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重点课题“民国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刘亚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北京，100872）。
摘要：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已历经百余年，但仍然面临一些质疑。笔者以为已有的质疑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费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物之一，探索其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及其态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同时也是思考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一条较为有效的路径。本文通过阅读《费孝通全集》，试图梳理一些相关概念，探索费先生的社会学主义特征及其形成，阐述他对社会学的期待，回应社会学所面临的质疑并探索未来社会学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费孝通 社会学主义 从实求知 务实
本文试图从费先生的治学理念中，探寻他对社会学学科的期待，从而思考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马林诺夫斯基在给《江村经济》写序时提到，费先生的可贵文风是抛弃学院的装腔作势。联想到西方学界对他的治学风格的评价，如脱缰之野马精神。①他自己也说，不愿受任何学科界限的约束，故晚年写成《试谈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那么，费先生突破社会学之学科界限与费先生的社会学坚守之间的关系何在？
笔者以为可以从费先生从事社会学的宗旨及其对社会学的学科期待入手来探讨以上问题。本文将费先生对社会学的坚守称为费先生的社会学主义。事实上，即便在2003年的“拓展学科界限”主张中费先生坚守的依然是社会学的底线，而不是在拓展界限中将社会学消解在其他学科中。
一、社会学面临的质疑及相关问题
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已历经百余年，但仍然面临一些质疑。有来自其他学科学人的“剩余学科”之质问，亦有来自学科内部的庸俗化和西化之自省。追溯过往，社会学被质疑，也不是当今社会学面临的新问题。甚至在潘光旦先生最早接触社会学的民国时期，虽社会学研究的风格不一致，存在各种特点的社会学，但“浅薄”、“常识”都是被常用来攻击社会学的概念，与当今社会学面临的局势如出一辙。
（一）庸俗化质疑与社会调查之渊源
首先的问题是：以上的质疑是否合理？从学科自身特性而言，或者已经潜藏着被质疑的问题。从吴文藻早年区分“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的态度中，亦可看出当年社会学的另一种倾向（即“社会调查”倾向）是较为强劲的。20世纪30年代布朗来燕京大学讲演时，提出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的区分：“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后一种研究理念直接影响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如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但是，正如布朗所说，“多年以来，人所咸知的社会调查，已倡行于世界各处，中国也受了这风气的影响。”[1]在早年，社区研究学派力图与肤浅化的社会调查划清界限。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学在早期即已面临庸俗化挑战。对此，史禄国先生曾不客气地批评过，当时中国的一些人口调查不像是学术研究，倒像是警察署做的日常工作。
在费孝通的早年治学时代，社会学的命运同时是一个问题。在救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社会学曾被质疑“其用处”及“肤浅空虚性”。那么如何做充实的、深刻的社会学研究才能使社会学这种“不利的命运”出现转机？在20世纪30时代，费孝通认为转机的方式是做实地的调查研究，走出一条与传统向书本求得知识不同的道路。
就社会学如何“深刻”这一问题，费先生当年读了廖泰初的《汶上县的私塾组织》后，提出社会学可以“转机”。这里，费先生依靠的是社区研究方法。1979年恢复后的社会学倡扬的基调和践行的基本方法大体上也是这一类社区研究方法。但是在“恢复期”，对于中国社会学在这一方法下的发展，费先生深感不满意，以致他多次提及社会学应该补课，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继续思考的问题。
（二）“从实求知”作为基本品格
在新时期，费先生将自己的学术品格概括为“从实求知”。费先生早年的学术取向就包含这一特质。在1934年《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一文中，费先生提出了概念与事实之间的关联问题，可窥见一斑：“科学的职务就在叙述和阐明事实。所以需要种种名词，种种概念。但这些名词，这些概念都是须依着所知的范围的逐渐扩展而修改和增加的。但是事实上，科学中的概念，在它做我们认识客观事实的工具外，常有一种副作用足以阻碍我们对于新现象的分析和限制我们知识范围的扩张。”[2]联系到早年派克到燕京大学的讲演，及费先生曾反复强调的派克对于中国年轻人的激励：到实际生活中去寻找知识。毋庸置疑，这一志向彼时已初步形成。
费先生早年熟悉很多理论，包括当时流传甚广的许多理论：除1923年被明确为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理论外，还有在欧洲人类学中有一定影响的史禄国先生的治学理念，美国社会学的先锋派克的人文区位学，以及经典社会学家如韦伯、齐美尔、霍布斯等的理论。费先生从多种理论对比中，倾向于功能学派的较为务实的理论阐释。他提出自己对所谓理论的理解：不过是对生活的解释而已。事实上，从年轻时代到晚年，他一直反对从概念到概念的学问方式。
他从进入花篮瑶社区便开始了“从实求知”的学术历程，也开始了超越吴文藻先生观念上的“社会学中国化”路径，而进入对研究者的“实践感”的强调。实地性对于重视实地研究（尤其大瑶山、开弦弓村、禄村等）的费老来说，成为其一生理论思考的源泉，也是批评其他学说（如社会史研究路径）的根据。
而所谓研究者的实践感，是费孝通实地研究中的鲜明特点，也是对吴文藻社区研究方法的一个发展。“社会研究是要在实地里发生问题，不是在事先制定的表格里，这一个分别却很重要。社会研究贵在能在社会组织中看出各部分地位的轻重和搭配间的微妙，轻重之间，微妙之处，全在研究者在观察时的权衡体会。要得到正确的权衡，深切的体会，只有在实地里时时修正，刻刻校核，因为这里主观成分较多，一离实地就不免‘走样’了。”[3]
晚年，在他着手大瑶山深入研究计划时，常因年龄，力有未逮而未能进入田野调查，并深感遗憾。尽管有深入调查的学生回来汇报，但他觉得亲历亲行的研究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和发现。
（三）常识与社会学知识之争
与“从实求知”的“实”讨论相关，来自日常生活的常识与社会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毋庸置疑，社会学知识是需要从生活常识中获取的。如在社会学恢复后，费孝通尤其强调社会调查在恢复中国社会学中的作用。当因年龄渐大，无法深入田野时，他自己践行的路径是：依靠各地干部提供情况，到当地座谈和访问取得感性认识，并认为这一方法在恢复期的社会学阶段，可起到“破题”和“开路”的作用。这延续了他一直尊重事实的学术取向。他坚信，在此基础上的记录，历经长年累月的积累，可了解当地历史及发展轮廓，从而可为社会发展提出大的发展战略。此为一脉由“尊重常识”到“总结社会发展知识”的方法。
费先生1979年后尤其从社会发展、从“务实”角度来考虑“常识”对社会知识积累的作用。不过，也需注意，作为社会学家的常识处理方式与百姓对待常识的态度是不同的。社会学对待“常识”的态度是尊重，并需在研究中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和工具进行甄别，即便其得出的结论看似“常识”，但与散见民间的“常识”有着一种质量上的不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和适用范围的。
20世纪30年代正值费先生大学毕业之际，他提出要“了解中国”这一目标，但这样一大题目，看来是“空洞”的。怎么下手呢？他认为必须从基本入手，那就是从人口最多的农民入手。因此他决定到农村里去看中国的农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什么问题。
《江村经济》调查发现：这个地方在封建剥削之下，老百姓处于饥饿状态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同时发展当地的手工业、副业生产，工农相辅。这个结论是从实际观察中得出来的，不是照书本抄的。后来他提到，“经过了50年，现在再来看，这话基本还是符合实际的。”[4]中国进入抗战时期，费先生及其学生在调查云南三个村庄后，在《云南三村》中提出：“中国农村要单靠农业生产的收入是绝对不够的，要想富起来，必须进行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就是要将农村里的劳动力尽可能地转化为生产力。凡是发展了副业、手工业的村子，农民生活就比较好一点，相反不发展的地方，农民生活就差，这是一个基本认识。也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5]1955年，费先生重回家乡，发现农民能够吃饱肚子，但是他们反映手头没有钱，就是商品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他将此写进《重访江村》，但这一观点与当时的政策相违背，所以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之后，他就没有机会再下乡搞调查，直到1980年才重新恢复活动。
1991年费先生在《志在富民》一文中提到他在研究中尊重常识的经历及那些不尊重常识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而真的、有用的“常识”是需要采用社会学等科学方法进行调查来证明其合理性及合法性的。只有尊重“常识”，才会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形成正确观点的现实基础。这一常识并非来自精英思想或者知识分子群体的阅读快感，而是比较直白的道理，甚至就是农民讲出来的“道理”。
1985年费先生在谈及社会学的规划及建设时提到，人们对社会学的质疑，以及他秉持的从实践上升为理论的有效途径：“现在有人说我们不搞理论，这是误会，不是事实……我们坚持从实际调查研究中去总结群众的经验和创造，这是（从经验）概括提高到理论的必经之路。认为调查搞不出名堂，是鸡毛蒜皮也是不对的，认识总是从局部到全部，要有总的看法，但事情要一步一步做，饭要一口一口吃。一切大问题，是要从具体的小事情中看出来的。[6]在这次讨论中，他提出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还应是一个长线研究，而不能急于求成。
费先生尊重常识的做法早年亦得到其师马林诺夫斯基的称赞。早在1938年，马林诺夫斯基为费先生《江村经济》所作的序言中提到，[7]费先生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他还提到，科学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在当时 的欧洲某些国家就有这种情况。与权威的信条相比，“常识”尤为高贵。当然，当前学界对于一些研究中出现的“证明常识”的质疑也是不无道理的，这是需要我们沿着费先生的思路进行深入思考的另一问题。
二、社会学的务实性格与“为研究而研究”
那么，社会学的“务实”性格与纯学术旨趣（“为研究而研究”）之间的张力问题，在费先生这里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可回到1930年代费先生与林耀华先生的分歧之处，②以及后来费先生的同窗好友利奇的提问，以便理解社会学务实性格之用及其局限。
（一）实用与学术之间
学以致用，不仅是费孝通的治学目标之一，也来自中国人的普遍期待。1936年费先生在《社会研究能有用么》[8]一文中提出当时社会学面临的普遍问题：我们常听见朋友们觉得社会研究不切实用的责难：“现在国难这般严重，等你们研究清楚了，国家早已不知什么样了。”面对这一疑问，费先生是较为认同的，他提出，我们不怕社会研究的结果不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张本，而怕研究者和实用者不相联接，使社会研究的工作，对于国家的健全上不但没有功用，反而产生严重的结果。
那么，对于实用与学术之间的张力，该如何把握？至今依然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呼吁“有用”不仅为学者自觉的，也是他人要求的。但费先生的度是把握较好的：“一个研究者在研究时，为了方法的需要，最好忘了实用的问题，专门用心观察，分析了解事实。”[9]这时，事实上他的研究理念受到了史禄国的学术传统影响，这应该也是他践行的“社区研究”的基本要素之一。
关于实用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费先生认为，并不是社会研究“是否”有用，而是社会研究“能否”有用：“使一个研究工作能切于实用是研究者本人可以努力的，但是要使一个研究得到应用，却出于研究者能力之外了……知和行虽说是应当合一，但是在一个大社会中，对于一社会的设计上，因为知和行需要不同的训练和不同的人才，所以不能不分工。”[10]如上所述，他提出“研究时忘记实用”的观念是他在1949年前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也是“从实求知”取向上，一种较为完满的实用与学术关系的处理。而以实用为旨趣的求知方式，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知识领域的评价，往往会以“庸俗化”及简陋评价之。恰如当年史禄国先生对于风行当年的社会调查的评价。
（二）史禄国对费先生的影响
史禄国的观念对费先生的影响是较大的。费先生在1937年《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一文中，提及当时人口研究的局限：人口现象的研究迄今仍停留在“问题”式的阶段上，“所谓问题不外乎，一，人口清查的方法；二，数量变迁的计算方法；三，人口涨缩和国势的关系，就是所谓人口过剩问题；四，人口的优劣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从实用上出发的，甚至可以说是宣传某种政策或某项买卖的传单，推其极亦不过是‘警察局’或‘公安局’工作的指导。若我们把人口现象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似乎应当另行找出一套问题，而且这套问题是要可以客观事实叙述出来的。”可见，尽管秉持从实求知的学术品格，费先生并没有完全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学。
在学术与社会实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吴文藻与费孝通的思想是较为一致的，他们作为中国人，共同面对如何“救中国”的问题。在深入开弦弓村进行民族志调查之前，费先生已然以其姐姐之口吻写了两篇有关“技术下乡”必要性的问题。这一热望事实上也表达了他虽与姐姐费达生的方式不同，但是志向是同一的。不过，显然史禄国先生对此是疏离的。据费先生的回忆，史禄国先生对于当年中国进行的人口调查研究是颇为不满的，甚至对于费先生之后做的《江村经济》也不甚满意。具体原因，费先生未做深入分析。从费先生多次强调他当年师从史禄国时，史先生为他制定的五项计划中可以看出，史禄国的学术训练是极为严谨的。在晚年的学术感悟中，费先生愈发认识到史禄国先生的学术品格，他对心态研究的抒发，基本上来自史禄国先生的启示。
史禄国作为费孝通的老师尽管只有两年，但是在费先生的生命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早年费先生的文章中，多次提及史禄国先生，其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1933年6月10日）中首次提到史禄国先生，表明史先生的观点对其本科论文的影响：“在人种方面论，亲迎系周族婚俗之说亦有互相证明之处，据史禄国教授的研究，中国人种最重要的有三种。”③其后费先生在吴文藻先生的举荐下，师从史禄国先生，史禄国为其设定了一套严格的人类学训练路径，但因各种原因，其仅用两年时间便计划毕业并前往英国留学。在史禄国的指导下，他要在国内做一民族志调查，按费先生的说法，以不辱没曾为史禄国先生的学生。
在《桂行通讯之王桑三日》（1935年10月30日）中，他第三次提及史禄国，深刻反映出史禄国在费先生学术历程中的重要意义。费先生初入社会学门，吴文藻先生影响了其“社会学中国化”及社区研究的方向。其从事人类学研究始，深入社会调查，一方面来自派克的直白的激励；另一方面，在学术调查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来自史禄国先生的督促。史禄国认为，作为他的学生，如果没有一点实地调查经验，就唐突出国，显然是不合格的。而在学术研究方面，史禄国的方式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人类学培养的几个阶段：从体质人类学入手，稍后还有语言学等课程，费先生在晚年反思中，多次提到因没有训练语言学，使花篮瑶的调查逊色很多。
在学术调查的具体指导上，史禄国先生似乎又事无巨细，如给费先生夫妇准备了两双结实的长统靴，并深得大瑶山民众的赞赏：“什么东西，他们都觉得好，最受人赞许的是我们的两只长统靴”。费先生甚至认为这双结实的长筒靴救了他的腿甚至生命。而在具体调查实践中，史禄国传给费先生一些默契知识，例如喝酒问题：“要做民族学研究工作的人，不会喝酒是不成的，史禄国先生已屡次劝过我学习。在一生人面前，不能畅饮豪饮，无形中就会在主客之中造下一道心理上的隔膜和怀疑。这时我才感觉到喝酒的重要了。”[11]
费先生还在《论马氏文化论》（1937年4月14日）中，将马林诺夫斯基与派克和史禄国做一比较，“如马氏所谓：我们的理论不再道破宇宙之谜，只是帮你多看见一些切用的事实，‘理论无非工具’的说法从此而来。在讨论文化变迁时他的态度更是显然，他没有老派克的气魄大，当然更赶不上史禄国。”[12]显然，他将史禄国的学术思想放在较高的地位。
史禄国先生对费先生的影响，可归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旨趣，如社会学的人文性（心态概念）及科学性（体质测量、模式概念的提出）的结合。当然，不能否认，费先生的思维习惯多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派相亲近。可能恰是这样的原因，在当年《江村经济》大受马林诺夫斯基赞赏之时，还在中国的史禄国先生表示不满意。费先生也无从得知他为什么不满意。斯人已去，亦给世人留下待解的难题。
（三）费先生与利奇的分歧
回到20世纪30年代林耀华与费先生的分歧。林耀华当时作为费先生的同学以及学术共同体的一员，提出“为研究而研究”的理念。但是被费先生回驳了。费先生主要从当时中国时势角度，提出：
“为研究而研究”是引不起人真正的兴趣，尤其是“象牙之塔”早就动摇，“为研究而研究”亦不能得到一般的同情，尤其是“读书人的特殊高贵”的心理，早就发生了怀疑。我们已到了应当常自省的关头，认明自己的功能，用成效来获人的同情……一个研究文化的人是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工作放在文化之外，用另一种标准来对付的。在过去很多人以为思想这东西是个怪东西，超于一切，现在我们知道思想亦不过是一种文化功能，有它时空的情境，有它对于人类生活的作用，我们自己就得明白地考究自己思想发生的情境。[13]
费先生批评象牙塔中的学术，与其功能学派主张有一定关系。功能学派认为一切的存在都需要以功用来论处。同时，可以看出，费先生所批评的“为研究而研究”也是为了社会学在中国的合法化及其发展寻一理由，他认为，社会学能否得到世人的承认，在于要证明社会学的功能，即一种实用的功能，而非象牙塔中读书人的高贵心理。
与此问题相似，1990年，费孝通将爱德蒙特•利奇（Edmundleech）的学术提问转换为实践的问题，并提出，这样的回答可能不会令利奇满意。[14]利奇提出的两个问题被费孝通概括为：一是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二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费孝通从文化传统角度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天然有种儒家的家国情怀，并指出他为学的根本态度：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事实上有关此问题的答案，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先生在论述自身学术取向时，多有讨论，也算事先就回应了利奇的提问。尤其体现在费先生1936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编后记”中，对于王同惠先生的逝去，费先生在悲痛中秉持一种鲜明的态度：“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作基础的……同惠可以无愧此一生，我只是羡慕她……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前车之鉴，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15]
费先生立足于中国文化复杂性的研究，其立场和目标已经十分坚定。如这篇编后记提到的：
还有一种研究中国文化的困难，就是它的复杂性，不但地域上有不同文化形式的存在，就是在一个形式中，内容亦极错综。又正值激变之中，若不受相当训练，一时极难着手。在这种种困难之下，使我们想到边境上比较简单的社区中去，开始我们的工作。[16]
其中体现了他为理解中国社会而研究的热情。费先生所言“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作基础的，”这未必只是单指王同惠为学术事业献出生命，它还可以用“热血”、“热情”等来代替。而后者一直是费先生的事业践行原则。他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提及他的一生中还要完成两本著作，其一是延续王同惠的遗志，完成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志；此外，其学以致用的热情体现为他想认知中国文化的热望，并希望以此造福于民（志在富民）。
对于利奇提问的直接回应，还可在费先生1936年的《江村通讯》（7月3日）中发现答案：做江村研究动机之一是出于有些人觉得民族志的方法只能用于文化较简单的野蛮社区，不能用于我们自己本地的文明社区的误解。因为文明和野蛮，不过是不同族团相互蔑视时的称呼罢了。但我们承认一点，就是研究者很不容易获得一个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他们自己所生长于其中的文化，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一个有相当训练的研究者，在研究自己生长的地方时，亦有特别方便之处，如语言、访问及观察机会等。[17]
以上也是对利奇的回答。即在利奇20世纪80年代提问之时，费先生事先就想到了遇到的困难。他早已意识到异文化与己文化研究之间的张力。在己文化中难以获得一个客观的态度，主观性可能会影响到求知的旨趣。这是利奇的忧虑。而费先生认为对己文化研究自有便利之处，但对于知识客观性的观照，显得相对弱了些。费先生也提到预防的方法：即研究者与名利分开，以知识为目的。④不过不得不承认，这往往受制于环境及人之私心而难以完全实现。事实上，对异文化的观察，始终是认识自我文化的一种较好的途径。即便费先生也没有否定之，如他的游学散记（旅美的文字及英伦感受），也有此方面的追求。这对于他认识自身文化是有震撼作用的，也是比较社会学的价值所在。也就是说，有关利奇提问中暗含异文化研究的意义及可能性，费先生是肯定的。从异文化入手从而达到认识自身文化的目的，是利奇的方式；从自身文化入手认识自身文化，是费先生的方式。前者看起来更费力一些，路途更遥远些；后者看起来更便利一些，但实际效果上可能不是太好，后者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急于求成的心理，而容易陷入“务实”的泥沼中。
那么，20世纪90年代，为什么费先生又另辟文来郑重回应利奇的提问？笔者以为，这一方面来自利奇提问在其内心中激起的波澜，另一方面表明这是费先生治学的一个根本方法问题。
（四）费先生的学术旨趣及其反思
费先生的社会学主义，始终是一种围绕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及其方法论的思考。因其一生在回应“社会变迁”问题，也因其目标以救国救民为宗旨，“让农民吃饱肚子”这一朴素追求，乃是持续费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这一点尤见于1979年后。在1979年后，费先生的学术更强调实用性，强调社会调查的意义，更近于救中国（表现为“迈向人民的社会学”）之志，而纯学术主张看似弱化了。
从费老与利奇的对话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特征。费老认为与利奇的对话是一种基于文化差异的对话，不同的研究者可以各美其美。但是从一个学科发展角度，是否可以就此停止思考？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费老的务实态度表现在，对于“人类学在现代世界上还是少数人的珍品，远不是普遍人的常识”持一种深为遗憾的态度，他认为这是“不幸”的。诚然，“推动社会发展”与推进“学科发展”并不总是矛盾的，尤其在学科草创阶段，在中国的“学以致用”传统下，务实对学科立稳脚跟有一定作用，如在民国时期社会学多受质疑之时，费先生的治学态度；以及1979年后，费先生为确立体制内一学科地位，所做的努力。但在知识领域和在社会领域，规则毕竟是不太相同的。在务实基础上形成的多为“地方性的知识”，若多一些超然的思考，或可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这样可能才会完成费老的愿望：让中国社区在世界社区中拥有一席之地。
三、费先生的“务实”品格及其形成
（一）费先生“务实”性格之由来
总体而言，费先生学术品性中之“务实”性格，与他的救中国志向及其学术训练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即务实性格之由来，一方面与民国时期费老的成长经历有关（实践层面）。社会学的作用在费先生那里，主要体现为为救中国做贡献；“为人民服务”成为新中国时期，社会学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也与费先生秉持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派理论有很大的关联（理论层面）。
在治学方面，费先生《江村经济》的成就也加深了其务实性格的形成。马林诺夫斯基在给《江村经济》的序言中提到，费先生开拓了一个新方向，即人类学家从研究异民族异文化转向自己的社会，取得了一个突破，并预示着一个新方向，笔者以为，这种赞誉会加深其对“务实”的追求。费先生在社会学恢复后，提出了“迈向人民的社会学”这一畅想，当然有文革前17年反右经历及文革浩劫的体验在其中，同时未尝不是其“务实”性格的延伸。⑤
具体言之，费先生“务实”性格之由来，还可追溯至其早期学术思想。首先，费先生早年所处学术共同体影响了他的相关治学观念。1936年费先生在写《社会研究》刊物的由来时提到，[18]三年前，“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问题：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多得到一些认识本国社会的机会？大家整天在图书馆里，在课堂上听到的无非是不关痛痒的西洋社会事实和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的社会理论，谁都有些不耐烦起来……我们觉得在没有充分事实的根据而谈问题及思想不免太空虚。”从这里或可看出，费先生的“从实求知”观念在1933年时即有萌芽。稍后在伦敦求学后，费老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看到马林诺夫斯基所在的学术共同体生产理论的方式并深有感触，同时，对于国内杂志搬运理论的“掮客”行为及“独角戏”行为，深感不安。而希望基于一定假设收集材料，不急着做概论或理论。他看到当时一些理论在把握现实时的笨拙，已经立志不在“抽象、空洞、摸不着、玄玄妙妙的说法”上多下功夫了。
这些说法契合吴文藻早年“社会学中国化”。但在吴文藻这里，这个说法还只是一套主张，而未能实践之。反而是吴文藻先生的学生们实践了这一主张。从费先生的记录看，当时进行实地调查的团队包括如下人员：1933年对邹平的市集组织进行研究的杨庆堃，1935年去山东研究汶上教育的廖泰初，去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的费孝通和王同惠；1936年，费孝通又在开弦弓村进行调查，同时，李有义去山西、林耀华去福建、廖泰初去河北进行调查。至此，“到实地去”如费先生所言，已经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这一派青年学者的行动纲领。费先生及其同学们在此超越了其师吴文藻先生，而专于“从实求知”的学术。可以说，费先生等践行的“从实求知”方法，是对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纲领的实践与超越。
这一时期的学术共同体也是费先生深入思考的问题，他很期待那种“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态度”能在这一小学术共同体中延续下去。同时，他提出不同研究之间的比较和不同调查者之间的交流是必要的，而这两点在那代年轻的学术共同体中是缺乏的。可能恰是这样的反思，为其后的魁阁学术共同体的交流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础。在魁阁时期，费先生进一步对学术共同体的形式进行了求证并践行之，探索推进学术进步的方式。这种态度也构成了费先生“从实求知”治学理念的组成部分。
其次，费先生早年的治学经历促使其强调“从实求知”的学术品格。费先生在1937年提及对“中国社会史”研究有一点“过分的反感”。他以自身研究“亲迎风俗的地理分布”为例，[19]指出，“花费了一年光景，一张亲迎婚俗分布图是画好了，究竟代表什么意思，我自己也茫然。可是这个尝试却给了我很大的教训，若是我们要研究社会，第一是要注重材料的来源，而最好的是根据有训练的实地报告。有实地研究经历的人会告诉你，他对于自己观察得来的材料，有时还是不敢确定其必然可靠，而想依据片言只语的官报来做研究，任何严谨的学者是不敢尝试的。”
在这里，费先生谈及自己对于科学的看法，认为在结论与方法之间，还是资料“求实”的方法更重要一些。他提到：“我们的兴趣并不在结论，而在达到结论的方法，有很多时候，单靠灵感的预言家也会得到极为正确的结论来，可是科学是为平常人而设的，它是想从‘逻辑的’、‘可以试验’或‘可以证实’的路上达到结论。”
再次，费先生早年在与同学争论学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尤为强调学术生长于社会，批评“为研究而研究”的态度。从学术成长于社会的思想，费先生引申出“学术为建设提供参考”的理念。
在此，费先生主要强调的是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问题。当时他的同学林耀华先生提出了“为研究而研究”的主张，当属知识与社会关系的另一种解读，费先生应该也会体味其中的合理性所在，但是深入思考后，尤其在阅读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后，费老强化了自己的“为社会而研究”的取向：“在这年头，左和右都似有出路，又似乎都不是出处，把自己的思想剖视一下，也许可避免很多不必需的烦闷。”[20]他具体阐述了由曼海姆学说得来的学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启示：“第一步，我们不能用悬想的绝对标准来批评谁是谁非，只有在是非所处的情境中体会。第二步，矛盾的是非是出于矛盾的情境，可是矛盾的部分情境之外尚有一综合的整个情境。”[21]在这种认识之下，他走向的是“务实”的学术，应该说，他选择的这个观点与其救中国的志向是一致的。
（二）费先生两段学术生涯的对比
纵观费先生的学术人生，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其学术起步至“魁阁”时期及1949年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理念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即强调社区研究与社会调查的区分，认为认识中国社会学需通过以假设始及以假设终的实地观察，即社区研究；更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在其践行的社区调查中，费先生的一些研究理念超越了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纲领性倡议。第二个阶段是中国社会学恢复后费先生的学术主张，其表现得更为“务实”，将早期强调的社区研究，经常说成是社会调查，并多次引用毛泽东早期的社会调查思想，强调二者之同。尽管在晚年的反思中他多次强调社会学恢复后其践行的主张一直是“社区研究”传统之延续，但在学术旨趣上较民国时期要明显弱一些。用社会调查来描述费先生第二个学术阶段的主张是不恰当的，但笔者以为，至少在这一阶段的起始阶段，费先生是倾力于类似“社会调查”的工作的。
费先生早期的研究理念，集中体现在对魁阁传统的总结。回顾费先生倡导的魁阁研究及其前的研究历程，他本人更多的表现为以一种教授的身份在做学术。
在前半生尽管主张实地调查，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但在我具体的社区调查中，我始终是一个调查者的身份去观察别人的生活。我以局外人的立场观察一个处在另一种生活中的对象。我自身有自己的社会生活，我按着我自己社会里所处的角色进行分内的活动。我知道我所作所为是在我自己社会所规定的行为模式之内的，我不需犹豫，内心不存在矛盾，我所得到别人对我的反应也是符合我的意料的。这就是说我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结构中活动。尽管这个社会结构也在变动中，这种变动是逐步的，而且是通过主动能适应的变动，我并不觉得自己和社会是对立物。[22]
1979年后，在社会学恢复后的时期，如同费先生在1993年的反思文章中提到的，1957年反右及文革经历在其学术生涯中不可能是空白，这种经历影响了1979年后费先生对待社会学的态度。从1993年的反思文章看，费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有超越魁阁时期的冲动，他提出以往功能学派研究对人作为主体的关注不够，并提出以心态研究超越以往社会结构研究的可能性。他认为对以往10年多的研究总结，可确定社会学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是：“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小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到有关的社会制度和心理以及思想状态的变动，即从生态领域、社会领域进入心态领域的研究。”[23]
四、费先生的社会学主义及其坚守
笔者以为，费老的社会学主义，首先表现在他将理论反思建基于切实的生活基础之上，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解读。这在1934已经奠下其认识论基础。
其次，表现在费先生如何做研究的理念和热望中。在费先生早年对于社会学的热情实践中，可以看出他的此种社会学关怀，也是他们那个时代年轻人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拓荒者，他提出并践行了有效的方法，如“通讯”方法，表现在他进入大瑶山之后，与王同惠共同撰写“桂行通讯”，其后在开弦弓村田野调查时，亦撰写“江村通讯”，可以称之为“通讯体”。其中不仅记录了费先生社区调查时的所见所闻，而且对于其研究理念都有所展示。
再次，他力推一种学术共同体的创建。他强调共同体间争论的重要性：在争论中暴露无知，使学术走向成熟。在学术态度上，他与自己青年时学术共同体中一些成员的见解有所不同，提出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作为肩负着社会责任的学者。
最后，费先生的学术叙述体可归纳为“有骨有肉”：忠于事实，有理论归纳，不断章取义。尽管文学作品与社会科学著作之间有很大区别，但费先生的研究中，多次提及《红楼梦》，并认为，做社会科学研究应顾及社会生活的全部，其中有很多地方可以在《红楼梦》中学习到。受当时英国学者R．Firth有关“切片素描理念”的影响，他提出：
（如我们研究夫妇关系的内容），究竟做妻子的对丈夫的看法如何，丈夫对妻子如何看法……诸如此类的事实，自然俗得很，也许有人会觉得不配踏入科学的门。可是我们要对人事做有骨有肉的认识……以前的人类学著作是“结论式”、“判词式”的，他们不常把形成结论的事实作详尽的描写，结果读者无法批评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素描本身在人类学中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在事实的叙述之外，还要有理论上的归纳。[24]
在费先生的描述中，1937年是社会学处于危机的一年。“这一年不是往年可比，一方面社会学的危机已急转直下：大学中社会学系的停办，学生数目的锐减，‘试验区’的消沉——到处听见‘活该，社会学本来是什么东西’。一方面我们自己明白，离成熟的时期还远，而且朋友们又都将因事离开本营，连编辑、集稿的人都成了问题……若是没有耀华和有义坚持着‘社会研究死不了’的主张，这次复刊是不会成功的。”[25]
他在《复刊周年通讯》中坚定了如下信念：1.我们念社会学的人没有懊悔走上这条路，我们不要改行，我们深信这门学问有它时代的需要，而且值得我们贡献的血汗。2.我们非但还要在原路上走，而且因为时势需要社会学知识的迫切，我们要加紧工作及征集同伴。3.我们从过去经验中明白求学问不是个人所能独行的，我们需要朋友的鼓励、责骂、同情和指导，我们要有集体的行动，所以我们还要维持这刊物。
可以说，费孝通的社会学主义，成长自社会学的“拓荒时期”；而证明那个时代社会学的合法性，成为他坚守的任务。当时功能主义提供了这样的理论工具，同时，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学以致用”理念也是认识论基础。
费先生在《复刊周年通讯》篇尾提到：“农夫们对着秧田，苦苦地一笑。”他将处于危机中的社会学比作“秧田”，而他正是那个苦苦经营的“农夫”，可见他对社会学的拳拳之心。1945年他在《初访美国》中再提其在《鸡足朝山记》的后记中所言：“留恋在已被社会所遗弃的职业里，忍受着没有法子自解的苛刻的待遇中，虽则有时感觉着一些雪后青松的骄傲，但是当我听到孩子饥饿的哭声，当我看见妻子劳作过度的憔悴时，心里好像有着刺，拔不出来，要哭没有泪；想飞，两翅胶着肩膀；想跑，两肩上还有着重担。我沉默了，话似乎是多余的。”[26]这种为社会学而治学的情绪延续了费先生的一生，包括在新中国成立后及社会学恢复后，费先生反复重申社会学的功用，其心可鉴。
总体而言，费先生所坚守的社会学，是以社区研究为基础的，以救中国为志向，强调类型研究及比较研究方法。其秉持的社会学主要还是功能主义的，一生坚持“从实求知”，只不过在1979年后偏向了“务实”性格。但他的思想进程中也有转折。尤其见于1993年费先生对心态研究的讨论，至2003年他明确提出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初步可以断定，这个问题可能是他自1990年代到其去世的十几年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拓展社会学的界限”中，[27]费先生从自身研究思路中寻求突破的方法。2003年的讨论表明他一直坚守的是有“界限”的社会学研究。
如对精神领域的研究，他提倡“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从方法论层次上进行深入的探索,探索如何基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视角,开展对人的精神世界研究”。若社会学在这方面能实现某种突破性的进展，“将是社会学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得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人类知识探索上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2003年的文章中，他提出社会学作为一种“人文修养”和“人文教育”学科的可能。他认为，社会学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是一种人文思想；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通过教育的渠道，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笔者以为，费先生以社会学学科精神“位育”中国社会的思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学科精神。
事实上，费先生倡导的突破方向，在中国社会学中也一直存有这样的传统，与费先生一直践行的传统并行不悖，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在中国社会学传统中没有成为“显学”，是非主流的，如田汝康、陶云奎的研究。费先生晚年的倡导，也提示我们应该重新发掘另一脉中国社会学传统的资源，从而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进行融合。
五、费先生的心志
那么，一生以社会学为志业的费先生，尤其在经历五四运动之民主与科学的洗礼，及反右斗争中的挣扎、“文革”时期的“失志”后，其心志如何？这是较为重要的思想史问题，本研究不揣浅陋，试图讨论一二。
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后，费老的“余悸”犹在，对于七旬老人而言，犹死后余生，受托主持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工作后，该是怎样的心态？观其回忆史禄国先生的文章，可以发现，他对史禄国的怀念，难免心有戚戚焉。终其一生，其治学之心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费孝通的“学术劲头”总体上体现在“救中国”的志向中。“救中国”、“迈向人民的社会学”是其从事社会学的心志。在其早年文章中尤其体现了费老的如是志向。如他不断提及派克对中国年轻人的讲话。1933年派克来华的讲演中提到：“在一切种族和国家生活有形的表现的背后，还有它特具的情绪和态度，暗中鼓舞它、拨动它、操纵它……我曾在中国的青年中去寻求中国的将来……学生不仅在切求知识，而且渴望着和行动有关的知识，事实上，这种由知识化为行动的倾向业已取得强烈的感情作用。”[28]这种观念对费先生的影响很大，他认为“派克给予人们的不是普通的知识而是生命”。这里，派克给予费先生的“生命”是行动的倡议，是从书本中解放出来，在“一个活的世界中去领悟人类生活的真相”的方法。
其次，有关费先生社会学研究的经济社会取向而非文化心态取向的解释。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当费先生早年以《江村经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马林诺夫斯基的下一步期待是费先生能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研究有所建树，尤其对有关宗教文化方面的讨论需要深入。那么，为什么后来费孝通的研究还停留在社会的经济研究方面？在做《禄村农田》时，他尝试一种比较研究，稍后但基本是同时期，他也进行了《乡土中国》等非纯粹经济社会取向的讨论。而在社会学恢复后，他基本停留于经济领域的社会学思考，如对小城镇大问题、区域经济开发等问题的思考；可是在晚年（20世纪90年代后），他又开始反思文化及心态等方面的议题。这种曲折意味着怎样的心学历程？
事实上，在他集中反思文化及心态研究之前，在1979年后的文章中，他也有个别文章提及“反右”及“文革”经历对于一个社会学家来说，是一个天然的现场值得探究，但是，他却没有做专门的论述。费先生的老师史禄国和马林诺夫斯基，也并不主要致力于人类社会的经济问题。如前所述，即便是费先生自己，其早年的研究如《乡土中国》等，也是涉及观念层面的。⑥相比较而言，晚年他对心态研究及“修身社会学”（这里指社会学可以位育社会的论述）的倡导，更像是一种回归。
1990年在费先生80岁生日时，他总结其一生的学术作为，认为其为学之志是“志在富民”，这里的阐发还是经济层面的人民富足。后来费先生在深入反思社会学时终于提及，社会科学还应该承担一种精神启蒙的作用，即社会学也应该是一门具有人文性从而予人以“修养”和“教育”的学科。
六、费先生的中国社会学期待
2000年，费老在温习派克的学术思想所写的“补课札记”中，[29]对当时社会学的评价是较低的：“它还是在生长中，什么时候长成，难以预期。”而派克来华讲演时的20世纪30年代，派克“把美国20年代的社会学比作在引进实验室之前的心理学和在Pasteur发现细菌之前的医学。因为他看到当时社会上发生问题时还靠常识来应付，并不经过客观研究和用实验方法去对待。”派克给当时美国社会学的定位是“还在生长中的时期”，而费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的当代水平评价要更低一些：“我们现在自己的社会学所处的地位，也许还不够‘生长中’的水平，严格一些说也许只够说还在‘摸索阶段’”。
事实上，他提“补课”，也意在督促社会学恢复后由补课而成长起来的一代：我扪心自问，应当承认这件重建社会学的事，我并没有做好，没有有始有终地完成。应该做的就是决心补课，重新补一补社会学的基础课。
在1999年，费先生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中，言真意切提出：“20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20年后的今天，补课有了新含义，从事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人也需要补课。”[30]他对重建社会学的一代人提出了补课的要求，且非常直白。
他表达了自己的心曲：“写这本《补课札记》时还有一段衷曲在我心头，那就是我这一生也许最后还可能完不成的一个自己承诺的任务‘重建中国的社会学’……实际上，即使我再有20年，这个诺言还是难于实践。我届时还会感到不太甘心。”[31]
重读费老对恢复后的社会学反思，笔者以为他有以下几点看法或体悟：首先，学术切记“补课”、“速成”的仓促。其次，研究上忌浅尝辄止。他举例如对七月七民俗的研究，不能只限于描写这一传说和传统活动，而要对他们赖以发生的社会内容做出深刻的分析。而如何使社会学变得深刻？他提出，“要学习派克怎样从记者成为一个学者，而不要使自认为是社会学者的反而成了一个庸俗的人”，他认为，若“求知之心不够迫切和踏实，常满足于浅尝辄止，难逃不深不透。”
2003年费老对其恢复的中国社会学的局限性及其原因做了一个剖析。他认为其自身学术局限源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努力之局限中——“曾在短时间内大量借鉴西方近代和现代社会思想，这种借鉴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匆忙的，被动的借鉴的过程，也存在许多粗糙和不协调之处，特别是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同时，基本上接受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的二分的、对立的理念，而在很大程度上轻易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局限，我们应在费先生反思的基础上，继续寻找原因，以推进中国社会学在恢复期的发展。
本研究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围绕着费先生的“社会学主义”，对其主张的社会学思想特征进行归纳和讨论，关注费先生的“从实求知”理念及其思想来源，回应社会学学科庸俗化及常识化的质疑。认为“从实求知”的研究实践一方面丰富和突破了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纲领性蓝图，另一方面，因其对“为研究而研究”观点的疏离，而使社会学常偏向“务实”的一端，尤见于1979年恢复后的社会学特征。一定程度上，对学科发展有所限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费先生的学术反思历程大有回归之意，尽管其学术旨趣一直在“志在富民”，但费先生对社会学“人文性”的倡导及社会学作为一门培养人之“修养”学科的提出，对于中国社会学者而言，是普遍面临的课题。
注释：
①据赵旭东的回忆，费先生也常常形容自己是一匹不太守规矩的“野马”，在社会学领域如此，在人类学领域也是如此。赵旭东认为，“野马”的性格意味着一种创造，一种开风气之先。参见赵旭东：《不为师而自成师———围绕费孝通教授的一些作品的阅读与联想》，赵旭东主编：《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②林耀华于1936年在天津《益世报》的《社会研究》专刊上发表《趣味》一文，阐述了“为了读书而读书，为了研究而研究”的治学理念。
③费先生还在本科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1933）中提到史禄国有关中国人种移动与地理之间关系的观点，费先生根据文献也做了有关地理分布的亲迎图。《费孝通全集》第1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169-223页。
④在他看来，研究者应有的，就是研究兴趣做主，凡是一切关于名义、经济等事务上的事情，永远看得很轻，看成我们的工具，不应成为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增加知识。一个实地研究者常会受累于名义、经济等事务上的事情，如何避免这种累赘，是社会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江村通讯》，《费孝通全集》第1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7页。
⑤笔者以为，费先生学术中的“人民”取向，与他的研究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他的研究是从直接进入乡土中国的最底层，即农民开始的，这决定了他的学术关怀一直是下沉到人民的层面的，不论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时期。
⑥在《禄村农田》中，他对于农民的心态也有描述，但1949年至恢复期后很长一段时期，费老很少涉及心态内容，直至1993年的文章。
[参考文献]
[1][26]《费孝通全集》第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4页。
[2][3][8][9][10][11][15][16][17][28]《费孝通全集》第1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4、483、453、454、453-454、332、433、432、457、133-140页。
[4][5][22]《费孝通全集》第1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4、485、233页。
[6]《费孝通全集》第11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7][12][13][18][19][20][21][24][25]《《费孝通全集》第2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8、37、48、1-4、59、57、56、66-67、62-64页。
[14]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缺席的对话）》（1990年7月25日），《读书》1990年第10期。
[23]《费孝通全集》第1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27][29][31]《费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8-465，70、105，103页。
[30]《费孝通全集》第16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