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立足干哈布瓦赫传统下的集体记忆研究范式，重点反思社会记忆的权力观和社会决定论问题，并试图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对个体记忆的关注上。在此，遭遇到记忆的微光，它多存在于个体记忆之中，往往出现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缝隙之间，一般而言，是社会决定论与能动个体之间碰撞的产物。记忆的微光之于强势的社会记忆研究范式，其力量之微弱甚至暂时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记忆类型，但它描摹了另一种记忆的存在状态，提示着被忽视的现实洞察。
关键词：集体记忆 个体记忆 记忆的微光
就是有那么一些经历，它们是无法交流和无法传达的。我们虽然能将它们加以互相比较，但只能从外部进行比较。从一定经验自身来看，它们件件都是一次性的……原始经历知识的不可交流性，却是无法超越的。——赖因哈特·科泽勒克(转引自阿斯曼，2007：7)
记忆问题在中国问题域中的意义正在不断凸显。在现实层面，正如民众对于记忆的反思增多了，社会记忆问题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文化事件；在微观层面，不断有人谈起或试图谈起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件，比如人们开始怀念1980年代了。那么，在人人都可以谈论记忆的当下，我们该如何面对个体记忆?
目前，关于社会记忆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在研究中，记忆经常成为一个被解释变量，社会学家在解读记忆的时候，明显受到现有主流社会科学范式的束缚。本文试图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角度，对此进行反思，希望能够对社会学范式下的记忆研究的认识论有所超越。
事实上，本文对原有范式的反思，也是对如何走出集体记忆研究范式(如哈布瓦赫的范式)的一个讨论，旨在激发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个体记忆及其与集体记忆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深入探讨记忆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则尝试回应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当代一些主要社会理论家的视野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往往是其理论的核心问题。在社会记忆研究领域中，这个问题更类似于一个实践问题，如郭于华(2003)对骥村女性的记忆研究，方慧蓉(1997)对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记忆的研究，B.Schwartz(1991)对不同年代美国人记忆乔治·华盛顿的不同特点的研究，E.Lira(1997)对1990年智利转向民主政治之后，人们对过去记忆的转变的研究等等。那些上升到理论层面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关系问题，尚待更多人的参与和总结。
一、研究传统中的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
若要说明社会记忆研究的总体走向，难度很大，因为关于记忆本身的理论层次多、头绪多。关于记忆，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关键词，如记忆与时间制度之间的关系、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历史中的记忆问题、记忆与现在的关系、记忆与连续感、苦难记忆等。表面上看来，社会记忆本身似乎缺乏一个统一的范式，但其实不然。
社会记忆研究并非一个无范式的领域。自哈布瓦赫(M.Halbwachs)以来，社会记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被称之为“集体记忆研究”，基本上被规制于一个框架。事实上，这点颇类似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尽管有关社会记忆研究的传统不如“社会事实”的学术传统地位显赫且影响深远，但依然束缚着社会记忆研究者的现实观察和理论洞察。在反思现有社会记忆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谈及两个问题，即记忆研究的现有方式和它是如何被研究者提及的。
(一)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
做社会记忆研究的学术缘起似乎已成定论，即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它对其后从事社会记忆研究的学者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哈布瓦赫的社会决定论的研究思路及其相关问题却很少作为重要问题被讨论，似乎如此研究社会记忆是无需争论的，是约定俗成的，甚至成为该研究领域中的无意识和一种武断。笔者认为，反思社会记忆研究，首先有必要反思哈布瓦赫的研究范式，因为首先是他，在引导着“该如何做社会记忆研究”这个基本而关键的问题。
一些研究者提及哈布瓦赫其人及其研究的时候，关键词基本上就是“集体记忆”，哈布瓦赫阐发的社会记忆的经典词语，如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等，也被反复征引，对后人影响很大。以景军(1995)有关社会记忆理论的文献综述为例，作者划分了四大社会记忆理论类别：集体记忆研究、公共记忆研究、民众记忆研究和想像记忆研究，其中，集体记忆研究被列于首位。
在哈布瓦赫(Halbwachs，1938；1939；2002)那里，社会记忆是集体性的。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他曾对梦境与记忆进行比较，并认为社会记忆的自由空间非常有限。他(哈布瓦赫，2002：75－77)指出，记忆不同于梦境，前者需要社会的基础，而梦境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睡梦中绵延不绝的一系列意象，就像一堆未经细琢的材料垒放在一起，层层叠叠，只是出于偶然，才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而一组记忆就像是一座大厦的墙壁，这座大厦被整体框架支撑着，并受到相邻大厦的支持和巩固”。这个类比和论断对于记忆的自身基础的强调是不够的，似乎记忆与自身基础无关或者关联不大(至少在他的这段阐释中如此)。将记忆去心理化，或许只是作为社会学家的哈布瓦赫的一种权宜之计，为了将社会记忆与心理学的记忆研究区分开。哈布瓦赫将梦境与记忆进行对比，事实上也是为了区分心理学的内省方法。不过，在这一部分，他有些过于强调梦境与记忆间的区别了，并认为，按照幻想组织起来的镜像只有在梦境中才会出现。这个时候，记忆的想象性、个人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
笔者发现，哈布瓦赫(2002：77－78)所强调的集体记忆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涂尔干强调的“社会事实”是相似的，具有控制的力量。个体记忆受制于一种外在的、结构化的东西(集体记忆)。那哈布瓦赫是否重复了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的研究思路，而涂尔干的研究是否就是“社会事实”的研究思路呢?对类似问题的反思需要不断重读经典，不同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学研究日益社会学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学领域内，至今依然是强大的制度结构研究占据主宰地位。这样一种做法，简单化了社会学的形象，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也败坏了社会学的名声。
此外，不强调个体记忆灵动性的哈布瓦赫，是如何看待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的呢?在他那里，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这条路径是如何展现的?在个体梦境与记忆的讨论中，哈布瓦赫给予梦境很大的空间，充分强调了梦境的自身基础。事实上，按照幻想组织起来的镜像不仅仅在梦境中才会出现，记忆的想像性空间也存有这样的东西，可惜哈布瓦赫过于重视集体记忆了，以致疏忽了个体记忆的主体性及其对集体记忆的反叛性。
在阅读哈布瓦赫的时候，笔者明显感受到其理论的复杂性，例如，他一方面强调记忆的集体性，另一方面又论述了个体记忆的复杂性，以及他对个体记忆“臣服”于集体记忆框架之下的社会事实的担忧。我们看到，哈布瓦赫(同上：86－88)对于现实的约束力量是有所批判的，“现代社会佯装尊重个体的个性……社会也仅仅在表面上听任个体自由”(其批判如同M.韦伯对现代性的牢笼的悲叹)，这样的论调未免悲观；面对集体记忆，就如同面对涂尔干的“社会事实”一样，个体对之似乎无能为力。哈布瓦赫在社会记忆研究中始终认为集体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而对个体力量的关注则不够深入和详尽。
哈布瓦赫对记忆研究在社会学与心理学进行的有意的区分，就如同当年A.孔德、涂尔干等有意将社会学从哲学、心理学中独立出来一样，对于学科发展史的意义是巨大的。但是，这样的方式对于问题的解决并不一定有益。我们发现，在社会记忆研究领域，社会与心理、历史是难以分割的；同时，哲学上的思考对于研究者而言也是一个期许的高度。
(二)权力观照下的社会记忆研究
1、社会记忆研究的权力观
关于社会记忆研究，台湾学界的传统大多围绕着“族群”展开，因此，这一脉研究明显带有政治身份色彩，如王明珂等的一些研究。大陆的社会记忆研究，基本上也拷贝了这样一种模式，即做社会记忆的研究者往往将记忆的政治问题置于核心地位，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联系、记忆的选择与组织、传授历史和保存记忆、“记忆的责任”问题：记忆为谁服务等等。这些主要问题中包含了一个基础而核心的问题，即记忆中的权力问题。因此，关于记忆的权力范式是最需重提和反思的范式。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权力”已然成为问题分析时的一个难以或缺的因素，诸多学科对此进行了各种论述。在社会学理论范畴中，权力问题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如马克思的冲突理论、M.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帕森斯的AGIL理论以及后来M.福柯对权力微观运作的讨论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对权力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至高无上的宏大权力到老百姓也能使用的“弱者的武器”，这种权力观的变化对于讨论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启示意义。
权力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显赫，对它的探讨涉及社会的基本特征问题，其中既有很多真知灼见，又包含了诸多尚待讨论的问题，在权力之光笼罩下的社会记忆研究领域亦是如此。
自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核心问题的阐述以后，经过几代社会记忆研究者的演绎，记忆的社会研究饱含了对“社会控制”、“权力”等因素的分析。康纳顿(2000)在“社会如何记忆”这个问题上，更是强调了权力之于社会记忆的重要作用。对于社会记忆的传播，不论是声势浩大的纪念仪式，还是看似个体化的身体实践，事实上都是一部“权力控制”传播的历史。权力对于社会记忆研究的影响非常深远，例如，很多学者，尤其是那些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都会问道：谁在记忆?记忆什么?如何去记忆?记忆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提问都涉及或者隐含着进一步的问题，即社会记忆成了政治权力的一个呈现，而且，这种思考方式在研究者那里有时候是无意识的。
权力范式下的记忆研究业已构成当下社会记忆研究的主流。在记忆研究案例中，记忆的主体和内容多呈现为各方争夺的资源。当然，这个取向具有很强的现实和政治意义，如犹太人对德国纳粹的回忆、中国百姓对日本军人的回忆等等。问题是，研究者在做社会记忆研究时，需要对这样的路径依赖保持一份警醒和反思能力，这样才会有意识去践行另外一种想像力，正如普鲁斯特(1997)对泡着“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回忆模式，就越过了这样一种权力路径。
过于关注记忆的权力问题，一方面可能说明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可以部分说明这一问题，作为普通人的王氏在办案人员不断介入的过程中，以及在作为史学家史景迁的不断挖掘过程中，才显示出她生前的一些生活细节。也就是说，在权力之光到达之处，普通人的生活隐秘才得以“昭雪”。另一方面，不得不指出，这样的强调往往遮蔽了所研究之物的其他面相，阻碍了我们对记忆其他方面的关注，如记忆的伦理学问题，这既是社会科学的一个误识，也是一个范式的局限。
方慧蓉(1997)在做口述史研究中遇到了“无事件境”的窘迫。面对研究者提出的“诉苦”议题，饱受苦难的被研究者却“诉不出苦”来，似乎无话可说，于是，口述者和研究者都窘迫。这样一种发现，也是深深嵌入权力范式之中的。在土改时期，事件纷繁，为什么普通人的记忆却出现了“无事件境”特征?对于“无事件境”的命名，可窥见研究者的权力研究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对权力范式的依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命名，转而从生活的层次，对权力范式提出了挑战，也就是那些不依存于权力而展现的姿态，在权力范式下成为“不可见的”部分，而在非权力范式下，其可能展现出另一种记忆形态，暂且称之为“记忆的微光”，其地位之“微”与集体记忆及其权力观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其对于认识类似西村妇女自我与周遭世界的伦理学意涵具有重要意义。
2、权力观的继续：一种对立视角的批判
(1)民间记忆与官方记忆对立的虚假成分。在权力观下，存在着民间记忆与官方记忆的对抗性视角，在一些情况下，其表现为大众和精英的区分，笔者认为这样的对抗或者区分有时候是虚假的。在做知青记忆研究的时候，当提到“青春无悔”是知青的一个主流记忆模式时，很多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否是一个知青中的精英记忆模式?我们认为，这样的提问方式，事实上，也是在复制精英与民众(抑或所谓国家视野和民间视野)的对立立场。
可以看到，这样的区分明显受到所谓“常人视角”的影响。例如，口述史研究者往往认为他／她是站在了底层民众的立场上，是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大有悲悯之义。这里，似乎“精英”的视角就是有问题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常人视角”的价值，但“常人视角”在很多时候往往被灌输了更多的主流意识，“常人”往往更具缺乏深刻反省的特征。因此，更多的事实反而是常人被奴役化的见证。在这里，我们很难看到常人的反抗，或者仅仅是常人顺从的历史记忆；而一些情况至少是“常人”与精英权力之间的复杂交错，或者是两者之间达成的合谋。
(2)大众与精英分野的误识。在做记忆记录的时候，单方面强调“大众”与“精英”的分野是一种误识。一方面，因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在一些时候，大众往往成了乌合之众。集体无意识并不仅仅存在于现实之中，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人们往往也是这样的。在记忆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在做普通人口述历史的时候，往往做成了在精英权力影响下的普通人的生活，似乎离开了精英权力，大众就化为乌有了，就难以自己叙事了。
在这个传统下，甚至存在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看法，即“拯救”民间记忆。如“打捞民间记忆说”，其认为民间记忆被非民间记忆湮没了，需要通过研究者们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揭露”出所谓的民间独享的记忆。不难发现，这时候，常人在道德上更富有力量，更占据道德优势。
一些研究者预设了这样一种对立，即认为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我，是与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打捞”行为直接应对的是大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压制。这种预设未免带有一些“洁癖”。事实上，是否存在一个完全不同于大意识形态的“自身经历的一切记忆”，尚值得讨论。这样的“打捞”，最后得到的很可能是与大意识形态同一的自我记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复的。大意识形态时刻存在于个人生命历程的印记中，个人与其同谋的更不在少数。
“打捞”的行为是有风险的，那些将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的区分，同样不总是可靠。所谓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可以界定为：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构成了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雷颐，1997)。这里，个体叙事抑或私人叙事往往被认为是对历史叙事和记忆的一种“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并认为以个人体验为基础的叙事就是与宏大叙事相互对立的。这样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也正如雷颐同时指出的，从理论上说，二者并不必然相反，不过，笔者的结论与雷颐的观点恰好相反。尽管从外观看起来，“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似乎给人一种强迫性，但并不必然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二者可以同时存在，或对立或区别，或如上文所讲，两种叙事根本就是同一的。
笔者认为，大众与精英记忆并非总是对立。特立独行的个体记忆有时可能仅是研究者的假想，是构建出来的理想类型。而一种记忆甚至只是一种言词上的过去(Olick，1998)，可能很难区分所谓的大众记忆或精英记忆，抑或个体记忆或集体记忆。因为一个人的过去甚至可以构造成为一个集体的过去，如《青春之歌》中杨道静的个体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构造成一个集体记忆了。
(3)记忆之分层。杜赞奇用“复线历史”(或分叉历史)(bifurcmed history)的概念代替“线性历史”的观念，并由此完成“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任务。李猛(1997)则指出，与线性历史相对的，不是分叉的历史叙事，而是分层的历史生活。那些沉淀在历史最底层，记忆中分不清过往军队类型的农民，过着似乎甚至难以称得上是“历史化”的日常生活，他们并没有提出与线性的全国历史不同的另一种历史表述。
那么，记忆是分层的吗?如果我们关注记忆怎样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运作，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命题，如权力、分层等(郑广怀，2007)。记忆本身能够作为一个过程呈现给我们，对其进行分析和理解。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可以对这些社会决定论的陷阱展开反思的，如果我们能够给予“记忆的微光”更多的注意力，对其进行更细致和有耐心的分析的话，那么，有个问题是值得继续追问的，即记忆的微光究竟隐藏在哪里，我们该如何表述类似的微光?
二、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
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方面，哈布瓦赫(2002：93－94)认为，“对同一个事实的记忆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同时，“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集体记忆赋予个体记忆意义，似乎个体记忆只有放在集体记忆中才能被理解，或个体在记忆方面是依赖于社会的。而对于社会，哈布瓦赫并没有更多的讨论，这样就容易给人一种僵硬的感觉，似乎社会是铁板一块，这也正是当下一些社会学者容易产生的误识。而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可能就是由两个人构成的一个东西，而此时的集体记忆正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构筑出来的一个“物”，甚至可以说，它是弹性的。
(一)集体记忆是两个人间的对话与协商
在某种情况下，两个人的对话所建构的氛围是所谓集体记忆生成的一个条件。在进行知青访谈研究中，笔者明显感觉到两个知青间的谈话对于一种所谓集体记忆的作用。如知青ZSS与WCR讨论山西缺水的问题，更像是一种对话协商，两个人构成的集体记忆就生成了，是非常弹性的，而不是冰冷坚硬的东西。
这个过程是如此展现的。首先，两位知青设置了一个界限，用称呼将非知青的研究者们(我们)隔离，这样的情况在笔者进行知青访谈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很多知青会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言外之意是我们一定存在理解上的障碍。因此，多数情况下，我们仅仅成为一个“听故事”的人，或者在言语间，我们一句随意的插话，会破坏谈话的氛围。于是，笔者试图发现他们眼中“我们”的含义，并揣摩“他们”这一群体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彼此理解。
事实上，即便是他们共同面对的“集体记忆”，在两个个体对话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即使都吃过苦，但苦是有差别的。
如WCR所在的村在山里，那里没有车，所以干什么都得“靠两个肩膀”，不管什么，都得“往肩膀一掼，抬着就走”。这个肩膀就承受了另一个知青所没有承受过的痛苦。ZSS没有体验过这种苦和这种活，因为ZSS所在的村在平原，做这种活不靠人力。
但是，在WCR看来，ZSS能理解，所以这样的谈话能够持续并深入下去；ZSS能够进入WCR生活世界的情景中。我们发现，在WCR谈话时，ZSS总能不失时机地、作为“内部人”交流几句。如WCR说到收麦子只能用肩膀背，而且又逢阴雨，红土地在雨水中又很泥泞，以及“剜谷”的苦，ZSS回应道，“人家老乡会干”；WCR说到“靠着两个肩膀”干苦力活，ZSS又说，“不管好学生坏学生都得干”。ZSS的这些话成为对WCR讲述的注解是不可或缺的，否则谈话就难以进行下去。
WCR：我们什么苦都吃过，我们收麦子，他们村里有车，收谷子，抬着肩膀就起来了。从小路，红土地，下着雨，粘得不行。到老山沟，哎呦喂，下起雨了，人家老乡干别的，就是我们几个往上跑，跑不上来了，下雨，马上一路红土。没听说，没见过。
还有剜谷……就是北京的间苗，一定的行距，不能密密麻麻长着，不通风就死了。跪着，哎呦喂，拿着那个小弯锄，一眼望不到边，我们腿软，跪那儿，腿都软了……后来爬着走，一直蹲着。
ZSS：人家老乡会干。
WCR，"那个累的，第二天什么也不想吃，那个馒头，真没受过那个苦，那时才体会粒粒皆辛苦。秋天大谷穗出来，用不了车，往肩膀一掼，抬着就走。不像他们，担粪自己去淘，都得自己干。还有什么羊圈，靠两个肩膀，到时候都得青。太苦了。
ZSS：不管好学生坏学生都得干。
在研究中，笔者发现知青们当年的情况各不相同，更不用说今天处于各个阶层的知青了。但是，即便有差别，他们也总能在“知青”的身份认同中，化解(或至少是缓和)了其他的社会定位。而且，他们有意识地把不是知青的“我们”(研究者)与他们区分开来，从而营造出他们独享的集体记忆。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确实拥有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但是，这种集体记忆并不是坚硬的，而是一种对话协商。
(二)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建构
有时候，研究者很难区分他们各自讲述的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二者是互相建构的。如WCR与ZSS谈话时，还是区分了知青内部的“我们”和“他们”，这里的“我们”是指以知青个体WCR“我”所在的这一群，“他们”是以知青个体ZSS所处的那一群，这两个群是不同的，既指所处的地点、地理环境不同，也指彼此所干的活、吃的苦不同，因而彼此的感受不同，且只是两人的个人感受。他们总会讲到个人，然后再说“我们”。WCR“剜谷”的时候，自己的腿跪软了，却不说是“自己”，而是“我们”，这一方面是谈话的策略，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根本不作区分，二者几乎是一体的。
而研究者却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喜欢拆解个体的生活，用学术分类话语将普通生活学术化。这种做法当然有其益，但其弊也是明显的，即几条线将混沌勾勒清晰了，却仅是一个轮廓，细节难以看清楚。更可怕的是，那些加进去的线条很可能与原有事件相左，构成了研究误识。比如，研究者们往往关注个人记忆上升为集体记忆的机制，只注意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区分，却较少注意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其他关系，如相互构造的关系，或者相互勾连的关系。
(三)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共谋关系
我们可以从布迪厄的解放社会学那里得到启示：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可能是共谋的。
在布迪厄等看来，社会学的解放性和慈悲性在于，“使那种未被阐述、倍受压抑的话语昭然若揭……协助被访者发现和表述他们生活中所存在的惨痛的悲剧或日常的不幸背后所潜藏的规律，帮助他们摆脱这些外在现实的禁锢和袭扰，驱散外在现实对他们的内在占有，克服以‘异已’的怪兽面目出现的外在现实对人们自身存在之中的创造力的剥夺”(布迪厄、华康德，1998：263－278)。
这样的表述假定苦难群众自身与外在的“异己”之间是一种对抗关系，但事实并不如此简单，布迪厄也讲到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共谋的种种事实。恰如在“文革”中，那些受陷害的人往往也参与其中，于是被害者也是施害者。这样一种辨证的关系，并不是仅从道德角度就能解释的。
其他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也往往如此，统治的过程可能就是在两者的互动和共谋中完成的，也就是说，个人与大历史之间并不总是表现为对抗、补充等关系。因此，“解放社会学”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幻象，被奴役可能就是通往解放的道路。
早在“总体战”之前，日本妇女就意识到“战争对妇女参政有好处”，一些女权主义者也早有“利用战争”的想法。
历史告诉我们：以获得市民权为目标的女权主义积极支持了战争。
妇女们也期望通过与丈夫同等参加集会提高主妇在家庭中的地位，通过加入地方组织来提前一步实现妇女的公民权。
历史中女性主体的恢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追究女性的历史责任。女性不仅仅是历史的被动受害者，也是能动地创造历史的主体这种观点，与要追究女性的历史加害责任是连在一起的。(李小江，2006)
当社会的评价标准将家务劳动排斥在“社会价值”之外，女性的解放道路显然也会存在于她们被压迫的社会之中。妇女走向社会，并利用这个方法使自己的地位得到提升，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抵抗可能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是通往解放，这就是被支配者的两难困境，他们也无从摆脱这一困境(布迪厄、华康德，1998：25)。这个结论虽然有些悲观，却暗示了一个现实，即个人为了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以获得个人的历史／社会地位，个体与集体之间可能会达成一种共谋关系。也就是说，个体完全具备一种主体性，即从集体记忆中获取资源，来讨论个体的历史问题，或者从个体记忆中获取资源，去修正集体记忆的舆论。
正如我们访谈的知青ZSS，他谈及红卫兵经历时总是闪烁其辞，开始说自己当年没有参加红卫兵，后来又说自己参加了另一种类似组织“造反派”，再提到多数人最后都参加红卫兵了，这样“在外边有事儿有点靠山”，他还称，1966年一造反，他就加入“造反派”组织了。
(四)个体策略的作用
在谈到知青一红卫兵经历的时候，知青ZSS具有非常清醒的意识，即意识到自己讲的内容可能不客观，并指出，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给自己正名。
ZSS：等你听几百个人谈文化大革命的事，你才能得到比较客观的结论，要不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也许当时不是这样的，其实当时也许就是觉得该“破四旧”，现在看来都认为自己受压。
值得注意的是，ZSS在当年仅是初中生，之后没有受过进一步的教育，自参加工作之始就是一名司机，现在仍在一家公司里做司机。即便这样，他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仍然具备了完全的反思能力，不逊于所谓的“文化人”。我们认为，作为事件经历者的个体，其完全有能力反思自我的经历，并能恰当地使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达成某种共识(或共谋)，如ZSS对于自己红卫兵经历的叙述。面对提问者，对于自己当年是否参加了红卫兵这一事件，他的迂回讲述与其说是一种自我辩解，不如说是与集体记忆的妥协。因为，当下语境对于红卫兵的记忆形象(可以将其看作一种集体记忆)是否定的、不积极的，所以，ZSS很难说出自己当年做红卫兵对于自己的积极意义。
事实上，在所谓的集体记忆中，充满了个人的策略，这包括知青对于当年“如何下乡”的讲述。关于下乡时的想法，如今的回忆多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去”，可是在一些人的讲述中，也不乏个人的主体性。
ZSS：说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理解啊。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我们还挺高兴的。我跟你说，那时候觉得学习没劲，像我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少。
我们那会儿甚至为买件衣服，买双鞋发愁，甚至自己想出去，给家里分担一下，给家里省一份钱，大多是这种想法。
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人的思想，就这样觉得必须去不可，要积极去……山西不是离(北京)这儿近点嘛。再加上一个大拨哄，都跟同班同学一起走的，还在一起，不管怎么着，在一起上过五年学，互相有个依靠。就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的人是最多的。
个人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回应“文革”呢?对于停课闹革命，颇有一些人欢呼雀跃，这与之后的正面反思“耽误了前程”有抵触的地方；对于上山下乡这个事件，ZSS为了分担家里的经济困难，“甚至自己想出去”，而并不是全部的、纯粹的“胁迫”，个体以如此的姿态来回应上山下乡的不在少数。另外，对于下乡的具体地点，ZSS也适时掌握了时机，发挥了个人的主动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才有了值得不断商榷的空间。
或许，这正是社会记忆之所以能对现实社会产生批判效应的原因之一，集体记忆并不是铁板一块，个体之间的协商、个体自身的反思能力所达成的那种集体记忆是值得关注的。记忆之所以被重新述说，必然意味着记忆不仅仅是时间的客体而已，而是在看似被压抑着的生命共同体验中，重新召唤着一种主体性的力量(钟乔，2007)。
(五)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
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如何，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此，传统社会学的处理方式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社会记忆研究领域中过于强调集体记忆的作用，二是在声称关注个体记忆的研究者那里，研究者对于个体记忆的认识也是脸谱化的，似乎难以逾越范式的藩篱。
不可否认，个体记忆中蕴含着丰富的思维记忆，但是集体记忆研究思路中往往会遗漏个体记忆的细节，而我们不能忽略这些细节的作用。
康纳顿(2000)所谈及的身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依然是我们时刻需要注意的。纪念仪式可能受到国家权力等强势因素的影响，而身体习惯却难以完全掌控在权力之下。因此，对该问题的警醒可能使我们稍稍摆脱主流记忆研究或集体记忆研究的陷阱，同时也使社会记忆的研究路径向另外的方向延伸。
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关系方面，笔者发现，个体记忆之所以能够成为集体记忆，一方面，这个过程是在对话中完成的，是个体之间互相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在个人身心交织状态下形成的集体记忆，确实有个体的无奈，甚至这个过程就是个体挣扎的历史。但是，在权力关系上并不全然是集体记忆支配个体记忆，两者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共谋关系。
另外，我们也不能否认，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对立关系。正如主流研究所述，这种关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集体记忆似乎在削弱个人记忆的余音。如知青ZSS对于病痛的记忆，已经淹没在“回乡”的声音中。在类似宏大叙事下的个人回忆中，个体作用的机制问题，或个体作用随时势发生怎样的变化等问题，是值得继续讨论的。而个体记忆中存在着太多我们无法靠近的东西，对于这一问题，仅靠社会记忆研究范式是无法解决的。
三、有关记忆微光的解释
(一)“记忆微光”的提出
在关注宏大历史与个人遭遇的记忆研究思路中，我们可以看见记忆的微光，它或存在于集体记忆之外，或与集体记忆交织在一起而不被注意，如个人的病痛记忆。在知青记忆研究中，知青ZSS对于下乡经历中的个人病痛的记忆栩栩如生。问题是，这些记忆并没有单独出现，而是与能够引起关注的某类事件关联在一起，如在谈到是否能“回乡”看看的时候，ZSS讲到了自己的病痛障碍。
ZSS：本来打算去山西，可是我病刚好点(其后，他回忆了自己患病的过程，笔者)，前年1999年1月1号回去了。反正那时候有几天闲的时间，第二也有个纪念意义。回村，你看，还没说插队的事情呢。回村，我们都和老乡的关系比较好。回村以后……(省略关于回村的文字大约800字，笔者)。
ZSS不仅回忆了自己当前病痛的历史过程，而且还讲到自己下乡后所遭遇的短暂病痛，如办回城过程中患重感冒昏迷了三天，去山西省城学开车因高度近视不得已戴角膜眼镜所承受的痛苦等。不可否认，病痛对个人而言，往往是刻骨铭心的。那么，在记忆研究中，通过个人叙述出来的苦痛记忆，为何却是以依附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形式而出现呢?
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个人社会化(个人被殖民)的结果。如果说一切都如布迪厄所说，最个人性的也就是最社会性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追问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差别，似乎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事实上，情况并不总是如此。笔者认为，这些个人向研究者们讲述的历史际遇，包括讲述的病痛，具有另一种作用和效果。尽管个人往往将其际遇与宏大历史关联起来，却有着非常强的主体性。一方面反映了个人的联想能力，另一方面表明了隐藏着的个人痛楚，恰恰可能是他讲述的动力。事实上，似乎并不是社会学家强调的社会性使然，而是个人反思的结果。
社会记忆研究范式不断尝试着剥离个人化的东西，如只强调个体“认同”这个词汇，忽视个人创造或反抗。可见，在这个领域中，对于认同的研究非常强势，而对于主体性的研究似乎仅停留在哲学理论的讨论中。这样的主体性一旦遇到社会，就被归之为社会形塑的结果。正如同布迪厄“个人性就是社会性”的论断，未免太过于社会决定论，因而显得悲观。或者，在社会学家眼中事实大多如此。但是，在大众的生活历程中，总会上演着不同于此的“小戏”。在社会学家那里，可能这是“对抗”(这里要谨慎，“对抗”也是一个被简单化的词汇，它对于描述笔者强调的“记忆的微光”，还仅是一个开始)，可事实上，大众恰可能在此自娱自乐。如文革时期的“忠”字舞，那是在高度集权下的一种产物，当时跳“忠”字舞的人现在回忆起来，往往还带着兴奋，那是一种带来身心愉悦的“集体欢腾”(涂尔干，[1912]1999)。
(二)记忆微光的界定
社会记忆研究拷贝了社会学研究的思路，基本上不会忽略家庭、社团、亲属网络、政治组织、社会分层和国家制度等权力因素对记忆建构的影响(景军，1995)。研究者们往往着眼于追忆(remembrance)的社会基础。对此问题的尝试性解决，哈布瓦赫是比较成功的，他也为后来者带来了研究传承，使得社会记忆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凸显。他开创了社会记忆研究的学术传统，其贡献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他的思路也是套在研究者身上的枷锁。
在记忆关联社会的问题视野下，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大社会下的记忆，记忆的微光就显得更加微弱了，那么微光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1、记忆微光的文学式表述
在微光下，那些若隐若现的、不急于或不便于表达的、却有着不可小觑影响的物件，是需要费一番力气才能辨认出其轮廓的。在社会记忆研究范式中，类似微光的东西就是那些属于个体的、难以诉说的部分。这样的记忆微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于王德威在《回忆的暗巷，历史的迷夜》一文中的叙述：
任何“重述”创痕、“重启”回忆的努力，都只能以片断的、裂散的方式，显现这努力本身的局限性……然而我们不断地写，是因为我们写不完全那伤痕；我们不断地追忆，是因为我们再也忘不掉，却又记不起那过去(转引自萧瑞莆，1996)。
这些微光亦存在于“那些充满过多歧义、充满了太多暧昧和晦涩的包孕性时刻”(敬文东，2006)，它使得叙事边界有了淡淡的“光晕”，这个光晕有模糊性，也有鲜活性的含义。
这些记忆的微光，也如同钟乔(2007)对另一种记忆的描述，“是不知不觉发现的脚底下的落叶和烟尘……这样的记忆，像前人留下来的遗物一般，在幽暗的角落里摊着。像极了经常被人们遗忘，却又随着人的形体移位、变迁的影”。
2、记忆微光的社会学关怀
记忆的微光可以是个人固守的那些东西，如同科泽勒克在《炽热的岩浆凝成记忆——对战争的种种告别：无法交流的经历》中的一段话，“就是有那么一些经历，它们是无法交流和无法传递的。我们虽然能将它们加以互相比较，但只能从外部进行比较。从一定经验自身来看，它们件件都是一次性的……原始经历知识的不可交流性，却是无法超越的”。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一些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如社会学学科的集体主义与心理学的个体主义范式之争，甚至是社会学内部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阐述起来比较复杂。与此相关的，别尔嘉耶夫(1998：155)有关“自我认知”的体验似乎远离社会学的主题，事实上，却是对社会生活极强的观照和洞察，而不固守所谓社会学范畴的“政权和强力”范式。
因此，可以将记忆的微光引申为：有时候被拒斥在社会学范式之外，是那些社会学视阈下难以观察到的，它并非不存在，甚至在其他视角下，它是非常强势的存在，如普鲁斯特的记忆方式。
3、记忆微光的定义
在学理上，笔者尝试着给记忆的微光一些定义，即其可能出现在个体记忆遭遇集体记忆之时，也可能出现在个体记忆的喃喃自语之时，它一般是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那部分内容。
首先，它与“记忆的强光”相对，记忆的强光是容易显露出来的，或是被现行的制度赞许的，甚至歌颂的，是一种强势存在，如知青的“青春无悔”记忆模式；或者是明确被现实打压的，而顽强力挺的存在，如柬埔寨、智利民众关于过去伤痕的记忆。其次，它与“记忆的黑暗”既有一定的关联，也有一定的区别。记忆的黑暗是完全的遗忘，而且其往往因为权力关系等，是被打压或是主体有意遗漏的那一种声音，如很多知青在讲述自身经历的时候有意忽略的红卫兵记忆。而记忆的微光却类似于跃跃欲试的心态，或是“欲说还休”的状态，其可能非常细小，甚至构不成权力打压的对象，权力允许它若隐若现，甚至它根本不存在权力线索中，它游离在权力之外，如普鲁斯特的小点心茶回忆、知青zSS的病痛讲述。
如此，我们却不能认为“记忆的微光”缺少学术和现实的意涵。对“记忆的微光”的探寻和追问，可以成为探寻社会记忆另一种状态的线索，它可能在权力之外讲话，最后，它可能又走回权力，这样的悖论值得我们探索。在理论层面上，对记忆微光的探寻，会丰富我们对记忆各种面相的认识。
对于记忆的微光，有时候否定的方式可能比肯定的方式更容易被述说，如说它“不是什么”，比说它“是什么”往往更容易一些。它对于主流的社会学结构主义范式和权力范式，可能是不和谐音，它的存在挑战了社会学学科主义的自满性及其自圆其说的逻辑。
(三)社会学范式之外的启示
心理学研究的记忆问题给社会学的记忆研究带来了直接的启示，恰如哈布瓦赫对心理学记忆研究的体悟。有关记忆问题，不仅存在心理学研究传统、哲学思辨传统等，文学也有其思考。当然，文学领域内关于记忆的体察大多体现在作家们的小说中，其之细碎足够称得上“微光”，其细微更可能被认为琐碎，不过，其对现实的洞察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说，面对记忆这一人类共同的体验(经验)，其他学科，包括文学的理论洞见甚至感悟，不应该排除在社会学研究素材的之外。
社会学文本的固定格式往往局限了研究者和阅读者的视野。事实上，如果我们有更广阔的视野和研究胸襟，对记忆这个难以琢磨的现象进行真诚的探索，或许可以发展出更具洞察的视角和理论。
1、记忆是一个方法论
记忆有时候被当成一种方法论。莫洛亚在《从普鲁斯特到萨特》中指出，“随着普鲁斯特的作品的诞生，就有了通过无意的记忆来回忆过去的方法”。这种方法，即某种记忆的再现(这里是普鲁斯特的无意记忆)，被吴晓东(2001：7)称为“回忆的方法”。
如果记忆研究一定被认为是处理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研究，那么可以说，记忆是现在处理过去的方法。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表达出记忆是一种社会机制的观点，它可以生产和再生产某种意义，而这种生产本身离不开社会情境及其过程。
这样，记忆就不仅仅是一个被解释变量了，它成了一个解释变量，即用无意回忆去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记忆成为了一个机制。
2、文学素材与社会学研究
普鲁斯特的“无意的记忆”，事实上被反复解读为“气味和滋味”。这样的“气味和滋味”可能只有在文学的描写中才被视为合理，在社会学研究范式中，这样的描述至少被认为是不规范的。
对于类似问题，人类学所持的态度还比较开放。刘珩(2008)提出，“民族志与文学文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将二者的风格并置一处对双方都会产生全新的洞见”。刘珩引用赫兹菲尔德关于“气味”的文学描述，来强调民族志进行文学细节式的描写，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更普遍的社会策略和日常的言语方式，从而将人类学从对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偏爱”情结中释放出来，接受“异质杂陈”的个体和集体能动性的检验。
问题是，在社会科学规则大行其道的今天，社会学“有没有可能像文学一样有勇气进行鲜活生动的人物及性格描写”?尽管在已有的研究中，文学作为素材还比较常见，如历史学家王笛在《街头文化》中所做的研究，法学家苏力对元朝戏剧《窦娥冤》的法社会学解读。不过，笔者还注意到，这些学者使用文学素材时比较谨慎，或仅将已有的文学作品作为佐证，甚至是“佐料”，如王笛在书的序言中所反复强调的：在使用文学素材时一定要注意使用的条件。但是，使用的条件是什么，已有研究并没有明示，尚需更多的实践参与和理论思考。
在社会记忆研究领域，问题的核心依然是，社会学的记忆研究是否也有这样的勇气来实践这样的方法?在记忆问题上，我们不乏多姿多彩、旁逸斜出的实践，而是缺少如何阅读这样实践的新方法，自然就缺乏了相应的新结论。
3、文学家的记忆姿态
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回忆”成为普鲁斯特的生命形式，而无意记忆(或日非自主记忆、不由自主记忆)勾起的是一段往事、一个场景或者一种思绪，那泡着“小玛德莱娜”点心的茶对普鲁斯特而言，是一种奇迹般的感受：
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尘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那情形好比恋爱发生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实了我。尽管普鲁斯特距离当年的经历已经很久了，但是，
气味和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虽说更虚幻却更经久不散，更忠贞不矢，它们仍然对依稀往事寄托着回忆、期待和希望，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
其间的生动微妙之处是社会学家无法触及的。虽然，文学家向我们展示的似乎完全是个体性的生命记忆，而且，似乎完全来自个体的心理体验，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事关“真相”的启示。我们发现，这样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弥漫”性的，如吴晓东(2001:5－7)所言，很少有人会命令自己先回忆什么，再回忆什么，最后回忆什么。在文学家笔下，往昔的记忆在我们的回忆过程中呈现出的往往是一种混沌状态，甚至是共时状态。
可以看到，在普鲁斯特如此个体化的记忆中，个体却不尽然具有完全的主动性，“心理时间”也不尽然把握在回忆者的手中。在这些普鲁斯特“不知出自何因”的混沌记忆中，社会学家试图寻找记忆的秩序问题，即记忆的社会性特征，如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的尝试。不过，我们会发现，小点心茶的味道和滋味，在社会记忆研究的权力机制下，是无法得到满意解释的；甚至，在社会学的记忆描述中，如此微妙的“味道和滋味”，会被完全遗漏掉，恰如时光之烟消云散。
对于这个问题，布迪厄、华康德(1998:271－272)也比较警醒。他们曾经谈到，作家可以帮助其避免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对科学工作的见解中所暗含的那些监督和预设。而朋友的一个故事性的叙说，也使他“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心满意足的那种线性生活故事，完全是人为制造的”。
普鲁斯特的方式，一再表达出个体记忆的强大性，这对于偏重集体记忆传统的社会记忆研究而言，是一种悖反，对“如何走出集体记忆研究范式”这一问题构成启示。
4、记忆的想像性与记忆的微光
记忆的想像性被不同的人群提起，其有如钱钟书在《写在人生的边上》重印本序言中所言，“我们在创作中，想像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像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记忆确实因为想像力而变得有创造性，不过这种枝蔓正是我们探寻原由的社会事实。
记忆的想像性透露出那么一丝记忆的微光(李陀，2006)——记忆是脆弱的，同一个事件，它会成为变幻不定的版本。回想一下口述史的视角，同一事件不同人的版本对“真相”的干扰，以及对“真相”的理解的改变。类似的记忆想像和“捕风捉影”的记忆叙事，可能被研究者作为枝蔓而舍弃。事实上，此举扼杀了“记忆的微光”；这样去想像记忆的人是有其原因的，但不管什么原因，是需要我们询问的，这个询问需要真诚和耐心。
这是记忆呈现的一种方式。对于这种潜藏的“社会事实”，研究者应该给予其言说的空间，记忆的面孔就这样丰满起来。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表现手法将它复杂化、细碎化了，甚至谁都难以把握它了，社会科学研究者完全有可能这样说。不过，在文学家这里，记忆的形象却恰恰如此，笔者认为这也可能是最接近常人意识深处的一种记忆。如果对记忆的理解有了问题，那么最可能的问题是，社会科学学者将记忆研究简单化了。我们需要记忆的“具体化”，抽象是记忆研究的敌人。
不可否认，记忆的深邃性对于社会记忆研究者而言，确实需要那么一种擅于挖掘的心力。挖掘的时候，我们应时刻警醒，但也应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总是感觉自己没有穷尽过去的事件所说的事情，因为，亲历者本身在某种角度上是无限的。
5、记忆微光的伦理学意义
记忆微光的提出，亦可以使我们反思对记忆研究的一贯的政治学解读，记忆的伦理学得到强调，即从理解自身人手，有一些呈现为心智的活动，抑或情感的表达。在细化和深化记忆微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路径人手，如同柏格森以不同于涂尔干的方式去认识图腾制度一样。
我们认为，隐隐的记忆微光揭示了可能被遮蔽的痛苦或感受。如同方惠容研究中“无事件境”下的那些西村妇女的生活痛楚，知青ZSS并没有作为主要事件表述的个人病痛，以及普鲁斯特对“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奇迹般感受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记忆微光是射进来的一束光，是认识世界的一条线索。
这样，个体就不再总是呈现暧昧不清的形象，对生活的解读也不再总是呈现为几根架子支撑起来的结构(或制度)，个体命运的东西也会在其中彰显，尽管后者对于研究者而言，往往呈现出一种“深渊”的状态，但是，这可能是我们达致那种“活的”现实的一个有效路径。
四、结论
笔者对社会记忆研究的范式进行某种角度的反思，并无意否定已有的关于记忆的研究。事实上，在已有的成果中，对记忆的根本问题的追问是值得肯定的，如历史与记忆的关系问题、记忆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等等。
本文主要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角度，试图对已有的社会记忆研究范式进行一定的反思，并对社会记忆研究范式遗漏的记忆微光进行尝试性的阐释。
(一)对记忆微光的总结
对于“记忆的微光”，我们认为它是存在的，而且构成了对现有研究状态的一种反思，可以认为它参与处理的类似一种断裂关系，如记忆与现实之间的断裂、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断裂等。
首先，它是灵动的，它不局限于社会学传统过度关注的集体记忆之中，而更多地以个体记忆的面目出现；为了更充分清晰地阐发记忆的微光，本文给予个体记忆更多的关注，并认为研究者应该适当地从集体记忆转向个体记忆，而不仅仅在学科范式内进行思考。
其次，记忆的微光也不总依附于社会记忆研究的权力范式，如方慧蓉的“无事件境”，在权力观线索下，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力”的作用使西村妇女生活条理化、“事件化”，因而，在这样的视野中，她们的生活就是“混沌”的状态，是无事件的。但如果我们看到内在的记忆微光(它可能游离在权力视野之外)，那么这类人的生活状态可能会有其他的线索。作为研究者，可能恰是因为没有给予她们一个讲述的“动力”，没有体察到她们生活领域内的记忆微光，才没有展现她们生活的“隐秘”，才发生了“无事件境”窘迫。
再如知青ZSS对自己身体病痛的回忆。这种普遍存在的个人化的痛楚，尽管在很多时候不便示人，可是，隐藏着的个人痛楚，却往往会成为他／她讲述的动力，甚至是他／她讲述与之相关的、也是我们关注的宏大历史的动力。
普鲁斯特所回忆的点心茶，展现了回忆的美好，这恰是因为他感受到并抓住了那种“气味和滋味”。在这一刻，甚至可以说，这与作家普鲁斯特的想像力或者才气关系并不是很大，其决定性因素在于他体察到了回忆的线索——“气味和滋味”。由一个物件勾起对一段往事甚至一生往事的回忆案例，即使对于常人也并不少见。在“记忆微光”的思路下，我们恰要找寻这样的线索和思路。
(二)记忆微光对于社会学范式的意义
笔者所论述的“记忆微光”，更多的是从个体记忆角度人手，并认为集体记忆研究思路下的个体记忆表述对个体的主动性(如个体创造和反抗)关注不足。尽管现有的社会记忆研究中不乏“最具个人化的讲述”，但个体记忆中所透露出的记忆微光，又往往消散在社会学范式下的分析中。在社会学范式下，社会学家似乎永远无法走进、也不屑靠近文学家所描摹的那类个体记忆。社会记忆研究提出记忆的“社会性”，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个人记忆中的反思性作用，“社会性”的想像往往认为，与社会无关联的个体化记忆应该归之于心理学或者文学领域。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个体记忆中蕴含着的丰富思维给予一定的关注，并在其中找寻线索，那么社会学的记忆分析，会呈现非常多的关于个体主动性的东西，而不总是陷入社会决定论的陷阱。于此，我们也可以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思考社会学的分析对象和领域问题，即那些非常个体化的、看似与“社会”无关的东西，是否应该总被排斥在视野之外?
50年前，米尔斯提出了“社会学的想像力”这个重要概念，他建议将私人生活中的个人困扰与社会变迁和历史制度建立关联。事实上，这也是针对个人困扰的社会想像力，即将个人困扰社会化。今天，在社会学学科日益成熟，社会结构、历史联想泛滥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反过来，凸显那些看似与社会无关联的“个人困扰”，以增进对个体主动性的认识，这是本文提出“记忆微光”的另一个缘由。希望这不仅不妨碍社会学家们的社会关怀，反而使社会学家们更清楚，对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诸多个体困扰，社会结构(制度)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从而对结构力量的局限有更清醒的认识。
(三)对记忆微光的进一步讨论
首先，很多时候记忆的微光甚至是社会结构所不能网住的那部分，如普鲁斯特的回忆方式。恰恰是这点，我们认为记忆的微光参与了对当代社会学理论中所反复讨论的重要概念——主体性或能动性的思考。
其次，此文的讨论没有将记忆的微光置于一种“道德”立场，如一些学者对于卢旺达在种族屠杀后、柬埔寨在红色高棉清洗后，以及智利在军人独裁统治之后的社会记忆特点进行的反思和研究，这条线索同时也是社会权力之于记忆(记忆的政治学)的问题，与记忆的微光(偏记忆的伦理学)并不构成直接和必然的关系，故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
最后，提出记忆的微光是为了对抗对人类记忆的结构式解读，而这种解读在很多时候甚至成为庸常的“八股”。此举可能是确立一个学科地位的最简捷方法——其最容易被评估和评判，但是，对于学科发展未必是一件好事。尽管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原意并非如此，甚至他就是在强调社会结构的意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他提出的“想像力”的概念，对于反抗自身也提供了思路，即那些非结构性的力量对于社会学的启发作用。我们反思社会学研究现状的时候，往往会对“套路”腻烦，有时候甚至感觉是社会学想像力的枯竭所致。究竟去何处找寻想像力之源，这需要一个超越学科界限的反思。
恰如法国认识论传统的重要人物巴什拉所指出的，科学的成就就是不断与各种根深蒂固的常识观念相决裂的产物(转引自李猛，1999：266)。社会学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套路，如对社会结构给予的偏爱并造成它的强势。当然，在这个问题下，我们同时要警惕：认识论的障碍总是成对出现的，造成非此即彼的虚假对立，而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同时克服两方面的障碍(巴什拉，2006：16；李猛，1999：267)。
在社会记忆研究领域，个体记忆经常被研究者提及，不过，一般都作为集体记忆的影子出现，是依附性的，它的主体性也以一种与“结构”、“集体记忆”对照的方式呈现的，而不是独立的。我们一般只能在“缝隙”中找寻这样的存在，因此，“记忆的微光”这一概念，其存在的意义并不微小。
在社会学学科话语(如结构主义)之下，“记忆的微光”显得非常弱势。这并不是因为它天生就居于弱势，而是在“偏见”之下它显得“气馁”。在结构的力量之下，个体的主动性能够走多远?这个问题的核心甚至就是社会学理论中有关结构与能动性关系的根本所在，而这样的问题，并非一篇反思社会记忆研究的文章所能完全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