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出国前夕，向父亲告辞，只见父亲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11月12夜，“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杀，留下了10封遗书，将公事、私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对于是否公布这些遗书，国民党高层曾有过一番争论。11月17日，司法院长居正的日记说，上午在陈布雷先生治丧委员会讨论遗言应否发表时，反对发表的以为他的自杀给蒋带来不良影响，留到相当时机再说。当晚，国民党中常会再三讨论，也有主张不发表的，因为邵力子力主发表，如不发表，就要退出治丧委员会。讨论结果，决定发表。
在留给夫人王允默的遗书中，陈布雷嘱咐：“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因此，王允默才会当着宋美龄的面谢绝蒋介石的举行国葬之议，但她也没有遵照草草葬于南京的遗愿。她说：“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
1948年年11月19日，时为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日记说，下午二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家属一二十人在车站公祭，然后步行执绋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团体的公祭。12月10日上午10点，竺可桢带着胡刚复、郑晓沧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徐村参加陈布雷的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将入穴，随他下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笔、一本《圣经》。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这一天，天气阴霾，冬雨霏霏，穿着蓝布长衫的蒋经国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步行。
1949年1月，《陈布雷回忆录》手稿本在上海影印出版，妻子在“前记”中说得很清楚：“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夙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及中日战起，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屏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
陈布雷生前对《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说：“其实，我开始是从事新闻记者生涯，现在也未忘情于此。”直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夕，他还感慨无限地对沙孟海说：“我只想搞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啊！”总之，他时时不忘重理旧业，却最终回不去了。
陈布雷的报业生涯开始于辛亥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那年春天他浙高尚未毕业，路经上海，暂住《天铎报》，主笔戴天仇要回乡结婚，请他代写评论。因此缘故，当年秋天，他浙高毕业，即应《天铎报》之聘担任撰述，每天撰写两则短论，每十天写3篇社论。由于他平日看的旧小说多，评论中喜欢引用《水浒传》中的典故，很受读者喜爱。这年他只有22岁。同事要他起一个笔名，他就署名“布雷”，并解释说，这是他在浙高读书时同学对他的戏称，当时他面颊圆满，同学就叫他为“面包孩儿”，面包的英文为Bread，译音“布雷”（他记得最早是邵飘萍这么叫的）。从此他就以这个笔名闻名于世，本名“训恩”反而被湮没了。
辛亥革命发生之初，《天铎报》总编李怀霜主张慎重，不敢称起义者为“义军”，当时各报也是称“逆军”的多，陈布雷认为不可附和，就称为“革军”，并在报上连续发表《谈鄂》系列评论，一共10篇，传诵一时，“布雷”之名溢于沪杭一带。《天铎报》发行量达到4000份，几乎可以与《神州日报》、《民立报》、《时报》、《新闻报》并列。
在革命浪潮中陈布雷的一个堂哥成为宁波军政府的财政部长，召他回故乡，但他马上即返回了上海：“我志在作记者，还是让我回沪从事新闻工作吧”。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告友邦人士书》，稿子是英文写的，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找不到翻译，交陈布雷试译一段，他的古文典雅、准确。王认为不失原意。于是这篇《告友邦人士书》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闻。 《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乃为《天铎报》抢去先登，可惜可惜。”
年轻的陈布雷借助《天铎报》这个平台，为新生的民国鼓与呼，在《新国民不可不知》短评中他说：“今日之中国，不贵有细针密缕之法律家，而贵有雄才大略之政治家。”在《袁世凯听者》文中，他直斥“袁世凯尔，真无耻小人哉”。此时，戴天仇自办《民权报》、叶楚怆等办《太平洋报》、邵元冲等办《民国新闻》，纷纷约他襄助，《申报》也请他担任撰译，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报纸应转向鼓吹建设，而不是像革命时期那样致力于批评。家中亲人也不希望他以记者为职业，他在《天铎报》前后工作5个月，回故乡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直到1920年才重回上海新闻界。不过他从来没有忘记新闻事业，除了给上海《申报》当特约译述员，一度还兼任宁波《四明日报》的撰述。
1920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韦氏大字典》的编译，正值《商报》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商报》编辑主任，负责撰写评论，每周5篇，星期天再写一篇短评。《商报》是一家商业报纸，有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栏目，以及副刊“商余”等，最引人注目的却是陈布雷执笔的那些时评，他的文章议论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被张季鸾叹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1921年12月18日，他在《靳内阁总辞职》评论中尖锐指出：“故此仆彼起，无非鸡虫得失之争，于国事何关？于人民何益？”在12月20日发表的《翻云覆雨之政局》中，他进一步说：“中国者，民国也。国既以民为主，而人民对此纷纷扰扰之政局，竟始终不相闻问，帝制之酝酿、复辟之鼓动、安福之捣乱，国人之中未尝不有早已窥见其微者，乃一般之国民袖手旁观而不问也。……故中国之坏，坏在人民坐观成败，而未尝出其自身固有之能力，由自己防卫而进于自己建设，徒抱消极的态度相与俯仰一世耳。”
1923年，《商报》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的笔名，熟悉他的芝翁回忆，“他在编辑部里撰写时评，连续不断吸香烟、喝浓茶、吃馒头，这三件东西下了肚，他的掷地有金石声的文章也跟着完成了。有人因他直言不讳，怕惹上麻烦，而劝他不妨用曲笔，他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他不惮军阀的强势，对于当时发生的大事，如曹锟贿选、孙传芳由福建举兵进入浙江等，都曾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上海《时事新报》评论说：“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他马上在《商报》发表评论《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予以驳斥。目击英国巡捕在上海杀害中国工人的惨剧，他热血沸腾，他在五卅运动中的文章议论能深得人心，就是因为有感情，有见解，他自述：“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间或亲至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曾转载他的《商报》评论，肖楚女等共产党人给他写信，希望他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量。但这与他联合各阶级的力量推倒军阀、争回主权的全民革命思想有距离，因此没有回应。胡政之主办《国闻周报》，请他每周写一篇时评，月酬金50元，他倒是答应了。
他的时评渐渐成熟，自信心也加强，于政治之外，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以及工商等问题，受到一般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喜欢。期间，他因为言论得罪租界当局，曾被传讯、罚款。《商报》的发行量达到一万数千份。郭沫若推崇这一时期的陈布雷，“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叶恭绰对陈布雷也很推许：“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寥寥不多得，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这句话传到他耳朵，他在病中不胜惶恐、也不胜安慰：“余自以为文字识解，在南不及张一苇，在北不及颜旨微、陈博生，而叶君推重如此，可为愧悚也。”张一苇就是后来《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1922年，他们对于中日山东问题直接交涉案观点不同，有过一场笔战，却彼此倾慕，并从此订交，终生不渝。
1926年元旦，当《商报》创刊五周年，布雷执笔写下《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时，只有36岁，已誉满报界，他满怀信心以新闻事业终一生。然而，《商报》很快就走到了它的尽头，虽然发行1.2万份，却经济拮据，几次易主，这时已转到以亲孙传芳的傅筱庵为靠山的方椒伯之手，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号标题详细报道，报社一些董事认为开罪军阀吴佩孚，很是惊慌，傅筱庵派人来审查新闻和言论。陈布雷正好请病假，他抱病出来：“一切由我负责，如要另外派人，等我病愈后面商，此时派任何人来编辑部，使报纸解体，我就概不负责了。”
此前，蒋介石曾托邵力子给他送来签名的戎装照，表示仰慕之意，自称“弟蒋中正”。1926年冬天，蒋又托人邀请他去南昌，再次表达了盼望见面的诚意。陈布雷的南昌之行，成为他报业生涯的结束，也是他整个幕僚生涯的序曲。
1927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从此他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22年，当然这22年实际上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27年到1934年，他不愿当官，只是有时替蒋介石写写文章而已。他曾对熟人说：“我最初并没有想到丢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几天，经常还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闻事业。”他辞谢了总司令部秘书长的任命之后，蒋曾问他愿意担任什么职务？他回答自己的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蒋的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所以，这一阶段的前期，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笔政，撰写了大量评论，1929年之后才脱离报界，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陶希圣在《记陈布雷先生》文中说：
他每次进南京，中枢就有一篇重要文告发表，而政局即为之转移。
他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说过任何文告草拟的经过与政治背景，甚至从来没有透露过任何文告是他执笔。但是他每次有由杭州到南京之行，政界与新闻界人士立刻推测政局将有变动与发展。看吧！大文章就要出来了吧！
第二阶段从1934年到1948年，他历任第二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一系列职务，官位并不显赫，却是蒋身边的红人，号称蒋的“文胆”，蒋深知他的谨慎、廉洁和自持，对他向来尊重，他的进言都是从善意出发，蒋也多有采纳。1945年10月22日，他在重庆对杨玉清说：“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鲁迅全集》能在1938年顺利出版就与他和邵力子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等人通融，邵不仅尽快做了审核，而且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鲁迅去世八年后，在重庆举行纪念活动，1944年10月19日的唐纵日记说，“晚上丙种会报，对于鲁迅纪念会事，[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归与[陈]布雷先生谈，布雷先生认为不应由中央社发布此项消息。布雷先生乃一极端慎重之人，所见亦远！”
在为蒋介石代笔捉刀的二十多年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隐痛一直苦苦地折磨着陈布雷。
用他自己的话说，笔在他的手中，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他无一日不想着退出，终于退不出。这当中包含着他对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一直身体不大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瘦瘦的，看上去就是病怏怏的，在重庆，宋美龄每天给他送一磅牛奶补充营养。对此，他感激于心。学生时代的他“面孔是圆圆的、胖胖的，像个面包”，他在杭州对记者黄萍荪说：“我的瘦下来是从事新闻工作后，因熬夜而渐起的。”
1931年，他在南京，“意常不乐，每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自给”，所以连房子也不想租，而住在旅馆里。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提到重返新闻界，去做他的记者，当然，实际上做不到了。他身上有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从一而终”思想，抗战时期，他在写给《大公报》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这种内心的挣扎、痛苦最终导致他在大厦将倾时选择自杀。
陶希圣回忆，陈布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蒋介石的，蒋对于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为此布雷“竭尽了脑力和精力”，不仅要保密，还有字斟句酌的细密。当然，在山河破碎的抗战时期，他代蒋起草的文告中也有他的得意之笔，其中蕴涵着他自己的爱国之情，所以文字淋漓，笔墨酣畅，如《抗战建国纲领》、《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胜利须赖久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作，也成了抗战的历史文献，他特别得意的是1938年7月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
……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如果我们今天还不下“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的决心，就要蹈从前以苟安心理来鼓励侵略疯狂的覆辙。
全文6000字，由5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同时海内外许多报纸都在头条刊出。此文和张子缨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郭沫若起草的《抗战周年告日本国民书》被誉为“三联璧”。他在回忆录中说，此文蒋介石没有口授大意，并且引录了张季鸾的评价：“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相反，那些强逼、硬编出来的文字，比如《西安半月记》，不知戳断了多少毛笔，熬断了几许青丝，文章更是干枯，不堪卒读。1937年春天，蒋要他写一本《西安半月记》，他本来随蒋住在奉化溪口，却怎么也写不下去，蒋于是让他到杭州去写。在里西湖新新旅馆包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他常常难以下笔，心情烦躁，经常将笔头戳断，掷笔长叹。他在日记中说：“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终日面对西湖，美丽的湖光山色却怎么也驱不走他心中的难言隐痛。
1941`年，郭沫若50岁生日时，陈布雷在贺信中说：“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贺诗中也有“文士心情脉脉通”之语，确是语出真诚，不是客套。郭沫若的答谢诗中也有“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的句子。然而，陈布雷身上的豪气早已消磨殆尽，再也没有笔走龙蛇、大显身手的机会了。
他后半生的痛苦和矛盾，内心的复杂、挣扎不断地流露出来。1946年3月，他写信给外甥翁泽永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不只是书记生罢了。”他回到新闻界的冲动从来没有终止过，1940年，他在《商报》时代认识的晚辈程沧波离开国民党《中央日报》，到监察院做官，他在“九一”记者节那天写长信给程，为重庆少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而惋惜。1947年，程辞去江苏监察使，专办《新闻报》，他又专门写信道贺：“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程固然成不了真正独立、自由的记者，但他内心对记者生涯的向往是真诚的。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他追忆往事，季鸾曾一度北上短暂离开新闻界，他很着急，写信劝说：“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季鸾回信说：“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最后，季鸾言论报国终其身，而他没能做到，所以他说自己“愧负死友多矣”。
一个一心渴望文章报国的读书人却做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幕僚，并最终为之殉葬，这是大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和邵飘萍被枪杀、史量才被暗杀一起成了动荡不宁的乱世中国的主旋律，言论报国的代价是那么沉重，然而舍弃言论事业、做了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不轻，他常在家人和挚友面前感叹，“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是人生最苦恼的事。”所以他总想着有一天辞官。临死前不久，他还感叹：“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抗战胜利后，一生清廉的陈布雷用多年的一点积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买了一小块地。他做梦都不曾想到过，自己退隐不成，这里倒成了他永远的归宿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