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相当多的文化事件，其根源当然有大的时代背景，但多数人的“宁左勿右”思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遇事不顾事实，凡事往“左”说，小事往“大”说，最后必然导致人人自危的结局
我们现在见不到毛泽东和陈寅恪有直接关系的材料，除了人们熟悉的陈寅恪《给科学院的答复》中提到过毛泽东，还有就是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他问起过陈寅恪。那么毛泽东对陈寅恪的印象如何？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湘政声极隆，按一般逻辑推断，毛泽东应该清楚陈寅恪的家世并对他有所了解。我过去多次在相关文章中引述过潘国维撰写的《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这则材料（《内部参考》第282期第141页），毛泽东平时很注意新华社的这个期刊，经常有批示，从逻辑上判断，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应该大体了解陈寅恪对新政权的态度。
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开始时，陈寅恪极端反感。当时新华社记者曾向上反映，在中山大学，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其中特别提到“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同年底，陈寅恪还写《无题》一首，再次对这一事件中许多人的态度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按一般逻辑推断，毛泽东应该看过这个材料。
到了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选举中，陈寅恪能不能当选就成了问题。当时科学院负责此事的是山西人张稼夫。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回太原，做了一个口述回忆，由李束为和黄征记录，黄征后来做了太原市委宣传部长。这本书出版时用了《庚申忆逝》这个书名。张稼夫回忆，对于学部委员的选举“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的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的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见该书第131页）政治家总是比一般文人要有气量，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在这件事上，毛泽东表现出了他政治家的气度。
众所周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其深义不在俞平伯和他的研究，而在清除胡适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影响，用当时的话说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1955年5月11日，中宣部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对为什么要批判胡适分析得相当清楚，简单说，就是胡适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太大，这个报告同时还提到，除了胡适外还要注意批判的三个人，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张东荪，还有一个是张君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收有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批示：“刘阅后照发”。刘是刘少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对中宣部的报告有一个简略的概述，按严格的学术规则，本来应该将此报告原文附上，而现在没有原文附出，一定是编者认为报告中有不适于当时公开的内容。（详情见该书第141—142页）。
1955年6月，中央同意并批转了中宣部的报告。批示中说：“中央同意中宣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望加研究，并据以指导本地的运动。”（《宣传通讯》1955年第19期第38页）
在这个报告中特别提到，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个别的人，如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则在去年12月的讨论会上公开发言为胡适的‘学术成绩’辩护，并要求中大校刊发表他的发言稿（该刊发表了他的发言稿，并发表了批评文章）。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则更恶毒地污蔑这次批判运动，骂别人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第40页）显然，中宣部的报告来源于新华社的材料，因为引述原文相同，可以判断为同出于一个信息源。我们做个简单分析：
中宣部报告比原来新华社材料对陈寅恪的判断更严厉，用了一个全称的肯定判断：“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则更恶毒地污蔑这次批判运动”。毫无疑问，这个判断是中宣部起草报告时加上去的，新华社的材料中没有这个提法。依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惯例，如果是毛泽东修改的，编辑会特别注明，现在没有注明，至少说明对陈寅恪说法的定性不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但毛泽东默认了报告中对陈寅恪的定性，如果不认可，毛泽东会删除。这个事例提醒人们，高层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判断，其实主要依赖下层提供的基本信息，因为对日理万机的政治家来说，他们不可能关心到很多事物的细部。如果中宣部在报告中不用“更恶毒地污蔑”，作为一般工作报告，也无不可，但如果用了，高层有可能不留意，有可能就自然认可，以后事情就会向坏的方面发生极大变化，有些小事就变大了。
现在的问题是，中宣部起草报告的公务员何以会对陈寅恪这样仇视？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推测，就是起草报告的公务员这样写了，他们要先报给胡绳秘书长（也有可能这个报告就是胡绳起草的），胡绳要报给周扬副部长，周扬要报给陆定一部长，而事实是在这个环节中，无人不是以“宁左勿右”的方式行事，在这三个环节，其中任何一人都可按工作惯例（这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且不要承担太多政治上的风险，因形容词的使用在例行公文中并不是必须的），自然删除“更恶毒地污蔑”这几个形容词，但事实是没有，而处在这个环节中的胡绳、周扬、陆定一对陈寅恪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位文化高官改革开放后均以思想开明著称，而早年的思维却“左”得可怕，他们后来也受了这个思维的害。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相当多的文化事件，其根源当然有大的时代背景，但多数人的“宁左勿右”思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遇事不顾事实，凡事往“左”说，小事往“大”说，最后必然导致人人自危的结局。幸亏陈寅恪声望太高，高层还保留了一点基本的敬意，如果是一般的学者，光报告中的那几个字，传达下去，可能就要了命了。
soho小报2010年第九期
