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时间：2008年12月17日（周三）晚7：00－9：00
地点：北京大学二教102教室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国学社
主讲人：楼宇烈
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知识有不同的体系，至少可以分为科学知识体系和人文知识体系，这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别所在科学强调精确，是一种线形思维，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文，注重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经验的实效，很多是随机性的而不是那么确定，思维是曲线性，逻辑是相对模糊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对人都非常需要。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注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强调天人合一，以史为鉴，以天为则。我们应该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对传统文化认同、尊重、自信，再来继承发展。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寻根
现在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大家都很关注，探讨这样的题目也是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国家经过一百多年跟西方列强抗争的过程，在政治经济上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落实到文化上的问题，开始反思怎么样继续走下去。这一百多年我们都处于救亡图存的环境下，抛弃了传统，主张向西方学习。现在是继续沿着西化的道路走，还是返回自己的文化传统上来？这不只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是普遍的现象，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当时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是有历史时代的合理性的，但同时也造成了传统的断裂。对于我们的传统越来越多人会感到陌生了，甚至读不懂它了。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西方的文化看成进步的，把自己传统的文化看成是落后的文化，把中西文化放在时代差异的基点上来进行比较。一个是近代的、工业的文明，一个是农业的文明。两个不同文明时代的文化，大家都比较注重文化时代性的差异。走向现代，抛弃自己的传统，向工业文明学习，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其实文化一旦形成以后，无论是在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都具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性质，并不是说农业时代时期产生的文明只适用于农业时代。
除了时代性的差异之外，文化还有类型上的差异，不是谁代替谁，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经济全球化，那文化是不是也要全球化？特别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文化越来越趋同化，尤其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不是以年月日算，而是分分秒秒地算。信息的快速传播，也使得文化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快。对文化问题的讨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化是人类在生存的过程中间创造的，文化应该是多姿多彩的，不应该是单一的。所以很多有识之士提出来了，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要求文化的全球化，相反，文化应该保持它的多元性，尽量保护各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创造的文化。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出现了文化的寻根意识。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意义。现在联合国组织探讨怎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而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二战后就开始了。由于强势文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在迅速地消失，也就是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关于缔结这个公约，酝酿了十多年，一直到2001年，才第一次确定公布第一批保护名录，中国有一项被列入，就是昆曲。2003年公布第二批名单，中国的古琴被列入其中。2005年中国有一项半，一项是新疆的木卡姆，还有半项是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共同申请的蒙古长调。
文化有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来代替。我们并不是盲目地去搞复古，而是要反思自己历史文化的特性，这种特性对于世界文化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一种趋同的思维模式，好像什么都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其实这种做法并不可取。知识体系可以有多种，不是单一的。现代化最突出的就是科技化，什么都要放到科学的标准里加以检验衡量。中国近代对传统的批判也是在科学的概念下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举起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所以一切都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凡是不符合科学的、民主的就要淘汰。问题是，人类知识体系中除了科学知识体系外，就没有其它的了吗？我们的传统究竟以什么为特色？我认为不同的文化因为类型的不同，有各自的特色，没有优劣可讲，不能做价值判断，这个好那个坏。
中国文化重视人事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像西方那样以科学知识体系为主，而是以人文知识体系为主的文化。近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家，他参加过辛亥革命，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他曾经对中西方哲学作过一个比较，他说：西方哲学是从物质发生的，比如古代希腊、印度的哲学，认为地火水风为万物的根源，注重物质，很精细，讲究精确。中国哲学是从人事发生的，老子孔子都很注重人事，而人事是变幻不定的，所以中国哲学有应变的长处，短处就是不怎么确切。章太炎的叙述是比较简略的，也很平常，但他确实指出了中西哲学差别的根源所在。西方哲学从静态物质发生，他们的思维方式就以注重静态分析为主，注重的是部分和细节，习惯分别计较，物是物，心是心，分析物可以与心无关。注重理论的框架，逻辑的推论，体系的结构，追求语言的精确清晰，求其言中之意。中国哲学则从动态的人事发生，所以观察方法也是注重动态方式为主，注意整体和全局，习惯关联的思考，心物不能分开，分析物的时候不能离开心。注重实践的经验，具体的运作，应变适用，追求语言的文采简明，求其言外之意。这些都是因为文化根源的不同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而这些特点应该是并存，相互补充的，并不是一个替代一个。这就形成了两个大的知识体系。从西方发展出来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不仅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中国文化则形成庞大的人文知识体系，它就是缺乏具体的技能工具，只是讲一个整体笼统的。这两种知识体系今天我们都需要。我们生活中间不仅面对物质，还面对着人事，而人事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变幻不定的，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思维方式。上世纪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反思，这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发生，跟西方的文化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很多思想家都感觉到了，在西方近代发展以来，片面注重对物的追求。所以许多思想家开始提倡一种人文的精神，不约而同地讲，要发扬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资源要到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
我们要发扬传统文化的特色，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在天地万物当中，注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人不要沦为外在世界的奴隶。我们面对上面的天，下面的地，中国人讲“天生地养”，人在天和地中间，人应该保持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西方文化其实也在讨论天地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的概念是非常复杂的，有多重含义。天是万物生命的根源，“天地者，生之本也”。天的状态是一种气，阴阳之气，“阴阳合气，万物自生”。天生长万物，物有各种分类，禽类、兽类、人类，人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部落。往上推，祖先也是天，天是万物的父母，祖先是每个类的父母。天也有神的含义，就是生养之神。所以要祭天祭祖，拜祭生命的来源。祖先对于个人来讲，不是要绝对听命于天。到西周的时候就形成了基本价值观念，“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皇天不是看你是不是我的子女，就保佑、照顾你，而是要看你是不是有品德。由此可以看到，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上，人跟天的关系是决定于人自己。春秋左传里有一个说法，神聪明正直，但依人而行。所以西周时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人不是盲目地听从于天，相反自身品德的提升是取得神保佑的决定因素。这样人就有了主动性。西方古希腊罗马也有人的主动性力量，到了中世纪以后，就有了至高无上、绝对唯一的上帝，每人都要听命于上帝，这跟中国文化特点迥然不同。先秦时期也产生过这样的斗争。中国的思想家墨子，现在说他是劳动人民的代表，他强调天决定一切。如果墨子的思想占了一个主导地位的话，中国也会走上西方的进程。然而中国是以儒家为代表，强调人主体性的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人把自我修养、品德提升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天的意志。和西方相比的话，中国缺少基督教那种对神的绝对敬畏，所以常常讲中国人宗教观念比较淡漠，因为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神，神是无所不在的，家里就有不少的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
西方文化曾受中国文化影响
西方由中世纪走向近代，就是要冲破这种基督宗教的独断论，显示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他们首先到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肯定人的自由意志价值的思想资源，所以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又发生了启蒙运动，启发人的理性自觉。在这些过程中，曾受到东方文化尤其中国文化的影响。16世纪的时候，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有一批传教士到东方发展，到中国的有一大批，最有名的是利玛窦、南怀仁，这两位是最后死在北京的，他们的墓现在北京市委党校的院子里。他们到中国以后，发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当时是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讲天理，以世俗的道德来治理国家，和西方以上帝的意志来治理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当时欧洲的社会环境下，这是要被排斥的。从《圣经》里可以看到，有很多批评理性的东西。中世纪对于理性极端排斥，很多科学家被判刑，被火烧死。而中国理学的统治稳定地发展了几千年，这种情况被传到了欧洲。当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像伏尔泰，他们看到中国的文化，发现用人理性的自我约束同样可以使国家稳定发展，他们就批评欧洲，说在东方有这样一个理性的乐园，反对宗教独断论。西方中世纪可以说是神本主义，所以要用人本主义来破除。二战后的反思，人和地的关系。天生地养，地上有很多物产来养育人，地是物质财富。从天（在西方就是上帝）的独断论被摆脱之后，人们的理性得到充分发展，推动科学的发展，人有强大的力量改造自然，可以向地索取一切，与此同时，人又开始异化为地的奴隶。一战的时候已经有人呼喊，人已经沦为机器的奴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起来以后，工厂都是机器生产，人坐在机器旁边，一天到晚就一个动作。随之蓬勃发展起来一种拜金主义。中国强调人的主动性，见利思义，对利要有一定的约束。在先秦战国末期，荀子曾提到古训有“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的说法。君子要支配物，而小人是被物支配的。在物面前保持高度的警惕，自觉遏制人对物的无限追求，强调人不能纵欲，当然也不主张禁欲，而是讲节欲、导欲、养欲。在西方，当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控制自然以后，就拼命向自然攫取，结果人异化为物的奴隶。以人为本，就是要做人自己，不要做神、物的奴隶。把中国以人为本的精神充分发扬起来，对于世界来讲都是有意义的。
科学和人文的动态平衡
现在思想上出现了盲点，好像一切都要唯科学，否定人文。刚才我讲了，知识体系不是单一的，至少可以分为科学和人文两大知识体系。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文。科学强调的精确，是一种线形思维，具有普遍适用性。人文注重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很多是随机性的而不是那么确定，思维是曲线性，逻辑是相对模糊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对人都非常需要。从近代以来，当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对人类是很大的贡献，在很长时间里，研究人文的问题时也借用了科学的这套方法，在一段时间的局部问题里可以深化，但在整体上反而不清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现代科学出现以后，发现原来的科学思维方式也有局限性，科学真理也是相对的，许多的结论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的。于是科学也开始借用人文的思维方式，例如模糊性、非线性、随机性等，都融入到现代科学里，两种思维方式得以互补。很多人对科学的认识也基本上停留在实证科学层面上，而没有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为他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的中译本里写了一个序，序文讲：“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可以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大量借用人文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如果我们把自己人文学科的特点认真发扬起来，是对世界莫大的贡献。
具体例子来讲就是中医。中国最有希望在世界上领先的就是中医。可是中医走了一条自我解构的路，把中医原来具有人文特色的思维方式，统统给“科学”化掉了，结果弄得不中不西。中医的传统可以说几乎是断绝了。到任何一个专业的中医院，比如北京全国性的中医医院里面，所有的诊断全是西化的，都依靠仪器，因为要标准，要指标化。而人文的思维方法是不求刻板指标的。传统中医讲望、闻、问、切，特别切脉是诊断最重要的手段，现在有几个中医会用呢？拿定量定性的标准化去要求中医，就是拿科学知识的体系去否定人文知识体系。中医本身具有的优势就没有了。如果能充分地把中医里人文特色的东西发扬起来，和西医互补的话，中国在这方面肯定是世界第一。中医不是单纯的疾病学，而是综合人文的文化体系，结合了哲学、宗教、艺术、养生、诊病等在一起的知识体系，怎么能简单地放在疾病医学的框架里呢？中医，中国这么多人口，几千年来就依靠它，一句不科学就把它否定，这是对的吗？
人文精神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中还包含着更深层的意义，人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部分，部分不能离开整体，人应该不断向天学习，顺从天地的发展，而不是让天地来顺从人的意愿。西周打败了殷纣王以后，总结夏商为什么会灭亡，君主有道义的上天就保佑，君主荒淫暴虐，谁也不会保佑。大禹治水，为百姓带来福祉，舜顺从民意，把帝位传给他，后来建立了夏朝。夏的最后一位君主桀，是一位十分暴虐的人，商部落的领袖成汤带领百姓推翻了他，建立起了商王朝。商的最后一位君主纣，又是一位荒淫暴虐的人，周部落的文王、武王带领百姓起来推翻纣王的统治。纣王是一个十分信天命的人，《史记》里记载，武王的部队已经打到殷纣王的城墙下了，他居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其奈何我。”我不怕，我的命是祖先老天爷给的，周人能把我怎么样？结果武王的部队攻进来，纣王被流放，后来自杀了。西周就总结出来“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每个人来说一样，只有修好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用“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中国人还有一个说法是：“以天为则”，处处要效仿天，道家的思想最突出，“道法自然”。儒家也是，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天人合一，就是人道和天道和合一，人道要以天道为准则。圣人要向天学习，自然无为。不是控制改造自然，而是顺其自然。现在讲和谐，道家思想在全世界都得到关注，去年中国开了一个世界道德经论坛，全世界有好几千人来参加。道家在中国产生，但研究的重心不在中国，在欧洲、美国、日本都有研究中心，而中国却没有研究道家思想的中心。儒家是用道德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诚”。《中庸》里讲得很清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孟子》里也有这句话：“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因为如此，“诚”是做人最基本的品质，也是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民无信不立，社会个人也要讲诚。为什么说“诚”是天道呢？在《周易》里有一个观卦，在其彖辞中说：“观天之神道，则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天下服矣”。过去对这句话的理解往往有偏差，认为神道设教就是抬出一个神来教化百姓。其实这里的“神道”，是指天地阴阳刚柔变化之道。《周易》“系词”中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也说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即阴阳二气的本能。中国神的概念也是很复杂的，变化就是神。人要适应尊重自然，向自然学习。一方面强调人的主动性，一方面又不让人凌驾于神和物上。究竟是让人去适应天地，还是让天地适应人？我们看过去无论是西方科学、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强调人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这是我们的口号。但是再这样改造下去，人自己就要被改造掉了。人应该怎么样去适应，我想是按照规律帮助推动自然的发展。
我很想讲讲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一提到无为，大家就会想到无所作为。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这是长期以来的误解。汉初的社会提倡黄老之学，就是道家的政治学说，核心理念是无为而治。具体怎么做呢？在《淮南子•修务训》，里面有句话大家要记住：“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个人的意志不能进入到公共的发展规律上去。做事情既要根据自身的规律，还要看条件合适不合适。后两句话不能分开，“资”就是依靠的条件，光循理，如果条件不成熟也做不成，结果好心做坏事。道家的无为思想不是消极的，而是很高的智慧，是很宝贵的文化资源，西方人也很看重这个东西，美国有个贝尔实验室，他们的训条就是“无为而治”。
天人合一的核心是对天的尊重，并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积极地推自然之势，又不要把私志和嗜欲加进入。《道德经》各种语言版本的翻译，是仅次于《圣经》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当今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
世界上抛弃传统文化最多的是中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自己的传统怎么看。现在提倡向西方学习，向先进优秀学习是没有错，但我们有一点没有学，西方对他们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尊重、自信，我们没有学到。大概世界上对自己传统文化抛弃得最多的就是中国了。美国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他对自己的传统也是信心十足，尊重、认同。我们周边的国家也是如此。当然，我们的传统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超过西方。但我们人文的思维方式，在世界上是最丰富的。我们要树立起文化主体意识。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内思想界学术界掀起全盘西化的思潮。有人甚至讲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有出路，不光是文化，全盘就包括衣食住行统统都要西化。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潮，维护本土文化。30年代有十位教授联合提出了一个“建立本位文化”的宣言，其中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当今在文化领域里已经看不到中国了。”我以前觉得在30年代讲这个话未免太夸大了，可是今天这句话可能有点适用了。我说的话是中国话，吃的也大部分是中国的东西，但很多人越来越读不懂我们的传统。我不是担心传统的文献文物没有了，有的是，文物也多得是。问题是我们能否读懂它呢？我们的思维方式都已经改变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就依靠教育。然而现在在教育领域里有多少中国文化？上世纪末，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当时我提出两点期盼，一点是到了21世纪在中西文化比例上能不能有变化，至少分量要平等，再理想一点中国文化分量更大一点。第二点是能不能把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比例调整一下，至少同等。21世纪8年过去了，我的期盼看不到什么苗头。我现在还是有这个希望。去年我曾经给科学院的一个集子写了一句话：“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强国之器。”没有科技国家是不会强大起来，但没有人文，这个“人”成不了的话，科技再强也是没用。我是希望不要把本和用、道和器搞颠倒，本末不要倒置。
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现在都是教给大家具体的知识技能，这是末不是本。其实教育的目的很简单，就两条，教育是教人怎么做人，教人怎么做事做学问。教育要传授的是“做人之道”，“为学之方”，所有的知识技能都要服从于这个。如果教育背离这个根本理念，国家再发达，这个社会也不会安宁，人也不会过得幸福。
树立文化主体意识，首先是要对传统文化有认同、尊重、信心，然后再来继承、发展。缺少认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爱国的基础就是对文化、历史的认同，文化是历史的载体，忘掉历史，不认同自己的文化，爱国只是一句空话。中国近代思想家龚自珍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看到小国经常被大国消灭的现象，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你想消灭一个国家，首先灭掉它的历史，人都忘掉历史了，不认同自己的文化了，那这个国家还存在吗？
中国历史上是把文化认同放在第一位的，不像现代西方国家以民族认同为主。中国之所以能多民族和睦相处，就是基于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单纯的民族认同。否则56个民族就要变成56个国家了。有时候我讲到我们的文化有这样那样的优点，有人就提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这么多优点，那为什么我们近代会落到那种地步呀？我说你对自己的文化有没有信心？你是尊重还是抛弃？只需看我们的历史，其实野蛮战胜文明是历史的常事，但文明最后征服野蛮也是历史的规律，落后的民族入主中原，最后都被文化征服了。长远来看，人类总要从野蛮走向文明，不会倒退回去。我们各民族几千年努力创造积累起来的文化，是人类宝贵的财富。文化有多样性，知识有不同的体系。我们要发挥自己的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有世界意义。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主讲人简介：
楼宇烈，浙江嵊县人，1934年12月生于杭州。1955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北大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发表有《胡适禅宗史研究评议》、《神会的顿悟说》、《中日近代佛教交流概述》、《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主体修养学说的认识论意义》等论文，以及《王弼集校释》等专著，主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合作)、《东方哲学概论》等多部书籍。
摘自《在北大听讲座》第二十辑，新世界出版社，文池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