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克的爸爸对他儿子帅克及其伙伴的描写满怀深情和毫不留情。这是发生在拘留营里的一幕。身患严重风湿症又一心要为国效劳（天晓得！）的帅克被当做装病逃避兵役送到了这个地方。“好，把什么都脱掉，只剩下背心小裤衩，到第十六号牢去。”在十六号牢里，帅克看见二十个人都穿着背心小裤衩。而要是他们的背心小裤衩不脏，要是窗口没有铁栅栏，一眼看去你会以为是置身一间游泳场的更衣室。“明天有唱把戏看。有人带咱们去教堂听道理。咱们穿背心小裤衩的只能紧贴着讲坛下面站着。简直笑死人了。”第二天，那位将脚后跟的马扎子蹬得铿然作响的神甫果然劲头十足地登场了。20名穿背心小裤衩的光明天使在台下和善地望着他。“我赞成把你们这群人全枪毙掉，你们这群废料。”“你们应当先忙着追求天主，虱子回去再摸也不晚。”新的弥撒开始后，与会的教众微笑地欣赏他们的神甫如何反穿着祭衣，如何不动声色地把整句整句的经文都念乱了。并且实际上把这天的节日也搞错了。这是因为他本人也是一名“新出壳的基督徒”吗？不仅如此。“他喝醉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进一步阐释这些场景所包含的意义，一切都在其中了。令人惊讶的是这是怎样一位奇特的作者，他是怎样毫不费力、接二连三地弄出这种随随便便的笑话？极有耐心甚至是精雕细琢出这些乱七八糟的场面？要不他本人如同帅克一样，“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要不他是许许多多这种“穿背心小裤衩的光明天使”中提炼出来的富有智慧的精华？在昆德拉的那本《被背叛的遗嘱》中，我感到至为遗憾的事情之一是他对自己本民族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家哈谢克只字未提。要说幽默，中欧这个地方用捷克语写作的这位先生真是太够格了，几乎有点过头了。当然因为他写的恰好是一位小人物，发生在帅克身上的每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便又显得那么合情合理。

人们经常提到的是另外一位布拉格作家、用德语写作的卡夫卡。这两个人表面上相差如此之大乃至无法将他们相提并论，而实际上，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个时期，从同一个时代中汲取营养；两个人的出生日期只相差几个星期，去世的时间也相距不到一年，在相隔仅仅几条街道的地方他们度过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当然，他们的确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典范：哈谢克，一个醉鬼，无政府主义者，美食家，嘲笑自己的职业和责任的人，在烟雾腾腾的小酒馆里写作，为了一点啤酒就地把自己的作品卖掉；而卡夫卡，一个素食主义者，绝对戒酒和自我专注的苦行僧，如此着迷于他自己的责任、使命及自身缺陷，活着的时候竟不敢出版自己的大部分作品。后来的布拉格人理所当然地同时接受了这两份礼物：他们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自己能够藐视这种荒谬和以幽默来面对暴力及整个儿是消极的抵抗称之为“哈谢克式的”。就我接触的几位布拉格当代作家霍拉巴尔（1924～1997）、哈维尔（1936～）、斯可沃瑞斯基（1924～）而言，他们更像是骨子里都是卡夫卡，都是那么认真和执着，而在外表上看起来多少都有些帅克的味道。

“悖谬”，当代另一位享有广泛国际声誉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如此称呼这种现象。这些作家身上和他们之间体现出来的悖谬是从这座城市的悖谬精神中生长出来的，而这座城市的悖谬精神则是从她自身的历史中生长出来。在近三百多年的时期内，这座有着迷人美丽的中欧城市屡遭侵犯、屡次被占领、解放、又占领，互相对立的东西在这里来回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意志被引向不同的目标，旧的统治者和新的统治者之间使用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某种不知名的力量把所有阶层的人们带往不知何处，形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布拉格布满了悖谬”，克里玛道。她布满了教堂（被誉为“有着一百个塔尖的城市”），但实际上基督徒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她为自己拥有中欧最古老的大学及拥有相当数量的文化名人而自豪，但这里的人们同时那么轻视学问和厌恶“精英”。最能把悖谬的精神集于一身的是这座城市最权威的建筑物——那座城堡，总统府所在地。从奥匈帝国崩溃以后建立的第一共和国（1918）开始，九位前任总统，有四个坐了三年以上的牢；第五个在牢里度过了不长时间，而另外一个（也许更容易遗忘，因为他在任期间大部分和纳粹占领期重合）死在狱中；后来三位之所以免遭牢狱和受刑之苦，仅仅因为他们逃到了国外。“在监狱和王室城堡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奇特和悖谬！”

再三落入敌人手中的城市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从反复沦丧的地区是否能发展出某种积极的东西？这取决于这座城市人民的素质。他们若是不大批地趋炎附势，不轻易地丧失自己的人格，统治者或占领军的代理人本身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不能得到人民真心拥护的胜利有什么可夸耀的？克里玛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他的这本论文、随笔集《布拉格精神》中指出，作为一座国际化的大城市，布拉格的另一特色是她不夸张。在市中心你不会发现一幢高层建筑和凯旋门，那儿的确有许多宫殿，尽管里面也同样富丽堂皇，但却有着一个毫不起眼的外表，表面上几乎像军队的营房。上个世纪末，布拉格人仿造了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它的原件要缩小五倍，看上去就像是幽默的讽刺挖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喘息期间，他们建了许多学校和医院，却没有造一座辉煌宏伟的议会厅，她的邻居维也纳、布达佩斯都那样做了，可她对此一声不吭。一九五五年，有人树立了巨大的斯大林纪念碑，可七年以后，正是这些人他们自己又把它推翻了。一种比例感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来。捷克生活从不追求夸张卖弄、胡诌乱吹、烟花爆竹、让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性狂欢、娱乐场或大型军事游行。这个地区的人们更倾向于日常生活、市场、季节性节日和简朴的舞蹈。对那些扎眼的、耀武扬威的东西他们本能地抱有厌恶。

卡夫卡在他写于1914年8月2日的日记中只有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将重要的世界崩溃的事件和无关紧要的细节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在旁人看来，总是有些奇特，而它不仅是理解卡夫卡全部作品的一把钥匙，实际上也触及了这个城市的秘密和核心，它扎根于这个城市的命运之中：一方面，欧洲的战争很少有不影响到布拉格这个地区的，欧洲的危机和风暴尤其会造成这个地区的灾难和沦丧，而另一方面，处于危机中的人们仍然过着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视日常生活和私人性领域为最后的藏身之地和避难处，这是他们自我保护和蔑视强权的一种方式。这仿佛在说：我有权不加入你们这些侵犯者的行列，不以任何一种方式增添耀武扬威者的威仪，我也用不着学你们那种腔调和语言说话。用卡夫卡的口吻来说：“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我。”克里玛在指出卡夫卡灵感的源泉、分析他的这位布拉格前辈如何从完全是个人危机（出于捍卫个人写作的自由和对婚姻的恐惧）中产生出他的全部作品后，总结道：“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惑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和真理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而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地上的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会失去他个人的最后凭借，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

此刻我想起人们更为熟悉的那位捷克作家伏契克在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段描述。直到几年前，我才突然理解了它们。伏契克谈到一次他被审，从与世隔绝的监狱世界穿过城里所见到的情景：“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通到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嘻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兔子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些兔子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它们当中抓出一个人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一个角落里去，但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继续带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快乐，带着它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可怕的压力之下但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蒋承俊译）

荒诞派剧作家出身、现任捷克总统的哈韦尔，在他一度身陷囹圄时说的一句话也曾如此深深地打动了我：“信仰生活，也许。”

伊凡·克里玛，对国内读者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冯亦代先生在1995年第八期《读书》上曾介绍过他的一本新作《等待光明，等待黑暗》。他生于1931年，父亲和母亲都来自犹太人家庭。母亲的犹太人背景有些特殊。十七世纪，波希米亚这个地区只允许两种宗教——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许多新教教会不得不通知他们的教徒宁愿采用犹太人的信仰以利保存。当那个时代结束后，原来的新教教徒已经变成犹太教徒。实际上，克里玛的母亲一直自视为一名捷克人，为自己的福音派祖先感到骄傲。但这些并没有使得这个犹太人色彩非常淡薄的家庭（克里玛的父亲是位电机工程师，相信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新的未来）能够摆脱纳粹集中营的厄运。1941年底，十岁的小克里玛和三岁的弟弟随同父母来到泰里茨（Terezin）集中营，在那里一直呆到苏军到来。在这段对人来说是观察和体验世界最强烈的年龄于牢房中度过，给了克里玛不同寻常的看待世界的眼光。他后来反复强调这一点。那是一种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有的刻骨铭心的经验。他的所有朋友——每个男孩和女孩全都进了毒气室，唯一剩下来的一位，集中营囚犯自我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儿子阿瑞尔，十二岁时死在枪口之下。人们“成批地死掉，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灵车上面高高地堆着那些额外的尚未油漆的棺木，人们推着和拖着它们，许多人自己也很快在这样的车子上面告终。每天在大门口，我读着那些不能再活着看到早晨的长长的人们的名单……从那些凹陷、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合上。僵硬的胳膊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于是，作为一名十四岁的孩子，刚出狱时，他被一种狂喜的经验抓住，如此着迷于复仇的思想，屏声息气地聆听广播中宣布的当时那些重大审判，欣喜地数着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死刑的人，这种情况没什么奇怪的，他和周围的大多数人没什么两样。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日后渐渐增加的另外一些经验，他的视角产生了变化:。剥夺别人生命和自由的人是可恶的和不能容忍的，然而从被剥夺得人的经历中也许并非必然生长出真理和正义：因为极端的经验可能使人们的判断力发生倾斜。从一种脱节的立场，一种边缘的眼光，这个世界要比人们在正常情况下看到的有所不同，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而如果仅仅从“受苦经历中得出结论，我们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它们不是把我们带向接近我们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带向相反的方向。对这些人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不考虑到这一点，人们很可能因为身处另一极端，重新犯下由极端和狂热所导致的错误：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打着“拯救”旗号的种种狂热的学说，有的是需要牺牲人民的利益至少是部分人民利益的各种借口。这样一种深远的眼光，对于有着种种相似经验的中国人来说，不啻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份量。

在那种极端境遇中人们损失的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些。克里玛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来说明。在被关押的人们中间，除了有已经被称赞的团结一致的精神以外，还存在经常发生的偷盗行为。在面条生产车间的小偷带一小块擀面团，在菜园劳动的妇女夹带一些蔬菜，而这些都是从其他被关押的人们身上弄走的。克里玛自己和一个伙伴有次则得以进入一间贮藏室，里面放着党卫军从别的囚犯那里偷来的行李，他拿走了整整一只箱子，乃至若干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成功的经验带来的强烈感受。这当然可以被解释为贫困和饥饿，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侵犯者的仇恨，但是，这样一种事实也是不可回避的：当一种犯罪的制度是被允许的，当某些人可以高踞于其他人之上为所欲为，人们普遍地道德水平也势必受到影响，另外一些大大小小的犯罪行为便被视作理所当然。在一种普遍的虚无的情境中，很难有人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实际上，为了生存，人们或多或少地以某种可怕的也是不自觉的方式与之共谋。这就更加深化了他们的危机，剥夺了他们的正当性。当占领军于寂静的黎明时分突然尖叫，点着火把，敲响他们的锅盖和头盔时，许多人也在这一刻被恐惧所吞噬，从而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意志，他们的灵魂。此后即便他们有可能从占领军手中重新夺回权力，从占领军的摆布中解脱出来，也很难说他们必然从那种曾经落到自己头上的恐惧经验中解脱出来。旧的恐惧会产生新的恐惧，新的统治者“将生活在遭到报复、回到自己原先地位的恐惧之中。他们将为自身的行为感到战栗。权力和恐惧相结合将产生狂暴。”那么，那些从外到内都被剥夺的人们怎么办？如何摆脱这个窒息人的怪圈？说到底首先应破除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他能处于权力所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他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情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克里玛这么说。屡遭侵犯而又始终保持冷眼正直的布拉格人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