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曾写过一本书，叫做《水木年华》，主要是回忆她的童年往事（还有她女儿的童年往事），那是她独有的、也是她同时代的人们所经历过的往事，比如书籍的饥荒带给她少小时的那种刻骨铭心的讥饿感，这不仅是个人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民族曾经的历史。可以不夸张地说，“灰皮书”、“黄皮书”这些“内部读物”滋养了整整一代人，多年以后在学界崭露头角的不少学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有过这样的经验，崔卫平似乎没有这样幸运，但她对书籍与生俱来的喜欢，她对精神世界的向往使她终于摆脱了大饥荒时代给她留下的影子。
她的专业本来是文艺学，早年研究先锋诗歌，又站在电影学院的讲台上，对诗歌、电影有着更为专业的敏感，但时光流转，她对东欧文学及思想著作的译介、她对许多公共问题的思考引起了读者更多的关注，从昆德拉到汉娜·阿伦特，从伊凡·克里玛到哈维尔再到亚当·米奇尼克，她的视野所到之处，都给我们带来一阵阵新的惊叹。她的感受和她的译笔都很特别，我感到她的精神底子更多的不属于文学抒情，而是建立在哲学背景之上，后来我在她的书房里找到了秘密，就她的个人阅读而言哲学确实要比文学重要，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经典，到新出版的西方哲学，尤其是那些阐述新哲学方法的新书，在她的书架里都能找到。所以，她在思考问题或下笔之时，总是有着常人不具备的那种穿透力，能透过社会、生活的表面找到背后千丝万缕的复杂原由，甚至能抓住并未浮出水面的根系。但哲学在她这里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方法，一个分析背景，一个视角，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教条，更不是那种书斋中吃哲学饭的人可以比拟的。
她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人，虽然她也很善于提出新的说法、新的概念，比如她概括的“布拉格精神”，她主张的“积极生活”，还有“重建社会”，她进而在最近《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培育“社会理性”，她指出：“除非我们从社会生活中开始学习谈判、协商、讨价还价、让步、节制、缔约和守约，让它们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和行为规则，否则，我们不能指望由某个纸上的条文制度能够提供它们。”在她看来社会理性只能是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互相磨合、互相砥砺的结果，而不是虚构、幻想出来的。一句话，她的所有概念、思想都是根植于生活中的，而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
读她的书，从《看不见的声音》、《带伤的黎明》到《积极生活》、《正义之前》，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异域的两个女性知识分子，汉娜·阿伦特和苏珊·桑塔格。当全世界为苏珊的谢世而悲伤的时刻，我的这一感受更强烈了。对知识的诚意，对民族共同体的关怀与责任，特别是能穿透复杂表象世界的思维方法，让我们在一个汉语知识分子的身上隐约看到了苏珊、阿伦特的影子。
崔卫平在《水木年华》中曾经缅怀和感叹失去的“水木年华”，但只要她的精神活力不衰，如同她自己所言，始终保持着对尊严的敏感、对道德的敏感、对人类良知的敏感，她的“水木年华”就永远不会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