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今年上海市春节团拜会上，向我们提出了浦东开发要搞得更好、更快、更大胆的要求；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朱镕基同志在团拜会上也强调：要更高地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更快、更好、更高、更大胆，就是要求我们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完成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宏伟事业中，思想解放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

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已经就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而又实实在在的新思路。

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提出了要突出"机制转换"的改革新思路。他认为，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的第一轮改革偏重于放权让利和物质刺激，这在当时是必要的；90年代新一轮深层次的改革则应把重点转到经济机制的转换上来，形成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机制、淘汰机制和高效率的宏观调控机制。否则，什么破产法、分税制、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统统都无从谈起。

又如，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黄奇帆提出了"三个先行"的扩大开放新思路。他强调，浦东开发并不是前10年崛起的5个经济特区和14个开发区开发模式的翻版，它要从上海的实际出发，围绕局部再造城市功能，着重抓好金融、贸易、基础设施"三个先行"，推动资金融通，商品流通，城市交通的超前发展。有外电评论：这些做法将"使浦东开发一下子站到按现代化国际经济规律运作的高起点上。"在七中全会闭幕后紧接着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五届十一次全会，更是就上海90年代经济振兴提出了不少新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全会强调要敢于冒一点风险，大胆利用外贸进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要紧紧环绕适应对外开放，提高城市综合功能的需要，调整改造传统工业，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努力把上海建成万商云集的商业中心，辐射全国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等等。

这些新思路，有的是前十年未曾涉及过的新领域，有的则反映了改革由浅层次向深层次的转换和拓展，有的则是对前一轮改革中某些已见成效的发展模式的升华。新思路的不断提出，反映了人们对更深层次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思考。同前10年相比，90年代的改革开放将大大拓展和深化。以搞活经济而言，如果说，前10年我们较多的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资经济等等；那么90年代的改革则要把重点放到搞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脊梁的大中型国营企业上，要打好这场难度更大、覆盖面更广、意义更为深远的"攻坚战"，没有新思路、新招数不行，简单地套用80年代改革中的某些做法也不行。七中全会号召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敢于冒风险，就是鼓励我们要勇于创新、敢于开拓，既不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做束缚手脚的教条，也不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某些做法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毫无疑问，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阶段涌现出来的种种新思路，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是对七中全会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2条基本经验的实践、发展、丰富和完善。

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就很难搞上去。

邓小平同志说过："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让我们以此作为座右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漫长征途上，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解放思想，永远开拓奋进！

（原载1991年3月2日《解放日报》，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