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44年7月“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进驻延安。这是中美关系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大事，更是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几十年来，围绕这一历史事件的著作和论文不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在美国，当年参加延安观察组的军人回国后大多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指控为对共产主义斗争不力的人”①。因此，通常给予相当负面的评价。而在中国，则几乎众口一词地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或认为，延安观察组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或认为，延安观察组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根据地的封锁，从而使中共获得了发展的空间；还有的认为，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历史。
几十年来，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档案史料和研究成果有不少。首先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如鲍瑞德的《美国观察组在延安》、戴维斯的《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②和自传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③、谢伟思的《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④ 、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⑤、彼得·弗拉基米的 《延安日记》⑥、高林的《延安精神》⑦、威尔伯·J·彼得金的Inside China 1943-1945：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America’s Mission in Yenan⑧、美籍日裔军人有吉幸治的From Kona to Yenan： The Political Memoirs of Koji Ariyoshi⑨，以及约翰·K·埃默森的The Japanese Thread： A Life in the U.S. Foreign Service⑩。其次是学者的专著，如卡萝尔·卡特的《延安使命：1944—1947 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11、陈敦德的《接触在1944：美军观察组》12。再次是有一部分专题论文和著作也涉及这一领域。
审视这些研究成果和披露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从研究的角度讲，对延安观察组的活动描述相当详细，而对其起源的研究却比较简略，以至于让人难以理解作为资本主义第一大国的美国，为什么要与在野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联系；作为执政的国民党，为什么就这么大方地允许美国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对手共产党的地位和价值；一个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什么原因促使它勇敢地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合作，成功地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并争取到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中国共产党到底凭借什么魅力赢得了延安观察组各位成员的好感和尊敬，以至于后来他们即使遭受迫害也终身不悔，等等。同时，绝大多数中国研究者在资料运用方面过于狭窄，基本上集中于已经翻译成中文并公开出版的几部美国著作，而对大量的原始文件（主要是英文档案）很少利用。因此，视野不够开阔，论述囿于表面而缺乏深度。
近些年来，笔者有机会接触到《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3中国卷（1942—1944），并且与有关当事人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谈话14，从而开阔了视野，得以从那浩若烟海的原始档案和当事人精细入微的谈话中，鸟瞰延安观察组形成的广阔背景和历史进程，窥探围绕如何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胜利这一主题，美国、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苏联三个大国的互动与角逐。这些原始档案与访谈资料为我们展现了延安观察组从提议、磋商、妥协到达成协议，并最终成行的全过程，揭示了这段70年前的秘密。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尽可能使用原始文件及当事人的谈话，以使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档案的原貌。
二、盟国间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所展开的互动
（一）美国转变对华政策，积极介入中日战争
20世纪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持续着力于维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为此，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统一至关重要。151900年，美国与在华各国就恢复中国秩序的谈判中，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表示，“美国长久以来对华政策致力于维护中国和平稳定，维持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确保在华各国相关条约及国际法利益，保护各国与中国贸易公正平等”。1630年代以后，美国虽身处亚太，但对这一地区所爆发的中日战争总体上采取“不干涉政策”。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面对共同的敌人，美国政府内部一部分官员才逐渐感到应停止“不干涉政策”，更加主动地介入中日战争。时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副助理萨斯伯里（Laurence E. Salisbury）在备忘录中表示，盟国政府应改变过去对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本人的忽视态度，考虑加大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他还提到应建议英国政府或印度（当时未受到日军进攻）向中国云南地区派遣小规模部队协助中国抗战，这一做法可以让国民政府感受到各盟国对它的重视和支持。17但美国政界对于国民政府抗日不力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国民政府抗日不力，领导人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美国政府认为，除非采取相关措施，中国将极有可能最终输掉这场战争，而这恰恰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美国政府考虑在罗斯福总统与蒋介石就贷款问题的谈判中，应特别表达美国对中国抗战的焦虑，以往仅仅表面上的宣传是不够的。18
（二）国民党的“保守”作为促使美国寻求新的抗日政党
但事与愿违，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表现总是不能达到美国政府所期望的标准，美国对国民政府及其领导的抗战始终持负面评价，这极大加深了两国政府间的不信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在发给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的备忘录中表示，国民党统治思想保守，总是想着如何保持自身领导权。虽因日军侵略，国民党曾一度与共产党等各党派在爱国主义的促使下携手合作抗战，但1939年后国民党又重拾保守主义政策，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及秘密抓捕等措施，禁止其他党派活动。在国民党内，人治高于法治，领导人之间争权夺利，使得政策制定效率低下。国民党内官僚主义盛行，不鼓励甚至排斥新成员的加入，也不积极吸收新的思想。以上种种行为，都使得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统治持悲观态度。19
美国政府官员认为，国民党内部并非因同一理想信念凝聚在一起，而是人人求得自保，把共同抗日排在第二位，其三才是对蒋介石本人品性的认同。党内成员各自聚合在一起便成为不同的派系，各个派系之间也因成员的性格差异而不同。个人忠诚在决定派系组成及不同派系间关系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应从广义上理解国民党的“保守”，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保守。他们因如何保持自己已有的利益而联系在一起，这一思想已控制了整个中国政府。“保守”日益成为国民党政府自身难以改革的原因，改革的失败也使得国民党“保守”程度日趋加深。20
针对国民政府反共策略，美国密切关注中国政治力量的统一。面对不断收到的国共冲突报告，美国政府多次向国民党表示：“特别针对当下的国际局势，在美国政府一切对华政策中，中国的统一占有决定性作用。”21此外，美国政府断然否定那些称美国官员只支持国民党反共的报道。在外交函件或公开发言中，美国一再强调希望中国人民、各政党、组织的绝对统一。虽然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持不同的意识形态，但美国表示，过去以及当下没有任何反共政策的打算。针对很多对于中共的污蔑性报道及日本将对华作战解释为防止共产主义扩散的说法，美国政府始终持怀疑态度。22
美国急切希望国民党停止“保守”政策，更加积极地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对日作战。但国民党方面一再倒行逆施，美国逐渐意识到中国民众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在美国驻华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思提交的备忘录中，就提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政府不断加深的“保守”策略深感不满。他说，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重要群体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过去几年国民政府的做法使知识分子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蒋介石及国民党在知识分子及全体国民中已逐渐失去了曾经的声望与影响。23
美国将国民政府看作其在亚太地区抗日的重要合作力量，但面对一个逐渐失去民心且内部问题重重的国民政府，美国政府不得不寻找新的能与其合作抗日并取得东方战场胜利的中国政党。
（三）中共的“积极”作为让美国人看到了赢得中国战场胜利的希望
美国在战争初期寄希望于蒋介石与国民党军队，因为蒋介石在重庆联合了各省军阀，还与延安的共产党人组成了“统一战线”。但中国面临的却是一支久经沙场的日本军队，当美国发现蒋介石不能甚至也不想单独打败日本人时，美国便将合作抗战的目光转向了延安，希望将中共的军事力量纳入美国对日作战体系之中。24
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在写给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的备忘录中表示，中共领导的第18集团军约有50至60万人，覆盖了华北及西北大部分领土，甚至在海南也有中共的部队。国民政府宣称中共抗日不力，但实际上中共军队始终坚持抗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国民政府拒绝举行追悼会，以防让更多人知道中共抗战。25美国认为，中共军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且作战经验丰富。中共军队武器装备老旧，大多为与国民党及日本军队作战时缴获得来。虽然武器装备差，但中共得益于山岭地形，得以在华北占有大片土地。26
这一时期，美国所获得的有关共产党的情报，大多数来自于此前到过共产党占领区的外国人。美国驻华代办艾奇逊（George Atcheson）在写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援引与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Bijoy Kumar Basu）博士的谈话称，中共在华北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欢迎，因国民政府对人民采取高压措施，绝大多数敌后战场人民都不支持国民党转而支持共产党。在政治上，中共在其所统治区域内实行政府代表的民主选举，且按照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只占百分之三十。在经济上，中共的税收合理，大力发展合作社及家庭工业，保证了统治区内人民生活用品，防止了像棉花等原材料输往日军占领地区。27
这些报告同时也指控中共的土地政策及对人民的高压管制。美国政府认为虽很难把握这些报告的可靠性，但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共抱有一定的同情，在评估中共影响力与民众对其态度时必须考虑国民党政府数年以来持续的反共宣传及人们向来对共产主义的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共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受到了所控制地区内民众的广泛欢迎。28
针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在与美国驻中国使馆参赞范宣德的交谈中说明，胡宗南部队的持续封锁对中共造成了很大冲击。周恩来表示，若日俄在西北地区开战，共产党大约50万军队能够借这一有利因素抗击日本。但国民政府的持续封锁，使得中共军队无法全身心投入抗战。周恩来希望国民政府能够解除对西北地区的封锁，并且给予共产党军队以武器的支援。虽然周恩来自己也认为这一要求得以满足的可能性不大，但他表示，若国民政府执意封锁中共而不积极抗战，会使自身在盟国面前难以解释。29
1943年7月7日周恩来再次就国共局势与美国外交人员交换看法。周恩来表示，虽然蒋介石对外宣称停止反共，但蒋介石的命令往往不能有效地下达到部队长官，他非常担心重演类似“皖南事变”的悲剧。周恩来告诉美国外交官，国民政府以抗战的名义要挟盟国政府，使其不愿干涉国共冲突。因盟国希望中国坚持抗战，故对国共冲突持妥协态度。30
美国政府还通过在渝情报人员搜集中共抗战信息。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高思大使在发给国务院的函电中表示，通过这份文件不仅看到中共坦诚面对当下越发紧张的国共冲突，且明确表示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应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建立一个既非独裁也非社会主义的民主中国。文件中引述了中共的预测，“在时间问题上，如果苏英美三国今年有打败希特勒的把握，那么中英美三国明年便有打败日寇的把握”。高思将此解读为中共认可“先欧后亚”的世界反法西斯战略，此种观点与国民政府强调的欧洲战场与远东战场一视同仁的看法相比，更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高思在函电中最后表达了对国民党封锁中共的担忧，他认为国民政府在战后会不惜一切手段防止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31
（四）美国为防范苏联与中共接近而支持中共
苏联与日本虽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但美国政府认为日苏两国某一时期仍会爆发冲突，届时中苏两国政府间信任会非常重要，国民政府则表示中共因素是阻碍中苏信任的最大隔阂。国民政府怀疑苏联一直暗中向中共提供支援，屡次抗议却收效甚微。美国对苏联的情况表示关注，国民政府也希望美国能介入中苏关系，在中苏关系上施加更大的影响力。32特别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美国更加关注苏联与中共关系在未来的发展。
美国国务院特别致电美国驻苏联大使斯坦德利（William Harrison Standley），命其关注苏联报纸上关于中共的情报。33同年7月7日苏联报纸Red Star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抗战的文章。斯坦德利在发往国务院的函电中表示，该篇文章在中国政治问题上说辞谨慎，但在军事问题上多次提到了中国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认为游击战将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却未提及蒋介石或国民政府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34
7月13日苏联驻华大使主动与美国驻华代办艾奇逊交换近来对国共冲突的看法。艾奇逊在发往国务院的函电中称，苏联所掌握的国共冲突情报与美方大致相同，但苏联特别提到近日国民政府军队在数十处地点向中共军队开火。艾奇逊表示这是苏联就国共问题第一次主动与美方进行沟通。35以上行为不得不使美方更加怀疑苏联与中共的特殊关系，虽然苏联仍旧对此予以否认。
苏联使馆驻兰州代表康斯坦丁诺夫（Konstantinoff）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否认了有关苏联援助中共的说法。他表示，自己在兰州期间一直拒绝与中共代表见面，但对未来国共关系持悲观态度，认为国民政府对中共的封锁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同时他又指出，以苏联的判断，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苏联现在也无暇顾及对中共提供援助。针对未来苏联是否对日作战，他表示，苏联支持盟国的抗日作战，但苏联主要关注对德国作战问题，至于以后涉足中日战争可能性不大，且不会同意美军使用苏联空军基地对日作战。36
美国认为，苏联在制定政策时首先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为达此目的，扩散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促使周边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结构上与自身相同，这是苏联最大的目标。37长久以来，苏联对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抱有极大兴趣，这些地区也恰好是中共所在地。倘若日苏开战，苏联很有可能会改变过去对中共的政策，加大对其援助军事物资力度。届时，苏联可能会占领满洲及朝鲜地区，而中共会接收华北大片区域。38战后（中国）爆发内战可能性很大，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苏联极有可能援助装备落后的中共而不会对其坐视不管，美国则会因支持国民政府而在国共冲突中与苏联发生摩擦，这恰恰是美国在抗战胜利后应该极力避免的局面。39
三、中共提议与美方反应
（一）周恩来率先向美方发出访问延安的邀请
1942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访问重庆。
周恩来就国共关系问题致电戴维斯，希望戴维斯将函电转交柯里。周恩来在函电中提到，柯里抵达重庆当天，蒋介石特地过江看望自己，询问身体状况如何，特邀自己到他峨眉官邸养病。这是近一年以来的第一次。周恩来表示，他起初不知道蒋介石为什么会突然到访，后来得知当天柯里抵渝，这才恍然大悟。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此举凸显了国民政府十分在意美国的看法，因为柯里第一次访华时，国共关系曾一度缓和。此次访华期间，国共关系也似乎出现好转趋势。函电中特别提到两点：首先，中共希望美国政府加强对租借法案援华物资的监管，确保物资用处得当；其次，欢迎美国政府派一位或数位军事代表访问中共所在区域。中共认为，出于对日本或许进攻西伯利亚的考虑，美国政府需要这一地区的军事情报。基于这一判断，中共认为蒋介石会批准美国代表访问中共地区。40
1943年1月19日美国使馆二等秘书庄莱德（Everett Drumright）到周恩来住所拜访。周恩来告诉他，近来国共关系虽“稳定”，但无实质性进展。过去三年多以来，国民政府从未向中共提供任何武器或经济援助，在江苏、安徽、湖北等地国共军队仍时有冲突。庄莱德临走时表示，希望未来有机会到西安考察，周恩来当即表示欢迎他到延安访问。41
（二）谢伟思首先提议美国派外交官常驻延安
美国希望国共之间能全力合作抗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不但没有发生好转，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当时，谢伟思在重庆的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工作，他从军方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42
1943年1月23日谢伟思在备忘录中表示，根据他过去18个月在重庆、西南地区及西北地区的发现，国共关系的持续恶化应该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谢伟思称，就国民政府领导的表现来看，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统一战线”已名存实亡，情况丝毫不乐观。
军事上，国民党的大量精锐部队驻扎在甘肃、陕西等地封锁中共，而不能参加对日作战。中共军队受封锁的影响，物资极度匮乏，疲于防守国民党的围剿。谢伟思认为，中共控制的区域可以通往内蒙古、满洲及华北日占区，对美国在华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上，中共在华北特别是农村地区拥有相当数量民众的支持，其影响力远远高于国民政府。一旦苏联对日开战，中共会很容易填补日本战败华北后所留下的真空地带，届时国民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
此外，越发紧张的国共局势使本来就极度困难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国随时都面临着国民经济崩溃的风险，这将会极大地影响美国在华利益。
基于以上原因，谢伟思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积极地调解国共冲突，防止局面进一步恶化，尽可能缓和双方关系。
谢伟思称，中共领导人同样认为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施加影响，是解决当前国共矛盾的最有效手段。中共希望美国承认中共在抗日中的地位，并获得美租借法案物资。
谢伟思认为，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应派代表访问中共地区，只有这样美国才能获得有关中共方面更加全面及可靠的情报。通过访问延安，美国才能找到长期困扰美国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主要包括：中共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的政府组织构成，中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共产主义，中共是否民主，与国民政府相比受中国民众欢迎程度如何；中共在税收、粮食征集、兵役及劳力等问题上如何对待民众，中共军事和经济实力对盟国有哪些具体意义，中共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和控制物价，中共经济基础如何，中共是否与日本进行商业交易；中共游击队对于抗战是否有重要作用。只有对上述问题有所了解，才能对当前国共冲突做出可靠的评价。
由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的封锁，美国所掌握的中共情报极其匮乏，即使是已经掌握的情报也大多不符合实际情况且可靠度不高。谢伟思谈道，大多数进入共产党区域采访的欧美记者不能长时间停留且语言不通，大多同情共产党，对国民政府抱有偏见，一般不能客观地报道中共情况。
为此谢伟思建议，应由美国政府派遣一到两名精通中文的外事官员访问中共地区并常驻延安。观察人员不要拘泥于官方教条的指导，而是要通过个人细致地观察中共的实际情况，并发回报告。43
（三）戴维斯第一次与周恩来谈论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
美国与中共就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事宜进行了实质性的磋商。1943年3月16日戴维斯在备忘录中记录了与周恩来的谈话。
戴维斯说，他已经感受到美国与中共合作搜集抗日情报的可能性。周恩来表示，中共非常乐意与美国进行情报合作，但在重庆所能得到的日方情报少之又少，而中共在华北、满洲、长江流域等地区有稳定的情报来源，只有美方派遣人员驻扎中共区域，才能使双方的情报合作取得实质性效果。
周恩来再次重申了1942年夏天邀请美方访问延安的意愿。周指出，若美国致力于协助中国在华北地区进行抗日斗争，现在就应搜集该地区情报，以备美军将来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修建军用机场。周特别强调，美方空军官员重点评估在陕西及山西修建机场的可能性。周还建议，应在协商派驻观察组事宜的初期就告知国民政府，观察组将成为常设机构，这将有利于后续美方军事人员进驻华北开展航空与地面情报搜集工作。44
戴维斯预计最迟在1945年夏天以前观察组能够进驻延安，数周之后再由延安前往莫斯科，以进一步调查苏联与中共关系。45
同年5月周恩来就观察组事宜再次致电范宣德。周表示，苏联因忙于对德作战，近期进攻日本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应为将来苏联可能对日作战进行准备，因此应提早派遣观察员进驻华北搜集情报。周认为，结合美军情报工作及苏联对日作战，中国军队将有机会自华北进入满洲以南地区。46
（四）戴维斯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派出美军延安观察组
1943年6月正在美国的戴维斯就派遣观察组的必要性写了一份详尽的备忘录。戴维斯在对比分析国共双方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在战后极有可能爆发内战，届时苏联将支持中共，美国则会因支持国民政府而与苏联形成对立。对此，美国急需全方位地了解中共的政治及军事实力。
为此他建议，美国在中共区域建立领事馆并派遣军事观察人员，且美国今后制定的政策都应在获得更多的中共政治与军事情报的基础上才能实施。47
备忘录指出，据美方军事情报，当前中共控制区域约12万平方英里（31万平方公里），人口2500万，其中八路军人数6—10万人。虽然中共宣称八路军人数超过10万人，但美方认为这一数字略有夸大，应为包括正式部队及民兵人数。据最近到过中共区域的外国人回来所说，中共所奉行的是非正统共产主义，政府行政可靠并实行民主选举，私人经济自由得到相对保障，且中共土地政策受到民众普遍欢迎。戴维斯还表示，虽没有确凿证据，但相信大多数中共非军事领导人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仍会采取亲苏政策。他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比，受群众欢迎程度大大不及后者。蒋介石虽身居高位，但已经成为一名腐败政府的“政治囚犯”，在不打破当前平衡的前提下，无法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国民党虽已意识到共产党受到民众的极大欢迎，但仍旧不能答应中共要求，因为国民党知道一旦接受了中共的诉求，自己将不得不面临失去权力的危险。而反观中共，他们也无法接受国民党以解除自身武装为条件的邀请，因为这样必定使自己走向灭亡。48
戴维斯预测，若在抗战时期爆发国共内战，在双方都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除非国民党军队因抗日消耗殆尽，毫无疑问中共将成为失败的一方。但在当前局势之下，内战爆发的可能性很小。国共内战极有可能在抗日结束后爆发，那时中共必将寻求苏联援助。苏联在对德作战结束后很有可能会援助中共，因为那时苏联已不再需要与蒋介石政府合作，而斯大林希望中国由亲苏政府执政，因此苏联过剩的军火也可以出口给中国。得到苏联武器及技术支持且广受欢迎的中共，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一旦中共获得胜利，中国与苏联将在亚太结成联盟，并成为亚洲及整个世界的不稳定因素，这是美国所极力避免发生的事情。49
戴维斯认为，美国应停止对国共冲突的“不干涉政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国共之间的冲突，这都要基于观察组对中共更进一步的了解。
他说，自1938年以来没有任何美国官员或军事人员到过中共区域，有关中共的情报大多来自于到过那里的非官方人员。虽此类情报持续且基本准确，但不足以成为美国官方采纳的可靠信息。倘若中共对苏联态度发生改变，美国能否及时且准确地获得中共情报，将显得极其重要，所以观察组人员将是担负此任务的不二人选。
他转引周恩来的意见，说周数次向我方表示派遣观察员的希望，蒋介石很有可能不会同意美方向中共派遣观察员或建立领馆的建议，但若我们以调查在华北日占区美国人情况为理由，蒋或许会批准。
戴维斯强调美方应对蒋介石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蒋及其支持者不敢冒失去美国援助的风险，即使万不得已国民政府不与美国合作，美国也能实现在亚洲打败日本的目标。除中共政治情报以外，美国还应搜集中共八路军及游击队的确切情报，以此评估其抗日效果及未来内战爆发后的大概实力，也可据此估计美国在华北抗日所需要投入的程度。
戴维斯详细说明了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军事原因：首先，华北抗日战略意义重大，美国需要在此搜集情报以满足作战需要；第二，美国在华北还未修建机场；第三，日军主力集中于华北及满洲地区，上述地区将成为美国对日作战主要区域；第四，基于以上三点，美军需要获得华北地区的第一手情报，并且美军准备在华北从事对日破坏活动。
基于以上分析，戴维斯的结论是国民政府或许会同意美国向延安派驻观察组。
在备忘录最后，戴维斯提出，由于美国驻重庆外交官在与国民政府谈判中的分量，美国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申请应当由华盛顿的高层人士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观察组中应当配备军事人员，这需要向中缅印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提出申请。戴维斯认为史迪威会予以批准。50
（五）美国政府与国民党军方的沟通
此后，美国官员与国民政府军队方面进行了沟通。1943年9月2日谢伟思在备忘录中记录了国民党第22军军长邓宝珊与史迪威就国共关系谈话的要点。
邓宝珊认为，当下国共军队在陕西边境地区的紧张局面是由双方误会所造成的。该地区国民政府并未增派部队而只是一般性换防，且由于国共紧张局面造成邓在华北及内蒙的中国军队未能有效抗日。中共军队有利于抗日，美国应派遣观察组进驻华北搜集对日情报并协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使国民政府与中共从政治分歧转向合作抗战。国共军队僵持使双方都不能全力抗日。国共矛盾短期内不会得到解决，但若国民政府意识到联合抗战的重要性，双方军事合作是有一定可能性。
邓宝珊强调，观察组进驻中共及周边区域，会突显美国对华北抗战的重视程度。此行为既能促使国民政府全面抗战，又能保障中共军队在前线抗日之时后方不会受到国军骚扰。
谢伟思表示，邓主动就观察组事宜提出会见史迪威，这是国民政府军方第一次提出类似设想。51
四、罗斯福与蒋介石就派驻延安观察组的函电讨论
（一）戴维斯提议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提出派驻请求
由于派遣观察组事宜进展缓慢，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在备忘录中再一次说明了派遣观察组的重要性。首先，中共数次表示欢迎观察组到访，美国应抓住这个机会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以防未来中共态度发生变化。第二，蒋介石持续封锁中共，这会逼使中共转向寻求苏联支持，美国派出观察组能打破这一局面，促使中共减少对苏联的依靠。此外，美国还能通过观察组评估蒋介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欲以武力解决国内矛盾。
在备忘录最后，戴维斯表示派遣观察组事宜应由罗斯福本人向蒋介石提出申请，而非一般外交或军方渠道，只有罗斯福总统才能使蒋介石接受美方的申请。52
这份备忘录最初呈交给史迪威，戴维斯又于1月24日传给了国务院，后者于2月2日获得来电。
（二）罗斯福致电蒋介石首提派遣延安观察组
1944年2月10日罗斯福本人即向蒋介石发电，第一次提出美方派遣观察组的意向。“日本陆军主要之集中地点在华北及满洲，吾人今当开始准备粉碎日本坚强之兵力。现时关于敌人在华北与满洲之情报异常缺乏。为增加此等情报之流通，为考察研究此后作战之策划，下列措施似属十分必要：即立即派遣一美国观察团至陕北、至山西、以及至华北其他必要之地区。”53罗斯福希望立刻派遣观察组，但对于蒋会否同意他还捉摸不定，故罗斯福在函电最后少有地以问句结尾：“我能否在此事上得到您的支持与配合？”54
关于戴维斯备忘录提出派遣观察组问题，美国国务院也进行了认真的考虑。远东司副司长包兰亭（Joseph W. Ballantine）在2月15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就观察组人员构成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包兰亭认为，除军事人员外，还应派遣外事人员以对中共地区进行政治观察。因为从政治角度来看，当下是评估国共在未来是否发生冲突可能性的关键时期。他希望国务院将意见传达至美国陆军部，以便双方在观察组人员构成及其他细节上达成共识。17日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回复包兰亭，允许派遣政治观察员，令包兰亭就此事与陆军部联系。55此外，副国务卿斯特蒂纽斯（Edward Reilly Stettinius Jr.）致函高思，询问其对观察组人员构成问题的看法。5619日高思回电斯特蒂纽斯，推荐谢伟思作为外事人员出任政治观察员。57
2月22日蒋介石回电罗斯福，表示将尽量协助美军观察组来华事宜，且已通知军政部就此事与史迪威联系，但明确表示观察组只能在“中央政府政治力量所及以及敝国军队驻扎各处”进行活动，58委婉地抵制了美国政府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意向。
（三）罗斯福再电蒋介石
斯特蒂纽斯于28日致电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表示虽然不清楚国民党是否会同意观察组访华，但美方仍需尽最大努力促使观察组成行。斯特蒂纽斯就观察组人员构成一事询问史汀生，强调除军事人员之外，还应包括谢伟思等外交官作为政治观察员。斯特蒂纽斯希望在双方还未就观察组派遣进行实际工作之前，战争部能及时向国务院报告马歇尔将军对于观察组一事的意见。59他说，蒋介石在函电中提出观察组只能在中央政府及军队控制区域活动，但马歇尔认为如果美国能够进入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将会得到更多有价值的情报。60
在斯特蒂纽斯的力荐下，罗斯福于3月1日再次致电蒋介石，表示“华北及东北地区应是日本重要军事情报最丰富的地区，因此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观察组能进驻上述地区进行活动”。61
3月7日史汀生电告国务院，说明办理观察组一事的进展情况。白宫已经与蒋介石进行了沟通，但蒋介石对观察组访问区域有所限制。蒋介石与史迪威在渝的参谋长贺恩（Thomas Guerdon Hearn ）就观察组访问区域进行了交谈，明确表示将中共区域排除在外。62
3月22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高思致电美国国务院，其中提到何应钦就观察组一事向史迪威列出三点注意：第一，因中国内政问题尚未解决，所以观察组不能前往延安；第二，观察组人员构成及访问区域等需提前向中方沟通；第三，需有中方人员作为观察组向导并安排相关事务。63
4月22日高思再次在国务院的函电中提到何应钦就观察组一事发表意见。何应钦表示，中共屡次违反国民政府命令，且国民政府不能接受观察组代表美国访问延安。美国若想搜集日军在华北情报，可通过第一、第二、第八战区获得相关信息。
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在与范宣德的谈话中也表示，美国派遣观察组进驻延安一事欠缺考虑，美方在重庆就能获得所需信息。64
五、中美双方就派驻延安观察组举行会谈并达成协议
（一）华莱士衔命访华
美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于美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重要性，同时也已经明确了蒋介石拒绝与中国共产党接触、极力阻挠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态度。面对这一局面，美方仍坚持积极推进派遣延安观察组。
谢伟思在备忘录中总结，延安经济实力与自给能力持续增长。中共在过去几年中得到长足发展，获得人民的普遍支持。基于以上因素，中共军队实力有所增加。观察组若能进驻延安，必将获得中共在情报搜集、外出调查、日本战犯审问、美国空军救援等事务上的大力协助。65
6月15日华莱士访华前夕，美国国务院电告高思，让其在恰当机会与蒋介石面谈，表明美国对于派遣观察组的看法。国务院希望高思促使蒋介石同意美军方人员与中国军队进行实质性合作且能独立地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国务院表示在与蒋会面时，高思应强调美国纯粹是出于军事目的，以加深中美在情报搜集与军事上的合作；优化军事物资与人力配置，并改善中国国内及国外政治关系。66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飞抵重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访问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主要随行人员为美国务院中国司司长范宣德、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外经济联络处对外供应科首席联络官阿扎尔 （John N. Hazard）。华莱士中国之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一再拖延的蒋介石施加压力，以促成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尽快成行。
（二）华莱士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
1944年6月21日下午5时，中美双方在蒋介石官邸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华莱士向蒋介石转达了罗斯福总统关于国共问题的看法。罗斯福认为，国共都是中国人，是朋友关系，而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罗斯福还表示，如果国共不能达成一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并且表示他可能充当那个朋友。67
（三）华莱士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会谈
1944年6月22日下午4时30分，双方第二次会谈。
针对派遣观察组问题，蒋介石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中共拥护且服从国民政府领导、中共军队并入中国军队。第二，将共产党控制地区变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中共答应上述要求的前提下，美国军官就可以如所邀请进入华北，但不得和共产党人发生直接联系，而是将在中国政府的名义下去训练“转变了的”共军。68
蒋介石向美方提出，美国对于共产党应采取“冷淡”态度。蒋介石说：“美国军队希望中国所有军事力量都能用于抗日，但是美军却不了解共产党对中国政府所构成的威胁，并且过高估计了共产党抗日的作用。”
华莱士当即问蒋，是否可能获得一个“较低”水平的谅解，好让北方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范宣德接着问蒋：“如果（美国）现在就把美军情报人员送到共产党地区而不必等到取得协议以后，这样蒋主席认为将产生什么反面的效果？”
蒋回答：“欲速则不达，请你们不要逼吧，请你们认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里并没有什么用处。”69
为了说服蒋，当天晚上华莱士与范宣德认真商量，准备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强调观察组进驻延安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而非美国政府对中共感兴趣。
（四）华莱士与蒋介石的第三次会谈
6月23日上午9时，会谈继续进行。华莱士谈道，鉴于当前远东战场形势，应采取一切措施减少美国士兵的牺牲。华莱士认为，美国陆军情报组进驻华北能够收集情报，以此拯救美国飞行员的生命。范宣德接着向蒋介石指出，驻扎在成都的B-29轰炸机队特别需要得到情报支持。他强调，美军对共产党丝毫没有兴趣，但是当下迫切需要中美合作以驱逐日本。范宣德希望蒋介石将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的问题和美军取得情报的问题分开处理。
蒋介石改变了前一天的态度，表示美方可以派遣观察组进驻中共区域，但必须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支配而不受美国陆军支配，并且必须有中国军官随行。70上午的谈话于11点结束。
（五）华莱士与蒋介石的第四次会谈，双方达成协议
23日下午5时，会谈继续进行。其间，华莱士接到罗斯福来电，要求他敦促蒋介石批准陆军观察组，中缅印战区弗里斯（Brigadier Benjamin G. Ferris）准将亦出席了下午的会谈。71
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除华莱士与弗里斯之外，还有美方代表范宣德、拉铁摩尔、谢伟思。中方代表为蒋介石、宋子文（翻译）、王世杰及宋美龄。
会谈开始后，华莱士向蒋介石宣读了罗斯福发来的电文，电文中罗斯福再次强调美军派遣延安观察组的必要性。
蒋介石作了肯定答复并表示，派遣观察员应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办”，这是他唯一的条件。
美方表示同意。华莱士说，此次情况特殊，应将这个条件明确一下。双方最终同意以“倡议”表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美军观察组之间的关系。
弗里斯将军亦与蒋介石进行了详细谈话，双方商定观察组尽快成行；观察组人员约20人；有独立通讯设备并与美军总部保持直接联系；观察组情报需提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观察组享有完全活动自由；国民政府不派遣翻译及联络官与观察组随行。
此外，拉铁摩尔提出，蒋介石在批准美军进驻延安的中文命令中明确已给观察组完全活动自由，蒋介石表示同意。
弗里斯亦请求将决定通知何应钦以免产生误解。蒋介石说他将立即向何应钦发出指示，请弗里斯与何一同讨论观察组细节问题。蒋提出不会有任何耽搁，观察组事宜一旦准备完毕可立即出发。
蒋还就美方使用的名称提出异议，认为不应用罗斯福总统函电中的“观察使团”（Observer Mission）一词，而应用“观察组”（Observer Section）。在座美方代表同意了此项修改。
最后蒋介石再次向华莱士总统表示其对观察组完全独立行动的肯定态度，但同时表示不能保证中共会以相同态度对待美方，这需要美方自己与中共协调。
华莱士总统与弗里斯将军就蒋介石的提醒表示感谢。
28日华莱士通过美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George R. Merrell）致电罗斯福，表示观察组已获得蒋介石批准，能完全独立地进行活动并访问华北及中共控制地区，一旦准备完毕观察组即可成行。72从1942年周恩来提出邀请美方访问延安到1944年华莱士访华，美国经过一系列努力，终于成功获得国民政府同意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围绕赢得东方战场的胜利这个核心问题，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与中国（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各派政治力量）进行角逐的产物；也是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美国、苏联力量进行角逐的产物；从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的直接联系的军事行动，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重大事件，更成为中国共产党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标志和与美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注释】
①［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万高潮、卫大匡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②［美］约翰·佩顿·戴维斯：《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罗清、赵仲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③John Paton Davies Jr.， 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④［美］约翰·S·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王益、王昭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赵仲强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⑥［苏］彼得·弗拉基米：《延安日记》，吕文镜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⑦［美］高林：《延安精神》，孙振皋译，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⑧Wilbur J. Peterkin， Inside China 1943-1945：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America’s Mission in Yenan， Kentucky： Gateway Press， 1992.
⑨Koji Ariyoshi， From Kona to Yenan： The Political Memoirs of Koji Ariyosh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⑩John Emmerson， The Japanese Thread： A Life in the U.S. Foreign Service， New York Cit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11［美］卡萝尔·卡特：《延安使命：1944—1947 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陈发兵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12陈敦德：《接触在1944：美军观察组》，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是由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特设的编辑部门——历史学家处（th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负责编辑、美国国家出版局文件管理处（Superintendent of Documents）出版发行的大型官方外交史料档案集。它对研究中美关系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寻找“丢失中国”的责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插手《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的编辑，因此1942—1949年的档案史料特别丰富。
141995年7月周勇赴美国做访问学者，与谢伟思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访谈成果以《不要忘了延安精神——访谢伟思》为题，发表在《红岩春秋》1997年第5期。
15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p. 250.
16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ransmitted to Congress， December 3， 1900，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2， p. 290.
17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p. 192.
18Ibid， p. 191.
19Ibid， p. 213.
20Ibid， pp. 213-214.
21Ibid， pp. 243-244.
22Ibid， pp. 248-249.
23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p. 252.
24 ［美］高林：《延安精神》，第6—7页。
25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p. 308.
26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p. 373.
27Ibid， pp. 279-280.
28Ibid， pp. 280-281.
29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p. 199.
3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p. 278.
31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pp. 228-229.
32Ibid， pp. 236-237.
33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p. 255.
34Ibid， pp. 282-283.
35Ibid， pp. 283-284.
36Ibid， p. 308.
37Ibid， p. 317.
38Ibid， pp. 315，318.
39John Paton Davies Jr.， 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 p. 213.
4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pp. 226-227.
41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pp. 192-193.
42［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25页。
43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pp. 193-198.
44Ibid， p. 214.
45John Paton Davies Jr.， 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 p. 210.
46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p. 231.
47Ibid， p. 258.
48Ibid， pp. 259-263.
49Ibid， pp. 263-264.
50Ibid， pp. 265-266.
51Ibid， pp.329-330.
52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China，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pp. 307-308.
53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下册（抗战时期中国外交），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1页。
54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China， p. 329.
55Ibid， pp. 330-331.
56Ibid， pp. 336-337.
57Ibid， pp. 345-346.
58Ibid， pp. 348-349.
59Ibid， pp. 356-357.
60［美］卡萝尔·卡特：《延安使命：1944—1947 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第27页。
61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China， p . 367.
62Ibid， pp. 373-374.
63Ibid， pp. 383-384.
64Ibid， p. 413.
65Ibid， p. 434.
66Ibid， pp. 103-104.
67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下册（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第1343页。
68同上，第1347页。
69同上，第1348页。
70同上，第1349页。
71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China， pp. 460-462.
72Ibid， p. 234. 中心的解放政治理念依然是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