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早上，给好友石文打电话，想告诉他，蔡先生去了。电话接通的时候，还没有开口，泪水夺眶而出。

每个人的成长中，都有几个人，会深深影响他。对于我，蔡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初识，是在2009年的1月。计划制作一个关于司法改革的系列访谈节目，约了先生在咖啡馆见面。天很凉，蔡先生身影瘦俏，戴着围巾，手里拿着一份公文夹，比约定的时间早几分钟到了。讲明事由，蔡先生提了几个要点。我讲，希望节目在3月份播出，那时两会代表会齐聚北京，如果节目的观点能够影响他们，或许会对提案议案的提出和审议有所推动。听到这里，先生眼前一亮，说“好”，遂讲起一段往事。

《立法法》草稿中，曾有条款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可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规章。蔡先生认为，人身权是宪法权利，岂可由行政机关制定限制规章。但身在人大机关工作，如何能将自己的意见传达出来，并影响法律的审读？2000年 3月，先生与应松年教授联合组织了“立法法问题讨论会”。蔡先生在会上提出，立法法应明确规定“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属全国人大的专属立法权”，经其他学者补充，这一点形成了会议共识。后来，会议发言在《法制日报》全文刊出，在两会代表中引起反响。该意见也被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采纳。

讲到这里，先生笑了。

不久，收到先生的文章《民主仍需启蒙——对梅宁华"民主迷思"感记》。此前，梅宁华发表文章《打破民主的迷思》，核心观点是“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面见先生，才知道，梅文发表后，蔡先生连夜写就批驳文章。先生逐条向我讲，为什么不能拿“印度经济增速不高”说民主不好，为什么不能拿“泰国大乱”说民主不好，为什么不能以“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拒绝民主，为什么不能以“中国民众素质低”拒绝民主。蔡先生说，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

两个小时的交流，对于我，却是最直接的关于民主常识的启蒙。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如何厘清人们对它的误读和曲解，以我既往的知识框架，常常昏昏。先生的话，一如醍醐灌顶。至今，蔡先生的那些解释，依然是我和朋友讨论民主含义时常常引用的话。

后来，这场谈话在电视访谈中再现。我提问，蔡先生作答。现在，我还能回味起先生谈到民主时的坚定和从容。

蔡先生每有文章问世，会发给媒体界的朋友。一次，见到先生，说起他的一篇文章在几家媒体间辗转的命运。蔡先生笑笑说，是啊，一开始某报抢先要了，编辑说很好，要问主编，结果被主编毙了。好在另外一本杂志马上接了过去。这时，那位报纸主编又回头来要稿，我只好说，我要守信用，答应了人家那本杂志自然要给人家。此后，在蔡先生电邮的收件人名单里，我还是能看到那家报纸的名字。

2009年秋，和蔡先生约，希望就预算公开、公民参与等话题做一次长时间的访问。先生很罕见地说，最近有重要的事情要忙，暂时顾不上。如果能等的话，是不是可以一个月以后进行。以蔡先生坦诚的个性，我并不认为，他会有重要又不便对我们言说的公事，却绝没有想到，那时蔡先生已经查出肝癌，正在安排治疗时间。

一个月后，致电蔡先生，先生当即答应，如约而至。令我诧异的，蔡先生剪了短发，形容也憔悴了许多。我们口无遮拦地夸奖蔡先生剪了短发更帅了，先生只是简单一句，刚生了一场病，便转入正题了。现在想，那个时候，蔡先生已经开始进行化疗。录像持续了3个小时，在导播间，我能看到蔡先生挺直的腰板渐渐靠向沙发的一边。我知道他累了，便示意中断录像，请蔡先生休息。喝了口水，静坐一会，蔡先生开口自嘲，身体不像以前那样了。后来，先生还是坚持把采访做完。

几天后，从朋友口中得知蔡先生查出肝癌，我一下子明白了蔡先生那次的婉拒和剪短的头发。打了电话，和石文一起去蔡先生家探望。问到病情，蔡先生说还好，朋友专门从国外带了特效药。自己每天上午去奥林匹克公园散步，中午坚持午休，下午3点左右开始工作，直至深夜。看到蔡先生的从容，我也放心了许多。中间蔡先生接电话，安排出差行程。蔡先生说朋友们有很多研讨会，他要参加，还要去外地讲课。提到时事，蔡先生说正在写北京市政府的评论，为何有钱换马路瓷砖却无钱践诺中小学生课本免费。指指沙发边厚厚的一摞杂志，蔡先生说，最近出来一本新杂志，和你们气质相近，你们可以和他们合作啊。告辞的时候，先生披上外衣，坚持送到电梯口。

我没有想到这会是永别。因为，此后，总是能看到蔡先生新发表的文章，新主办的会议，新发表的演讲。我想，蔡先生应该好起来了。因为我见过很多癌症病人存活5年甚至更长时间以上的。对于蔡先生这样的人，我相信，老天会多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多做一些事情。

22日早上，听到噩耗，我震惊不已。那一刻，蔡先生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面容在我眼前浮现，只是，蔡先生的影像已从彩色变成了黑白。

泪水夺眶而出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是惋惜和感恩。

我相信蔡先生对于中国宪政改革的贡献，我更珍惜蔡先生对我的启蒙。

蔡先生走了。我知道，天上将多一颗星星，在夜里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