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处理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构成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基本主题之一，早年费孝通借鉴西学之人类学的功能方法，践行学术“救中国”之路；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以来，费孝通基本还是秉持源自西学传统的社区研究方法，实现“志在富民”的学术旨趣。将西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种工具取向，其内在的精神层面则往往被忽视，如学术的“求真”意志。如此，西学在中国背景下蜕化为“学以致用”的功用器具。在从事社会学的早期阶段，传统“中学”之内容又常被费孝通所轻视，他急于走出一条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从实求知”路径。晚年费孝通对社会学学科之问题，做了纲领性的反思。他从“心”的研究入手，意在突破社会学的实证传统，并在坚守社会学学科规训的基础上做古今中西融合、开放社会科学的努力，或可为突破社会学困境提供一条路径。
关键词：费孝通/中西学关系/学科界限/心/心态
本文主要关注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治学理念及变化，以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既有传统。对于一贯秉持“从实求知”治学理念和以“志在富民”为治学目标的费孝通而言，晚年却提出了“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倡议及纲领，其意义何在?费孝通的治学是以“救中国”为起点的，后来发展为“志在富民”的目标，其一心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做社会学研究，但却借用了西学的方法，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功能方法。如此，在他的理论中一直纠结着西学(西方)与中学(东方)的关系问题。本文试图将费孝通对西学和中学关系的处理作为起点，讨论中国社会学之内在困境的根源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学之界限扩展对于学科发展的启示。
一 费孝通的中西学问题及其线索
(一)西学作为一种工具
在费孝通的时代，社会学家们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费孝通以此作为救中国的“利器”。其中，该如何借鉴西学理念，即该如何处理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费孝通治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自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即已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早期阶段，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地中国化”。①
在民国时期，社会学界对于西学的理论及方法的引介是不遗余力的。从当时的主要刊物《社会学界》和《社会学刊》等中可以看到，当时学者们不仅关注到后来被广为关注的涂尔干、韦伯等人，而且对于曼海姆、甚至涂尔干的学生路易•迪蒙的学说也有所涉及。对于英美德法的社会学发展状况都有所引介。
以后来影响较大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②之费孝通的研究为例，他是从社会学的中国化起步的。在费孝通的研究中，中国化特点非常突出，如他强调进入实地去获取知识，并以对中国复杂文化作出区分作为研究目标。③但他同时也深受国外学术传统的影响，如俄国学者史禄国、英国学者马林诺斯基、美国学者派克，对这三位学者的讨论贯穿了费孝通的学术始终。在费孝通早年，他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史研究有一种“过分的反感”，这说明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代社会学人急于走出一条与传统读书人不同的、摆脱书本限制、向实践求得真知的路径。而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西学恰提供了这样的研究方法和看问题的视角。
以上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反映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本土化思路，也反映了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人的中国观。吴文藻早年在清华学习西学时，同时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尤其提到梁启超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留美归来后依然存在，如他在燕京大学开课时就保留了当年梁启超给他开过的课“先秦政治思想史”，不过，即便如此，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吴文藻依然没有将中学作为主流。
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工作，在当时尚缺乏强化中国思想的内在主张。对于吴文藻而言，其所谓中国化的内容，没有固执本土，而是从国际化开始，然后进入中国本土。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作为一门“学”，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及思路自然来自西方，如果将其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工具，是存在很多可取之处的。不过，将这门“学”仅仅作为工具显然是不恰当的，其是有着强大的思想传统的。首先其包含了西学思想传统，而在其运用于中国时，必然又涉及中国思想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全球化时代，二者杂糅更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整体上，可以看出，吴文藻选取的社会学思考方式，对于中国社会学建设的第一阶段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尽管也带有局限，不过，依然不失为一家之言，并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在民国时期，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已经有了较大的成就，如做《江村经济》的费孝通28岁时就获得马林诺斯基的赞誉：《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的一个里程碑。④
民国时期，吴文藻和费孝通发展出来的中国社会学传统可以归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之第一阶段(或可称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而第二阶段，笔者以为，在费孝通思想传统中，是从1990年代开始不断深入思考、到2003年明确的。即费孝通提出“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这一议题，强调社会学的思想意涵，而且多着眼于中国思想传统，并提出社会学传统实证研究方法在面对中国社会尤为重要的现象——如“心”时，表现出无能。中国社会学的新传统，或可从中生根和发芽。这一新传统，在于费孝通重新梳理了西学与中学的关系。尤其是关于“心”的讨论，他表现的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尽管依然坚守着社会学的基本立场。
在新时期的中学和西学关系上，费孝通提到：“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⑤这暗示着找回中国社会学传统，还应从中西文化差异角度入手，这是中国社会学对世界思想之可能贡献的重要来源。
(二)西学作为一种内在精神
1990年，费孝通将爱德蒙特•利奇(Edmund Leech)的学术提问转换为实践的问题，⑥并提出，这样的回答可能不会令利奇满意。这说明费孝通在转换问题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利奇提出的两个问题被费孝通概括为：一是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二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⑦费孝通从文化传统角度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天然有种儒家的家国情怀，有社会担当，这也是费孝通早年弃医从文的主要理由。费孝通指出他为学的根本态度：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⑧
问题被转换了，就不再是利奇意义上的纯粹学术问题了。利奇意在强调，有距离的观察对于“求真”的重要作用。在利奇那里，学术更多呈现为“公器”，在费孝通这里，学术转化为“志在富民”的利器。由《江村经济》的立场和方法出发，到1990年代，费孝通一直认为这是学术“救中国”的一条路径，这也是他的思考方式及其开创和遵守的学术传统。而这条路径如何与纯粹的学术相区分，费孝通甚至不想做这样的区分，而认为二者是可以合一的。如同孔子周游列国，追求学以致用，而“少在看不到、摸不着的玄理上去费脑筋”。
费孝通的志向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即他处的时势奠基和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目标：从“救中国”到“志在富民”。即便如此，也需追问如下问题：利奇的学术精神是否为我们所缺少的?费孝通在回忆利奇时，强调了利奇个人性格的一致性：“当我们同窗的时候，在我们讨论班上，他是个雄辩出众的青年。他那种爽直、明快、尖锐的词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次在捧读这一本可能是他最后的著作时，我立刻感到他那可爱的性格至老未衰。”笔者以为，这种品格不应被归为文化差异，而是一种普遍的学术精神，是一种求真的意志。
费孝通对利奇问题的回答主要是沿着文化根源之差别来解读的。在今天，还应从学术精神角度解读费孝通和利奇二者的分歧，寻找从中国特殊化路径进入全球普遍化路径的方法，思考中国学术传统能给普遍的世界学术遗产带来什么?在反思此问题时，有必要强调有一种学术品格是超越文化的、是普遍的。正如利奇的“爽直、明快、尖锐、至老未衰”的可爱性格，我们应该允许一种制度以培养这种求真的意志。
回顾费孝通的学术历程，从1990年他对利奇提问的阐述方式，到2003年他发表“扩展传统社会学界限”观点，表明其思想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2003年，他提出社会学应具有双重性格——科学性与人文性。⑨而所谓的人文性成为他当时重点探讨的问题。
总体上，我们可将费孝通的治学品格归纳为务实性。不过，虽然1990年费孝通坚持自己的立场，表现出不苟同于利奇的地方；2003年，费孝通对人文性的重点强调，大有回归利奇学术精神的取向。尽管这时费孝通强调的精神世界与利奇的最初考虑，在含义上有很大差异；不过，在方向上，可以将费孝通晚年的探索归结为一种超脱物质性的努力。2003年，费孝通的思索是社会学学术传统的一个转变，或可预示恢复期后的中国社会学主流明确进入一个“分叉”期。
在这个时期，费孝通意识到学术给养缺少不了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过，如果认定中国社会学的精神传统将主要来自中国古代文化，还是有所局限的。社会学作为舶来的学科，自严复、吴文藻时代，就有大量译著，中国社会学学人已经浸染于西学传统中。诚然，西学传统有着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文化之间不是可以完全化约的，但是，人类经验有共性的部分，尤其是自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观。
笔者以为，中国社会学传统中普遍缺乏一种超然心态。而且，中学传统中内含了“功用主义”的东西，如费孝通强调的“学以致用”。因此，若单独从中国传统进入“恢复”中国社会学、甚至中国学术，是有所局限的。
二 取道西方又返回中国的治学路径
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较为有效的路径，可能如应星所言，取道西方又返回中国的费孝通的治学方式可提供有效的参考。⑩从费孝通的学术历程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学术精神的成长及其局限。晚年费孝通的思考依然沿着自己以往的读书经验和思考路径，表现在他重读马林诺斯基、史禄国和派克，重新思考社会学的关键概念；因为他的深入思考使得社会学的枯燥概念，变得有了灵魂，如社会关系一词，他认为“意会”应该是其中的精神，而中国文化应该对此有更多阐释。
晚年的费孝通对于中国社会学的限制已经有了突破性的思考。尤其是当他提及“心”的研究时。费孝通从“心”这个研究对象入手，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文献范围都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反思。
费孝通传递了一种学术态度，即学术上不必过多/一味开辟那些生僻领域，而应在“平常”中，深化和扩展社会学研究，如同“意会”深化了“社会关系”这一概念一样。
对于“心”这一研究对象，费孝通指出了实证方法的局限，即实证研究对于“直觉”是无能的。费孝通以“诗”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即“意会”的我，往往如同诗歌传达出的感受一样——言未尽意，意在言外。在此，费孝通指出社会学的不足。社会学可能有所突破的方向，在于社会学可以与艺术、文学和电影等探究同一个领域，如对“讲不出来的我”的思考，从而期待社会学能从逻辑因果和系统分析角度研究和探索这一对象，并认为这将是社会学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讨论中，费孝通从几个层次讲到“心”的问题，其不仅是一种心理活动，而更有着伦理的、人际关系的含义，这种观念与他对史禄国的“心态”概念的解读有着密切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费孝通在对“心”做诠释时，并没有刻意强调中西差别，而是说二者之间有共通之处。“人类的各种文化中，都可能隐含着很多永恒的、辉煌的、空前绝后的智慧，我们要学会欣赏它们、理解它们、吸收它们，这也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本意之一。”(11)
可以看出，面对人的精神世界，费孝通还是秉持社会学之结构和机制分析立场，而不是其他，他是坚定的社会学学科主义者。
这里需要思考的是，能否将“心”社会科学化呢?其实费孝通已指出，社会科学化与否仅是一种形式，是否社会科学化都无所谓，有所谓的在于能否达致对“心”这一事物的认识，及提供对社会学传统概念如“机制”和“结构”等深入认识的契机。
综上，费孝通在社会学视域下关注“心/心态”研究的主要贡献是，站在文化及历史的角度，对社会结构、机制等做了更加流动性的解读。如上所述，其在讨论社会关系时，提出中国文化中特别偏好的“意会”传统，并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对此有所突破，否则，无论是社会学的应用传统，还是人文传统，都会有严重缺陷。
费孝通这时更多的是将社会学作为一门有着自身规训的开放性社会学，他在讨论文化传统时，谈及阿拉伯文明、希腊文明、儒家文化等，也是将社会学做一个世界视野之勾连。意在勾连不同学科、不同学术传统对于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启示，并提示社会学可在这里做到开放性的阐发，从而充实、提升甚至突破社会学的既有传统。
探究以上费孝通关注问题的方式及其倾向，首先，可以突破社会学的主流研究方法界限。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可以给社会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再次，可提倡一种开放社会科学理念，如对于“心”的理解，可以综合中国理学传统以及西方的神学解释传统。在这里，知识体系是开放的，笔者认为其目的是“求真”，求得社会学体系的开放和深入，进而培育社会学独有的精神。
笔者以为，费孝通2003年反思的主要贡献在于，为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提供了一种综合性和总体性的思路。而能否突破社会学既有传统，在于社会学是否可以成为一门“学”。显然，费孝通的“学”是带有灵魂的，而不是一套技术和方法。
三 从中西学角度看社会学困境
从费孝通对中西学之态度及变化的角度来看，可以管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特点及困境之根源。而探讨中国社会学该如何发展(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学困境”)，构成费孝通一生的治学目标。其中，在对待中西学的问题上，他在晚年的处理方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在讨论社会学困境时，他尤其对于社会学在1979年后恢复期的发展局限做过较多的讨论，也构成其突破社会学传统界限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由。笔者不揣浅薄，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
(一)学术传统：训练与传承
针对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状况，费孝通晚年进行了多次反思。如费孝通与李亦园的对话(12)及其2003年的文章，事实上是费孝通对1979年后社会学训练方式的反思。总体上，他提出中国社会学发展具有一种内在的不足和困境。
费孝通将社会学发展的某些困境追溯到民国时期。在民国时期，西学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较大，而社会学人却往往忽视来自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总体性社会思想，即将人、社会、自然放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中看待。
1979年后社会学的困境亦来自民国时期“借鉴西学”的缺陷——短时间大量借鉴西方近现代社会思想，确实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不过，那显然也是功利性的借鉴，是缺乏坚实基础、缺乏人文反思以及全局观的借鉴。
有关费孝通对“恢复”后社会学困境的思考，事实上从费孝通的“补课”倡议中已见端倪。在“补课”过程中，费孝通觉得知识分子没有动起来，那种劲头他还没有感觉到。“真正能用心做学问的知识分子特别难。”而知识分子的传统是需要继承来的，“不能照搬完苏联又照搬美国”。潘乃谷在回忆费孝通的治学历程时提到：“在社会学恢复以后，社会学界面临这样的境况：27年中断，首先是不知道世界学术界情况，另外，这一阶段老学者们也没有做什么研究。社会学恢复后，补课显得比较匆忙……那时候才学两三个月……”(13)
对于费孝通而言，他晚年重读派克；同时向国学发展(大致在1998-2000年间)，如阅读宋明理学、钱穆、陈寅恪、梁漱溟等。费孝通认为，他不如上一代，主要是国学基础不扎实。
费孝通在1993年就提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已经从生态领域、社会领域进入心态领域了。而当时整体的社会学状况，基本为实证传统；至今多数人也固守这一界限。所以费孝通晚年有打破界限之说。言外之意在于，将社会学塑造为一门开放社会科学。即社会学研究方法教程中，不必总以实证科学方法作为主要方法，还可以将意会、韦伯的理解、西方神学的解释、现象学等作为另一主流。
值得指出的是，“实用”与颇有超脱之风的“人文”之间是有冲突的，费孝通在80岁之时，还在强调他的社会科学事业的目标在于“志在富民”，而这也主导着他的研究之路。晚年费孝通的反思，试图调和二者，但是二者在某种角度上是无法调和的。如西方的实证传统和非实证传统，其对待研究对象的态度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学术存在超脱的一面，做研究不能仅从政治经济的物质基础入手。如，为求真而追求真知的古希腊哲学传统，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陈寅恪精神等。社会学的大“人文”传统应该在这里，否则社会学依然无法摆脱移植和庸俗化的倾向。(14)
(二)学者治学与历史境遇
在学科建设中，学人与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研究思想史显然离不开对社会史的关注。费孝通反思社会学的思想脉络之一是回忆他的重要老师史禄国。在《读书》杂志发表的一篇随笔中，(15)他怀着谨慎、尊敬之情提及史禄国。甚至还有无尽的缺憾之情，因为早年他未能理解自己老师的深邃。费孝通也在感慨世事给学者个人境遇及学术声望带来的影响。作为流亡海外的俄国学者，史禄国在清华大学教书时，语言上不能通透，思想上不能被周围的人所理解。对于学者而言，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相比之下，费孝通的马林诺斯基老师就幸运多了。马林诺斯基生前即已成名，并有高徒满座，其学术思想影响甚广，并得到多人认同。而这些不同也是境遇，并非学识所能左右，是学者作为人所逃脱不了的安排。
费孝通关于史禄国的回忆，是外在因素影响学术的一个很好的案例诠释。史禄国学风扎实，学术信仰坚定；但时运不济，没有听众，孤独中逝去。史禄国深居简出，在几乎与世隔离的状态下，做出一流的研究，只是影响在身后——念乎此，不免深怀感伤。从史禄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的坚守。
但史禄国的研究理念通过影响费孝通，进而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学。费孝通晚年对于心态的强调即直接来自史禄国的启发。虽然他们师生二人言语交流不多，但两年时间也不短。这期间费孝通在史禄国的指导下扎实地做人体测量，寻找不同人种的类型，而这种研究方法及踏实的学风亦成为费孝通的坚守，并影响了社会学的后人。
可以说，处理史禄国、马林诺斯基、派克等人之西学与中国固有的中学之间的关系，构成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基本主题之一。西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基本发挥一种工具的作用；但其内在的精神层面则往往被忽视，如学术的“求真”意志。在中国背景下，西学往往成为“学以致用”的功用器具。
事实上，在费孝通的理论中，一直纠结着西学(西方)与中学(东方)的关系问题。而将西学作为一种工具和将西学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这两种态度进行对比就可发现，任何学术传统都是有文化底蕴在其中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匆忙借鉴和对中学的疏离态度，是恢复期社会学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2003年费孝通反思社会学、提倡社会学扩展传统界限的根由。晚年费孝通意在突破社会学的实证传统，并在坚守社会学学科规训的基础上做古今中西融合、开放社会科学的努力，或可为突破社会学困境提供一条路径。
注释：
①引自吴文藻为其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一种《文化论》所作的总序，参见Bronislaw Malinowaski：《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
②参见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65-572页。
③参见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费孝通全集》第1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2页。
④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序》，《费孝通全集》第2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⑤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⑥刘亚秋：《费孝通的“社会学主义”》，《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
⑦1982年，利奇的原问是：1.人类学者研究自己不能获得真知；2.微型社会学研究个案不能称作典型，它们不能证明任何普遍性。参见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82-83页。
⑧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缺席的对话)》，《读书》1990年第10期。
⑨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⑩参见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为例》，《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1)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2)《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13)杨清媚：《晚年费孝通心中的世界与人类学——访潘乃谷先生(访谈录)》，未刊稿。
(14)关于理论移植问题，参见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赵旭东：《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对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思考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5)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读书》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