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如果没有遇上蒋介石，他的历史命运会是怎样？也许在1927年的那个春天，陈与蒋的第一次见面时，他肯定没有想过自己此后的人生会有怎样的一个22年。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1890年生，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因学生时代脸蛋圆胖，同学以英文bread(面包)称之，中文谐音“布雷”。陈布雷早年为《申报》撰稿，后来任《商报》编辑部主任，文字俊雅，长于时事政论。后成为蒋介石第一御用文人，任第二侍从室主任。 1948年11月，刚取得抗战胜利的国民政府陷入了内战困境，统治风雨飘摇，陈在此时服药自杀身亡。
陈布雷跟随蒋介石22年，实际上有两个阶段。1927年到1934年期间，陈布雷得识蒋公，但陈不愿当官，只是蒋有要事时才将陈从上海找到南京去写文章；第二个阶段是1934年到1948年，陈任蒋介石第二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是蒋公身边最为信任的党政红人。这一时期，特别是抗战八年间，陈为蒋介石捉刀撰写过许多重要文告和讲话，其中有不少是传诵一时的名篇力作，如《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胜利须赖久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等。
说到《胜利须赖久之奋斗告全国军书》一文出笼始末，据陈回忆，蒋对他当面口授该文重点在“要说明我在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的一贯方针：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与日寇周旋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而在抗战中为蒋写的不少文章里，陈自己最感得意的是在武汉撰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如果我们今天还不下‘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的决心，就要蹈从前以苟安心理来鼓励侵略疯狂的覆辙……”这篇文告6000多字，由广播电台用5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同时海内外各报，都放在头条刊出，连海外侨胞也无不感奋。该文与张子缨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和郭沫若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日本国民书》，被称为抗战前途光明象征的“三联璧”。陈布雷后来在回忆中说，“7月初为蒋公撰拟《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蒋公未及口授大意，但言必将武汉保卫战之必要插入此文......张季鸾君评余此文为：‘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
抗战胜利后，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浙江同乡的毛翼虎曾与陈布雷有过一次关于国共形势的交流。布雷先生用缓慢低沉的口气跟他说：“势力”两字要分开来，论“力”，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势”字。毛感觉陈看到了一种不妙的趋势。其时正是1948年。布雷先生在尘世的最后一年。
陈的墓现在还位于杭州九溪十八涧。墓碑是黑底白字，上面只有淡淡的几个字：陈布雷先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