向香港和台湾学习吧，面子上过不去；一来二去，美其名曰坚决捍卫的核心价值，竟然早已沦落成为跑官要官！天底下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中国共产党呀！

重返八十年代，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八十年代有好多事情做对了，九十年代抛弃了。向八十年代学习，顾忌的，总会少一些吧！把八十年代选举省长的做法，稍加变通，用来选举乡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照样是“跑官要官”，只是添加一个公开透明的初始值而已！

不少人，看到多如牛毛的贪官，以为这些贪官人性有多坏，纯属一叶障目，既然已经明了威权制度，把好人变成坏人，为什么不去改变制度？原因不外是，要么不想改变，要么没有这个能力。

中国早晚要迈宪政这道门槛，主事者辩证的程度，令人叹服！只要不想干什么事情，就要，大造舆论，表示“积极稳妥”，无异于单位里面的“研究研究”。而在至关紧要的地方，秘不示人。比如说长安街边树立孔夫子像，这么大体量的文化地标，一点都不履行告知的义务，小民只有瞻仰的份，哪敢造次！

笔者看来，要迈过宪政这道门槛，那么，“县政”，必然是宪政的准备和突破口。细细想来，县委书记和县长，古代称呼为“县太爷”和“父母官”，清正廉能与否，至关紧要。因为，民心的养成和丧失，“县太爷”与有责焉！

论地盘，新疆若羌县域面积十九万九千二百平方公里，论人口，安徽临泉县达到二百一十三万人，这在欧洲，都是国家的规模。县里面的主事者，多属于“土著”，诚心祸害地方，鱼肉乡里，除非对付小户人家，否则，结为世仇，冤冤相报。

县政，在古代，就具有天然的自治倾向，县里面那些绅士，比如五老七贤，多属于读书明理之人。县令为非作歹，五老七贤，只要不同流合污，多数能伸张正义。那些县令，也是读书人，懂得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道理。试想，县政不修，民心尽失，有清一代，怎么可能长达二百六十多年呢？

选拔人才的老理，本朝早就一扫而光。主事者信奉国家经济主义，念念不忘“保八”。加以分税制，地方事权重而财权轻，中央财权重而事权轻，无异于釜底抽薪，地方政府嗷嗷待哺，主事者要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征地造成强拆，强拆造就访民，种种恶政，不一而足。这时候，主事者和知识保镖要做的，就是妖魔化地方政府。好像县官，都是石头子里面蹦出来的恶魔。不做事则以，一旦做事，必然与民争利。

地方官员面对自己头顶上的天花板，想做更大的官，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这在民主国家，不要，不跑，州长怎么会是电影明星施瓦辛格呢？固然，民主国选举花费不少，但，很少花在暗处。中国倒是不选举，但是，乡、县、市、省，从下往上，跑官要官的总成本，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吧！

同样是“跑官要官”，政治生态，有朝一日进行更新，县委书记主要由县里的党员当中选举产生，无需上级组织部门“垂帘听政”，那是何等局面！

既然，必须向垂帘听政的上级组织部门主事的，表示忠心，才能被安排到合适的岗位。那么，不仅那些不向上面跑官要官的人不服气，而且，就是那些跑官要官成功的人，照样不服气。因为，只要东拼西凑些“政绩”，花费大功夫，完全可以“胜任”更大的官职。这样官场的政治伦理，必然是把上级哄高兴了、伺候好了，否则，一不留神，就会下岗歇菜。

朝中有人，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不跑不要，照样高升。那些朝中没人，侥幸得以担任县长、县委书记的，往往以贪腐的罪名，被清理出局。不能说寝食难安、人人自危，但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在上级面前当惯了三孙子的县委书记、县长，岂能把此种垃圾情绪，自我消化？当然，是要甩向县长、乡党委书记，乡长、乡党委书记，自然是甩向无辜的村民了。村民面对的天花板，就是对那些为官一任、祸害一方的官员，除了上访、下跪，几乎没有任何办法，下跪，怕是连曾景春这样能听老百姓诉苦的纪委书记，都难以遇到了；上访，这还了得，一次训诫，两次拘留，三次劳教，四次，就有可能被送精神病院了！

县、乡两级，好多官员，与老百姓都是乡里乡亲的，何故要把事做绝，弄得鸡犬不宁？

难道那些县官，除了跑官要官、卖官鬻爵、鱼肉乡里、横征暴敛，就不会干好事吗？难道县官对和谐社会的贡献，就是结扎、罚款、强拆、截访吗？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2011年1月22日，6：24分，书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